没有人可以独立于环境谈成长，所以在走近李商隐的诗歌前，我们得先聊聊他所处的时代。

昨天，我说他生活在一个朝代的边缘，但仅从时间轴上看，这个说法不严谨，毕竟自他去世到唐王朝覆灭尚有五十年的时间距离。我所说的边缘，更多是指他所处的王朝已经进入了活力减退的大周期：从朝局，到国民，再到军队，无一例外地都在走向“内卷”——这种感觉有点儿像黄昏，褪去色感的大趋势里，所有人和事都在慢慢模糊、趋于同质，产生新事物的可能性也随之逐步衰减。置身其中，想做事的人可能更有呼唤同道的冲动，但随着四周渐渐黯淡，他们对回声都不再敢心怀期待。

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在描述这样的衰世，后推及清代，龚自珍有一句“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也是同样：眼睁睁大暮将至式的表述本就是时代感受，而非个人所感。黄昏中的志士最痛苦——看得越高越远，就越容易增生绝望。而李商隐所处的晚唐，就恰是这样的时代。

中晚唐之间存在着一段量变积累的尴尬压力带，并没有清晰的分界。虽然课本通常告诉我们白居易、元稹是中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是晚唐诗人，但这两代人的年龄差不过在二三十岁之间：杜牧与元稹曾同朝为官，传闻和蜀妓薛涛有过往来；李商隐和白居易关系也很好，是一对互相欣赏的忘年交，还有过白愿来世托生为李儿的戏言。所幸我们今日并不需要给唐朝做断代——看生平，倒还是忘记时代界限会更清明些。毕竟时代不过是后人收殓死去时间所用的棺椁，而对个人来说，不存在任何跨越，只有源源不断的遭遇。

今天，我们就从李商隐的视角出发，捋一捋他所经历过的唐朝发生了些什么事。

谈李商隐避不开著名的“牛李党争”。它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十多年，几乎笼罩了李商隐的一生。而这粒种子埋在李商隐出生五年前——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

这一年，牛僧孺和李宗闵两个年轻士人应考贤良方正制科，在试卷上针砭朝政，引起时任宰相李吉甫的不满。宰相认为此二人用意不纯，是求名取巧，遂在考试流程上寻了个由头，以主考官有徇私之嫌为名中断了选拔流程——彻查举证需要时间，两个士人随即在这次选拔中轮空。这番操作激起了朝堂上的众怒，许多大臣为此上书弹劾李吉甫嫉贤妒能，事态愈演愈烈，终以宰相被贬为淮南节度使暂告结束。

当角力变成混战，赢家也便不复存在——这个不是结局的结局，就是牛李党争的前传。牛党领袖正是牛僧孺和李宗闵，而李党所附则为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元和二年的这点积怨，将会在十几年后慢慢生根发芽，对唐王朝的覆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商隐出生在元和七年（812年）。这一年，唐王朝还在正常运转，白居易也尚是满腔热血、一心要有所作为的直臣。等到二人结识时，白居易已是回归佛系、满口“鸡汤”了。

李商隐的父亲名叫李嗣，从名字不难看出这家人对人丁的渴望：李家这一支从李商隐太爷爷一辈就持续着血脉单传，每代只得一个男丁，且都是生完独子不久就去世，留妻子守寡将下一代拉扯大，再走向同样的命运。李嗣这代也没能逃开家族的魔咒。正值壮年的他突发急病死在江南一位官员的幕府中，这年，儿子李商隐只有十岁。

由于父亲去世，这个半大孩子不得不立刻担起当家长男的职责。而他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立刻离开全家生活多年的江南，回河南老家安葬父亲。千里迢迢回乡落葬后，父亲幕府所得资财亦已耗费殆尽，离乡多年，老家田宅亦多荒失，我们可以想象返乡之后，李家这段日子的艰难。

童年的窘迫与对死亡的恐惧支配着李商隐的一生，也影响着他的创作——他的诗总是缺乏相信感的，即往往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虽然他时常用华美的道教意象加以掩饰，但其擅于依附与吸纳的情感内核，终究与盛唐诗人的自得自洽截然不同。

守制期满，李商隐立刻靠着江南开蒙打下的基础找到了一份兼职抄写员的工作，间歇也帮人做些舂米之类的体力活儿，为母亲减轻养家的压力，即所谓“佣书贩舂”。虽然生计艰难，他却始终没有停止读书，遇到难解之处也常向一位远房族叔求教。他始终盼着能通过科举进入朝廷，为母亲博一份安稳，而为了前途，他更练就了一手很好的骈文——甚至好到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本是写古文起家的。

这段时间，朝中的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也都成长了起来。李商隐十岁这年，时任户部侍郎的牛僧孺和中书舍人李德裕同时获得了拜相的机会。在时任宰相李逢吉的偏袒下，终是牛僧孺胜出，李德裕则被外派为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错失了第一次机会。

回过头看，李德裕其实志向很高，是一位讲实干的官二代。去浙西后，他并没有气馁，不但率先节衣缩食，大刀阔斧整改军队，还几次上疏为民请命，反对朝廷的无理摊派，把江南治理得很好。几年后，李德裕又遇到了一次升迁的机会，他志在必得，却偏巧李宗闵联络宦官做内应，抢先一步当上宰相。这次，再度和拜相失之交臂的李德裕又被外放成了郑滑（治今河南滑县）节度使。

一连两番交锋后，双方的竞争逐渐导致了成见。

事实上，牛李党争到底是否该以牛李冠姓，学界尚说法不一——如唐史专家岑仲勉就认为“牛有党，李无党”：岑老认为李德裕作为家中几代都以恩荫入朝的相府公子，是讲门第、重身段的贵族，性格比较清高。他看不上同朝士人在所难免，气愤牛、李之争连累父亲，阻碍自己晋升也在情理之中，但结党拉踩之事不见得会——所谓李党的形成，更可能是一批朝臣前来依附，而他没有拒绝。另一边，牛僧孺、李宗闵科举起家，同科间帮衬勾连、形成派系的可信度则相对较高，但实则后人的理解也有偏差：牛党之所以叫牛党，主因在资历，牛僧孺被视为党魁是因为他先当了宰相，但真正与李德裕结怨的，是党派意识比较强的李宗闵。依此说法，“牛李党争”实际上是李宗闵操作，牛僧孺默许跟随，李德裕卷入接招的一场政治攻伐——但无论谁主动谁被动，之所以被定义为党争，还是因为两派人物各自吸引了大量追随者和拥护者。朝中的话语权本就集中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当圈子里选择站队的人足够多，多元的健康格局就会坍缩回二元：选择站队的人会用他们的逻辑去衡量其他人，根据政治主张或“朋友圈”去给他们贴标签，而当标签足够好贴，圈中就不会再存在中立派了——群而不党的君子会因为没有后援被误伤，最终无法自保而率先出局。

有了分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正邪的再定义。每个阵营的官员都致力于泾渭分明地把对方妖魔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己方一些有失分寸、偏离本心的行动包容度也随之增长。为了不让对方首脑获得更多权力，这一派可能会想尽办法阻止另一派在国家大事上的正确建议，随后将这种勾当合理化为阻止恶人掌权。不独牛李两党，实则很多看历史的后人也都难免走进这样非此即彼的思维，也正是因为此，后世才会有那么多对李商隐的人格攻击。

自李商隐十六岁以文知名、十七岁被荐入令狐楚的幕府到二十六岁恩主去世这段时间里，唐代的朝廷就处于从分化走向固化的状态。令狐氏的身份，是牛党。

令狐楚和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关系都不错，是几代皇帝都认可的笔杆子。他文学素养高，成名也很早，时人公推他的骈文可与韩愈的古文、杜甫的诗并称“三绝”。这位文坛前辈对李商隐非常好，名义上虽是延请李商隐协助自己做一些文书工作，但事实上，李商隐入幕后常与令狐家的孩子们同学同游，更近乎及门弟子的待遇。令狐楚手把手带着这个贫寒少年走进了士人的圈子，也一直在为他规划未来，几次资助他去考进士——除了爱才，这也是他给儿子留下的政治投资。幕僚是幕主的家臣，李商隐中进士当了官，就也可算作令狐家的政治筹码。

但有唐一代，进士科名额素来就少，李商隐又不想给幕主添麻烦，不曾请令狐楚去朝中打点，故而考了几次都没能考中。

这段时间，李德裕拜相，被划为牛党的令狐楚随之失势。生计所迫，征求令狐家同意后，李商隐去时任兖海观察使的远亲崔戎府上当了幕僚，崔戎去世后又改投了牛党的萧浣。不久后，宦官得势激发甘露之变，大批中枢官员被杀。独令狐楚因文名在外幸免，他被宦官们拉去起草了为事变定性的诏书，正是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他才得以保住性命与地位。时局渐渐平定，令狐家次子令狐绹也进入朝廷做了左补阙。作为一个怀揣着家族危机感的政治新星，令狐绹急需朝堂上的臂助，得知李商隐正在准备第五次应考后，他不失时机，频繁奔走，更刻意向考官多次提到李商隐的名字，最终助他考取了进士——倘以党争的视角看，李商隐的背景牌已就此亮出，他对牛党的忠诚，也应是理所当然。等候吏部选官时，前幕主萧浣病逝，李商隐为此写了一首长诗表示缅怀。虽然诗中只反复表述感激与伤恸，并不涉及政治成分，但因为萧浣是牛党，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看作李商隐递给牛党的又一张投名状。

此后不久，令狐楚也去世了。大树骤倾，令狐绹只能先采取守势，没有余力再去提携李商隐。李商隐家里实在太穷，获得朝廷任命前又拿不到俸禄，尴尬困窘之际，恰好节度使王茂元向他抛来橄榄枝，李商隐随即决定去他家当一段幕僚，解决生计的窘迫。然而，这个王茂元和李德裕有些旧交情。

李商隐前半生当过很多次幕僚，起草了大量高规格文书，文字工作早已很娴熟，是这一行的高级人才，此时又有了进士的资历，在地方面临的机会也便比以前多得多。王茂元的示好当然有他的考量，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爱重李商隐的才华，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诚意——我们都知道，李商隐娶的正是王茂元的小女儿，而从他一些诗歌中我们更能大胆推断，甚至可能在入幕前，王茂元就表露过了许亲的意思。

站在今天的视角看，这只是一次骑驴找马的过渡。李商隐确有现实的苦衷，也并没说回来选官后就不再为令狐家效力；事涉婚姻，在现代的定义里属私人范畴，更没什么可指摘的，但在党争趋于白热的二元环境下，这种行为则理所当然会被贴上骑墙的标签：苦心栽培他的幕主令狐楚尸骨未寒，李商隐就不顾旧情，公然用联姻的方式攀上了另一党的高枝。

虽然后来很多学者认为把王茂元归于李党有些过度解读：一则李德裕没有拉帮结派的动作，二则王茂元此前的升迁之路也并不涉及李德裕或其朋辈的提携——甘露之变后王茂元得以置身事外，更多是因为他斥巨资贿赂了宦官——也正是因为还没能贴上党派的标签，他才不得不积极拉拢新进士，稳固自家势力。但无论如何，令狐绹当然对李商隐这种在敏感时刻突然离开牛党阵营去“挣快钱”的选择很不解、很不快。

我们已经没办法确认当时的李商隐有没有体会到令狐绹的感受，但他肯定察觉到了令狐家的冷淡。结婚以后，他频繁写诗给令狐绹修复关系，但表意都很含糊：他没有解释过自己的苦衷，只是反复怀念旧情，告知近况，并且隔三岔五就含蓄地提醒对方，希望看在以前的交情上拉拔一下自己，而令狐绹自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全力相帮。渐渐地，两个人在通信时日益生疏客气。在一次次希望落空中，李商隐的诗也慢慢从开放式的倾诉退回到封闭式的自怜，从社交往来回归了自我建构。

因为贫瘠的童年记忆，李商隐的性格敏感而脆弱，他爱惜羽毛，不愿意把脆弱情绪堂而皇之地展示出来，却又不甘心闭口不言。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操纵语言，在诗作中制造一个封闭的自我空间挡一挡外人的视线，然后妥善地安放自己的痛苦——他的诗风也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彻底成型的。

“牛李党争”最终以牛党元气大伤、李党彻底失势宣告结束。几十年间两党官员起起落落，李商隐却没能从任何一党获得好处。形势所迫也好，心存投机也罢，短期目标驱动下的左右摇摆，最终没有带给他一个好前程。官路不顺，人到中年的李商隐不得已重拾了幕僚的旧业，但在党争之下，他托付的人也很容易沦为时代的炮灰。四十五岁这年，李商隐不得志地在郑州贫病而死。

此时的唐王朝，在一个个偶然事件的夹缝里，看似无辜地逐步陷入困顿：“牛李党争”的内耗，让整个文官集团面对宦官时完全失去了还手之力和应有的话语权。事实上，无论牛僧孺、李宗闵，还是李吉甫、李德裕父子，都有才具，忠君爱国也绝无可疑——大唐交给其中任何一人长期掌控，都不至如此迅速地坠入崩坏。当然，若最初牛僧孺和李宗闵的卷子写得温和一些，又或者李吉甫心胸足够宽广，不挟私报复，更或者牛李双方在这四十多年里抓住任何一次和好的机会，互相给个台阶，唐王朝都不至走到这样的田地。但很遗憾，没有如果了。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里，每个人都在挣扎——包括皇帝，包括牛李两党党魁，更包括那些被迫卷进来的大小官员和底层文人。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发生了什么，但谁都没有办法解决；每个人都想说话，但在那样的分贝区里，语言也早已没有了意义。随着党争日渐白热化，双方都失去了停手的能力。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不拘任何手段，尽快打败对方，然后重整朝局。

文人的攻击和自保，战场都在言论。于是，因言获罪的氛围也渐渐兴起，创作者们纵然有一肚子的话，也要先确保自己不立危地——晚唐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的。同期的杜牧、姚合、温庭筠等诗人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虽与李商隐不尽相同，但底层逻辑是相似的：不失身份，也不落人口实，尽量把表达的重心控制在情绪里而不是事件上。他们不得不大量咏史、作宫词，因为只有借用这种万能题材，他们才能像个正常的士大夫说出自己想说又该说的话来。

读诗时，我们往往期待着更远、更开放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好像弹性势能，它能向外弹射多远，更多要取决于读者拿到诗后向内下的功夫多深——作者的经历，就是通向这首诗内部的唯一窗口。

希望今天的流水账能为你打开这扇窗。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