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讲我姐姐的故事，但还有几件事要说一下。三年后，我和塞莱斯特坐在律师办公室里处理离婚的细节问题，她对我说，她不想要房子。“我就没喜欢过这房子。”她说道。

“我们住的房子？”

她摇了摇头，表示不喜欢：“不符合我的审美，笨重老旧，光线太暗。你不需要考虑这些，因为你整天都不在家。”

当年，我是想给她惊喜的。我带她看了每一个房间，让她以为我计划买下这房子来出租。我跟她说，我可以把这房子隔成两套。我甚至还可以给隔成四套，但那当然就很费功夫。塞莱斯特什么都敢试一试，她用背带把梅绑在胸前，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查看浴室，检查水压。那时，我没有问她是否喜欢。我本可以问的，但我没有。我把房契交给她，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少有的真正的浪漫举动之一。“这是你的房子。”我说道。

我很想失陪一下，暂停办手续，走出律师办公室，到走廊上给我姐姐打个电话，这样的念头就没断过。

当然，讽刺的是，梅芙去世后，我成了更好的丈夫。悲痛中，我转向了我的家人。这是人生第一次，我完全与他们在一起，我是纽约的市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牵挂。我半信半疑的玩笑原来是真的：凡是我让塞莱斯特不喜欢的地方，她都怪在我姐姐身上，现在没了梅芙这个替罪羊，她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她到底嫁给了谁。

我们的母亲一直在荷兰屋照顾安德烈娅，多年来，我都没有原谅她。虽然脑子里还有多年科学训练的残留，我还是选择相信了小时候父亲告诉我们的说法：梅芙病了是因为我们母亲走了，如果母亲又回来，梅芙就会死掉。事情一旦发生了，即便是最愚蠢的想法也能让人产生共鸣。我责备自己，认为自己缺少警觉。我时时都在想我姐姐，我让母亲离开。

等到后来，我们离婚的时间足够长，又可以友好相处后，塞莱斯特叫我载一车东西送到她父母家，我说好。甚至连诺克罗斯家的节奏也慢了下来，他们没再养无法无天的拉布拉多犬，取而代之的是温顺的小西班牙猎犬，取名小黑。我把东西卸下来，进屋做客，之后我开车去了荷兰屋，只是为了怀旧，本想在街对面停车，待上一分钟。但是，之前阻碍我们转弯进入车道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我走到房子门口，摁响了门铃。

是桑迪开的门。

我们站在前厅，下午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还是一样，我想的是这一次房子终归要破败了吧，但我再次发现，房子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看到它得到了如此温情的维护，我感到气恼。

“我来的时间不长，”桑迪握着我的手，负疚地说道。她的头发已经白了，还很浓密，依旧用发夹别着，“但我想念你母亲。我总是想到梅芙，想到她可能会让我这样做，没人能越活越年轻。”

“你在这里，我很高兴的。”我说道。

“有时，我只是过来帮做午餐。有时，我帮忙做点其他的事情。事实就是，我感觉还挺好的。诺尔玛在后院有个喂鸟处，我帮她添食添水。诺尔玛很喜欢鸟，受了你父亲的影响。”

我抬头看着高高的天花板，看着枝形吊灯：“很多鬼魂住在这里。”

桑迪露出了微笑：“我就是为了这些鬼魂而来。我在这儿，想着乔斯林，想着我们当年在这儿的情景。你知道的，那时，我们都好年轻，还正当年呢。”

两年前，乔斯林去世了。她得了流感，等大家发现事情很严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和塞莱斯特一起参加了葬礼，诺克罗斯家的人也来了。申明一下，乔斯林没有原谅我母亲，但她的态度要比我好。“她让我们把你们带大，但你们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孩子呀，”有一次，她对我这样说，“我怎么能原谅这样的事情呢？”

我和桑迪走进厨房，我坐在小桌子边，她在煮咖啡。我向她询问安德烈娅的情况。

“一只没牙的动物，”她说道，“她什么都不知道了。诺尔玛真的可以把她送出去，把这房子卖掉。可安德烈娅总是一副随时都可能咽气的样子，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到了最后把她送走，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还不是最后呢？”

桑迪叹了一口气，从冰箱里拿出一小盒牛奶。冰箱是新的。“谁知道呢？我想起我丈夫，杰米心脏感染的时候，才36岁。没人知道为什么。还有梅芙，她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结实。即便是有糖尿病，梅芙也应该活到100岁的。”

我一直不知道桑迪丈夫的死因，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梅芙因何而死，可能的原因太多了。我想起塞莱斯特的弟弟，多年前在感恩节的晚餐上问我是否解剖过尸体。我解剖过很多尸体，但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对我姐姐这样做。“她至少应该比安德烈娅活得长。”

“但世事难料呀。”桑迪说道。

我觉得和桑迪一起待在厨房里是一种安慰。炉灶、窗户、桑迪，还有那个钟。我们之间的小桌子上摆着那个压制玻璃的黄油碟子，里面有半块黄油，碟子属于我母亲的母亲，是母亲从布鲁克林带过来的东西。“看这个。”我用手指抚摸着碟子的边缘。

“你不应该对你母亲这么苛刻。”桑迪说道。

这不是我一直对梅说的话吗？“我不觉得我苛刻。”我和我母亲，我们之间的交集太少太少。我觉得对我们两个人而言，这都不算什么损失。

“她是个圣徒。”桑迪说道。

我冲她微微一笑，再也没有比桑迪更好的人了。“她不是圣徒。照顾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并不能让你成为圣徒。”

桑迪点了点头，啜了一口咖啡：“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人很难理解这事。实话告诉你吧，有时候真是难以忍受，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我只想她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但说到圣徒，我觉得吧，他们都没能让自己的家人幸福。”

“很有可能没有家人。”我甚至记不住圣徒本人，更不要说他们的家人。

桑迪的手不大，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用力捏了捏。“上楼去吧，打个招呼。”

于是我就走上楼，去到我父母的房间。一个男人膝盖有问题，还要买有这么多楼梯的房子，我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楼梯的平台上还是那个小沙发和两把椅子，诺尔玛和布莱特喜欢抱着布娃娃坐在上面，好看看是谁在走来走去。我看了看我房间的门，又看了看梅芙房间的门，并不是很难。我知道，所有艰难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成了过去。

窗户边安放了一张病床，安德烈娅躺在上面，我母亲坐在她旁边，用勺子喂她吃布丁。我母亲还是留着短发，头发全白了。我心想，如果安德烈娅知道喂她吃东西的是她丈夫的第一任妻子，而且这第一任妻子还经常长虱子，她会怎么想？

“他来了！”我母亲冲我露出微笑，仿佛我是按时走进来的一样。她身体前倾，对安德烈娅说道：“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安德烈娅张开嘴巴，等着勺子。

“我在这附近办事。”我说道。我母亲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回来，不也是这么回事吗？我现在看得出来了，她长得多像梅芙呀，或者说，如果梅芙活了下来，会有多么像她。梅芙的脸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母亲朝我伸出手：“到这里来，让她看到你。”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边。母亲用胳膊揽着我的腰：“说点什么吧。”

“嗨，安德烈娅。”我说道。面对这一幕，什么样的愤怒都消失了，至少我曾有的愤怒消失了。安德烈娅小得像个孩子。一缕缕稀疏的白发摊在粉红色的枕套上，她没了牙齿，嘴巴就像一个黑色的洞。她抬头望着我，眨巴了几下眼睛，露出了微笑。她抬起小爪子一样的手，我握住了她的手。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和我母亲戴着一模一样的婚戒，铁丝一样粗细的金戒指。

“她看见你了！”我母亲说道，“看呀。”

安德烈娅在微笑，那样的表情，就勉为其难地称之为微笑吧。再次见到我父亲，她很高兴。我埋下头，在她们两人的额头上轮流亲吻了一下，一个接着一个。并不费力，并没有任何损失。

安德烈娅吃饱了布丁，蜷起胳膊和腿，睡着了。我和母亲对着空荡荡的壁炉，坐在椅子上。

“你睡在哪儿？”我问道。她指了指我身后的床，她和我父亲一起在上面睡过，范赫贝克老太太摔断了髋关节，躺在这张床上面等待过死亡的降临。

“晚上的时候，她有时犯迷糊，想要起床。有人跟她一起，会好一些，”她摇了摇头，“丹尼，我得告诉你：我躺在床上醒过来，甚至没睁开眼睛，也感觉得到这个房间和这幢房子。每天早上，有那么一秒钟，我都感觉自己是28岁，梅芙在过道对面，在她的房间里。你还是个婴儿，就在我身边的摇篮里，转一个身，就可以看到你父亲。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你不在意这房子了？”

她耸了耸肩：“我早就不在意住在哪儿了，而且我从中受益了。房子教会了我谦卑，她也教会了我谦卑，”她脑袋朝后一仰，梅芙也是这个动作，“你必须伺候那些需要伺候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安德烈娅是我对所有错误的忏悔。”

“她看上去活不过这个星期。”

“我知道。这句话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她总是让我们惊讶。”

“诺尔玛怎么样了？”

我母亲露出了微笑：“诺尔玛人真好，她有着金子般的人品。她工作非常辛苦，有那么多生病的孩子要照顾，等回到家来，还要照顾她母亲，她从不抱怨。我觉得，她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她母亲并没让她好受。”

“就算是现在，她肯定也没让她好受。”

“嗯，”母亲非常慈爱地看着我，说道：“母亲们什么样，你是知道的。”

我发现我没怎么在这个房间待过。这是父亲一个人的房间时，我很少进来。他和安德烈娅共用这个房间的那些年，我从未进来过，一次都没有。这个房间比梅芙的房间大，那个壁炉和代尔夫特陶瓷的大壁炉架，就是一件艺术品。即便如此，安德烈娅说得对，有窗座的房间还要更好些。那个房间朝着后院，光线更为柔和。“我有个问题。”我说道。我何时问过她什么呢？除了数年前在医院的等候室里，我们有过一两次单独的尴尬相处，何时又单独相处过呢？

“随便问。”她说道。

“你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走？”

“去印度？”

“当然，去印度，或是别的任何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太糟糕，待不下去，有没有想过这地方对我们来说也很糟糕呢？”

听了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会儿，她坐着没有说话。也许她是在回忆当时的感受，真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是个很好的地方，”她终于说话了，“世界上有太多的孩子一无所有，你和你姐姐什么都有——你们的父亲、菲菲毛、桑迪和乔斯林，你们还有这房子。我非常爱你们，但我知道你们会好好的。”

也许桑迪是对的，她是个圣徒，全世界的圣徒都遭到他们家人的鄙视。我没法说得清楚，哪一种生活可能会更好一些——是跟着安德烈娅生活呢？还是跟着我们的母亲穿梭在孟买的大街小巷？可能半斤八两吧。

“不管怎样，”但她这是事后的想法，“你父亲不会让你们走的。”

在这之后，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变化才是常态。我又开始朝埃斯蒂斯帕克跑了，也没人限制我去。我对母亲由来已久的愤怒蒸发了，消失了，再也没了愤怒的空间。我现在留下的绝不是爱，可以算是一种熟悉吧，我们在彼此身上得到了一些安慰。梅虽然很忙，有时也跟我一起去。她在纽约大学念书，已经计划好了她的整个人生。凯文在达特茅斯学院，我们见面的时候少一些。凯文比梅小1岁，成熟度却晚了二十年，这一点上，我们和凯文一个样。到埃斯蒂斯帕克，梅可以见到祖母和外祖父母，这房子让她如痴如醉，她就像法医一样，勘察了所有地方，就差没用上金属探测仪和听诊器。她从地下室开始，一层层往上，我都不敢相信她发现的东西：圣诞装饰品、成绩单，还有满满一鞋盒子的口红。她找到了三楼壁橱后面那道可以通往屋檐下方的小门，我都忘记了那道门。梅芙的书还一箱箱的装着放在里面，一半都是法文书，她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数学公式，还有我从未见过的玩偶和她在大学时我写给她的信。晚餐的时候，梅即兴朗读了其中的一封。

“亲爱的梅芙，昨天晚上，安德烈娅宣布她不喜欢苹果蛋糕。人人都喜欢苹果蛋糕，但现在乔斯林不会再做了。乔斯林说没关系，她可以在她家里给我做一大块，然后再小块小块地偷偷带进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梅非常清楚我11岁的口吻，“上个星期六，我们去收租，停车37次，从地下室的洗衣机里收了28.50美元，全是25美分的硬币。”

“你随口编的？”我问道。

她摇了摇信纸：“对上帝发誓，你真的就这么无聊。后面还有一页纸呢。”

诺尔玛大笑起来。我们四个在厨房：我、诺尔玛、梅和我母亲，四个人挤在蓝色的桌子边。我突然想了起来，从洗衣机和烘干机里收来的硬币，我父亲总是放在餐厅餐桌的隐形抽屉里。谁要是需要零钱，就自己去抓上一把。“过来一下。”我说道。我们四个人到了人见人厌的餐厅，我伸手在餐桌下面摸索，找到了。抽屉有些变形，我费了一些劲把它撬开，里面装满了25美分的硬币。

“我一点也不知道！”诺尔玛说道，“如果知道的话，我和布莱特早就清空了这抽屉。”

“我住这里的时候，他没这么干。”我母亲说道。

梅的手指尖在硬币中划拉。父亲把钱放在这里，也许并不是拿给所有人用的，也许只是拿给梅芙和我用的。

第二天早上，我从窗户望出去，看到我的女儿躺在黄色的筏子上，漂在池子里。她黑色的头发漂在脑后，像是一束束的水草。她时不时地伸出一条腿，一蹬，从墙边弹开。我走到外面，问她昨晚睡得怎么样。

“我还睡着呢，”她说道，扬起湿漉漉的胳膊遮住双眼，“我很爱这个地方，我打算买下这房子。”

几个月前，安德烈娅终于死了，我们一直在讨论应该怎么处置荷兰屋。布莱特没回来参加葬礼，她告诉诺尔玛，房子就算是烧成平地，她也不在乎。家里还有很多钱，参考到周围街区的划分，这块地皮卖出去的话，肯定会被重新开发。房子很有可能会被拆掉，里面的东西会被一件件地出售：壁炉架、楼梯扶手、雕刻的嵌板、餐厅天花板一圈圈的金色叶子，每一件都值一幅毕加索的价格。把房子全拆了，然后再卖地皮，或者我们自己开发这块地皮，收入就是卖地的两倍，甚至是三倍。

“但那样的话，这房子就没了。”诺尔玛说道。房子没有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梅知道。

“这可不是起步房[起步房：供初次购房者购买的房屋。——编者注]。”我告诉我女儿。

梅伸出手，把筏子从跳水板旁边推开。“我请诺尔玛等等我，只需要等一两年的时间。我跟这房子心灵相通，”梅这时已经有了经纪人。她拍了一些广告，在两部电影里出演了小角色，其中一个引起了一些关注。梅永远都是第一个说这话的，她有前途，“诺尔玛说，她会再坚持一段时间。”

诺尔玛和布莱特都没有小孩。诺尔玛说，童年太艰难，她不会把这么艰难的东西强加在另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她所爱的人。我觉得，儿童肿瘤科只会强化她的立场。“我宁愿把它给梅或是凯文，”她对我说道，“这是你的房子。”

“不是我的房子。”我说道。

我们找了个时间好好谈了谈，就我和诺尔玛两个人。我们谈了童年、我们的父母、遗产、医学院，还有教育基金。诺尔玛已经决定了，她要回帕洛阿尔托，她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已经通知了她房子多年的租客，她说她变得非常想念她以前的生活。一天晚上，我们喝了两杯葡萄酒，她提议说，也许她可以做我的妹妹。“不是梅芙，”她说道，“永远不会是梅芙，另一种，疏远一些的妹妹，就像是父母再婚后生的妹妹。”

“我一直当你是我父亲再婚后生的妹妹。”

她摇了摇头：“我是你的继妹。”

我母亲留在了荷兰屋。她说，她就是看管人，确保浣熊不会在舞厅里安营扎寨。她让桑迪过来跟她一起住。桑迪患上了髋关节滑囊炎，那么多的楼梯让她叫苦不迭。安德烈娅死后，我母亲又开始到处走。她每次出去的时间都不是很长，但她说依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差不多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给我讲她在印度的故事，或者说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听她讲。她说，她所想的不过是为穷人服务，可是管理孤儿院的嬷嬷们总让她穿上干净的纱丽，打发她到派对上去乞讨。“那是1951年。英国人已经走了，当时印度觉得美国人很有异国情调。只要有人邀请，我就去参加派对。原来我特别的才能就是问有钱人要钱。”于是她就一直干下去，代表穷人去减轻富人的负担，她这一辈子都是在干这个。

菲菲毛搬到了圣巴巴拉市，和她女儿住在一起，但也经常回来做客。她每次回来，都想睡在她原来在车库上面的房间里。

诺尔玛答应了梅，不卖荷兰屋，等着梅成就她的命运。到了第四部电影，梅做到了，她以一种无比自信的姿态迎接了汹涌而来的成功浪潮。梅一直都对我们说，事情就是会这样发展的，但我们还是惊得目瞪口呆，毕竟她还这么年轻。我们除了站稳别慌，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梅听从经纪人的建议，在欧椴树外面加了一道高高的黑色金属栅栏，如今车道的尽头有一道大门，如果不知道密码，或者不认识门卫，就得对着对讲盒子说话。我忍不住想，安德烈娅肯定会非常喜欢这个的。

梅把梅芙的画像从纽约带过来，挂在以前的老地方。她没多少时间待在埃斯蒂斯帕克，如果在，她就会举办为人称颂的派对，至少她是这么对我说的。

“这个星期五，”她说道，“你、妈妈和凯文都过来，我想要你们看看。”

梅往往会让人觉得她好像是在夸夸其谈，但事实上，她总是能做到。我只是遗憾菲菲毛和诺尔玛不在场。那是个六月的晚上，荷兰屋所有的窗户和玻璃门再次打开，那些年轻人来了，乘坐的是深色玻璃的黑色轿车。他们爬上两层楼梯，在舞厅里跳舞，看着窗外，瞧着天上的星星。梅向我保证，这些人都红得发紫。塞莱斯特早早来了，帮着梅的助手做各种准备。没人相信这个中等个子的金发女子是梅的母亲。

“你告诉他们！”她对我说，我就一次次地告诉他们。梅似乎完全错过了她母亲外形上的基因，但她有塞莱斯特的韧性。

凯文一直站在门口，一丁点儿东西都不想错过。我希望他将来能接管我的生意，但他已经去了医学院。长这么大，耳边一直都是“做医生有多好”，他不会不受影响的。

桑迪和我母亲也出席了派对，但时间并不长。我开车送她们到珍金镇，到梅芙的老房子去住，那儿很安静。等我开车回来，车道上已经停了太多的车，我就把车停在路边，走路穿过了大门。房子灯火通明，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荷兰屋。金色的光线从每层楼的每个窗户流淌出来，玻璃杯里装着点燃的蜡烛，绕平台一圈。还有音乐——我跟梅说过，把音乐调小声一点，现在是一个女孩忧郁而安静的歌声，伴奏的是一个小小的乐队。她的歌声如此清晰，如此低沉，如此忧伤，我觉得所有的邻居都竖着耳朵在听。我听不清楚歌词，只听得到旋律，与之并列的是客人们跳进池子里发出的尖叫声。我要进去找到塞莱斯特，看她想不想跟我开车回城里。虽然我们还不算太老，但我们已经老到玩不了这个。只有回到纽约，还能指望睡上一觉。

远远的地方，就在欧椴树与树篱相接的角落里，我看见有人坐在一把板条休闲椅上，正在抽烟。椅子完全在房子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只能看到深深浅浅的暗影，而那团更深的影子是一个人和一把椅子，还有一明一暗的橘色小火光。我对自己说，那是我姐姐。梅芙不喜欢派对，她会到外面来的。我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仿佛我可能会把她吓走。我有时会小小地纵容一下自己，让自己相信，如果我留心看，就会看到她坐在荷兰屋外面的黑暗中。我在想，如果她看到了这一切，她会说些什么。

一群傻瓜。她应该会呼出一团烟，说出这句话吧。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摇了摇脑袋，两条长腿伸展开来，翘起没有穿袜子的脚趾头。眼前的幻觉还奇迹般地继续着，我抬起头看着缀满繁星的天空，不想看得太清楚。梅芙扔掉了香烟，朝我走来。又是一秒钟的时间，那是她。

“爸爸？”梅大声叫我。

“告诉我，你没有抽烟。”

她从黑暗中朝我走来，身上的衣服就像是一条缀满珍珠的白布条。我的女儿，我美丽的女儿，她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腰，有一分钟的时间，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黑色的头发遮挡住了她的脸。“我没有抽烟，”她说道，“我刚刚戒了。”

“好孩子。”我说道。这个可以留到明天早上再谈。

我们站在草地里，看着年轻人们在窗户里飞舞扑腾，就像是扑灯的飞蛾。“上帝呀，我超爱这里。”梅说道。

“这是你的房子。”

她露出微笑。即便是在黑暗中，依然可以看到她的微笑。“很好，”她说道，“带我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