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出版经历截然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没有任何有趣或富有教益之处。小说构思于1970年2月，当时，我兄长和我在科马罗沃——位于芬兰湾的一座俄罗斯小镇——聚在一起，共同撰写《毁灭之城》（The Doomed City）。夜晚时分，在那个旅游小镇冷清的、白雪皑皑的街道上漫步时，我们会想到一些新的情节，其中就包括后来写的《太空莫格利》（Space Mowgli）和《路边野餐》。

我们把讨论内容记录下来，第一个条目是这样的：

最终确定下来的标题《路边野餐》就写在笔记中，但“潜行者”的概念尚未出现，当时只有“勘探者”。差不多一年后的1971年1月，还是在科马罗沃，我们为这部小说制订了一个非常周密、细致入微的计划。但即便在这个计划中，在我们最终停止构思情节并开始正式写作的前夜，草稿中仍旧没有出现“潜行者”这个词。那会儿，潜行者依然被称作“捕猎者”：“捕猎者雷德里克·舒哈特”“捕猎者的女友库塔”“捕猎者的弟弟塞德维克”。很显然，“潜行者”这个词是在写这本书的第一页的时候想出来的。至于“勘探者”和“捕猎者”，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两个词，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是把英语单词中的“stalker”（潜行者）引入俄语的人。“潜行者”——在俄语里发音为“斯图尔克”（stullker）——是我们“杜撰”的少数几个常用词之一。“潜行者”这个词流传甚广，我猜这主要是因为1979年由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执导并根据我们的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但即使是塔可夫斯基决定用“潜行者”也是有原因的：这个词一定非常精确，让他产生了共鸣，而且意味深长。从发音上来讲，念“斯托克”比“斯图尔克”要更为准确，但事实上，这个词并非我们从字典上找来的，而是取自罗德亚德·吉卜林[约瑟夫·罗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部小说，最初的译本叫《一群鲁莽之人》（The Reckless Bunch）或是类似的译名。该书主角是一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受管束的英国学生和他们的“头目”——一个狡猾又淘气的孩子，绰号“斯托基”（Stalky）。阿卡迪年轻时——彼时他还是外国语军事学院的一名学生——从我这里拿到一本吉卜林的《斯托基与他的同伴们》（Stalky & Co.），这书是我碰巧在跳蚤市场买到的。他读完后非常高兴，便立即粗略地翻译了一遍，译名叫《斯图尔基与他的同伴们》（Stullky and Company）。这本书成了我从中小学到大学期间最喜欢的书之一。所以，当我们考虑“斯托克”这个词时，毋庸置疑地想到的是街头浪子斯图尔基，一个无情甚至有些残忍的年轻人，但他身上充满了孩子气的骑士精神和慷慨品质。那时候，我们甚至完全没注意到他的名字根本不叫“斯图尔基”，正确的发音其实应该读作“斯托基”。

在短短三个季度的撰稿周期中，《路边野餐》丝毫没有受到耽搁，也没碰到什么困难。1971年1月19日，我们开始撰写初稿，同年的11月3日就写完了。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忙于各种事情（都是些典型的愚蠢之事）——给“裁决元老院”（即莫斯科作家协会秘书处）写陈诉信；回信（我们俩并排坐着干这件事，不过回得很少）；为一部名为《两个世界的接触》（The Meeting of Worlds）的科普长片起草政府申请公文，这部影片讲的是与其他智慧生命接触的事；为苏联非常流行的电视剧《菲蒂尔》（Fitil）（大概是这个名字）撰写了3个短片剧本；为电视电影《他们选择了雷布金》（They Chose Rybkin）构思了一个情节；写好了新小说《章鱼礁里的奇怪活动》（Strange Doings at the Octopus Reef）的情节初稿，诸如此类的——这些急就章都没有任何后文，而且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毫无瓜葛。

出乎意料的是，《路边野餐》在列宁格勒的《极光》杂志（一本苏联的文学期刊）过稿相对顺利，稿件只在编辑过程中遇到了大量困难和较大的损伤，此外还有些轻微损伤。最后，杂志版于1972年夏天发表，几乎只字未改。

当时，《路边野餐》在出版商“青年近卫军”（Young Guard，YG）那里的一连串倒霉事才刚刚开始。事实上，严格来说，它始于1971年初，那时《路边野餐》尚未动笔，但这部小说仅在申请选集阶段就遭到了各种阻碍。那套设想中的选集被命名为《意外接触》（Unintended Meetings），专注于讨论人类与另一种智慧生命接触的问题，由3部小说组成，其中两部已经完稿，即《死亡登山者旅馆》（Dead Mountaineer's Hotel）和《太空莫格利》（Space Mowgli），还有一部仍在创作中。

波折迅速开始了。

1971年3月16日——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上级阅读了选集，但对此含糊其辞，没有给出定论。应他们的要求，这套选集送到了某位科学史博士（？）手中审阅，理由是他真的非常喜欢科幻小说……然后，原稿连同他的评论意见将会一同寄回给阿芙拉门科［主编助理］[此类标记为原注。]（可能是为了给她一个重新评估现存的但属于机密的评定意见的机会），在那之后，稿件会呈给奥斯波夫［主编］，直到那时，我们才能知晓作品的命运如何。那些狗杂种，评论家。

1971年4月16日——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我在YG公司看到了贝拉。她说现在没法做。阿芙拉门科让她在这件事上尽量保持圆通一些：告诉我们目前没有纸张了，而且纸张全被订光了，诸如此类的托辞。但她直截了当地将实情告诉了我，她的领导建议暂时不要出版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

其时，《路边野餐》还没完稿，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禁止的是从未引起过任何市场反响的小说，一些完全无害的小故事。只是因为有人不想让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面世，而这种阻挠又与出版社内部的困难局势相叠加：当时正好赶上领导层换届，他们正在连根拔除由谢尔盖·乔治维奇·哲梅蒂斯和贝拉·格里戈里夫纳·克鲁耶娃领导的科幻编辑团队所创造的丰硕成果——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与付出，苏联的第二波科幻小说热潮才得以繁荣。

20世纪80年代初，阿卡迪和我认真考虑过收集、组织和传播“一部书的出版始末”（或“如何出版一部书”），系以《路边野餐》为核心作品的《意外接触》选集出版始末的一系列真实文件汇编（书信、评论、陈诉、申请文书、书面形式的作者哀号与怒吼）。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已经开始系统地整理和挑选已有的材料，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是一项会陷入死胡同的工作，一个不可能有结果的艰巨任务，而且整个项目中还透着一种明显的不自量力：毕竟，我们算老几呢？有什么资格用自己的例子来阐明20世纪70年代作家所面临的困局？尤其是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乔治·弗拉迪莫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杰出人物所遭遇的命运的背景之下。

于是，该项目便被搁置了。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重启了这个项目。根据那时所有的规章制度，某些作品不仅可以传阅，而且还有出版的可能。一群孜孜不倦的卢登[斯特鲁伽茨基对智力超群的人类亚种的专用称呼]加入了我们：来自萨拉托夫的科幻专家及文学评论家瓦迪姆·卡扎科夫和他的朋友。我把所有材料都转交给他们——汇编已经整理好一多半了——但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它根本就没有出版的可能，没人愿意掏钱做这种出版物，因为这不太可能赚钱。此外，很多变故也在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着：阿卡迪的去世、苏联的解体。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项目就变得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此刻，坐在书桌后面，盯着面前三个厚厚的文件夹，我甚为沮丧，同时还感到犹疑不定和困惑不已。这些文件夹里有各种陈诉信，哀诉状，当然还有所有这些部门的回函和我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名副其实的一大摞，保守估计，这种文件至少得有200份。我现在不知道该把它们做何处理。

一开始，我很期待用后记讲述《路边野餐》的出版故事：点出我曾经憎恶的人的名字，尽情地奚落那些懦夫、白痴和无赖，让读者瞠目结舌于我们所处世界之荒谬、愚蠢和卑鄙，行文既讽刺又极富启发意义，既审慎客观又冷酷无情，既仁慈又刻薄。然而，坐在这里，看着这些文件，我意识到，现在再说这些已经太迟太迟，我的讽刺、我的宽宏大量、我强烈的憎恨，再也没人需要了。向当今的读者解释如下问题会显得十分枯燥乏味：谁是谁，为什么陈诉没有任何意义？可现如今，谁还记得他们？谁还在意他们之中哪位仍在人世？我甚至不愿在这里提到他们，就让他们被过去所吞噬，然后彻底消失吧……现在，他们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所以，我为什么还要为这种人自寻烦恼呢？

如果我最终还是决定在这里公布一个非常简单的相关文档清单，并对每份文档进行简要说明，那么，该清单将会大致如下所示：

1975-04-30　阿卡迪致信鲍里斯（编辑们对《路边野餐》“很不看好”）

1975-05-06　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上级领导去函，要求编辑回应

1975-06-25　齐贝罗夫来函，解释为何延误回应

1975-07-08　上级领导和齐贝罗夫给予编辑回应

1975-07-21　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对编辑回应予以答复

1975-08-23　鲍里斯致信阿卡迪（选集已在7月份润色完毕，并寄给了编辑）

1975-09-01　齐贝罗夫发来通知，确认收到手稿

1975-11-05　上级领导发来《路边野餐》的退稿函

1975-11-17　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上级领导去函，就退稿一事据理力争

1975-11-17　上级领导给鲍里斯回信表示困惑

1976-01-08　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波列修克去函，对上级领导提出投诉

1976-01-24　帕尔申发来通知，确认收到来自CC AULYCL的信函

1976-02-20　帕尔申来函表示已对此事采取措施

1976-03-10　鲍里斯致信阿卡迪（提议给帕尔申和涅尔尼科夫分别寄建议书）

1976-03-24　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帕尔申去函，并附上催促处理提示

1976-03-24　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涅尔尼科夫去函，并附上催促处理提示

1976-03-30　帕尔申来函表示已对此事采取措施

1976-04-05　阿卡迪致信鲍里斯（建议给上级机关写信）

1976-04-12　上级领导发来《路边野餐》的退稿函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文件。今天谁还用得着这个？谁会愿意读这种东西？

但如果不写这些，那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没有这个冗长乏味的清单，以及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刻毒的评论，该如何讲述《路边野餐》出版的故事呢？（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故事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这部小说或许确有瑕疵，但同时其优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情节显然很扣人心弦，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别忘了，它确实赋予了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这样非比寻常的读者以灵感，让他拍摄出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么，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秘的？可恶的？——原因，导致它注定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问世？

起初，出版商压根儿就不想就这套选集跟我们签订合同，后来还是签了，但出于某种原因拒绝出版其中的《死亡登山者旅馆》。再后来，他们好像同意用之前过审的《神仙难为》（Hard to Be a God）把《死亡登山者旅馆》替换掉，但之后却又明确拒绝出版《路边野餐》……根本不可能把这场较量简要地叙述出来，因为拖得太久太久了——最终长达8年。其间，出版商出人意料地撕毁了合约（突然就无缘无故地退掉了《神仙难为》），又续签了五六次合同，然后甚至突然想彻底跟这套选集撇清关系（最后还闹到了法庭上）。但总的来讲，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年复一年执拗地逐字逐句提出修改要求：把复活的僵尸从《路边野餐》中剔除；改变雷德里克·舒哈特的语言风格；提及基里尔·帕诺夫时补上“苏联人”一词；去掉阴郁、绝望、粗俗、凶残的字眼……

我保存了一份非凡的文档：文字编辑对《路边野餐》连篇累牍的批评意见。那些意见竟然长达18页，并且分为以下几部分：“关于主人公们伤风败俗行径的意见”“关于暴力行为的意见”“关于污言秽语的意见”。我必须摘出一些节选来。请记住：下面这些节选绝不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绝非故意只选择愚蠢的言论，而是按照先后顺序，把那些意见依次展示给读者。先从随着文档一并寄来的解释函开始：

关于主人公们伤风败俗行径的意见

［总共有93条意见，现将前10条摘抄如下］

你就得撅起大屁股

——第30页

别说用手了，用牙齿走路都行

——第30页

四肢着地向前爬行

——第42页

掏出酒瓶，拧开瓶盖，像水蛭一样嘬着瓶口

——第46页

我还需要再喝一口

——第46页

我今晚要喝得酩酊大醉。我一定要赢理查德，必须赢！那浑蛋的牌技确实不错

——第49页

我需要喝一杯，真等不及了

——第53页

我真想为你的改邪归正跟你喝一杯

——第53页

……一声不吭地给我倒了一杯伏特加。我爬上吧凳，抿了一口，辣得龇牙咧嘴，摇摇头，接着又抿了一口

——第54页

关于暴力行为的意见

［总共有36条意见，现将最后9条摘抄如下］

抓起一个沉甸甸的啤酒杯，使出浑身力气砸到最近的一个哄笑之人的脸上

——第193页

雷德里克从口袋里摸出一颗重约一盎司的坚果，瞄准亚瑟扔了过去，正好击中他的后脑勺。男孩倒抽一口气［等等］

——第196页

下次我就把你的牙齿打断

——第196页

另一只脚踹了一下雷德里克的脸，然后拼命地扭动扑腾

——第199页

用胸膛死命压着那该死的孩子。他也受不了了，便拼命尖叫起来

——第199页

那张俊俏的小脸看起来就像一张由草灰和凝血制成的黑灰相间的面具［等等］

——第200页

雷德里克把他脸朝下丢到最大的水坑里

——第页

希望那些王八蛋痛不欲生，让他们跟我一样吃尽苦头

——第217页

他半攥拳头，狠狠地打了一下自己的脸

——第217页

关于污言秽语的意见

［总共有251条意见，现从中间任意摘抄10条如下］

他突然破口大骂，卑鄙下流的脏话喷涌而出，声音微弱却极其恶毒，同时还对雷德里克喷着唾沫星子……

——第85页

戴上你的烂假牙，跟我走

——第85页

“屠夫”便咒骂一声

——第87页

你一直是个人渣……是名副其实的秃鹫

——第75页

浑蛋

——第80页

我快饿死了！

——第90页

“小猴”跟嗑了药似的正在安恬入睡

——第91页

他还脏得要死

——第91页

去他妈的！

——第95页

冲一个身穿连帽斗篷的非洲佬嘟嘟地按起喇叭

——第98页

…………

犹记得收到这份令人惊叹的文件后，我便径直冲向书架，欢欣地取出我们挚爱的、超凡绝伦的雅洛斯拉夫·哈谢克[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 1883—1923），捷克幽默作家、讽刺作家，代表作品《好兵帅克》。]的书，怀着无以言表的喜悦之情读了起来：

对年轻女士来说，女子精修学校[为富家女子学习上流社会行为所办的私立学校。]绝非人生的全部。每个人的谈吐都与其成长环境相符合，比如礼宾部主任古斯博士和“圣杯”酒馆老板帕利韦茨的讲话风格就大相径庭。这部小说既不是关于提升客厅品位的指南，也不是用来教给人们学习上流社会谈吐的教学手册……

有人曾经说过，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排斥读任何东西，这是非常正确的。只有那些最贱的、思想最肮脏的下流胚子在面对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时，才会感到大惊小怪。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实为可鄙至极的伪君子，完全无视别人谈话的整体内容，只会揪住个别字眼，加以疯狂攻击。

几年前，我读到一篇对某部中篇小说的批评，在该文章中，评论家怒不可遏，只因作者在小说中写了这句话：“他擤了擤鼻涕，又将其抹干净。”他表示，这种表述与“文学应该表现国民的美好和崇高”的宗旨背道而驰。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由此也可看出，这世界上究竟生活着一些怎样该死的蠢货。

哦，要是能引述上面的文字，同时，我自己再添点儿油加点儿醋，都说给“青年近卫军”的那帮人听，该有多好啊！然而，唉，这么做根本没有意义，甚至在战术上可能是错的。此外，很多年以后，我们终于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当年其实完全误解了那些人的动机和心理状态。

你看啊，我们当时天真地以为，我们的编辑只不过是害怕上级，不想因为出版一部由极其靠不住的作者创作的、他们拿不准的作品，而受到上级的打压。一直以来，在所有往来的信件和申请函中，我们始终在煞费苦心地强调一件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这部小说没有任何违背道德之处，在这方面绝对没有丝毫的危险成分。诚然，书中描绘的世界确实很粗鄙、残酷、绝望，但它必须这么写，毕竟那是一个充满腐朽的资本主义和耀武扬威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世界。

我们甚至压根儿没想过，他们实际上是这么想的：语言必须尽可能地干净、流畅，辞藻华丽，绝对不能那么粗鄙；科幻小说一定要超凡脱俗。小说中的主角们不应该“走”，而应该“行进”；不应该“说话”，而应该“发言”；绝对不能“大声嚷嚷”，只能“大声呼喊”。这是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是一种极其独立的文学观念，不仅是对于总体的文学而言，而且对科幻小说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顺带一提，这是一种得到普遍支持且相对无害的观念，但前提是，这种世界观的持有者没有影响文学进程的机会。

然而，从我在1977年8月4日写给阿卡迪的一封信来看：

双方交战至此达到白热化。之后还有很多回合：编辑的谨小慎微进一步发作，试图与作者彻底撕毁合同，我们向全苏版权局（AUAC）、CC AULYCL和CC CPSU递交陈诉信和哀诉状……

到了1980年秋天，《意外接触》选集的出版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但整套作品已经被屠戮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最初计划中的作品只剩下《太空莫格利》这一棵独苗了，《死亡登山者旅馆》早在5年多前的交战中战死沙场，而《路边野餐》在经过这样一番编辑处理后，原作者已经不想再通读了，甚至连翻开书页都感到极为反感。

但作者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是苏联出版史上最为罕见的事件之一：出版商本来不愿出版，但作者却强迫他们出版了。专家们认为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但结果证明，这是可能的。前后抗争了8年啊。给大大小小的委员会写了14封信，文本中二百来处有辱人格的修改，在琐事上浪费了不可估量的精力……是的，作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这是以惨重代价换取的胜利。

尽管如此，《路边野餐》不仅在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至少在国外是如此。可能是因为塔可夫斯基那部杰出的电影《潜行者》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该小说广受欢迎的事实无可否认：它在20个国家发行了大约50个版本，包括美国（3个）、英国（4个）、法国（2个）、德国（7个）、西班牙（2个，其中有一个加泰罗尼亚语的版本）、波兰（6个）、捷克共和国（5个）、意大利（3个）、芬兰（2个）、保加利亚（4个）等等。在俄罗斯，《路边野餐》也相当受欢迎，虽然与有些书相比有些差距，比如《消失的星期天》（Monday Starts on Saturday）。《路边野餐》今天仍有人读，并且其生命力可能会持续到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

当然，你眼前的《路边野餐》完全恢复了作者最初的那个版本。但时至今日我却发现，哪怕仅仅将《意外接触》文集拿在手里就已经感到很不舒服，更别说读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