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人影轻轻一闪，但见坎迪站在沙发末端看着我。他手上拿着折叠刀。一按弹簧，刀刃就弹出来。再按，刀刃又回到手柄里。他眼中有一道光亮。

“一百万个对不起，先生。”他说，“我错怪你了。是她杀了老板。我想我——”他暂时打住，刀刃又弹出来了。

“不行。”我站起来伸出手，“坎迪，刀给我。你只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墨西哥用人。警方会把罪名推到你身上，而且高兴死了。这正是他们最喜欢放的烟雾弹。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知道。他们把事情搞得太糟了，就算现在想亡羊补牢也不可能了。而他们也不想补。他们会很快很快从你那儿弄出一份自白，你连自己的全名都来不及说清楚。星期二后三个礼拜内，你就会在圣昆丁监狱坐一辈子牢。”

“我跟你说过我不是墨西哥人。我是从瓦尔帕莱索附近维尼亚德尔马来的智利人。”

“刀给我，坎迪。那些我全知道。你是自由身。你存了点儿钱。你在家乡可能有八个兄弟姐妹。放聪明些，回原来的地方去。这里的工作完蛋了。”

“工作多得很。”他平静地说，然后伸手把刀放在我手上。“我是看在你的分上。”

我把刀扔进口袋。他眼睛看着阳台。“夫人——现在我们怎么办？”

“不怎么办，什么事都不做。夫人很累，她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她不想被打扰。”

“我们必须报警。”斯潘塞坚定地说。

“为什么？”

“噢，老天爷，马洛，我们非这样不可。”

“明天吧。捡起你那堆未完成的小说，我们走吧。”

“我们必须报警。世上有法律这种东西存在。”

“我们不必做那种事。我们手上的证据不够拍死一只苍蝇。让执法人员自己做他们的下流工作吧。让律师们去想办法。他们写法律，让律师在另一批名叫法官的律师人才面前剖析，好让其他裁判说第一批法官是错的，而最高法院又可以说第二批才有错。世上确实有法律这种东西。我们深陷在里面，逃也逃不掉。法律的作用几乎全在给律师找生意。如果不是律师教他们运作，你想大亨和暴徒怎么能历久不衰？”

斯潘塞气冲冲地说：“跟这个无关。有人在这栋房子里被杀。他恰好是作家，而且是很成功、很重要的作家，但这也无关。他是人，你我知道谁杀了他。世上总有正义吧。”

“明天再说。”

“假如你让她逍遥法外，你就跟她一样坏。马洛，我开始对你有些疑惑了。如果你够警觉，本来可以救他一命。而你等于让她逍遥法外。就我所知今天下午的整个过程只是——一场表演而已。”

“对啊。乔装的爱情场面。你看得出来艾琳正为我痴狂。等事情平静下来，我们也许会结婚。她应该已经准备好了。我还没赚韦德一家一毛钱。我等不及了。”

他摘下眼镜来擦，又擦掉眼窝凹处的汗水，重新戴上眼镜，看着地板。

“对不起。”他说，“今天下午我狠狠挨了一记重拳。知道罗杰自杀已经够惨了。这另外一种答案简直叫我感到羞辱——光是知情就受不了。”他抬头看我。“我能不能信任你？”

“做什么？”

“正确的行动——无论是什么。”他伸手捡起那堆黄稿纸，塞到腋下。“不，算了。我猜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很好的出版人，但这事我外行。我猜我只是一个他妈的自负却无足轻重的家伙。”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坎迪连忙让开，快步走到前门，把门拉开等着。斯潘塞点点头，由他身边走过去。我跟着出门，中途停在坎迪身边，望着他亮晶晶的黑眸子。

“别做傻事，朋友。”我说。

“夫人很累。”他平静地说，“她回房去了。她不能受干扰。我什么都不知道，先生。我什么都不懂……听你的吩咐，先生。”

我拿出口袋里的刀递给他。他露出笑容。

“没人相信我，但我信任你，坎迪。”

“同病相怜，先生。多谢。”

斯潘塞已经在车上。我上车发动，顺着车道倒车，送他回贝弗利山。我在大酒店门口让他下车。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他下车时说，“她一定有点儿神经病。我猜他们不会判她有罪。”

“他们连试都不会试。”我说，“但她不知道这一点。”

他拼命扯腋下那一堆黄稿纸，把它弄整齐，向我点点头。我望着他推开门走进去。我放开刹车，奥兹莫尔比车驶离白色的路栏，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霍华德·斯潘塞。

我很晚才回到家，又累又愁闷。今天是那种空气沉重，噪声显得很闷很远的夜晚。天上有一轮朦胧又淡漠的月亮。我在地板上踱方步，放了几张唱片，可以说根本没听。我好像听见某一个地方有持续的滴答声，但屋里没什么会滴滴答答作响的东西。滴答声在我脑袋里。我是单人守灵队。

我想起第一次看见艾琳·韦德的情形，还有第三次、第四次。后来她有些地方变得如幻似真了。她不再像真人，一旦你知道某人是凶手，他总会变得虚幻起来。有人为怨恨、为惧怕、为贪婪而杀人。有些狡猾的凶手事先计划，指望逍遥法外。有些愤怒的凶手做事根本不经大脑。还有凶手爱上死亡，把杀人当做远程自杀。说起来，他们都是神经病，却不是斯潘塞指的那种意思。

我终于上床时，已经快天亮了。

电话铃声把我由沉睡中唤醒。我在床上翻个身，摸索拖鞋，才知道我不过睡了两个钟头。我觉得自己像一块在油腻腻的餐厅吃下而只消化了一半的肉。眼睛粘在一起，满嘴泥沙。我站起来，咚咚咚走到客厅，把电话拿起来说：“别挂断。”

我放下电话，走进浴室，用冷水拍脸。窗外有什么东西咔嚓、咔嚓、咔嚓地响。我茫然地看外面，看见一张没有表情的棕色面孔。那是一周来一次的日本园丁，我叫他“狠心的哈瑞”。他正在修剪金钟花矮树——按照日本园丁剪金钟花树的方式。你问了四次他才说“下星期”，然后他在早晨六点钟光临，在你卧室窗外修剪。

我把脸擦干，走回电话边。

“什么事？”

“先生，我是坎迪。”

“早安，坎迪。”

“夫人死了。”他说的是西班牙语。

死了。在任何语言之中，这都是冰冷黑暗又无声无息的字眼。夫人死了。

“不是你干的，我希望。”

“我想是药物，叫杜冷丁。我想瓶子里有四十五颗。现在空了。昨夜没吃晚餐。今天早上我爬上梯子，往窗里瞧。衣着跟昨天下午一模一样。我弄开窗帘。夫人死了。冷得像冰水。”

冷得像冰水。“你打电话给谁没有？”

“有，洛林医生。他报了警。还没来。”

“洛林医生，嗯？正是那个迟来的人。”

“我没给他看信。”坎迪说。

“给谁的信？”

“斯潘塞先生。”

“交给警方，坎迪。别让洛林医生拿到。就交给警方。还有一点，坎迪。别隐瞒任何事，别对他们撒谎。我们到过那儿。说实话。这回说实话，而且全部照实说。”

对方静默半晌，然后说：“是，我明白了。朋友，再见。”他挂断了。

我拨电话到丽兹贝弗利山大酒店，找霍华德·斯潘塞。

“请等一下，我给你转前台。”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是前台。我能为你效劳吗？”

“我找霍华德·斯潘塞。我知道时间还早，不过很紧急。”

“斯潘塞先生昨天傍晚退房了。他搭八点的飞机到纽约。”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到厨房去弄咖啡——大量咖啡，甘醇、浓郁、苦涩、滚烫、无情、堕落，疲惫男人的生命之血。

过了两个钟头，伯尼·奥尔斯打电话给我。

“好啦，智多星。”他说，“到这里来受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