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车到维克托酒吧，想喝一杯螺丝起子，坐着等晨报的晚版上市。但是酒吧很挤，很无趣。我认识的酒保来到我身边，叫我的名字。

“你喜欢加一撮苦料吧？”

“平常不喜欢。只有今天晚上加两撮苦料。”

“最近没看见你的朋友。加绿冰的那个。”

“我也没看见他。”

他去端酒回来。我慢慢喝，希望拖久一点儿，因为我不想喝醉。要么就真正大醉一场，要么就保持清醒。过一会儿我又叫了一杯同样的酒。刚过六点，卖报纸的人进了酒吧。酒保吆喝他出去，但他还是快速在顾客间绕了一圈，才被一个服务员抓着推出门。我就是顾客之一。我打开《新闻报》，看看1A版。他们刊登了。全部登在上面。照片反印，变成白底黑字，尺寸缩小，刚好嵌入那一版的上半页。另一页有篇口气强硬的社论。还有一版刊出朗尼·摩根署名的半栏文章。

我喝完酒出门，到另一个地方吃晚餐，然后开车回家。

朗尼·摩根的文章平实地记述了伦诺克斯案和罗杰·韦德“自杀”案所涉及的事件和事实——照他们公布的事实写。不加不减不归咎于什么。只是清晰简单又实际的报道。社论就不同了。文中提出了质询——报纸抓住官员把柄后都会提出这一类问题。

九点三十分左右，电话铃响了，伯尼·奥尔斯说他回家的路上会顺道拜访。

“看见《新闻报》没有？”他有些扭捏，没等我回答就挂断了。

他抵达后，抱怨阶梯不好走，又说如果我有咖啡，他要喝一杯。我答应去煮。我弄咖啡的时候他在屋里四处逛，非常自在。

“你这种会讨人嫌的家伙，住这里太寂寞了。”他说，“山那边是什么？”

“另一条街。怎么了？”

“随便问问。你的灌木需要修剪了。”

我端咖啡进客厅，他坐下来一口一口地喝，又点起一根我的香烟，抽了一两分钟就弄熄了。“我渐渐不喜欢这玩意儿了。”他说，“也许是电视广告的关系。他们推销什么，就让人讨厌什么。老天，他们一定以为大众是傻瓜。每次有个穿白外套、脖子上挂个听诊器的傻瓜展示一管牙膏、一包烟、一瓶啤酒或漱口水、一罐洗发精，或者一小盒让胖摔跤选手体味如山丁香的什么玩意儿，我总是记住永远不买。混蛋，就算我喜欢那种产品，也不会买。你看《新闻报》了，嗯？”

“我的一个朋友暗中通知了我。一位记者。”

“你有朋友？”他惊讶地问，“他没告诉你资料怎么拿到的吧？”

“没有。这种状况下他用不着说。”

“施普林格气得跳脚。今天早上拿到信的地方检察官助理劳福德说他直接交给了上司，但令人起疑。《新闻报》刊出的好像是原件的直接复制品。”

我啜饮咖啡不说话。

“活该。”奥尔斯继续说，“施普林格该亲自处理。我个人不认为是劳福德干的。他也是政客。”他面无表情地望着我。

“伯尼，你来有什么事？你不喜欢我。我们以前是朋友——任何人都可以跟硬汉警察交上某种程度的朋友。可是友情略微发酸了。”

他倾身微笑——有点儿凶。“老百姓在警察背后干警方的工作，没有一个警察会喜欢的。韦德死掉的时候，如果你能告诉我韦德和伦诺克斯家的荡妇有关系，我就可以查出案情。如果你把韦德太太和这位特里·伦诺克斯联结在一起，我会把她放在手掌心——活生生地。如果你从开始就澄清，韦德也许不会死。伦诺克斯就别提了。你自以为聪明，对吧？”

“你要我说什么？”

“没有，太迟了。我告诉过你，聪明的人愚弄不了别人，只会愚弄自己。我曾经直接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但看来不管用。现在你最好离开本市，没人喜欢你。有一两个人不喜欢谁就会采取行动，我从一两个线民那里得到消息。”

“我没那么重要，伯尼。我们别再互相咆哮了。韦德去世前，你甚至还没参与办案。他死后，你好像无所谓，法医、地方检察官或任何人好像都无所谓。也许我做错了一些事。但真相大白了。你昨天下午可能抓住她——凭什么？”

“凭你不得不告诉我们的资料。”

“我？凭我在你们背后做的警察工作？”

他猛地站起来，满面通红。“好吧，智多星。她本来不会死的。我们可以以杀人嫌疑起诉她。你却要她死，你这个没用的人，你自己也知道。”

“我要她静静地好好反省一番。她怎么处理是她的事。我要为一个无辜男子洗刷冤情。怎么做我根本无所谓，现在还是无所谓。如果你想对我采取什么行动，随时找得到我。”

“老兄啊，流氓会处置你。我用不着费心。你自以为不够重要，麻烦不到他们。身为姓马洛的私人侦探，对。但你不是。你是奉命适可而止却在报上公然抹他们一脸豆花的人，那可就不同了。这伤了他们的自尊。”

“真可怜。”我说，“套一句你自己的话，我一想起来，内心就在淌血呢。”

他走到门边，打开门，低头看看红木台阶，眺望马路对面小山上的树，又抬眼看街尾的斜坡。

他说：“这里很舒服、很安静。静得恰到好处。”

他继续走下台阶，上车离去。警察从来不说再见。他们随时希望在行列中再见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