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瓠的夏天炎热多雨，可是对于正在搜集和分析洛阳信息的孝文帝来说，也许他时常感受到的是一阵阵的透心凉。孝文帝搜集信息的渠道一定很多，其中包括与来自洛阳的各类人员谈话。据《魏书·阉官·刘腾传》，太和二十二年夏，宦官刘腾时任职中黄门，“高祖之在悬瓠，腾使诣行所，高祖问其中事，腾具言幽后私隐，与陈留公主所告符协”。刘腾参与颠覆大冯，为他后来飞黄腾达积累了资本，这次向孝文帝报告“幽后私隐”，可说是关键的一步。

《魏书·高祖纪》记录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二年七月壬午（498年8月5日）发布了一道诏书：“朕以寡德，属兹靖乱，实赖群英，凯清南夏，宜约躬赏效，以劝茂绩。后之私府，便可损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常恤恒供，亦令减半；在戎之亲，三分省一。”诏书内容是让皇室内外为南边战事“约躬赏效”，节省开支，其中“后之私府，便可损半”，更是明确地大大减少了皇后的例入。这一措施表面上看并不是针对皇后，但放在孝文帝全面调查大冯并已基本得出结论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针对性。

《北史·后妃传》所记大冯诸般劣迹，大概是孝文帝后续调查结果中那些可以在小范围内公布的内容：

这些指控中，也许最令孝文帝惊恐不安的是，大冯想要步冯太后的后尘“辅少主称命”。制造这一指控的人显然了解孝文帝精神世界最黑暗的部分，知道冯太后留给孝文帝的噩梦般的记忆。当然，这种指控也可以在孝文帝那里迅速获得确认，因为符合他对历史的理解和对现实的观察。可以肯定，孝文帝的调查结果远不止这些仅仅涉及大冯私德的事情，一定还关涉过去数年间大冯为扳倒小冯和元恂所使用的诸般手段。只是后者诸项，要么孝文帝自己负有责任，要么说出来徒增伤悲，因而完全不见于史。当所有的调查都一再确认陈留公主和刘腾的密告，甚至进一步揭示更多、更惊心的过去与现在时，孝文帝的身心都经受了巨大折磨。最终，当四月间下令召集的二十万各地援军陆续抵达悬瓠时，三十二岁的孝文帝终于病倒了。一个多月后他回忆这场病，如此描述：

孝文帝发病的具体时间，现已无法知道，只知道是八月（仲秋）。不过八月辛亥（八月初二，498年9月3日）这一天悬瓠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皇太子自京师来朝”。皇太子到悬瓠，当然是奉了皇帝的召唤。从洛阳与悬瓠之间近六百里的距离看，召皇太子元恪来赴的诏命，是七月下达的，绝不会迟至八月孝文帝发病以后。也就是说，孝文帝在七月中下旬已对持续近两月的调查有了基本结论，之后把皇太子与皇后分开，并把皇太子召到自己身边，可能是他非常优先的措施。孝文帝对元恪生母高照容的离奇死亡不会全无所知，但惑于大冯私爱，宁愿睁只眼闭只眼。而且，大冯母养元恪，应该也是他支持并鼓励的。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叮嘱，元恪中规中矩地母事大冯，大冯更是全力表现母亲的慈爱。《北史·后妃传》这样描述元恪与大冯的关系：

孝文帝和他的父亲献文帝都曾与冯太后有过这样的关系，不过他们都是在婴幼儿时期开始这种关系的，不像元恪在进入青春期时才突然失去母亲而不得不另认一个母亲。一旦了解到大冯的另外一面，孝文帝立即意识到这种关系的危险性，关于过去，关于父亲之死和自己几乎被废的记忆，有如噩梦复现。元恪被召至悬瓠一事，大概应该这样理解。这一逻辑的自然发展，就是孝文帝也知道了元恂的废死背后，存在那么多的神秘外力与精心安排。这不可能不引发他巨大的悔恨与痛苦。以孝文帝的抱负自期与宏图远志，当他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别人的计谋安排之下，怎么会不迸发“怀疑人生”的绝望？所谓“仲秋动痾，心容顿竭，气体羸瘠，玉几在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皇帝出征，自然有御医随侍，而且很可能当时御医中地位最高的太医令李修也和孝文帝在一起。李修和徐謇都是献文帝夺取刘宋淮北四州时获得的南方医学人才，两人也都因在冯太后当权时期的平城宫服务而成为名医，不过李修资历高于徐謇，而且更得冯太后信任。《魏书·术艺·徐謇传》：“文明太后时问治方，而不及李修之见任用也。謇合和药剂，攻救之验，精妙于修。”孝文帝在冯太后死后才注意到徐謇：“高祖后知其能，及迁洛，稍加眷幸。体小不平，及所宠冯昭仪有疾，皆令处治。”按本传的说法，徐謇最擅长的是制作延年益寿的金丹，所以孝文帝对他的重用，似乎主要在食散服丹方面：“謇欲为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嵩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遂罢。”孝文帝病重时，徐謇正在嵩山上采备合和金丹的材料，所以后来孝文帝说他“驰轮太室，进疗汝蕃”。

悬瓠行宫自有国医圣手，为什么必须“驰驲招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呢？当然有可能因行宫诸医皆束手无策，或诊治不见疗效。不过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已成惊弓之鸟的孝文帝不敢信任身边这些御医，因为包括李修在内，重要的御医都是平城时期深受冯太后恩惠的，与冯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徐謇虽然也曾服务于冯太后，可他是个有性格的人，“性甚秘忌，奉承不得其意者，虽贵为王公，不为措疗也”。这样的人，多多少少是在主流之外的。更何况，最近一段时间徐謇一直在嵩山采药，与洛阳宫各方势力无染。也许，这才是孝文帝急召徐謇水陆兼程“一日一夜行数百里”奔赴悬瓠的主因。

徐謇到悬瓠，“诊省下治，果有大验”，孝文帝病情颇有好转。不过，八月和九月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孝文帝身体虚弱，又关切洛阳宫的大事，哪有心情继续作战？于是九月己亥（498年10月21日）“帝以萧鸾死，礼不伐丧，乃诏反旆”。七天后，“车驾发悬瓠”，大军北行。据《南齐书》，齐明帝萧鸾之死在七月己酉（七月三十日，498年9月1日）。孝文帝却要过了五十天才说“礼不伐丧”，因为这些天里他自己病重缠绵。待身体稍好可以行动了，孝文帝立即借口“礼不伐丧”班师北归。

孝文帝为义阳战役兴师动众，除了从沔北战场带来的数十万禁军精锐（主力），还从各地额外征发了二十万人（壮声势的炮灰），如此阵仗，要是说解散就解散，似乎也不好交代。恰好，被征发前来悬瓠的高车部落兵厌战避役，在袁纥（韦纥，即唐代的回纥、回鹘）部落酋长树者带领下北逃，惊动了北魏的故都朔州、恒州等地[《北史·高车传》︰“后孝文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袁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据此，高车部落兵是在南行路上决定逃跑的，他们受召后大概已行至朔州（盛乐）以南，所以逃归路上才能“游践金陵”。]。这时坐镇平城的是江阳王元继，他上表孝文帝称：“高车顽党，不识威宪，轻相合集，背役逃归。计其凶戾，事合穷极，若悉追戮，恐遂扰乱。”所谓高车反叛，其实只是逃避兵役，不值得紧张。不过这给了孝文帝一个好机会，使他从悬瓠撤退时有了把大军继续聚在一起的借口——“北伐叛虏”。事实上，孝文帝从来就是打着南征、北伐或巡视的旗号，把最重要的军力聚在自己身边。也许在诸般不确定的时刻，只有这样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既然“北伐叛虏”，孝文帝的行军路线自然是从悬瓠一直向北。然而这次行军拖沓缓慢，一点也没有“北伐”的气象。九月丙午（498年10月28日）离开悬瓠，十一月辛巳（498年12月2日）抵达邺城，区区九百里，竟走了三十五天。在此期间，孝文帝一直卧病，大概是军行迟缓的原因之一。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孝文帝需要消磨时间。他无意北伐，同时又不打算立即回洛阳，因为回到洛阳时他必须拿出解决方案，而下决心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正是因此，在邺城，孝文帝继续磨蹭，既不北进，又不解严，数十万大军就这样聚集在邺城内外。

在邺城耗了一个月，收到江阳王元继从平城发来的报告，说叛乱的高车已经平定。再没有理由耗下去了，于是十二月甲寅（499年1月4日），孝文帝“乃诏班师”，正式取消北伐，大概来自各州郡的军队都可以遣散了。可是，孝文帝仍然不急着回洛阳，而是在邺城又住了整整一个月。可以肯定的是，孝文帝仍在病中，身体远未康复（事实上他一直没有康复，直到去世），而且，他一直忙于洛阳宫内外的人事安排，不过，犹豫和难下决心恐怕才是他久驻邺城的主因。

至少，孝文帝不愿意回到洛阳去迎接新年。太和二十三年的新年正旦（499年1月28日），他在邺城与群臣共庆新年，以病愈为由赐群臣“大飨于澄鸾殿”。初五这一天（499年2月1日），孝文帝还从容地“幸西门豹祠，遂历漳水而还”。偏偏在这时，来自沔北前线的报告说，萧齐大将陈显达兵至襄阳，即将发起夺回沔北五郡的战事。如果不是因为这条战报，孝文帝不知还会在邺城耗到何时。攻取沔北是他一生最大的军事胜利，这一历史荣耀不容有失。于是孝文帝突然加快了节奏，正月乙酉（499年2月4日）离开邺城，戊戌（499年2月17日）回到洛阳，十三天走了差不多七百里。

大冯早就察觉到皇帝对自己起了疑心，特别是皇帝滞留邺城时，她的不安和忧惧达到一个高峰。《魏书·皇后传》：“高祖自豫州北幸邺，后虑还见治检，弥怀危怖，骤令阉人托参起居，皆赐之衣裳，殷勤托寄，勿使漏泄。”大冯派出一批又一批宦官前往邺城探望皇帝，她结好这些宦官，指望他们不说自己的坏话。而且，她还派自己亲信宦官双蒙去探测皇帝的态度：“亦令双蒙充行，省其信不。”对这些负有多重使命的洛阳宫来使，大概孝文帝都予以接见，言语之间不免虚虚实实、彼此试探。大冯委派的这些宦官不辱使命，都不肯说大冯的坏话（即使皇帝在那里暗示并引导），只有一个例外：“然惟小黄门苏兴寿密陈委曲，高祖问其本末，敕以勿泄。”从孝文帝对苏兴寿“敕以勿泄”来看，孝文帝的调查一直是秘密进行的。

受沔北战事影响，孝文帝在洛阳只停留了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当然要处理许多政务，以及主持或出席许多重要仪典，这些事都是公开举行的，会被记录下来。当然，最重要的事却绝对不会公开，甚至也不大可能被记录（史书所记往往得自参与者事后的回忆或社会上的传闻，不一定可靠），那就是清算大冯的罪过，并给出明确的“判决”。《魏书·皇后传》：“至洛，执问菩萨、双蒙等六人，迭相证举，具得情状。”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具体日期已不可考），这是自前年秋天送别之后，大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仍在病中的孝文帝，躺在含温室的病床上，被执的高菩萨等六人立于门外，室内外戒备森严，然后叫皇后进来。《北史·后妃传》：“后临入，令搜衣中，称有寸刃便斩。”《魏书·皇后传》：“后临入，令阉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斩。”文字虽小有不同，孝文帝的紧张与恐惧却一样弥漫于字里行间。这种紧张与恐惧，是孝文帝二十三四岁之前的日常，现在又回来了。

显然大冯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所以被准许入内，但孝文帝仍对她极为戒备，让她坐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后顿首泣谢，乃赐坐东楹，去御筵二丈余。”接下来，孝文帝让门外的高菩萨等把先已招供的罪状再说一遍，然后斥责大冯。《北史·后妃传》记孝文帝的话：“汝有妖术，可具言之。”《魏书·皇后传》则记为：“汝母有妖术，可具言之。”大冯是什么反应呢？她要求旁人都退出，说有机密的话要跟皇帝说（“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启”）。皇帝命贴身侍卫都退出[这些守护在含温室的人，《北史·后妃传》作“中常侍”，即宦官;《魏书·皇后传》作“中侍”，即内侍，其中有宦官，也有卫士。我觉得应从《魏书》。]，只留下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大长秋卿白整，白整“取卫直刀柱之”，就是拿了一把卫士用的长柄大刀，杵着刀立在一旁。大冯见白整在，仍不肯说话。孝文帝用细布塞住白整的耳朵，还低声叫白整的名字，叫了三次，白整都没反应，说明他真是听不见了。于是大冯说了一番话，当然，“事隐，人莫知之”。

这一番神秘的谈话之后，孝文帝让他的两个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进来。二人是孝文帝最信任也最有能力的两个亲王：前者一直随侍孝文帝，协助处理军国大务，在孝文帝病重时更是日夜不离病榻；后者留守洛阳，被孝文帝召至悬瓠、委付机密后再返回洛阳，可以说是孝文帝在洛阳的代理人。不过他们两个都知道后宫深险，所以“固辞”，不敢进含温室。孝文帝对他们说：“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两人一进来，孝文帝就说：“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在两个弟弟面前（以及可以想象的更多人面前），孝文帝的羞愧和他的愤怒几乎是一样强烈，或更加强烈。《魏书·皇后传》：“高祖深自引过，致愧二王。”

最终怎么处理呢？孝文帝先确定一个原则：“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小冯被废，孝文帝已自觉有损清德，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哪怕只为自己的名誉计，也不能再废一个皇后了。更何况还涉及前太子元恂的诸般冤情，张扬开去有害无益。孝文帝对两个弟弟说：“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名义上不作任何处理，实际上已视为囚徒，仅在表面上保留她的皇后排场。史书这样解释孝文帝何以不废大冯：“高祖素至孝，犹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废。”把孝文帝从宽处理的原因归之于他对冯太后的“至孝”，怕是只见其表未见其里。我的理解，孝文帝对冯太后及其家族，恐惧多于感念，循礼多于真情。不废大冯，与其说孝文帝对冯太后仍存孝心，不如说他碍于清议，自惜羽毛。

元勰、元详离开后，孝文帝“乃赐后辞死诀”，就是宣布至死不复相见。“再拜稽首，涕泣歔欷。”大冯回宫后，似乎还不太清楚问题的严重，竟对孝文帝派来问话的宦官发脾气，说：“我天子妇，当面对，岂令汝传也！”于是孝文帝让大冯的母亲常氏入宫，拿木杖“挞之百余乃止”。算是让她认清形势，面对现实，不再摆皇后的谱。可是，对皇后的处理既不公开，知者有限，她必要的威仪还是要维持。如史书所说：“（皇后大冯）虽以罪失宠，而夫人嫔妾奉之如法。”表面上还是皇后，有基本的面子，实际上已被监控起来。

这些事还没处理完，沔北战场传来了坏消息。二月“癸酉（499年3月24日），（陈）显达攻陷马圈戍”。据《南齐书·陈显达传》，陈显达率领的四万齐军，围攻马圈四十天，守城魏军“食尽，啖死人肉及树皮”，只好弃城而逃。军情紧急，魏军如不及时夺回马圈，沔北各戍可能发生连锁性的溃败。孝文帝只好抱病再度亲征，三月庚辰（499年3月31日）从洛阳出发。按照他离开时的安排，尽管大冯仍保留表面上的皇后排场，皇太子元恪却与大冯之间实现了完全的切割，“令世宗在东宫，无朝谒之事”。元恪再也不需要“二日一朝幽后”了，他与大冯之间的母子关系正式解除了。毫无疑问，对于元恪来说，这是自迁洛以来头一次真正轻松的时刻。

孝文帝大军自洛阳向南，十七天后，三月丁酉（4月17日）到马圈城下。然而，就在抵达马圈的前十一天，“帝不豫”，孝文帝的病情忽然加剧。彭城王元勰和在悬瓠时一样“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据《魏书·献文六王·彭城王传》，孝文帝对元勰说：“牵疴如此，吾深虑不济。”又说：“吾患转恶，汝其努力。”而且很可能，这次亲征之始，孝文帝就对自己的健康信心不足。据《魏书·景穆十二王·任城王传》，孝文帝出征前对元澄说：“朕疾患淹年，气力惙弊，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须从朕。”

几乎与魏军大败齐军同时，孝文帝病情越来越重，进入危重状态。庚子（4月20日）“车驾北次谷塘原”（谷塘原在今河南邓州附近），六天后的四月丙午（4月26日），孝文帝去世。据《魏书·高祖纪》，在死前两天（三月甲辰，即4月24日），孝文帝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是“诏赐皇后冯氏死”，第二是“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第三是确立六大臣建立新皇帝的辅政班子。实际上，这大概是元勰等在御医徐謇等确定皇帝即将不治之后，提出的一套对策，让弥留之际（也许一直昏迷中）的孝文帝认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孝文帝会不同意这样处理。

《北史·后妃传》对上述第一条决定有细致描述，记孝文帝对元勰说：“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吾死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弥留之际怎么会说得这么啰唆呢？毋宁说是元勰事后解释遮掩的话。孝文帝死于谷塘原，因敌军离得不远，元勰与元澄决定秘不发丧，仪仗军容不变，装作孝文帝仍然活着的样子，继续北行。到南阳宛城，悄悄把孝文帝尸体装入棺材，再放进大车里，仍装作他还在养病的样子。一路向北，又走了十天，终于抵达鲁阳，与从洛阳来奔的皇太子元恪、孝文帝长弟咸阳王元禧等相遇。四月丁巳（5月7日）正式宣布皇帝驾崩，同日元恪即位。

很可能是在孝文帝刚死、大军还在谷塘原时，元勰派使者前往洛阳传信给皇太子，同时向元禧、元详等报告噩耗。根据分工，元禧陪太子南奔，元详坐镇洛阳。元详首先要做的，就是执行孝文帝的遗诏处死大冯。《北史·后妃传》：

算算大冯从立为皇后到“含椒而尽”，不过一年八个月，其中还有超过一半时间处在担惊受怕中。李善注《文选》引《文子》曰：“有荣华者，必有愁悴。”愁悴来得如此迅疾，也是难以想象。恰如班固所言：“朝为荣华，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祸溢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