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亲政以后，当然要重谢帮他夺权立功的人，外如于烈、于忠这种禁军将帅，内如赵修、茹皓之类列入《恩倖传》的左右近侍。信任身边的人，信任与自己有较久联系的人，是宣武帝的一大特点。即使是纯粹的文臣儒生，他也更看重那些跟他“有旧”的人。比如，太和末年他还是太子时，孝文帝派在东宫带他读书的“侍读”之臣中，有一个孙惠蔚。据《魏书·儒林传》，孙惠蔚二十多年“久滞小官”，直到宣武帝亲政。传文说：“世宗即位之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自冗从仆射迁秘书丞、武邑郡中正。”这里“即位”其实是说“亲政”[《魏书》卷八四《儒林传》，第2002页。“世宗即位之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一句之前，已叙“高祖崩”后，诸臣议昭穆，邢峦欲弹崔光事，显然在从鲁阳返回洛阳之后。]。宣武帝有权提拔孙惠蔚，在他亲政之后。从此孙惠蔚飞黄腾达，荣任儒生文士无不垂涎的黄门侍郎、著作郎、国子祭酒、秘书监等职，尽管“才非文史，无所撰著，唯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魏书》非常隆重地总结道：“魏初以来，儒生寒宦，惠蔚最为显达。”

值得注意的是，孙惠蔚长期在宣武帝身边所“敷训”的“经典”，并不都是儒经，还包括宣武帝更倾心的佛经。传文云：“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宣武帝崇佛，身边各类人物必定也都跟风礼佛，世代业儒者亦不能免。不过孙惠蔚小名陀罗，可见出自信佛家庭，他跟宣武帝一起名义上读儒家经典，实际上讨论佛教经论，或久已如此。这样的讲经场合，在宫内的老尼慈庆很可能也会参加。对宣武帝而言，慈庆是跟母亲有关的温暖记忆的一部分，如同遥远的故乡。只是慈庆年老且已出家，宣武帝对她不好在名位上有所奖答，而对其他那些背景差不多的人，他的感念方式自然一定是官职名位。

前面概述北魏宫内奚官奴和宫女人生时，提到“大魏宫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所记的内司杨氏。杨氏因刘宋淮北四州入魏而沦为奚官奴，时“年在方笄”，也就是十五六岁。在她二十七八岁时，“文昭太皇太后选才人，充官女”，成为高照容身边的宫女之一，做了王钟儿的同事，帮助高照容抚养了她的二儿一女。可能在高照容死后，杨氏转去宫内其他机构服务，“择典内宗七祏”，做的事情跟日常祭祀有关。在宣武帝即位以后，杨氏先升细谒小监，再升文绣大监，最后因“化率一宫，课艺有方，上下顺厚”，而“改授宫大内司”，升至宫女的最高职位大内司。墓志云：“宣武皇帝以杨历勤先后，宿德可矜，赐爵县君，邑号高唐。”杨氏在世时荣获封爵（高唐县君），另一位内司吴光就没能得到如此恩宠。这当然跟宣武帝的个人情感有关。当然他荣宠杨氏，不完全是报答和感激，还是一种信任、一种依赖、一种利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另一个在宣武帝少年时就进入他生活的人，是宫廷御医王显。据《魏书·术艺传》的《王显传》，王显甚至早在宣武帝出生之前，就已经和他发生了关联：

高照容受孕而感心悸，孝文帝晚期最信任的名医徐謇都没有看出来，只有王显神奇地诊断对了（他不仅看出是怀孕，还知道要生男）。至于高照容所做的梦（为日所逐，日化为龙而绕身），应该是王显在宣武帝立为太子或即皇帝位后层累添加的。同样的故事也进入《北史·后妃传》，说成高照容幼年所做为日光追逐的怪梦，在入平城宫之前，自然也就没有提到生病以及王显的诊断[《北史》卷一三《后妃传》记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即高照容）“后幼曾梦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热，后东西避之，光犹斜照不已。如是数夕，怪之，以白其父飏”。接下来记高飏问辽东人闵宗，闵宗以为“奇征”，推测说:“昔有梦月怀，犹生天子，况日照之征！此女将被帝命，诞育人君之象也。”见第501页。这一段看起来像是在王显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拔高，把入宫之后做梦生病的故事提前到幼年，而且更像是高家人物口吻，极大的可能是出自高肇之口。]。这次诊断成功，可能使得高照容对他格外信任，以后有事还会找他。传文记他为年少的元恪看病：

大概因为元恪的“眄识”，王显还在元恪的太子宫任职。《北史·魏诸宗室传》有《常山王遵传》，拓跋遵的曾孙元寿兴（元昞）[寿兴名昞（或昺），唐人避讳改用其字。见《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传》校勘记第四条，第448—449页。]，曾担任太子中庶子：“初，寿兴为中庶子时，王显在东宫，贱，因公事，寿兴杖之四十。”[《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第569页。]后来元寿兴被处死，他当年在太子宫与王显结下的梁子至少是原因之一。正因王显是东宫官属，加上与宣武帝的历史联系，他在宣武帝即位后自然成为亲信中的亲信。在终结亲王辅政的斗争中，他立下汗马功劳。御医（侍御师）身份有利于他充当信使，沟通宫廷内外，即传文所谓“间通规策”：“又罢六辅之初，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

宣武帝亲政，奖励王显为游击将军、廷尉少卿，不过“仍在侍御，营进御药，出入禁内”，虽有将官职，只用来领薪水、充门面，实际做的仍是侍御师的工作。王显一直向宣武帝“乞临本州”，希望担任家乡州的州刺史。王显是阳平郡乐平县人，阳平郡属于相州，相州是北魏第一大州，州治邺城是河北最繁荣的城市，王显所求的就是相州刺史。那时担任本州刺史是非常荣耀的事，更何况他可以借机大大加强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宣武帝虽应许了他，却舍不得他离开，“积年未授”。而王显自己早在外间放出消息，“声问传于远近”，所以他只好跟人解释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皇上已经决定了的。不久，果然“除平北将军、相州刺史”，王显高高兴兴地上任。可到相州没几天，宣武帝派人命他飞马还京，因为皇上身体又出了问题，需要他“掌药”。直到皇上好些了，才放他回邺城。后来王显回洛阳，官太府卿、御史中尉，但侍御师的身份一直没变，仍然负责皇帝（后来还加上皇子）的医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迷惑于宣武朝史事中，一会儿提到侍御师王显，一会儿提到御史中尉王显，前者微贱，后者隆贵，就以为是两个人:“医师侍御左右，因以名官。后魏之制，太医令属太常，掌医药;而门下省别有尚药局侍御师，盖今之御医也。此又一王显，非御史中尉之王显也。”其实是同一个人。见《资治通鉴》卷一四七梁纪天监七年三月，第4581页。]。皇帝的医生固然必须医术高，但最重要的还是得让皇帝信任。以宣武帝的性格和心理特点，既然认准了王显可靠，就很难离得开他了。

对于宣武朝朝政来说更重要的一个变化，也和宣武帝的这种心理特质有关，那就是外戚高肇的崛起。

据《魏书·世宗纪》，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499年5月7日）宣武帝即位于鲁阳，那时一切草率，“委政宰辅”。回洛阳后，开始按照故事和礼典做一些必要的安排。六月“戊辰（499年7月17日），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之前那些死于子贵母死之制的皇帝生母，都在所生皇子即位后立即追崇位号，如文成帝的母亲郁久闾氏追尊为恭皇后，献文帝的母亲李氏追尊为元皇后，孝文帝的母亲李氏追尊思皇后。所以元禧等辅政大臣追尊高照容为文昭皇后，是遵循故事和旧制。之所以追尊为文昭皇后，是因为早在立元恪为皇太子时，孝文帝就给她追加了昭仪之号，谥为文昭贵人。现在直接从文昭贵人升级为文昭皇后。

不过和过去情况不同的是，以前追尊皇帝生母为大行皇帝的皇后时，后宫都有一个拥有最高权威的女性，文成帝时是常太后，献文帝和孝文帝时是冯太后。宣武帝即位时，孝文帝的皇后一废一死，宣武帝自己尚无正妻，可以说北魏第一次出现了宫中无主的局面。无主时期的后宫，可能培育了多种势力竞争的基础，后来宫中的复杂形势即由此酝酿而来。

《资治通鉴》萧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六月戊辰，于叙“魏追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配飨高祖，增修旧冢，号终宁陵”之后，接着是：

按照《资治通鉴》的时间编排，辅政诸王在追尊高照容之后，立即封高照容的父兄为公爵：追封她已死的父亲高飏为勃海公，并且由高飏的嫡孙高猛袭爵；高照容兄弟中在世的两个，高肇封为平原公，高显封为澄城公。高肇、高显和高猛，三人同日封公，封公之日得宣武帝接见。三人以平民身份入宫，封公后由宫里赐了与爵位匹配的服装，换装后才与宣武帝相见。三人骤遇如此宏大阵仗，“皆惶惧失措”（《北史·外戚传》说“皆甚惶惧，举动失仪”），当然，亦从此“富贵赫奕”。依《通鉴》，这些加给宣武帝舅氏的尊荣都是元禧、元详掌权时安排的。其实，也许《通鉴》只是顺带叙及高肇等，并非有意为高肇等封公排定时间。

北魏政治史上高肇的出场，他和弟弟高显、侄儿高猛同日封公，并与宣武帝相见认亲，在宣武帝亲政之后、元禧被杀之前。《北史·外戚传》记“宣武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时在“景明初”。不过“景明初”并不是景明元年（500）。诸高被封，文书程序应该是先经臣下上奏，后由皇帝“诏可”。据《北史·外戚传》，领衔奏请给诸高封爵的，是“录尚书事、北海王详”。元详任录尚书事，在宣武帝亲政后。《魏书·北海王详传》：“世宗览政，迁侍中、大将军、录尚书事。”六辅时期的元详是司空，宣武览政后暂时解除了他的三公职位。知诸高获封，在宣武帝亲政之后。《北史·外戚传》记高肇等封爵之后，“是年，咸阳王禧诛，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多入高氏”。可见，宣武帝与舅舅高肇、高显见面，在景明二年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以后，五月壬戌（6月30日）之前。高氏应该不在南迁之列，仍居平城。宣武帝亲政后派人去平城接他们南来，一来一去总要个把月，见面可能在二三月间。

高照容的父亲高飏共有五男三女[高飏与妻袁氏的子女数量等问题，请参看我为高琨墓志所写的疏证，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第71—73页。]，都生在高句丽，最大的女儿据其墓志知生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那么太和初全家迁于平城时，她早已成年，可能已经出嫁。据她的墓志，其夫是韩贿[高肇、高照容的长姊高氏的墓志出土情况，见《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年第5期。高氏墓志的录文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204—205页。]。高飏举家“入国”时，同行者有“乡人韩内”，这个韩贿可能与韩内是一家的。高飏夫妻以及他们比较大的几个儿子，高琨、高偃、高寿，在宣武帝亲政以前都已去世，都葬在平城（唯一不清楚葬地的是高寿，高寿不与于封赠及改葬，既可能因为庶出，也可能因为死在“入国”之前）。宣武帝寻亲时，舅舅中只剩了高肇和高显兄弟二人，于是封已去世的外祖父及在世的两个舅舅为开国公，外祖父高飏的公爵由其长子高琨继袭，高琨已死，则由高琨长子（所谓高飏嫡孙）高猛继袭。据高猛墓志，高猛生于太和七年（483），与宣武帝年岁相当，袭封勃海郡开国公时已十八九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97—99页。]

宣武帝给外祖父追赠勃海公，显然是要把自己的外家攀附上著名的勃海高氏，因此后来高肇还长期担任冀州大中正。迁都前后的一些年，正是有权势者更改籍贯、重塑郡望的大好时机[成功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是杨播兄弟“重返”华阴故里成为正宗弘农杨氏。参黄桢《制造乡里:北魏后期的弘农习仙里杨氏》，载《国学研究》第36卷（2015年12月）。]。以《魏书·恩倖传》为例：王叡“乃言家本太原晋阳，遂移属焉”；王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寇猛“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州大中正”；茹皓“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赵邕“以赵出南阳，徙属荆”，先后任南阳中正、荆州大中正；侯刚“以上谷先有侯氏，于是始家焉”，也担任过燕州大中正。要成功打造郡望，把自己一家与某地古老的名族混同起来，只迁移籍贯是不够的，还要把家搬过去，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同时还应把葬在外地的父祖先人迁回“故乡”。比如王叡一家本来都葬在平城，“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赵邕的祖父本来葬在平城，赵邕改籍南阳后“丧自平城还葬南阳”。这类新贵有钱有势，通常还会担任“故乡”的太守乃至刺史，占田占地，兴建家宅，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把自己由外来者转化为本地大族。

决定家族地位的不只是历史声誉，还要有相匹配的当世官位与婚姻圈子，新贵家族也都会凭借自己的权势强行加入这类婚姻网络。还是以《魏书·恩倖传》所记的赵邕为例：赵邕把自己攀附为南阳赵氏之后，还希望能打入更高等级的婚姻网络。担任幽州刺史时，他借机和著名的范阳卢氏联姻。他看中的那个卢家姑娘，父亲早已去世，叔父替她做主，同意了这门婚事。但是姑娘的母亲不同意，而这位母亲出自幽州另一名门北平阳氏。为了摆脱卢家叔父的控制，阳夫人带着女儿回到自己娘家“藏避规免”。赵邕怎肯善罢甘休，到阳家把阳夫人的叔父抓去（可能阳夫人的父亲已不在世，叔父当家），动刑拷打，逼他交人，竟然把他打死了。当然这些大家族都有各自的社会资源，也不是好欺负的。阳夫人把状告到洛阳，朝廷派员调查，查出实情，判处赵邕死刑。虽然赶上大赦，免了死刑，赵邕仍逃不过“除名”，从此再没有翻过身来。

照宣武帝的设计，高肇兄弟就应遵循这一套路，把自家与赫赫有名的勃海高氏混同起来[与高肇家情况接近而又试图攀附勃海高氏的，还有出自辽东的高道悦家族。《魏书·高道悦传》说这一家本是“辽东新昌人”，道悦父高玄起入魏后“遂居勃海蓨县”。高道悦墓志仍称辽东新昌人，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42—144页。不过高道悦的埋葬地却在“冀州勃海郡條（蓨）县”之“崇仁乡孝义里”，可见他的家庭（或家族）正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勃海高氏。]。今所见高肇家族的所有碑志，无不宣称出自勃海高氏。高肇的弟弟高显[据清人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卷三之二，直隶河间府景州有“后魏护军将军高显碑铭”，应该与高肇及其子侄在同一个墓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2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0694页。]，高肇的两个儿子高植、高湛，以及高肇本人[据高湛墓志，高湛于元象二年十月十七日（539年11月13日）“迁葬于故乡司徒公之茔”，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420—421页。司徒公即高肇，可见高肇也葬在勃海。]，高偃之子高庆、高贞，都葬在勃海（“德州卫河第三屯”），可见他们的确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京兆王元愉出为冀州刺史时，可能出于高肇的托请，辟高偃之子、十八岁的高庆为州主簿。那时高庆的姐姐是皇后，他应该是住在洛阳的，但为了建设勃海郡望，宁愿到冀州担任并不重要的本州上佐，以此作为未来正式出仕的基础。不过，不幸的是元愉在冀州称帝造反，所举的旗号就是对抗高肇，杀害了年轻的高庆。[高庆死于元愉之乱，仅见于《高庆碑》，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只是高肇粗劣无文，对这种家族郡望建设似乎不太积极（可能他更看重眼前的权力），所以有些事做得不够到位。比如说，他没有能把父兄迁回勃海安葬。《北史·外戚传》记高肇“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瘗”，宣武帝只好强迫他，“乃诏令还葬”。虽然有皇上这么大的压力，高肇仍不肯亲自“临赴”，而是于延昌三年（514）派侄儿高猛到平城“迁葬于乡”。按照这个说法，高肇最终还是把父兄“迁葬于乡”了。事实上高猛在平城只是做了一个重新安葬，把封丘修大（高飏夫妇、高琨与高偃，三坟并立，当地人称三皇墓）[王银田:《元淑墓志考释——附北魏高琨墓志小考》，《文物》1989年第8期。按《山左碑目》记有神龟三年之高偃碑，碑文已佚，似乎高偃在神龟三年迁葬勃海。]，把新的封爵写进墓志，如此而已，并没有迁回勃海（宣武帝所要求的“还葬”，是还葬于勃海）[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71—73页。]。而且，后来高猛也没有还葬于勃海。正因如此，高肇家族改变郡望的成效不太显著。据《魏书·北海王详传》，元详与从叔安定王元燮的妃子高氏私通，这个高氏便是高肇的从姊妹。元详的母亲高氏（也许出自真正的勃海高氏）知道后骂道：“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许高丽婢奸通，令致此罪。我得高丽，当噉其肉。”她称高肇家女子为“高丽婢”，可见她完全不承认这一家冒牌货。[有关北朝勃海高氏郡望问题，参看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0—74页。]

高肇家族到洛阳以后的婚姻情况怎样呢？首先是高肇本人。按年龄来说，高肇在平城时必定早已娶妻，可他到洛阳时似乎复归单身（起码是没有正室），又有了娶妻的需求。他先看重的是王肃死后正在守寡的陈留公主（孝文帝之妹，宣武帝之姑），无奈公主相中的是出身名族的秦州刺史清河张彝，看不上文化不高且家族来历不明的高肇。《魏书·张彝传》：“时陈留公主寡居，（张）彝意愿尚主，主亦许之。仆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谮彝于世宗。”高肇只好向孝文帝另一个妹妹高平公主求婚，这次似乎很顺利，终于娶到一个长公主，成了宣武帝的亲姑父。

其次是高肇的侄儿高猛。高猛继承勃海公爵位之后，大概再过一两年，肯定是在宣武帝本人的促成之下，得尚高照容所生的长乐长公主元瑛。据墓志，元瑛生于太和十三年（489），比高猛小六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14—115页。]。和宣武帝及其弟弟元怀一样，元瑛也是王钟儿抚养过的。高照容死时，元瑛才七八岁。元瑛长大后除了嫁给高猛，史书关于她的记载非常少，《魏书·皇后传》有一条记事颇能反映她的为人风格。大概在神龟年间，胡太后率领“王公、嫔、主已下从者百余人”进到皇家大库堆放绢布的地方（左藏），让大家尽自己的力，能拿多少拿多少（“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那时北魏货币经济不发达，绢布其实就是钱。长乐公主元瑛以胡太后的小姑子身份，当然也在从行之列。可以想象所有人都是拼老命多取多拿的，“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陈留公李崇、章武王元融两个王公大人物，都因为背负多到力不能胜，双双摔倒在地（“所负过多，颠仆于地”）。结果二人都受了伤：李崇伤了腰，元融伤了脚。时人因此为他俩造了一首谣谚：“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所有人中，只有长乐长公主元瑛“手持绢二十匹而出”，既不想表现得过于与众不同，又不肯拿得太多（“示不异众而无劳也”），赢得时人好评，“世称其廉”。

元瑛没有为高猛生儿子（但不知是否生了女儿），这当然会成为一个继承方面的问题，但首先的一个麻烦是会在高猛死后的丧事上，缺少一个孝子丧主。高猛比慈庆/王钟儿早死一年，墓志记他死于正光四年四月十日（523年5月10日）。据《北史·外戚传》，高猛临死，向公主坦白了一个秘密：他在外面还有（至少）一个家，育有一子，一直瞒着公主。《北史》和《魏书》都说这个儿子“年几三十矣”。高猛死时才四十一岁，其子至多二十五六岁，说“年几三十矣”大概是为了强调他早已长大成人。如果他的确不小于二十五岁，那说明是高猛在平城时所生，是与公主结婚之前的事情，不知道平城时期的事为什么还要隐瞒。不管公主听说之后心情如何，总算解决了一个眼前的难题。于是公主把这个地下状态的儿子找来，让他充任孝子丧主。而且，两年多后的孝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526年1月18日）元瑛自己也死了，此后大概不再会有人关心高猛的爵位承继问题。元瑛死在慈庆之后，如果当时没有生病，她应该参加了老保母的丧事。元瑛墓志第十五行，有一四字句，除首字“哀”外，余三字漫漶。仔细读较好的拓片，可知“哀”后两字为“子元”。哀子，即高猛临终所说的那个已经成年的儿子，他的名字是元某。这个儿子不仅做了高猛的丧主，还成了元瑛的丧主。不过后来他并没有继袭爵位，可能是因死得早（“寻卒”）。

高猛有一个姐姐或妹妹，嫁给了赵郡李子岳。据李子云墓志：“（子云）弟子岳，字凤峙，散骑侍郎，妻勃海高氏，父琨，左光禄大夫。”值得注意的是，李子岳的姐姐李令徽，就是任城王元澄的夫人。据李氏墓志，李令徽于景明二年九月三日（501年9月30日）死于长安[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61—62页]。高猛是元澄年长的几个嫡子的长辈亲戚，这一点在李子云墓志出土以前尚不为人知。

高肇的弟弟高显得封开国公，他担任过高丽国大中正，这个事实说明高肇一家没有掩盖自己的高丽背景。高显先后担任过侍中、护军将军等重要职务，但少有事迹。《魏书·高聪传》记宣武帝在河内怀县表演射箭，射出“一里五十余步”的好成绩，群臣请立碑纪念，领衔上奏的就是侍中高显。据《魏书·世宗纪》，这次御射发生在景明三年十月庚子（502年11月30日）。《高聪传》详载高显等人的奏文，赞美宣武帝“亲御弧矢，临原弋远，弦动羽驰，矢镞所逮，三百五十余步”，可见皇帝“圣武自天，神艺夙茂”，如此神威足以“肃截九区，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勒铭射宫，永彰圣艺”。盛情难却，宣武帝同意了。“遂刊铭于射所，聪为之词。”这篇上奏典雅清丽，一定不是高显自己写的，而当时高聪担任给事黄门侍郎，后来御射碑的碑文又由高聪执笔，那么可以推测，上奏文也是高聪写的。

史书中高显再没有其他表现，而且他也不像高肇那样留有恶名，可能主要原因是死得早。《魏书·常景传》先记常景受敕参议修订律令，时在“正始初”，接着说“世宗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高肇请常景“作碑铭”，时高肇官衔为尚书右仆射。高肇为高显立碑，请当时以文采著称的“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加上太常博士常景，一共四人，为高显写碑铭。四人各自交稿，宣武帝让崔光评判四文高下优劣，崔光认为常景写得最好。崔光感慨道：“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常景传》讲这个故事当然是为了显示常景的才气，但这个故事也足以反映宣武帝对两个舅舅的爱护。高肇请朝中第一流的四个文士为高显分别写碑铭，只用一篇，另三篇作废，而这四个人竟然也都欢然从命。正始年邢峦为尚书，仅在正始元年（504），因为到这年闰十二月他就奔赴汉中前线了。由此可知，高显死在正始元年，距他初至洛阳才两三年时间。

高肇亡兄高偃今可考知者有三女二儿，其中高英即宣武帝高皇后，有墓志出土[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40—141页。]。墓志志题为“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可见她出家后的法号是慈义。墓志：“尼讳英，姓高氏，勃海蓨人也，文昭皇太后之兄女。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高英生一儿一女，皇子夭折，女儿就是建德公主。建德公主后来嫁给萧宝夤的长子萧烈，萧烈的母亲就是宣武帝的妹妹南阳长公主。孝庄帝永安三年（530），萧宝夤以谋反被杀，萧烈同死，那时建德公主应该还不到二十岁。

高英有个姐姐，嫁给了博陵崔模。崔模的大姐是崔宾媛，崔宾媛墓志的志盖文字详列家人信息，叙崔模妻室云：“（崔）模妻荥阳郑氏；继室范阳卢氏；继室渤海高氏，宣武皇帝后姊。”[陶钧:《北魏崔宾媛墓志考释》，《收藏家》2012年第6期，第25—34页。]原来崔模有三任妻子，前两任荥阳郑氏和范阳卢氏可能早死，续娶了第三任高氏，这位高氏就是高英的姐姐。高肇一家与河北大族联姻，仅见二例。孝明帝初期，崔模与弟崔楷作为高肇的朋党被审查，最重要的关联大概就是婚姻关系。高英还有个妹妹，嫁给了河间王元琛。《北史·文成五王传》：“（元）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高偃之子、高英之弟高贞，死于延昌三年（514）七月（见《魏书·礼志》），有碑存世。[高贞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册，第143页。据碑文，高贞死于延昌三年四月，《魏书·礼志》所记七月，可能是议礼时间。]

史书中可见的高肇家人，还有高肇的两个从妹，二人是亲姐妹，其父很可能是高飏之弟高乘信，他和高飏一起在太和初“入国”。这二姐妹入洛后，妹妹嫁给内侍出身的茹皓，姐姐嫁给安定王元燮。元燮是孝文帝的从叔，嫁给元燮的这位姐姐，就是前面提到的、被北海王元详的母亲斥为“高丽婢”的那位。很可能就是在妹妹家里，她与常来这里的元详相遇相爱。茹皓在孝文帝时期是“白衣左右”，宣武帝即位后“侍直禁中，稍被宠接”，到宣武帝亲政后“眷赉日隆”。高肇把自己的从妹嫁给他，显然是在和他建立联盟关系。热衷而贪权的元详巴结茹皓，在茹皓结婚时“亲至其家，忻饮极醉”。元详认识了元燮的妃子高氏之后，与茹皓更是走得热络。《魏书·北海王详传》：“详既素附于皓，又缘淫好，往来稠密。”高氏于元详为从叔母，事属乱伦，故史书其事，用了一个“蒸”字。元详当然也知道利害，所以“严禁左右，闭密始末”，很小心地保持着这个关系。

虽然高肇兄弟和那时其他骤然暴发的权势人物一样，努力把自己的家族攀附到旧族名门的行列，但高肇似乎在还葬与联姻两个方面都不太积极。可能这是因为他们教育水平不高，对郡望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而一味热衷于拥抱眼下的权力。不过，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历史给他们的时间还不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