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点并不在这外头，不在于攀爬者或罗夏、大本或忒修斯或吸血鬼。大多数人会说事情始于萤火虫，但他们错了。这些只是事情的终结。

对我来说，它始于罗伯特·帕格里诺。

八岁时，他不仅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俩同样遭人排斥，两种不幸相辅相成，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是生长发育问题，他则是基因：由于一组未加控制的基因，帕格饱受近视与粉刺困扰，此外（这是后来才发现的）还容易对药物上瘾。帕格的父母从未对他进行优化。他们是二十世纪残存的老古董，仍然相信上帝，相信人类不该改进他老人家的作品。因此尽管我俩都能修好，真正送修的却只有我一个。

那天我来到操场，发现帕格被半打小孩团团围住。运气好的孩子站在前排，拳头直往他脑袋上招呼，剩下的还没轮到上场，姑且拿狗杂种、娘娘腔之类的羞辱打发时间。我望着他，见他抬起两只胳膊，几乎有些迟疑似的挡开最凶狠的几拳。我能看出他脑子里在琢磨什么，比看我自己的脑子更清楚：他在害怕，怕对方以为自己企图还击，怕揍他的人会把这当成反抗的表示，那样一来他难免还要多吃些苦头。我才八岁，而且刚刚切掉了半个脑袋，但我的观察力已经无人能及。

只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近我很少见到帕格。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有意躲着我。可即便如此，眼看着最好的朋友遇上麻烦，你自然要帮他一把，对吧？哪怕你明知道毫无胜算——一方是一起捏泥巴的玩伴，另一方是六个大孩子，谁也不会指望八岁小孩能挺身而出。但你至少可以去找人帮忙。去把大人叫来。随便什么都好。

而我只是站在原地。我甚至并不特别想帮他。

这很没道理。就算他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起码也该有点同病相怜之感吧。当然，赤裸裸的暴力我倒不像帕格经历的那么多；因为癫痫的缘故，其他孩子总躲着我，欺负我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害怕。但帕格经历的一切我也并不陌生：咒骂、羞辱；当你从A走到B时，不知哪里会伸出脚来绊你一跤。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或者说我过去知道，曾经。

但那部分大脑已经被切掉了，连同带瑕疵的神经网络一道扔进了垃圾堆。要想把它找回来，我得先闹明白人与人交往的运算法则，而此时我还在不断地观察、学习。群居动物总会把团体中最弱小的那一个撕得粉碎，这道理每个孩子都本能地知道。也许我应该听之任之，也许我不该挑战大自然。可话说回来，帕格的爸妈就没有挑战大自然，结果又怎样？儿子蜷在泥巴里，一帮生物工程造就的超级男孩猛踢他的肋骨。

最后是新闻宣传发挥了同情心所没有的作用。那阵子我很少思考和推理，大部分时间只是观察、回忆——而我记起的是上千个故事，个个都对济弱锄强的人大唱赞歌。

于是我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瞄准某人的后脑勺砸过去。我一口气解决了两个对手，对方这才发现有人参战。

第三个孩子转身面对新的威胁，只听得咔嚓一声，他脸上的骨头被碾成了好几块。我记得自己当时有些奇怪，为什么那声音没有带给我满足感？为什么我唯一的想法不过是，很好，又少了一个对手？

其他人发现我刺刀见红，赶忙逃之夭夭。其中一个胆子比较大，向我保证我死定了；在消失在街角之前，他还回头大吼了一声：“该死的僵尸！”

三个十年。三个十年之后我才看出这话多么讽刺。

两个敌人在我脚下扭动身子。我猛踢其中一个的头部，直到它不再动弹，然后我转向另外那个。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头也没回就一拳挥过去；只听帕格惊叫一声，躲到了我够不着的地方。

“哦，”我说，“抱歉。”

地上有个东西一动不动。另一个呻吟着抱紧自己的脑袋，蜷成球形。

“哦见鬼。”帕格拼命喘气，鲜血从鼻子一路淌到衬衣上，可他浑不在意。他的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哦见鬼哦见鬼哦见鬼……”

我沉吟半晌，总得找点话说：“你还好吧？”

“哦见鬼，你——我是说——你从来……”他抹抹嘴巴，手背立刻染成了红色。“天哪，咱们麻烦大了。”

“他们先动手的。”

“没错，可你——我是说，看看他们！”

那个还能哼哼唧唧的东西正手脚并用往边上爬。我暗暗琢磨，不知它的援兵什么时候会来。我琢磨着是不是应该赶在那之前杀了它。

“过去你从没这么干过。”帕格说。

他指的是手术之前。

那一刻我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什么——微弱、遥远，但的确是某种情绪。我感到愤怒。“他们先动手——”

帕格瞪大眼睛，他在后退。“你想干吗？你放下！”

原来我扬起了拳头。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动作。我努力放松，但这并不容易。我不得不盯着双手看了很长、很长时间。

石头落在地上，沾了血，闪闪发光。

“我只是想帮你。”我不懂，为什么他就是不明白？

“你、你跟过去不一样了，”帕格站在安全距离之外，“你根本不是席瑞。”

“我当然是席瑞。你发什么神经。”

“他们切掉了你的脑子！”

“只切了一半。因为癫——”

“我知道是因为癫痫！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可你就在那一半里头——或者，就好像，你有一部分在那里头……”他拼命想说得更明白些，想表达语言背后的概念。“所以你变了。就好像、就好像你爸爸妈妈杀了你——”

“我爸爸妈妈救了我的命。”我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安静。“否则我早死了。”

“我觉得你的确死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这样说道。“我觉得席瑞已经死了，他们把他铲起来、丢掉，你就是从剩下的东西里长出来的新孩子。你不一样了。从那时候起你就不一样了。”

帕格真的明白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吗？这我至今也不知道。也许过去的十八个钟头他一直联在游戏里，他妈妈刚刚才拔掉插头，逼他出门呼吸点新鲜空气。也许因为在游戏空间里打豆荚人的时间太长，他难免看谁都跟它们长得差不多。也许。

可他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我的确记得海伦曾告诉我（告诉了一遍又一遍），她说想重新适应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好像你有了一个新的人格，她说，为什么不呢？他们管这叫脑半球根除术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半边脑子跟昨天吃剩的晚餐一起扔进垃圾桶，剩下孤零零的半个脑袋被抓了壮丁、干双份的活儿。想想看，为了干好这活儿，神经系统得重组到什么地步？当然最后的结果还算不错。大脑这块肉很能变通，虽然确实得费些气力，但它还是适应了。我适应了。不过话说回来，在所有的修复工作完成之前，到底有多少东西给挤了出去，有多少地方被扭曲、变形？你硬要说我跟这具身体曾经的主人已经不一样，那也说得过去。

当然，最终大人还是出现了。赐予药物，唤来救护车。爹妈们的怒不可遏，唇枪舌剑激烈上演，然而虽然可怜的宝宝受了伤，想要激起邻里的义愤却并不容易。操场上装着摄像头，从三个不同角度记录下了小宝贝儿——以及他的五个兄弟——如何对一个残疾孩子拳脚相加。我母亲则把那套问题儿童、缺乏父爱的说辞回收再利用一番——那时父亲正好又跑到另一个半球去了。总之事情很快尘埃落定，我和帕格甚至恢复了朋友关系，当然是在一小段短暂的冬歇期之后。这段时间让我俩明白，被学校操场排挤的孩子只能团结友爱，否则是没有社交前景可言的。

就这样我熬过了童年的种种。我长大了，学会了与人相处，学会了融入社会。我观察、记录，利用我的社交运算法则推导出各种结论，尽量模仿合宜的举止，尽管这些举止大部分都并非……并非发自内心。同其他人一样，我有朋友也有敌人。通过多年的观察我积累了一张清单，上面罗列出各种行为和情形，我就靠它区分敌友。

或许我的确变得越来越冷漠，但同时我也越发客观了，而这都要感谢罗伯特·帕格里诺。他的言论深深影响了我，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它将我领向综合观察，让我注定要与攀爬者有一场灾难性的相遇，同时也使我免于地球那更加凄惨的命运。也可能是更加美好的命运，我猜，这完全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视角是很重要的：现在，当我眼前一片漆黑、口中自言自语、困在一口棺材里从太阳系边缘下落，这时候视角的重要性显得尤为清晰。而我第一次认识到这点正是在童年的战场上，那天我的朋友被揍得血流满脸，并且说服我抛弃了自己的视角。

也许他错了。也许我错了。但那种挥之不去的疏离感——那种在自己的同胞中也好似外星人一般的感觉——它其实并不完全是坏事。

当真正的外星人来敲门时，它尤其显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