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认识麦克斯·克拉达，就不喜欢这个人了。那时大战刚结束，远洋客运航线十分繁忙，太难订到船票了，票务公司随便给你安排在什么舱位，你都只能接受，哪里还能挑三拣四，单人舱是压根儿指望不上的，我好不容易订到了一个双人舱，真是谢天谢地。可是，当我听说了跟我同住一个客舱的这位旅伴的名字时，我的心头顿时一沉。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夜里密不透风的舷窗。跟任何一个人同住在一个客舱里十四个昼夜（我要从旧金山到横滨去），就够不好受的了，可哪怕这位同舱的人叫个史密斯或布朗什么的，我也多少会感觉好一点儿吧。

上船后，我发现克拉达的行李已经放在舱房里。我一看那行李的样子就不喜欢：行李箱上贴了太多标签，装衣物的木箱太大了。他已经把盥洗用品拿出来了，我一眼就看出他是香水名牌科蒂先生的老主顾，脸盆架上放着他的香水、洗发露和发蜡。乌木梳子上刻着他的烫金姓名缩写字母，这把梳子拿去刷马桶会更合适。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位克拉达先生。我去了吸烟室，要了一副纸牌，准备一个人玩会儿牌。我还没开始，就有一位先生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叫某某名字。

“我是克拉达先生。”他随即自我介绍，冲我笑了笑，露出一排亮晶晶的牙齿，然后坐下了。

“噢，是的，我们好像是住同一个客舱的吧。”

“我管这叫运气好。谁都不知道会被安排跟什么人同住。听说你是英国人，我高兴坏了。我认为我们英国人在海外就得抱成一团，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眨了眨眼睛。

“你是英国人？”我问道，语气或许有点儿生硬。

“可不是！你不会觉得我看上去像美国人吧？我可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如假包换。”

为了证明此言不虚，克拉达先生从衣袋里掏出护照，神气活现地在我鼻子底下晃了晃。

乔治国王的臣民真是无奇不有。克拉达先生五短身材，很结实，肤色发黑，胡须刮得干干净净，长着一个肉团团的鹰钩鼻子，眼睛又大又亮，水汪汪的，长长的黑发油亮卷曲。他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毫无英国口音，说话时手势很多，叫人眼花缭乱。我可以肯定，只要仔细查看一下克拉达先生的那本不列颠护照，就一定会泄露秘密，原来他出生地的天空要比大家见到的英格兰的天空更蓝。

“你想喝点什么？”他问我。

我用狐疑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当时正在实行禁酒令，谁都能一眼看出这艘船上是不可能有一滴酒的。我只要不渴，就不知道自己更不喜欢喝姜汁汽水还是柠檬汁，我觉得都一样。克拉达先生抛给我一个东方人的狡黠笑脸。

“威士忌，还是干马天尼，你随便选。”

他从裤子后面的两个口袋里各掏出一个小酒瓶，往我面前的桌上一放。我挑了马天尼，他喊来服务员，要了一碗冰块和两只玻璃杯。

“很好的鸡尾酒。”我说。

“听着，酒有的是，我知道去哪儿拿。你要是在船上还有朋友，就告诉他们，你有个哥们儿，这世上什么酒他都有。”

克拉达先生很能聊。他聊纽约、聊旧金山，谈论戏剧、谈论绘画、谈论政治。他很爱国。英国米字旗或许就是一块令人起敬的布片儿，但是看到一位来自亚历山大港或贝鲁特的先生挥舞着这面旗帜时，我禁不住会觉得有失尊严。克拉达先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倒不是要装腔作势拿架子，我只是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人在称呼我名字的时候，似乎总该加上“先生”二字为好。但是克拉达先生无疑是要让我感觉自在些，对我省去了这个客套。我还是不喜欢这位克拉达先生。在他坐下时，我把纸牌放到了一边，可现在我觉得我们初次见面的交谈已经够长了，便自己玩起了纸牌。

“把三放在四上面。”克拉达先生说。

一个人玩纸牌的时候，最让人恼火的事莫过于你刚翻开一张牌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有人告诉你该放在哪儿了。

“马上要接通了，要接通了，”他嚷嚷道，“把十放到杰克上面。”

我恼恨交加，不再玩了。他一把抢走了纸牌。

“你喜欢变戏法吗？”

“我讨厌用纸牌变戏法。”我应道。

“瞧好了，我就给你变一个。”

他给我变了三个戏法。这时我告诉他，我要去餐厅找位子吃饭了。

“噢，那没事的，”他说，“我已经给你占了座位。我觉得吧，既然我们同住一个客舱，我们也该同桌吃饭才好。”

我真的不喜欢克拉达先生。

我不仅和他同住一个舱房，一日三餐都要跟他同坐一桌，我每次到甲板上随便走走，他也总要跟着。要冷落他是不管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过别人不待见他。他确信你看见他一定会欢天喜地，就像他看见你一样。要是在你自己家里，你满可以一脚把他踹出门去。就算迎面撞上房门，他都不会想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他跟谁都一混就熟，不出三天就认识了船上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操办。他管理打扫，举办拍卖会，筹钱为体育活动发奖，张罗投环游戏和高尔夫球赛，组织音乐会，安排化装舞会。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船上所有的人当中肯定数他最讨人嫌了。我们都管他叫无所不知先生，甚至当着他的面也这么称呼他。他把这当作是在夸他。他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在饭桌上。在大半个钟头里，我们都得听凭他发落。他热情洋溢，欢天喜地，喋喋不休，吵吵闹闹。他什么事都比别人懂得多，而且你要是跟他有不同意见，他就会自负地认为是冒犯了他。不管谈到多么无关紧要的话题，他不把你带到他的思路上是决不罢休的。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也有可能出错。他就是个无所不知的人。那天我们跟医生同桌吃饭，克拉达先生肯定想要掌控局面，因为医生很懒，我则冷冰冰地不想理会。同桌有一位叫拉姆齐的，跟克拉达先生一样固执己见，他严词驳斥这位老兄的自以为是。他们唇枪舌剑，无休无止。

拉姆齐在美国驻神户领事馆供职，是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大胖子，肥厚的脂肪把浑身的皮肉绷得紧紧的，穿在身上的那套制服已经快裹不住他硕大的身躯了。他刚从纽约接上了回国休假一年的太太，现在是在返回神户履职的途中。拉姆齐太太是个娇小漂亮的女人，她举止大方，言谈幽默。领事馆的工资不高，她的穿着总是很简朴，但她很懂怎么穿衣服，她穿出了一种毫不张扬的独特的美。我特别留意到她纯粹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气质，这种气质本来在女人身上可能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如今却不容易见到了。你只要看到她，就一定会被她的谦逊所打动。她的谦逊就像佩戴在外套上的鲜花一样艳丽夺目。

有一天在晚餐桌上，大家聊着聊着，不知怎么聊到了珍珠。当时报纸上常常报道精明的日本人在人工养殖珍珠，医生说这必然会使天然珍珠贬值。人工养殖的珍珠已经很好，很快就能乱真。克拉达先生习性使然，立刻抓住这个新的话题侃侃而谈起来。他给我们讲了有关珍珠的一切知识。我相信拉姆齐对珍珠一无所知，可是他岂能错失这个对这位自以为是的老兄发起攻击的机会？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见识过克拉达先生的慷慨激昂、口若悬河，但是像他现在这样的雄辩滔滔我还从未见到过。最后，拉姆齐说的一句什么话真的刺痛了他，他砰砰地砸着桌子大嚷起来：

“你给我听好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这次去日本就是要去谈珍珠生意。我是干这一行的，任何内行都可以证明我刚才讲的珍珠行情都是在理的。世界上最好的珍珠我都懂，如果还有我不知道的，那就是不值得知道的。”

这倒是我们头一次听到的新闻，克拉达先生虽然整天喋喋不休，却从未跟我们说过他是干什么的。我们只是隐约知道他去日本是在跑生意上的事。他满脸得意地看看饭桌上的所有人。

“他们养殖的珍珠再好，遇到我这样的专家，随便瞅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指了指拉姆齐太太戴着的一条珠链，“拉姆齐太太，记住我的话，你戴的这条项链永远都不会掉价的。”

谦逊的拉姆齐太太脸红了，随手把项链塞进了衣服里。拉姆齐探过身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我太太戴的项链很漂亮，是吧？”

“我一眼就看出来啦。”克拉达先生说，“当时我心里说，天哪，这可是好珍珠。”

“这项链当然不是我自己买的，可我倒很想知道你觉得值多少钱。”

“噢，市面上大概值一万五千美元。不过，要是在纽约第五大道上买的，花三万美元我也不会吃惊。”

拉姆齐冷冷一笑。

“我告诉你实情，你会大吃一惊的，这条项链是我太太在我们离开纽约前一天在一家百货商店买的，花了十八美元。”

克拉达先生脸涨得通红。

“胡说。这不仅是天然的珍珠，而且这么大的珍珠项链，我还没见过这么精致的。”

“你要打赌吗？我赌一百美元，这是仿制品。”

“赌就赌。”

“噢，埃尔默，你知道实情，不可以拿这样的事打赌的。”拉姆齐太太说。

她嘴角微露笑容，语气温和，有些难为情。

“有什么不能的？要是放过这么容易赚钱的机会，我就是十足的傻瓜了。”

“可是怎么能证明呢？”她继续说，“不能凭我一个人说的就证明克拉达先生说得不对吧。”

“让我瞧瞧这项链，要是仿制品，我会立刻如实告诉你们。一百美元我还是输得起的。”克拉达先生说。

“摘下来吧，亲爱的。让这位先生瞧个够。”

拉姆齐太太犹豫了一会儿，才伸手去解搭扣。

“我解不开，”她说，“克拉达先生只能相信我的话了。”

刹那间，我隐约觉得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了，但是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拉姆齐跳起身来。

“我来解开。”

他将项链递给了克拉达先生。这个自以为是的老兄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放大镜，细细查看项链。一抹得意的微笑在他光滑黝黑的脸上闪过。他把项链还给拉姆齐太太，刚要说话，忽然看到拉姆齐太太满脸煞白，好像马上要晕过去了。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惊恐地盯着他，目光中流露着一种绝望的乞求。这一幕非常明显，我奇怪为什么她丈夫竟然视而不见。

克拉达先生张着嘴愣住了。他的脸涨得通红，你几乎可以看到他用了多么大的力气在竭力控制自己。

“对不起，我弄错了。”他说，“这项链仿制得很好，当然我用放大镜马上就看出了这不是真的。我觉得差不多也就值十八美元吧。”

他掏出皮夹子，抽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一言不发地递给了拉姆齐。

“或许可以给你一个教训，下次别再这么自以为是了，年轻人。”拉姆齐一边接过钞票，一边说。

我留意到克拉达先生的双手在颤抖。

可想而知，此事很快在船上传开了，当晚他遭到了不少人的戏弄。这位无所不知先生当场出了洋相，这太有趣了。不过，拉姆齐太太说她头痛，回舱房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开始刮胡须，克拉达先生躺在床上抽烟。忽然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看见一个信封从门缝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往外看了看，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捡起了信封，看到这是写给麦克斯·克拉达的。他的名字是用大写字母写的。我把信递给了他。

“谁写来的？”他打开信封，“哦！”

他从信封里抽出来的不是信笺，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他看看我，脸又涨红了。他把信封撕成碎片，递给我。

“麻烦你扔到舷窗外面好吗？”

我照做了，然后含笑看着他。

“没有人乐意被当作该死的大傻瓜。”他说。

“那珍珠是真的吗？”

“如果我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我不会让她在纽约住一年，而自己待在神户。”他说。

那一刻，我没有那么不喜欢克拉达先生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皮夹，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百元钞票放回到皮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