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八月，我为了工作从纽约去彼得格勒，有人告诉我，出于安全考虑，最好途中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我早晨到达该地，悠闲地过了一天。我记得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是晚上九点发车，便在上车前独自去车站餐馆吃饭。餐馆里人很多，我只好和一个男人共用同一张小餐桌，那人的外貌十分有趣。他是俄国人，个子很高，却胖得出奇，他大腹便便，只好把椅子拉得离桌子远一些。他的手肉嘟嘟的，很小，与他的身材很不相称。他的头发又黑又长，却十分稀疏，精心地向后梳着，遮盖住他光秃的头顶，他的一张大脸面色灰黄，双下巴又肥又大，胡子刮得很干净，脸上的肥肉便暴露在外，难看得很。他的小鼻子在一张胖脸的衬托下，活像是一粒滑稽的小纽扣，他那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也很小，嘴巴却很大，红红的嘴唇显得十分油腻。他穿着一身黑西装，倒也整洁利索。西装并不旧，看起来却很破烂，好像自从他得到这身衣服，就从未熨烫刷洗过。

餐馆服务极为差劲，要把服务员叫过来，简直难如登天。很快，我们两个就聊了起来。这个俄国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口音很重，但并不讨人嫌。他问了许多关于我的事，还问我这次是去哪里，我如实回答了他不少问题，但对有些事我只能有所保留，毕竟我当时的工作需要我小心谨慎。我告诉他我是记者。他问我写没写过小说，我坦言会用业余时间写小说，于是他说起了本世纪后期的俄国小说家。他谈吐不俗，一看就知道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个时候，我们终于叫服务员为我们端上了卷心菜汤。我刚认识的这位朋友从口袋里拿出一小瓶伏特加酒，邀我一起享用。不知是伏特加起了作用，还是俄国人天生健谈，反正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讲着讲着，他主动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他好像出生在贵族家庭，职业是律师，思想激进，故而与当局摩擦不断，只能常年待在外国，现在是要回家，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些事处理，所以要待上几天，但他计划一个礼拜后去莫斯科，如果到时候我也在那里，他希望能和我见个面。

“你结婚了吗？”他问我。

我觉得我结不结婚都不关他的事，但我还是告诉他我已娶妻。他轻轻叹了口气。

“我是个鳏夫。”他说，“我妻子是瑞士人，老家在日内瓦。她是个非常有教养的女人。她能讲流利的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当然，她的母语是法语。她的俄语也不错，比一般外国人说得都好。她连口音都没有。”

他叫住一个端着满满一托盘菜经过的服务员，问了些什么，我当时听不懂俄语，但估计他是在问下一道菜什么时候上。服务员飞快地说了什么，可语气十分肯定，说完便匆匆走了，我的朋友叹了口气。

“自从革命爆发后，下馆子就得等很久，真是扫兴。”

他点上第二十根烟，我则看看表，不知道在出发前还能不能吃上饭。

“我妻子是个好女人。”他继续说，“她在彼得格勒一家最好的贵族女校教语言。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很恩爱。可她这个人嫉妒心太重了，而不幸的是，她爱我爱得发狂。”

我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他是我见过的最丑的人。脸色红润、天性快乐的胖子有时也很有魅力，但他不仅胖，还性格阴郁，着实令人反感。

“我并不假装自己对她忠诚。我娶她时她不年轻了，我们结婚也有十年了。她又小又瘦，脸色不好，说话还很刻薄。她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女人，除了她，她不能容忍我觉得别人好。她不仅嫉妒我认识的女人，还嫉妒我的朋友、我的猫和我的书。有一次趁我不在，她把我的一件外套送了人，仅仅因为我偏爱那件衣服。但我是个性情平和的人。我不否认我觉得她很烦人，但我把她的刻薄态度看作是上帝的安排，而且并不打算反抗，就像遇上恶劣的天气或头伤风，我也只能忍着。只要有可能，我就否认她的指责。要是否定不了，我就耸耸肩，再抽支烟。

“她三天两头没事找事，不过并没有对我产生多大影响。我过着自己的日子。有时候，我真想知道她对我是抱着热烈的爱，还是强烈的恨。在我看来，爱与恨只有一线之隔。

“所以，如果不是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两个说不定就白头到老了。当时，我被妻子一声刺耳的尖叫惊醒。我吓了一大跳，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说是梦见我想杀了她。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的顶层，楼梯井很宽。她梦见我们刚到自己的楼层，我就一把抓住她，想把她扔过栏杆。摔下六楼，必死无疑。

“她吓坏了。我尽力安慰她。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有接下来的两三天，她又提起这件事，我见她这样，不由得哈哈大笑，可我还是看出她一直为这件事而感到困扰。我也不由自主地老想起这事，因为这个梦向我展示了一些我从未怀疑过的东西。她以为我恨她，她以为我会高兴地摆脱她，她当然知道她自己很招人烦，而且在某个时候，她显然想到我有能力杀死她。人的思想是不可预料的，有些我们羞于承认的思想会进入我们的头脑。有时我希望她能找个情人私奔，还有时我希望她能毫无痛苦地突然死去，还我自由，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主动去摆脱一个无法忍受的负担。

“这个梦给我们两人都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印象。我妻子吓坏了，因此少了几分刻薄，多了几分宽容。但是，我每次走上我们公寓的楼梯，都忍不住探出栏杆往下看，心想做到她所梦见的事真的非常容易。栏杆很低，非常危险。只需要飞快一推，就能搞定。我很难不去想这件事。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妻子把我叫醒。我很累，非常恼火。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又做了那个梦。她突然哭起来，问我恨不恨她。我向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圣人发誓，我爱她。最后她总算又睡着了。可我却难以入眠，躺在床上睡不着。我仿佛看见她从楼梯井掉了下去，我听见她尖叫着，砰的一声落在石头地面上。我禁不住哆嗦起来。”

俄国人停了下来，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把故事讲得流畅生动，我听得很专心。瓶子里还有些伏特加酒，他把酒倒出来，一口吞了下去。

“你妻子最终是怎么死的？”停了一会儿，我问道。

他拿出一条脏手帕擦了擦前额。

“非常巧的是，一天深夜，有人在楼梯底部发现了她，她的脖子摔断了。”

“是谁发现她的？”

“一个房客，这场灾难刚发生，他就回来了。”

“当时你在哪儿？”

我无法形容他露出的那种阴险狡诈的表情。他的小黑眼睛闪闪发光。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出事后一个小时我才回来。”

这时，侍者端来了我们点的肉，俄国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大口大口地把食物塞进嘴里。

我大吃一惊。难道他真的以这种毫不掩饰的态度告诉我，是他杀了他的妻子吗？这个男人肥胖、行动迟缓，看上去可不像杀人犯，我不敢相信他会有这种勇气。也许他只是和我开玩笑？

几分钟后我就该去赶火车了。我和他分手，从此再没见过他。但我一直拿不准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