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申顿口口声声说，他从不会感到烦闷。按照他的观点，只有自己没本事的人，也就是只有傻瓜，才会不得不靠外界的因素解闷消愁。阿申顿对自己的前程不抱幻想，他目前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一个作家写了一部成功的小说或一出叫座的戏剧，到底会因此一举成名还是会臭名远扬，他还是能分辨清楚的。他对此漠不关心，除非事关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他总是十分乐意利用自己的名气谋取一些便利，比如坐船时买的是普通舱的票，却坐进了豪华舱。要是哪个海关官员因为读过他的小说而不检查他的行李就放他过关，他便会沾沾自喜地承认，追求文学成就还是有好处的啊。如果有学戏剧的年轻学生想要跟他讨论戏剧技巧，他总会连连叹气；当一个个眉飞色舞的女士凑到他耳朵边激情澎湃地赞颂他的作品时，他恨不得自己死了。但是他自认是个聪明人，如果聪明人也会嫌别人烦，那就太荒谬了。事实上，有些人蠢得令人忍无可忍，朋友们一见到他们就像见了债主似的拔腿就逃，可他同这样的人也能聊得津津有味。也可能他只是出于几乎时时刻刻在他心中涌动着的职业本能而已——这些人都是他写作的素材，他不会对自己的素材厌烦，就像生物学家不会厌烦化石吧。现在，任何一个人合理追求的生活享受他都不缺了。他住过这里的豪华酒店里让人流连忘返的房间，而日内瓦又是欧洲最宜居的一个城市。他会租一条船在湖上泛舟，也会骑上租来的马悠然信步，因为在这井然有序的整洁城市里很难找到一大片草地可以策马扬鞭。他也会在镇里的老街上闲逛一圈，想要在那一栋栋宁静而庄严的灰色石头房子中间重新捕捉到往昔的辉煌。他重读了卢梭的《忏悔录》，而另一部卢梭的作品《新爱洛伊斯》他重读了两三遍也还是喜欢不起来。他埋头写作。他认识的人不多，因为他的职业要求他隐身幕后，不过他会跟几个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客人聊聊天，所以他并不孤独。他的生活够充实的，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如果实在没有别的事可做，他就愉快地陷入沉思，难以想象在这样的生活中怎么可能感到厌烦。然而，就像飘浮在天空中的一小朵孤云，他还是看到了烦闷的事可能很快就要发生。有一个故事说路易十四皇帝有一次召唤一个朝臣陪他去出席一个典礼，朝臣姗姗来迟，皇帝满脸威严冷冰冰地对朝臣说：“Jၠai failli attendre.”这句话我只能勉强翻译成：我差一点儿就要等你了。阿申顿想起了这句话，心里暗自承认：我差一点儿就要觉得烦闷了。

可能吧，他暗自思忖，这时他在湖边骑着一匹浑身花斑的马，马的臀部很大，脖子很短，很像我们平时会在老画里看到的那种腾跃奔驰的大马，只是这匹马从不腾跃，哪怕要它小跑几步也需要用马靴狠狠抽它才行——可能吧，他暗自思忖，伦敦特工总部那些操纵着这台巨大机器的大头头们都过着充满刺激的生活；他们这儿挪一下，那儿动一动，就编织好了一张千丝万缕的大网（阿申顿太会用比喻了），他们把一块块拼图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可是必须承认，像他这样的小特工过的日子可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惊险刺激。阿申顿执行任务时就像市政府的办公人员一样按部就班，单调乏味。他每隔一段时间会跟他手下的特工见面，付给他们酬劳；如果能物色到一个新人，他就聘用他，给他下达指示，然后把他派到德国去，他等着这个人送来情报，再把情报传递出去；他每周去一次法国跟他的同事商讨前线事务，接受来自伦敦的指令；每逢赶集的日子，他会去湖对面的集市从那个卖黄油的老农妇手里取情报；他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他写长篇大论的报告，心里很清楚没有一个人会去读这些东西，可是有一次他不经意地在自己写的报告里开了几句玩笑，很快他就收到回电，严厉斥责他的轻率。他在做的工作显然是有必要的，可是这些事情实在太单调了。有一阵子，他为了找些更好玩的事情做，他甚至考虑过跟冯·希金斯女男爵调调情。他确信这个女人是为奥地利政府做事的特工，他预见到两个人棋逢敌手，斗智斗勇，应该会很好玩，他期盼着享受这个快乐。他很清楚这个女人会给他设下圈套，要避免落入她的圈套，他就要动一番脑筋，这样他的脑子就不会生锈了。他发现女男爵也愿意玩玩这个游戏。他给她送花，她收到后会给他写热情洋溢的小纸条感谢他；他们一起到湖里划船，她将自己又白又长的手臂伸进水里，一边划水，一边谈论爱情，暗示有人曾为爱情心碎肠断；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去看法语版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阿申顿还没有决定要跟这个女人走到哪一步，却收到了他的上司R发来的电报，严厉质问他到底在玩什么鬼把戏：有情报“落到他的手里”，说阿申顿整天跟一个自称希金斯女男爵的人纠缠不清，此人是同盟国的女特工，上面决不允许他同这个女人有任何超出正常礼节的关系。阿申顿耸了耸肩。R并不认为阿申顿有多聪明，不像阿申顿自认为的那样聪明。但阿申顿觉得有趣的是，他发现了自己以前并不知道的事：他们在日内瓦的系统里有人的任务居然是监视他。显然有人奉命在这里监督他的行动，确保他不会玩忽职守，任意胡闹。阿申顿觉得这事太有意思了。R真是个精明狡诈的老狐狸！他从不冒险；他信不过任何人；他利用手下人为他干活，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他们当回事。阿申顿仔细琢磨了一番周围的人，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出这个向R通报他的动向的探子。他想知道会不会是酒店里的哪个服务生。他知道R特别相信酒店服务生。他们有机会见到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入各种唾手可得情报的场所。他甚至想过给R通风报信的会不会就是女男爵本人。要是到头来发现她是被协约国雇用的特工，那就太不可思议了。阿申顿继续对女男爵客客气气的，但不再对她花心思了。

他掉转马头，悠然回到了日内瓦城内。有个马夫等在酒店门口，阿申顿下马走进了酒店。前台服务生递给他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麦吉姨妈病重。住巴黎洛蒂酒店。请尽快去看她。雷蒙德。

雷蒙德是R在战时用的一个化名，既然阿申顿没有那么幸运地有一位麦吉姨妈，他便断定这是叫他速去巴黎的命令。阿申顿一直觉得R花了太多时间读侦探小说，特别是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他总喜欢兴致勃勃地模仿廉价小说的风格。R心情好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快要耍什么手段了，因为一旦他得手了，他便情绪低落，会把怒气撒在下属身上。

阿申顿故意随意地把电报留在柜台上，问了一下开往巴黎的快车的发车时间。他扫了一眼挂钟，盘算了一下自己是否来得及在领事馆关门前去办好签证。他上楼去取护照，就在电梯门快要关上时前台服务生对他大声喊道：

“先生，你忘记拿走电报了。”

“我犯傻了。”阿申顿应道。

现在阿申顿知道，万一那位奥地利女男爵奇怪他为什么会这么突然去了巴黎，她会发现是因为他的一位姨妈病了。在动荡不安的战争时期，最好还是把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地放在台面上为好。法国领事馆的人认识他，所以他在那里很快就办好了签证。他出门前交代酒店前台帮他买一张火车票，办好签证后他便回酒店去洗澡，换衣服。这次意料之外的出差让他很兴奋。他喜欢这样的旅程。他在卧铺车厢睡得很好，哪怕途中火车猛地颠簸一下把他吵醒，他也没有生气；独自一人清静地躺在小小的车厢里抽支烟，自得其乐地遐想一番，也是挺美的事；车轮在铁轨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简直是给自己的沉思配上了美妙的背景音乐，火车在沉沉夜色中奔驰在辽阔的大地上，让人感觉像是流星划过天际。这段旅途的终点有一系列的未知在等待着他。

阿申顿抵达巴黎时天气阴冷，下着小雨，他没有梳洗，很想洗个澡，换上干净的内衣，可是他兴致很高。他从车站给R打了个电话，问了问麦吉姨妈的情况。

“我很高兴知道你这么关心她，立刻就赶过来了。”R在电话另一头说，声音中隐约带着一丝笑意，“她情况很糟糕，不过她见到你就会好多了。”

阿申顿心想，同专业的幽默作家相比，外行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每次开玩笑总不免说个没完没了。人在讲玩笑的时候就应该像蜜蜂飞到花朵上采蜜一样，迅速且随意。玩笑讲完了就过去了。当然了，就像蜜蜂飞近花朵时也会嗡嗡盘旋一阵儿，有人在开玩笑的时候多说几句也是无伤大雅的，这无非也就等于是在向愚笨的人明着宣告他在开玩笑呢。不过阿申顿和那些非常专业的幽默作家不一样，他会很善良地包容外行的幽默感，于是他顺着R的话茬回答他。

“你觉得她想什么时候见我？”他问道，“替我问候她，好吗？”

这时，R明显笑出了声。阿申顿叹了口气。

“我估摸着她要打扮一番才肯见你的。你知道她的，不精心打扮打扮绝不见人。十点半怎样？你跟她聊完后我们就在附近找个地方吃午饭。”

“好的。”阿申顿说，“我十点半到洛蒂酒店。”

阿申顿梳洗干净，神清气爽地来到酒店时，一个他认识的勤务员在大厅里等候他，他带阿申顿去了R的房间，直接推开房门招呼他进去。R站着在向他的秘书口述指令，他背后壁炉里烧着柴火，火光熊熊。

“坐吧。”R随口说了一句，继续口述。

这是一间挺豪华的客厅，花瓶里插着一束玫瑰花，看上去像是女人的手。一张大桌子上乱糟糟地堆满了文件。R看上去比阿申顿上次见到他时显老了一些，那张发黄的瘦脸上多了不少皱纹，头发更白了。看得出他的工作繁重，他也干得很卖力，每天七点就起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他的制服很干净，可是穿在他身上显得邋邋遢遢的。

“这就行了。”他对秘书说，“赶快拿去打印。我出去吃午饭前签字。”接着转身对勤务员说，“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

秘书是个三十几岁的少尉，显然是个临时服役的非现役军人，他拿起一堆杂乱的文件走出去了。勤务员跟在他身后出门时，R说道：

“在门口等着。我有事会叫你。”

“是！长官。”

屋里只剩他们两人时，R转身以自认为亲切热情的态度对阿申顿说：

“路上顺利吧？”

“是的，长官。”

“你觉得这房间怎样？”他环顾四周说道，“挺不错的吧？我一直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想办法少受一些战争带来的苦难。”

R一边闲扯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阿申顿。他那对挨得太近的浅色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你，会让你感到他已经把你脑袋里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了，而且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不屑一顾。

R毫不掩饰他把手下的人都看作傻子或坏蛋。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不得不去应对的一个障碍。总的说来，他宁愿他们都是坏蛋，这样，他起码能知道每个人都在玩儿什么把戏，也容易用相应的手段去对付他们。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他的职业生涯是在印度和一些英属殖民地度过的，战争爆发时，他驻扎在牙买加，陆军部一个跟他打过交道的人想起了他，把他调过来安排到情报部门任职。他精明过人，很快就担任了重要职务。他精力充沛，很有组织才能，做事无所顾忌，不乏计谋、勇气和决心。他或许只有一个弱点：他一生都不怎么与人交往，特别是女人，他所认识的女人就是他同僚的妻子、政府官员和商人的妻子，所以当他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来到伦敦，因工作关系而接触到了一些聪明、美丽又高贵的女人时，他完全眼花缭乱了。他在这些女人面前感到羞怯，可是他花了不少心思同她们交往，很快成了一个很有女人缘的男人，阿申顿对R的了解超过了R自己的想象，在阿申顿看来，那瓶玫瑰花背后就有故事。

阿申顿知道R找他来当然不是要跟他扯家常，他在纳闷什么时候他才会说到正题上去。他很快就知道了。

“你在日内瓦干得很不错啊！”他说。

“很感谢您这么想，长官。”阿申顿答道。

R的神色突然变得冷淡而严峻。他不再扯闲话。

“我要给你一个任务。”他说。

阿申顿没有回答，可是他心里暗暗感到一阵窃喜。

“你听说过昌德拉·拉尔这个人吗？”

“没有，长官。”

上校脸色一沉，不耐烦地皱了一下眉头。他指望他的下属应该如他所愿什么都知道。

“你这些年都住在什么地方？”

“梅费尔区切斯特菲尔德街三十六号。”阿申顿答道。

R那张发黄的脸上闪过一丝淡淡的讪笑。这个多少有些粗鲁无礼的反应出自他冷嘲热讽的本性。他走到那张大桌子旁边，打开放在桌上的一只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递给了阿申顿。

“这就是他。”

阿申顿对东方人的脸不太熟悉，他觉得这个人跟他见过的一百来个印度人没什么两样。说不定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定期来英国的某一位印度酋长，他们的照片常常会登在报纸上。他看到的是一张胖胖的脸，肤色黝黑，嘴唇很厚，鼻子肉乎乎的，有一头直直的浓密黑发，一双很大的眼睛，在照片上都显得水汪汪的，像是牛眼睛。他穿的是欧洲西服，看上去有些不自在。

“这是他穿自己民族的衣服。”R说着，又递给了阿申顿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全身照。而刚才那一张只照了他的脑袋和肩膀，而且看得出这张照片是几年前拍的。这张照片上他显得瘦了一些，那双巨大的眼睛很严肃，几乎要把他的脸吞没了。照片是在加尔各答由本地摄影师拍的，周围的布景非常怪异。昌德拉·拉尔站着，身后的布景上画的是海滩和一棵繁茂的棕榈树。他一只手搭在一张雕花桌上，旁边摆着一盆橡胶盆栽。不过，他戴着头巾，穿着长长的浅色上衣，看上去倒是挺威严的。

“你感觉这个人怎么样？”R问道。

“我看这个人有些个性。神色中透着一股威严。”

“他的资料都在这儿。你读一下，行吗？”

R给了阿申顿两三页打印的纸，阿申顿坐下了。R戴上眼镜开始读那些等着他签字的信件。阿申顿随便翻阅了一遍手里的报告，然后又仔细地读了第二遍。看来昌德拉·拉尔是个危险的煽动者。他的职业是律师，可是他参与了政治活动，对英国统治印度充满敌意，他支持武装暴乱，多次策动流血暴动事件。他曾被捕，被法庭判了两年监禁，可是战争爆发后他便获释，他抓住机会酝酿发起暴动。他作为核心人物策划了羞辱在印度的英国人的事件，阻止英国人调动部队到战场去，借助于德国特工部门给他的巨额资金，他制造了很多麻烦。他参与了两三次炸弹袭击事件，虽然没有造成多大伤亡，但炸死了几位在附近的无辜者。这些事件震撼了民众的神经，破坏了士气。他多次逃脱警察的追捕，他很活跃，四处出没，可是警察总是抓不住他，他们只是了解到他来到了某个城市，办完自己的事又离开了。最后当局高额悬赏要以谋杀罪逮捕他。可是他逃离英国，去了美国，又从那里转道去了瑞典，最后逃到了柏林。他在德国忙于策划各种计谋，鼓动已经派到欧洲战场的印度军队产生不满情绪。这些叙述的文字平平淡淡，没有评论也没有解释，不过单纯从这些一板一眼记述他屡遭险境而侥幸脱身的文字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种惊险神秘的气息。报告最后是这样结尾的：

“C（昌德拉）在印度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据了解他从来不同其他女人来往。他不喝酒也不抽烟。别人都评价他是个诚实的人。经过他手的金钱数目不小，但他从来没有涉嫌任何用钱不当的问题。他确实勇气过人，工作勤奋。据说他以从不食言而自豪。”

阿申顿把文件还给了R。

“怎么样？”

“一个疯子！”阿申顿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挺有吸引力的浪漫色彩，可是他知道R不爱听他说出这种胡言乱语来，“看来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他是印度国内外最危险的阴谋家。他的危害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大。你也知道，在柏林有一个印度帮，他就是这个帮的头儿。如果我能把这个人搞掉，其他人我都懒得理会了，只有他是有胆量的。我抓他都抓了一年了，我以为没有希望了，可是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机会，老天爷，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那你打算怎么做？”

R阴冷地笑了一声。

“崩了他，一枪崩了他，越快越好！”

阿申顿没有作答。R再次在客厅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又背着壁炉面对阿申顿站住。他薄薄的嘴唇上浮现出讥嘲的微笑。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给你的这份报告结尾处说他从来不同女人交往？嗯，以前是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这个该死的傻瓜爱上了一个女人。”

R走到公文包前拿出了一个用浅蓝色丝带扎着的纸包。

“瞧瞧，这些都是他写的情书。你是个小说家，可能会有兴趣读这些情书。事实上，你也应该读的，它们可以帮助你熟悉情况。都拿走吧。”

R把这捆扎得很整洁的情书又抛回到了公文包里。

“像他这么一个干练的男人怎么会对一个女人痴迷，真叫人难以理解。这也是他最让我出乎意料的事。”

阿申顿的眼睛朝着摆在桌子上的那瓶漂亮的玫瑰花望过去，不过他什么也没说。R是不会漏过任何细节的，他看见了阿申顿的目光，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阿申顿知道他很想问问他到底在看什么。那时候R对这位下属不是很友好，不过他没有问。他回到了刚才那个话题。

“反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昌德拉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名叫朱莉娅·拉扎里的女人。他对她太痴迷了。”

“你知道他是怎么认识她的吗？”

“我当然知道。那女人是跳舞的，跳的是西班牙舞，可她是个意大利人。她有个舞台上的艺名，叫‘马拉圭尼亚舞者’。你一定知道那种舞跳起来是什么样的——西班牙通俗舞曲，舞者头披纱巾，盘起高高的发髻，插着梳子，手拿扇子。过去十年她跳遍了整个欧洲。”

“她为人怎样？”

“不好，是个烂人。她以前住在英格兰的乡下，后来在伦敦做过一些事。一星期顶多也就挣个十镑。昌德拉是在柏林的一个低级娱乐场所认识她的，那种地方你也知道，就是很廉价的音乐厅。依我看，她在欧洲大陆上把跳舞看作自己当上高级妓女的手段。”

“战争爆发后她是怎么来到柏林的？”

“她嫁给了一个西班牙人。我相信他们现在也没离婚，只是不住在一起了，她用西班牙护照到处旅行。昌德拉好像是死心塌地爱上了她。”R又拿起这个印度人的相片，若有所思地端详了一番，“谁也不会觉得他有什么迷人的地方。天哪，他发胖真够快的！事实上，这女人差不多也一样深爱他。我这里也有她写的一些情书，当然是复印的，原件在昌德拉手里，我估摸他会用粉红色的绸带把它们扎起来的。她爱这个男人简直是爱疯了。我不是个文人，但我认为我也能判断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的。反正你会读到这些信的，到时候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居然还有人说世上没有一见钟情的事。”

R露出一丝讥嘲的笑容。今天早上他显然心情很好。

“可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信的？”

“我怎么弄到的？你猜我是怎么弄到的？因为朱莉娅·拉扎里的国籍是意大利，德国人就要把她驱逐出境。她在荷兰的边境被移交了。但是她在英国有一次跳舞演出的任务，所以她拿到了英国签证，然后，”——R在一沓文件里查到了日期——“在十月二十四日从鹿特丹坐船到了哈里奇。然后她一直在伦敦、伯明翰、朴茨茅斯等地跳舞。两个星期前她在赫尔被捕。”

“什么罪名？”

“间谍。她被转到了伦敦，我亲自去霍洛威见了她。”

阿申顿和R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也许彼此都想要看出对方的心思。阿申顿想知道的是这件事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而R想知道的是他能从中得到多少有用的东西。

“你是怎么盯上她的？”

“我觉得很奇怪，德国人怎么会允许她在柏林安静地跳了几星期舞，然后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就决定把她驱逐出境。安排她做间谍的可能性是不小的。像她这样一个不太注重品行的跳舞的女人或许有机会搞到很多柏林的某些人认为有价值的消息，值得付出较大的代价去利用她。我认为让她来英国也有可能就是要看看她能做什么。我盯过她，发现她每周会向荷兰的一个地址寄两三次信，也会收到两三次从荷兰寄来的信。她的信是用法语、德语和英语奇怪地混在一起写的。她会讲一些英语，而且法语说得很好。她收到的回信则完全是用英文写的，信上的英文写得很好，但不是英国人写的那种英文，措辞花哨，语句浮夸，我想知道是什么人写的。这些信看上去像是普通的情书，但是内容写得很火辣。看得出这些信来自德国，写信人既不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那人为什么要用英语写呢？在所有欧洲语言中，东方人最熟悉的就是英语，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埃及人，他们会法语。日本人可以写英文，印度人也可以写。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朱莉娅的情人是柏林那帮给我们找麻烦的印度人当中的一个。我看到了这张照片后才知道原来这人就是昌德拉·拉尔。

“这照片你是怎么弄到的？”

“她随身带着。这事她干得很漂亮。她把这照片夹在很多喜剧演员、小丑和杂技演员的剧照里面，一起锁在她的行李箱里，很容易被人当作是哪一位音乐厅艺人穿着舞台服装的照片而漏过去。事实上，后来她被捕时，有人问她这照片上的人是谁，她说不知道，是一个印度魔术师送给她的，她也不知道这人叫什么名字。我派了一个非常机灵的年轻人去执行这个任务。他觉得这些照片中只有这一张是来自加尔各答的，未免有些不太合理；他还注意到照片的后面有一串号码，他记下了这个号码，把照片又放回了行李箱里。”

“顺便再问一句，我只是好奇而已，你派去的那个非常机灵的年轻人是怎么弄到这张照片的呢？”

R的眼睛眨了一下。

“这就不关你的事了。不过我不妨告诉你，那是个长相英俊的小伙子。不过这也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得到了照片后面那个号码后，发了一个电报到加尔各答，很快我就收到了回音，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振奋：朱莉娅的爱恋对象就是那个廉洁的昌德拉·拉尔。接着我觉得需要加强对朱莉娅的监视。她似乎私下里喜欢接近一些海军军官。这倒也不怪她，那些军官是很有魅力。可是像她这样的轻浮女人，国籍不清不楚，在战争年代热衷于社交关系，并不是很明智的事。没过多久，我就掌握了一系列对她不利的证据。”

“她的情报是怎么传递出去的？”

“她没有传递情报。她都没想要传递什么情报。德国人是真的把她驱逐了，她不是为德国人做事的，她为昌德拉做事。等她完成了在英国的任务后，她打算回到荷兰去同他见面。她执行任务时并不那么聪明，她很紧张，可是她要完成的任务看上去很容易，没有人会留意她，然后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她毫无风险地获得了各种她感兴趣的消息。她在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告诉你，我亲爱的小宝贝[原文为法语。（若无特别说明，本篇用楷体字标识的均为法语，后文不再单独注释。）]，你会对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的。’她在那些法文下面画了线。”

R停顿了一下，搓了搓双手。他疲倦的脸上露出一副诡异的阴森笑容，仿佛是魔鬼在欣赏自己的狡诈。

“这么做间谍倒是容易。当然啦，我对这个女人一点儿都不在乎，我要追踪的是那个男人。等我想从她身上得到的信息一到手，我就下令逮捕她。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将一批间谍送上法庭。”

R双手插进口袋里，苍白的嘴唇抽搐了一下，挤出一丝怪怪的微笑，像是做了一个鬼脸。

“你也知道，霍洛威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我想没有哪个监狱是好玩的吧。”阿申顿回应道。

“我没有马上去见她，一礼拜没理她，让她自个儿去琢磨。一个礼拜后她已经快要崩溃了。看守告诉我，她一天到晚歇斯底里地闹个不停。我只能说她看上去都不像个人了。”

“她长得好看吗？”

“你自己去看吧。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估摸她打扮一下会更好看的。我狠狠训了她一通，把她吓得魂儿都没了。我告诉她要坐十年牢。我觉得我真的把她吓坏了，我就是想要吓唬她。当然，她什么都不承认，可是证据摆着呢，我让她知道，她没有逃脱的机会。我同她聊了三个钟头，她彻底崩溃了，最后什么都坦白了。然后我告诉他，只要她把昌德拉叫到法国来，我们就会放过她。她一口拒绝，她说她宁可去死。她又歇斯底里地大闹起来，烦透了，可我任由她闹。我叫她好好想想，我说过一两天我会再去见她，到时候再同她聊。事实上我一个礼拜都没去见她。她显然花了不少时间认真想过了，因为我再去见她时，她马上非常平静地问我，究竟要她怎么做。那时她已经在牢房里被关了两个礼拜，我相信她已经受够了。我尽可能直白地给她讲了我们想要她做的事，她接受了。”

“我好像还是没明白。”阿申顿说。

“没明白？我以为脑子再慢的人也该一清二楚了。只要她能说服昌德拉从瑞士出境，进入法国，我们就会释放她，她可以自由去西班牙或南美，所有路费都不用她付。”

“她怎么能说服昌德拉这样做呢？”

“他爱她爱疯了。他渴望见到她。他信里写的话几乎已经失去理智了。朱莉娅写信告诉他，她无法获得去荷兰的签证（我告诉过你，她原定最后会在那里同他会合），但是可以获得去瑞士的签证。瑞士是中立国，她去那里是安全的。他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约好了在洛桑碰头。”

“明白了。”

“他到洛桑后会收到朱莉娅的信，告诉他法国当局不让她过境，所以她只好去托农，那是同洛桑隔湖相望的法国小镇，她会要求他到那里去见面。”

“你为什么认为他会去？”

R沉默了片刻。他面带喜色地看着阿申顿。

“如果她不想服十年刑的话，她就必须说服他。”

“我明白了。”

“她今天晚上就会从英格兰被押送过来，我要你坐夜里的火车把她送到托农去。”

“我？”阿申顿问。

“是的，我认为这是你能够出色完成的任务。我觉得你好像比大多数人更懂得人性。对你来说，去托农待上一两个礼拜，也可以散散心吧。我觉得那个小镇在战争爆发前是很漂亮的，也蛮时尚的。你或许可以在那里游游泳。”

“我把那女人送到托农后，你要我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都行。我给你写了几句要交代的话，或许会对你有用。你要我说给你听吗？”

阿申顿仔细听了。R的计划简单明了。阿申顿不由得暗暗钦佩设计出这个计划的脑袋。

接着，R提议他们该吃午饭了，他要求阿申顿带他去一个可以见到聪明人的餐馆。让阿申顿感到有趣的是，R是一个如此精明、自信、警觉的人，走进餐馆时居然会羞羞答答的不知所措。他说话有点儿过于大声，那是为了显示他心里很安定而故意做出来的，只是表现得有些过分无拘无束了。从他的举止可以看出他曾经过的是平常小人物的寒碜生活，战争的爆发给了他机会，使他摇身一变，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很高兴能在这家时髦的餐厅里坐在那些声名显赫的人身边，可是他感觉就像第一次戴上圆顶礼帽的中学生一样，躲避着餐厅领班尖利的目光，他的两眼快速地东张西望，发黄的脸上露出一种他自己都感到羞于示人的自满。阿申顿将他的注意力引到一位身穿黑色衣服、戴着一长串珍珠项链、身材丰满的丑女人身上。

“那位是布莱兹夫人。她是西奥多大公爵的情妇。她可能是全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之一，无疑也是极聪明的。”

R精明的目光停留在那位夫人身上，他的脸红了。

“我的天，这才是生活啊！”

阿申顿好奇地看着他。对于那些从未享受过奢侈而又突然要去面对奢侈的诱惑的人来说，奢侈是很危险的。R是个精明狡诈、愤世嫉俗的人，现在他突然看到眼前这幅诱人的场景，他被深深地迷住了。就好比一个人有文化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养成了奢侈习惯的人也可以趾高气扬地滥用这些装腔作势的花架子。

他们吃完午饭在喝咖啡时，阿申顿看到R饱餐一顿后非常满足，也很享受周围的环境，所以又聊起了他心里想着的那个话题。

“那个印度人准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家伙。”他说。

“当然，他是有点头脑。”

“他一个人有勇气单枪匹马地对抗整个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势力，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对他有这么感性的认识。他就是个危险的罪犯。”

“我想他手里要是有几排大炮和几支部队可以指挥的话，他不会只搞炸弹袭击的。他是有什么能用的武器就用什么。这也怪不得他。不管怎么说，他做这一切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对吗？他是为了争取他的祖国的自由。这么看来，似乎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有正当理由的。”

可是R没明白阿申顿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就太牵强了。”他说，“我们不必陷得太深。我们的任务是抓住他，抓住后就毙了。”

“当然，他已经宣战了，他也不会手下留情的。我会去执行您的指示，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不过我没觉得承认他身上有一些令人钦佩和尊重的东西有什么害处。”

R又变得冷静而精明地判断起自己手下的人了。

“我还没有想清楚，去执行这种任务的最佳人选到底是对任务充满激情的人，还是始终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有的人对我们要抓捕的人充满仇恨，当我们逮住了这些人时，他们感到很欣慰，就像是为他们自己出了口恶气似的。当然他们都很看重自己的工作。你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你把要去完成的任务看作下棋一样，好像始终不会投入什么感情。我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有些任务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了。”

阿申顿没有作答。他付了账，同R一起走回旅馆。

火车八点开。阿申顿放好了行李后就沿着站台走去。他找到了朱莉娅·拉扎里乘坐的车厢，但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脸背着灯光，所以看不清她的面孔。她由两名警探押着，他们在布洛涅从英国警方手中将她接管过来。其中一名警探跟阿申顿在日内瓦湖的法国边境一带合作过，当阿申顿走过去时，他对阿申顿点了点头。

“我问过这位女士要不要去餐车吃饭，可她想在自己的车厢里吃，所以我就给她叫了饭菜。这样做可以吗？”

“完全可以。”阿申顿答道。

“我会和我的搭档轮流去吃饭，这样她身边就不会没人了。”

“你们考虑得很周全。开车后我会过来跟她聊聊。”

“她好像不太想开口。”警探说道。

“这不奇怪。”

他去售票处买了二等座的票，然后回到了自己的车厢。等他再回来找朱莉娅·拉扎里时，她刚吃完饭。他扫了一眼装食物的篮子，判断出她的胃口不差。在她身边看守的警探见到阿申顿出现在车厢门口，便打开了车厢门，阿申顿建议警探回避一下，警探便走出去了，车厢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朱莉娅·拉扎里阴沉沉地看了他一眼。

“我希望你晚饭吃得还算称心。”阿申顿说着，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她微微欠了欠身，没有说话。阿申顿打开了自己的烟盒。

“抽烟吗？”

她瞅了阿申顿一眼，有点儿犹豫，然后取了一支香烟，还是一言不发。阿申顿划着火柴，替她点烟，顺便看了她一眼。他有些吃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原本以为见到的应该是个白皮肤的金发女人，或许是因为东方人一般都喜欢白肤金发，可她肤色很黑。她的头发被一顶紧贴在头上的帽子遮住了，不过她的眼睛乌黑。她不年轻，大约三十五岁，脸上有皱纹，脸色暗淡。她那会儿没有化妆，看上去有些憔悴，除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外，她身上没有算得上漂亮的地方。她块头不小，阿申顿都疑惑这样的身材还能轻盈地翩翩起舞吗？或许穿上了西班牙舞服，她看着还能更奔放性感些。可是在这列车上，她穿得邋邋遢遢，完全看不出那个印度人为什么会对她如此痴迷。她用审视的目光凝视了阿申顿半天，显然是在琢磨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从鼻孔里喷出一团烟雾，瞥了一眼，又收回目光来看阿申顿。阿申顿看得出来，她的一脸阴沉只不过是个面具，她心里紧张不安，慌乱得很。她说的是带有意大利口音的法语。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姓名对你没有意义，夫人。我要去托农。我已经在广场旅馆为你订了房间。现在只有这家旅馆还有空房。但我想你会住得很舒服的。”

“啊，原来你就是上校跟我说过的那位。你是我的看守。”

“只是形式上的。我不会给你添乱。”

“怎么说你都还是我的看守。”

“我希望不会拖很久。你的护照就在我的衣服口袋里，你去西班牙的一切手续都办妥了。”

她后仰靠到了车厢角落。在暗淡的灯光下，能看到她乌黑的大眼睛，她突然露出满脸的绝望。

“太无耻了。我恨不得把那个老上校给杀了，那样我死了也甘心。他心肠太坏了。我好难过。”

“恐怕你现在的不幸处境也是你自己找的。你不知道做间谍是很危险的吗？”

“我从没出卖过任何秘密。我没有造成危害。”

“那只是因为你没有机会。据我所知，你已经在详细的招供材料上签过字了。”

阿申顿像是对一个病人说话那样尽量说得和和气气，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严厉。

“啊，是的，我自己做了傻事。上校逼着我写那封信，我写了。这还不够吗？如果他不回信，我又要倒什么霉了？他要是不想来，我也不能强迫他来啊。”

“他回信了。”阿申顿说，“信就在我这里。”

她抽了一口冷气，声音哽咽了。

“快给我看看。求求你让我看看。”

“我不反对给你看看。可你看完必须还给我。”

他从衣袋里掏出昌德拉的信，递给了她。她一把从他手里抢了过去，贪婪地瞪大眼睛看起来。这封信长达八页。看着看着，她的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她抽抽搭搭地呼唤着她的爱人，不停地用法语和意大利语呼唤着写信人的昵称。这封信是昌德拉收到她的信后写给她的回信——她的信是按R的指示写给他的，信中要求在瑞士跟他见面。能同她见面让他欣喜若狂。他在回信中用充满激情的话语告诉她，自从跟她分别后他度日如年，说他如何思念她，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再见到她，他简直是望眼欲穿。她看完了信，任凭手里的信掉落到地上。

“你也看得出他爱我，是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知道的，相信我。”

“你真的爱他吗？”阿申顿问。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他那样真心对我好。歌舞厅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满欧洲奔波，没得休息，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些整天泡在歌舞厅里的男人。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也跟那些男人一样是一路货色。”

阿申顿从地上捡起信，放回到皮夹里。

“有一封电报以你的名义发到荷兰那个地址去了，说你将于十四日抵达洛桑的吉朋斯旅馆。”

“那就是明天了。”

“是的。”

她把头一扬，两眼冒出怒火。

“啊！你们这么逼我太不像话了。真是可耻！”

“没有人强迫你非这么做不可。”

“如果我不做会怎么样呢？”

“恐怕你得承担后果。”

“我不能进监狱。”她突然大叫起来，“不行，不行！我已经不年轻了。他说十年，我真的可能被判十年？”

“如果上校是这么说的，那就很可能是的。”

“哦，我太了解他啦。那张狠毒的脸。他毫无怜悯之心。十年后我都成什么模样了？不行，不行！”

就在这时，列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守候在过道上的那名警探在窗子上敲了几下。阿申顿打开车厢门，那人递给他一张彩色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幅小小的照片，是蓬塔利耶小镇的沉闷景象。这里是法国和瑞士交界处的一个边境车站，照片上有一个灰蒙蒙的广场，广场中间有一座雕像和几棵梧桐树。阿申顿递给了她一支铅笔。

“你要把这张明信片写给你的情人。从蓬塔利耶寄出。地址写洛桑的那家旅馆。”

她瞟了阿申顿一眼，没有说话，拿过明信片，照他说的写。

“在背面这样写：‘过境较慢，但一切顺利。在洛桑等我。’然后再随便写几句你想写的，情话也行。”

阿申顿从她手里接过明信片，读了一遍，确定她是照他的吩咐写的，然后伸手拿起了帽子。

“好了，现在没事了。希望你能睡个好觉。明天早上到托农后我会再过来。”

这时，那个轮流去吃饭的警探已经回来了，阿申顿走出车厢时，两名警探进了车厢。朱莉娅·拉扎里又蜷缩到角落里了。阿申顿把明信片交给了等在外面的一名特工，叫他拿到蓬塔利耶邮局寄走，然后从拥挤的乘客中间走回了自己的卧铺车厢。

第二日早上他们抵达目的地时，阳光明媚，不过气温很低。阿申顿把行李交给搬运工后，便从站台上朝朱莉娅·拉扎里和那两名警探站着的地方走去。阿申顿对两名警探点了点头。

“早上好。现在就不必劳驾你们等着了。”

两人抬帽致意，然后跟那女人说了声再见，便离去了。

“他们要去哪里？”

“交班了。之后你就再也不用被他们看着了。”

“那就是由你来接管我了？”

“谁也不接管你。我现在只是要把你带到你住的旅馆去，然后就离开你。你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

阿申顿的搬运工拿起了她的手提袋，她也给了搬运工取箱子的行李票。他们走出了车站。一辆出租车已等候在那里。阿申顿请她先上了车。去旅馆的路途不短。阿申顿感到她一路上没少用斜眼瞅他。她心里充满困惑。阿申顿坐在车里一言不发。他们到达旅馆后——这家旅馆不大，坐落在一条小小林荫道的街角，景色优美——店主马上带他们去了为拉扎里夫人备好的房间。阿申顿转身对他说：

“很好，我一会儿就下来。”

店主鞠躬退下。

“我会尽量把你安顿好，夫人。”阿申顿说，“你在这里绝对自由，随便想要什么都可以叫店主给你送来，你就像其他房客一样。你在这里是自由的。”

“自由出入吗？”她马上追问。

“当然。”

“一边一个警察跟着我？”

“完全不是。你住在这里就跟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进进出出都随你意愿。我只要你向我保证，你不能瞒着我给人写信，不经我同意不能擅自离开托农。”

她直勾勾地看了阿申顿一阵。她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看上去好像以为自己在做梦。

“我落到了这个境地，你要我保证什么我也只能照办了。我用人格向你保证，我要是写信一定会拿给你看，绝不擅自离开这里。”

“谢谢。我现在就告辞了。明天早上我会再过来拜访。”

阿申顿点头致意便走出了旅馆。他在警察局停留了五分钟，看看是否一切都已安排好，接着他乘上一辆出租马车去了城外一座小山上的一间幽静住处，他定期到这个城市执行任务总是住在这里。他洗了澡，刮了脸，换上了一双拖鞋，感到一身舒畅。他懒洋洋地不想做事，整个上午就看了一本小说。

夜幕降临后，警察局的一名特工才来找他，因为即便是远在法国的托农，还是尽量不引起任何人注意为好。这名特工名叫费利克斯，是个皮肤很黑的小个子法国人，目光敏锐，下巴上的胡子没有刮，穿一身邋遢的灰色外套，鞋子的后跟快要磨掉了，所以他看上去像是一名失业的律师文书。阿申顿递给他一杯酒，两人在炉旁坐下。

“您带来的这位女士一分钟都没耽误。”他开口说道，“她到旅馆还不到一刻钟就跑出去了，只带了一包衣服和一些小玩意儿，她把这些东西都卖给了集市旁的一个旧货店。下午的船靠岸后，她赶紧买了一张去依云镇的船票。”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从这里坐船下一站就是法国境内的沿湖小镇依云镇，过了这个小镇就到瑞士边境了。

“当然啦，她没有护照，所以没有获准登船。”

“她是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护照的？”

“她说她忘记带了。她说她约好了要到依云镇去见朋友，她左说右说想要说服负责的官员准许她上船。她试图给那人的手里塞一百法郎。”

“看来这个女人比我想的还要更蠢。”

但是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阿申顿去见她的时候，他只字未提她企图逃跑的事。这时，她有时间把自己收拾了一番，头发精心梳过了，嘴上涂了口红，脸上抹了胭脂，看上去不像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憔悴了。

“我给你带来了几本书。”阿申顿说，“我怕你闷得慌，不好打发时间。”

“这关你什么事？”

“我只是希望让你尽量少受点儿罪，没必要受的罪就免了吧。反正我把书留在这儿，看不看就随你便了。”

“你要知道我心里有多恨你就好了。”

“我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深感不安的。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恨我。我只是在奉命行事罢了。”

“你现在过来是要我干什么呢？我不相信你只是来问候我的吧。”

阿申顿忍不住笑了。

“我要你给你的情人写一封信，告诉他，由于你的护照有些纰漏，瑞士当局不准许你入境，所以你只能到这里来了，不过这个地方幽静美丽，安静得简直让人忘记了在打仗。你要在信里提议让昌德拉到这里来见你。”

“你认为他是个傻子吗？他会一口拒绝的。”

“那你就得想办法劝说他来。”

她注视了阿申顿好久才回答。阿申顿猜想她一定在心里盘算，是否答应写信，装得温顺听话些可以为她赢得一些时间。

“好吧，那你就口述，我照你说的写。”

“我希望你用自己的话写。”

“那你给我半个小时，让我把信写完。”

“我就在这里等着。”阿申顿说。

“为什么？”

“因为我想这样。”

她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凶光，但她强忍住火气，一言未发。写信用的纸笔放在衣柜上。她坐在梳妆台前开始写信。她写完信后递给了阿申顿，阿申顿看到她虽然涂着胭脂，但脸色惨淡。这封信看一眼就知道是一个不善文字表达的人写的，不过也算可以了，写到末尾处她开始表达她是多么爱他时，她情不自禁地倾诉衷肠，字里行间确实流露出几分真情。

“再添一句：送信的是个瑞士人，你可以绝对信任他。我不想让检查信件的人看到此信。”

她迟疑了片刻，然后照他吩咐的写下去。

“‘绝对’这个词怎么拼？”

“你自己看着写吧。再在信封上写好地址，然后我就不在这里烦你了。”

他把信交给在一旁等着的特工，这名特工会把信送到湖对面去。

当晚阿申顿便给她带来了回信。她一把从阿申顿手里抢过信去，贴到自己的心口捂了一会儿。她读完信后如释重负地喊了一声。

“他不会来。”

回信是那个印度人用歪歪扭扭的花体英文写的，他在信中表达了他有多么痛苦和失望。他诉说了自己如何朝思暮想地想要见到她，恳求她务必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阻碍她过边境的困难。他说自己不可能过来见她，不可能！有人悬赏要他的脑袋，他怎么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这不是疯了吗？他还跟她开起了玩笑，她总不会想叫她的小胖子情人送命吧，对不对？

“他不会来。”她还念叨着这句话，“他不会来！”

“你必须再写信告诉他没有危险。你必须说如果有危险，你万万不会叫他来的。你必须说，他要是真心爱你就不会犹豫的。”

“我不写。我不写。”

“别犯傻。这事由不得你。”

她突然泪流满面，猛地扑到地上抱住阿申顿的膝盖，哀求他开恩。

“只要你放过我，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别胡搅蛮缠了！”阿申顿呵斥她，“难道你以为我要做你的情人不成？行啦，行啦！你给我正经点儿。你该知道不照我说的做会有什么后果。”

她站了起来，突然变得怒不可遏，冲着阿申顿劈头盖脸痛骂起来。

“这样就痛快多了嘛。”他说，“好了，现在你是答应写呢，还是要我叫警察？”

“他不会来的。写了也没用。”

“能把他弄来对你自己有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说，哪怕我尽了全力也不能让他过来，就会……”

她瞪大眼睛看着阿申顿。

“是的，不是他就是你。”

她站不稳了。她一只手捂住胸口，一言不发，伸出另一只手去取纸笔。可是这次的信写得不合阿申顿的意思，他逼她重写。她写完后一头倒在床上，又一次痛哭起来。她的伤心是真的，只是表现得有些像演戏，总也没法让阿申顿真的为之感动。他感到自己此刻与她的关系就像一个医生面对他也无法缓解的病痛一样，没有任何个人因素。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R会把这个特殊任务交给他来完成：执行这个任务的人必须头脑冷静，善于控制情绪。

第二天他没有去见她。这次的回信直到晚饭后才有人送来，还是费利克斯送到他住的小屋来的。

“啊，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

“我们的这位朋友快要急疯了。”这个法国人微笑着说，“今天下午她去了火车站，那时刚好有一趟去里昂的车快要开了。她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不知所措，我就走过去问她有没有事要我帮忙。我介绍说我是一名保安。如果目光可以杀死人的话，那我这会儿就不会站在你面前了。”

“坐下说，我的朋友。”阿申顿说。

“谢谢。后来她走开了，显然她也知道自己没办法登上火车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更有趣的事：她找到一个船夫要给他一千法郎，叫船夫把她送到对岸的洛桑。”

“船夫怎么回答她的？”

“他说他不能冒这个险。”

“是吗？”

小个子特工微微耸了耸肩，笑了笑。

“她要船夫今晚十点到通往依云镇的路口跟她见面，他们可以再谈谈。她还对那人暗示，她不会对打情骂俏的事太反感。我叫那人自己见机行事，只要事后把重要的事告诉我就行。”

“你确定这个人可靠吗？”

“噢，没问题的。他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何况她在我们的监控中。你不需要担心这个人。他是个听话的小伙子，我对他知根知底。”

阿申顿读了昌德拉的回信。信写得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发自内心的苦苦渴求。这是爱吗？是的，只要阿申顿对此略知一二，真的爱是存在的。他在信中告诉她，他如何一连几个钟头徘徊在湖边，遥望着对面的法国海岸。他们之间仅有一水之隔，却不能相聚！他反复诉说他不能过来，央求她不要再为难他。为了她无论要他做什么都可以，可是他不敢冒这个险。然而，如果她非要这样坚持，他又怎能忍心拒绝？他一再央求她可怜可怜他。接着他又伤心欲绝地写了一大段，说他想到自己可能见不到她一面就要离去，真的太难过了。他问她有没有办法可以偷偷溜过去，他发誓说只要能把她抱在怀里，他就再也不会放她走了。信中写的词句生硬而又做作，但也丝毫没有让那几乎要将信纸燃烧的感情烈焰黯然失色。这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写的信。

“你什么时候可以知道她同那船夫交谈的结果？”阿申顿问。

“我跟他约了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到码头的栈桥上去见他。”

阿申顿看了一眼手表。

“我跟你一道去吧。”

他们下了小山，来到码头上，码头上寒风刺骨，他们走到海关楼的背后避风。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一个人朝码头走来，费利克斯从阴影中走出来。

“安托万！”

“费利克斯先生吗？我这里有封信要给你看。我答应了明早第一班船把信送到洛桑去。”

阿申顿瞥了这人一眼，没有问他同朱莉娅·拉扎里谈了些什么。他接过信来，借着费利克斯的手电筒读了一下。信是用不通顺的德文写的。

“无论如何不要来。别理会我的信。危险。我爱你，亲爱的。不要来。”

阿申顿把信放进衣袋里，给了船夫五十法郎，就回去睡觉了。可是第二天他去见朱莉娅·拉扎里时，发现她的房门锁上了。他敲了一会儿门，没有人应声。他大声喊起来。

“拉扎里夫人，快开门，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在睡觉。我病了。谁也不能见。”

“对不起，可你必须开门。如果你病了，我叫医生来。”

“不用，你走吧。我谁也不见。”

“如果你不开门，我就叫锁匠来撬门了。”

一阵沉默。接着他听到了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他走进屋去。只见她穿着睡衣，头发蓬乱，显然刚从床上起来。

“我已经耗尽了力气。我什么也做不了了。你一眼就能看出我病了。我难受了一夜。”

“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叫医生来给你看看？”

“医生对我有什么用？”

他从口袋里掏出她交给船夫的那封信，递到她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她看到这封信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脸色发青了。

“你答应过我不会企图逃跑，也不会背着我写信。”

“你以为我会说到做到吗？”她大声说，语气中满是嘲讽。

“当然不会。跟你说句实话吧，让你舒适地住在这家旅馆里，而没有把你关进牢房，并不完全是为了照顾你的便利。可我要明明白白告诉你，虽说你在这里可以进出自由，可你根本没有机会逃出托农，跟你戴着脚镣锁在牢房里是一样的。你写的信根本送不出去，白费工夫，太蠢了。”

“浑蛋！”

她使出全身的力气骂了他一句。

“可你必须坐下来去写那封能送出去的信。”

“你做梦吧！我一个字也不会再写了。”

“你来这里的时候答应过了，你要配合做一些事的。”

“我不会再做了。我该做的已经都做完了。”

“你最好再想想吧。”

“想想！我早就想好了。你要怎样就怎样吧，我不在乎！”

“那好。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可以改变主意。”

阿申顿在凌乱的床边坐下，看着手表。

“啊，住在这个旅馆让我烦透了。你为什么不把我关到监狱去，为什么，为什么？不管我走到哪儿，总有特工跟着我。你逼我干的都是卑鄙的事。太卑鄙了！我犯什么罪了？你告诉我，我到底干了什么？我是个女人啊！你逼我干的事太卑鄙，太卑鄙了！”

她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嚷嚷个没完。很快五分钟就到了。阿申顿没有说话。他站起身来。

“对，滚，滚吧！”她冲着他尖声叫道。

她又用脏话骂他。

“我马上回来。”阿申顿说。

他从房门锁孔里抽出钥匙，出门后转身把门反锁起来。他走到楼下，匆匆写了张字条，叫来一个便衣特工，派他马上送到警察局去。他转身回到楼上。这时朱莉娅·拉扎里瘫倒在床上，面朝墙壁，歇斯底里地抽泣着，身体抖个不停。她没有做出任何听见他进来了的表示。阿申顿坐到梳妆台前的椅子上，随意看着堆在梳妆台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是些不值钱的低级梳洗用品，而且都很脏。不知用了多久的胭脂和面霜，黑乎乎的小瓶染眉膏和睫毛膏，还有油腻得可怕的发夹。屋里一片脏乱，空气中弥漫着低级香水味。阿申顿心想，这个女人一生都在四处流浪，从一个国家的小乡镇漂泊到另一个国家的小乡镇，她一定曾在几百个这样的下等旅馆房间里住过。他好奇地琢磨起了她的身世。她现在是个粗俗邋遢的女人，可她年轻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在阿申顿看来，她不是那种适合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她不可能混出什么名堂来。他暗自心想：她会不会是出身于一个卖艺人的家庭（全世界哪儿都有这样的家庭，一家人世世代代都是跳舞、玩杂耍的，或滑稽歌手）？要不，她是不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从事这一行的人而偶然进入这一行，成了这个人的搭档？还有，这些年她都交往过什么样的男人呢？跟她一起表演的同行；行业经纪人和舞团的经理——这些人认为自己有点特权，可以借机占占她的便宜；还有她演出时到过一些不同的城镇，那里的有钱商人或年轻人可能会一时被她的迷人舞姿或性感的肉体所诱惑！对她来说，这些男人只是肯为她花钱的客人，她对他们一视同仁，把他们当作赚取外快的来源，因为她自己的收入实在太微薄了。但是对那些男人来说，她或许代表着一段风流艳遇。他们沉醉在花钱买来的搂抱中，得以一窥资本世界的纸醉金迷，领略到了更宽广的人生场景中的奇遇和光彩——哪怕是那么遥不可及和虚幻不实。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阿申顿立即大声应道：

“进来！”

朱莉娅·拉扎里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是谁？”她大声问。

她随即认出了进来的就是把她从布洛涅押解到托农移交给阿申顿的那两名警探，顿时倒抽一口凉气。

“是你们！你们要干什么？”她尖声叫道。

“起来！跟我们走！”其中一个厉声说，他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分说。

“恐怕你必须起来了，拉扎里夫人。”阿申顿说，“我要把你再次移交给这两位先生。”

“我怎么能起得来！我病了，你知道的。我站不住。你是要我死吗？”

“你要是不肯自己穿衣服，就只好由我们来帮你穿了，不过我们恐怕会笨手笨脚的。行了，行了，耍赖也没用的。”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他们要把你送回英国去。”

一名警探抓住了她的一只胳膊。

“别碰我，别靠近我！”她愤怒地尖叫起来。

“放开她吧。”阿申顿说，“我相信她会明白还是少找麻烦的好。”

“我自己穿。”

阿申顿看着她脱下睡袍，从头顶套上一条连衣裙，双脚挤进一双明显太小的鞋子。她又理了理头发。在这个过程中，她时不时地用阴沉的目光匆匆瞅一眼那两个警探。阿申顿心里嘀咕起来，不知道她是否有胆量挺得过去。R会骂他是个大傻瓜，可他还是在心里祈求她能挺过去。她朝梳妆台走去，阿申顿马上站起来让座。她匆匆涂了些面霜，又用一条脏乎乎的毛巾擦了擦脸，然后在脸上抹了些粉，又描了描眼睛。不过她的手在发抖。三个男人默默地看着她。她在脸颊上搽了些胭脂，在嘴上涂了口红，最后戴上一顶帽子。阿申顿朝领头的警探做了个手势，那人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手铐，朝她走去。

她一眼看到了手铐，猛地后退几步，挥着手。

“不，不，不，我不要。不要这个。不要！不要！”

“别闹！你可别犯傻！”警探粗暴地说。

她一把抱住了阿申顿，像是要寻求他的保护（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不要让他们带走我，可怜可怜我！不行，我不要！”

阿申顿费了老大劲才挣脱开。

“我帮不了你了。”

那警探抓住她的手腕就要给她戴上手铐时，她突然大叫一声，瘫坐到地上。

“我答应照你们说的做。叫我干什么都行。”

阿申顿示意两名警探出去。他等了一会儿，让她冷静一下。她躺在地上，哭得很伤心。阿申顿把她拉起来，让她坐下。

“你要我干什么？”她抽噎着问道。

“我要你再给昌德拉写封信。”

“我脑袋一片混乱，一句话也写不了。你得给我时间。”

但是阿申顿觉得最好还是趁她现在惊魂未定就让她把信写好。他不想给她时间让她回过神来。

“我说你写。你只要把我说的一字不差写下来就行了。”

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拿起了纸和笔，坐到梳妆台前准备写信。

“如果我写了这封信……你们成功了，我怎么知道你们会给我自由？”

“上校保证了你能获得自由。你要相信我一定会执行他的指令。”

“要是我出卖了朋友，结果还要去蹲十年牢房，那我真的太傻了。”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可以相信我们会说到做到。要不是因为昌德拉，你对我们一丁点儿都不重要。你对我们没什么害处，我们何必费事花钱把你关进监狱去？”

她思索了片刻，很快就镇定下来了。仿佛她已发泄完了心头的情绪，突然变得头脑清醒、通情达理了。

“你说吧，要我写什么？”

阿申顿迟疑起来。他觉得这封信要写得多少像她自己写的那样，但他必须斟酌一番，措辞不能太流畅，也不能太文雅。他知道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往往容易言辞夸张做作，不论在书里还是在舞台上，总会让人感觉虚假，所以作者必须着力让他笔下的人物说话更简单，不要动不动就强调，哪怕在实际生活中是这样的。这是个严肃的时刻，可是阿申顿却觉得仿佛置身喜剧中。

“我没想到我爱上了一个胆小鬼。”他开始口述，“如果你真心爱我，那么我要你过来你就不可能犹豫……在‘不可能’下面画上两道线。”他继续说下去，“我告诉你了，没有危险。如果你不爱我，你不来是对的。你不用来了，回柏林去吧，你在那里会很安全。我受够了。我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我等你等得都生病了，我每天都在念叨，他就要来了。你要是爱我就不会这么犹豫不定。我总算看清楚了，你并不爱我。我现在想起你就厌烦。我身上没有钱，住的旅馆糟透了。我没必要再待下去了，我可以在巴黎找个人订婚。我有个朋友在那儿，他认真向我求过婚。我在你身上浪费的时间够多了，可你看看我得到了什么。就这样结束吧，再见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爱你的女人了。我无法拒绝我那个朋友的求婚，所以我已经给他发了电报，一收到他的回电我就马上去巴黎了。你不爱我，我不怪你，那不是你的错，可是你要明白，我要是再这么浪费生命，那我就是个傻子。谁也不能永远年轻的。再见，朱莉娅。”

阿申顿读了一遍她写好的信，他并不是十分满意。但是他只能做到这样了。好歹还有几分像是真的，这并非文字之功，而是因为她英文不好，是照着读音写的，拼写就更不成样子，字迹像是小孩子写的，有些字她画掉了重写，有些词句她写成了法语。还有好几处泪水落在纸上，模糊了墨迹。

“我不打搅你了。”阿申顿说，“或许下次再见到你时，我就能告诉你获得自由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请问你打算去哪里？”

“西班牙。”

“那好。我这就去把该准备的全替你准备好。”

她耸了耸肩。阿申顿离开了她。

现在阿申顿除了等待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当天下午他便派人去洛桑送信了，第二天一早他又去码头接船。紧挨着售票处有一间候船室，他吩咐两名警探在这里待命。每当一条船到达时，乘客都要沿着码头排队，依次接受护照检查后才能获准登岸。如果昌德拉来了，出示了他的护照，他的护照很可能是某个中立国签发的假护照，这时他会被要求等一下，阿申顿会对他进行辨认，辨认无误后他就会被逮捕。阿申顿看着船靠岸后，船上的乘客都聚集在舷梯口时，他竟感到一阵激动。他仔细审视着每一名乘客，但他没有看到一个看上去像是印度人的乘客。昌德拉没有来。阿申顿不知如何是好。他已经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在托农登岸的乘客也就六七个人，当这些人都接受过检查，各自上岸后，阿申顿在码头上慢慢溜达起来。

“得了，我们白忙了。”他对刚才在检查护照的费利克斯说，“我想要看到的这位先生没有露面。”

“我这里有一封信要给你。”

他递给阿申顿一封写着拉扎里夫人收的信，阿申顿一眼就认出了昌德拉·拉尔像蜘蛛网似的笔迹。就在这时，一艘从日内瓦出发开往洛桑终点站的轮船正渐渐驶入视线，这艘轮船每天早上在反方向的航班开出后二十分钟到达托农。阿申顿突发奇想。

“捎这封信来的人在哪儿？”

“他在售票处。”

“快去把这封信交给那人，让他去退给要他捎信的人。他要跟那人说，他把信送到那位女士手里了，可人家不收，又原封退回了。如果那个人还要他再捎一封信，他就说，再捎信没什么意义了，人家已经在装箱打包，要离开托农了。”

他看到信递给了那个人，给他的指示也都交代了，这才回到小山上他住的那所小屋去了。

昌德拉可能会坐下一班船来，那班船五点左右到达，阿申顿正好在那个时间与一名在德国活动的特工有一个重要约会，他便提前告诉费利克斯他有可能会晚到几分钟。不过，如果昌德拉来了要把他拖住一会儿也不难，反正他要坐的到巴黎去的那趟火车要八点过后才开。阿申顿处理好公务后，悠闲地漫步下山朝湖边走去。天还没黑，从小山顶上可以看到那条船已经离岸。时间有些紧急了，他本能地加快了脚步。忽然他看到有个人朝他跑来，他认出了就是那个捎信的人。

“快，快。”那人大声喊道，“他来了。”

阿申顿的心在他的胸口怦怦直跳。

“总算来了。”

他也跑了起来，两个人一齐跑的工夫，那人气喘吁吁地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他把那封未开启的信送了回去。当他把信递到印度人手里时，他一下子脸色煞白，看上去好可怕（“我从没想到过一个印度人也能脸色这么白的。”他这么说），然后他把手里的信翻来覆去地看，好像不明白他自己送出去的信怎么又回到了他的手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扑簌簌地流满了两颊。（“那副哭相很怪异，你也知道，他很胖。”）他说了一些话，可那人听不懂，他便用法语问那人，去托农的船什么时间开。那人登上甲板后四处张望了一圈，没有看到他。然后才发现他缩在一件大袍子里，帽檐压得低低的，一个人悄悄站在船头。船开后，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对岸的托农。

“现在他在哪儿？”阿申顿问。

“我先下船了，费利克斯先生要我马上来找您。”

“我估计他们把他扣在候船室了。”

他们跑到码头上时阿申顿已上气不接下气。他一头冲进了候船室。屋里有一群人扯着嗓子比比画画地嚷嚷着，他们围着躺在地上的一个男人。

“出什么事了？”他大声问道。

“看吧。”费利克斯先生说。

躺在地上的是昌德拉，他两眼圆睁，口中流出一道白沫，人已经死了，身体抽搐得变了形。

“他自杀了。我们已经派人去请医生了。可是他很快就没气了。”

阿申顿感到浑身一阵战栗。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这个印度人上岸后，费利克斯根据资料描述认出了这就是他们要缉拿的人。船上只有四名乘客，他走在最后。费利克斯故意慢吞吞地检查前面三人的护照，最后才检查他的护照。那是一本西班牙护照，各项记录无误。费利克斯问了些例行公事的问题，并一一写在公文纸上。然后他抬头看着他，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请到候船室来一下，有一两个手续要办。”

“我的护照不合格吗？”印度人问道。

“完全合格。”

昌德拉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很快跟着警官走到了候船室门前。费利克斯打开门后，就站在了门边。

“请进吧。”

昌德拉进去后，那两名警探立即站起身来。他肯定马上看出来那是两名警官，因而明白自己落入圈套了。

“请坐，”费利克斯说，“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你回答。”

“这里太热了。”他说，事实上这屋里真的点了一个火炉，把屋里烤得跟蒸笼一般，“我得脱掉我的外套，如果你们允许的话。”

“没问题。”费利克斯客气地答道。

他脱掉了他的外套，显然费了好大劲儿才脱下来，然后转过身去，把外套搭到一把椅子上。接着，还没等大家看出发生了什么，他们就惊异地看到他踉跄了一下，便重重地栽到了地上。就在他脱外套的工夫，他已设法将一只瓶子里的东西吞了下去，这瓶子还紧攥在他的手里。阿申顿拿起瓶子嗅了嗅，他闻见了一股浓烈的杏仁味。

大家一直围着躺在地上的这个死人呆呆看着。费利克斯心怀歉疚。

“上级会很生气吗？”他紧张不安地问。

“我认为这不是你的错。”阿申顿说，“好歹他不能再作恶害人了。在我看来，他这么了结自己倒也不错。想到他会被处决我总有些不好受。”

过了几分钟，医生赶到了，宣布他已经死亡。

“是氰化钾。”他对阿申顿说。

阿申顿点点头。

“我现在就去见拉扎里夫人。”他说，“如果她想再住上一两天，我会同意。不过她要是今晚就想走，当然也可以。你是否可以去通知在警局值班的人放她走？”

“我自己也会在警局的。”费利克斯答道。

阿申顿再次登上小山。夜幕已经降临，空气寒冷，但天空无云，月光明亮，一弯细细的新月挂在空中，发出闪亮的白光，不觉三次伸手去摸放在衣袋里的钱。他走进旅馆时，立刻感到一阵反胃：四周冷冰冰的，了无生气，空气中散发着卷心菜和炖羊肉的气味。大厅的墙上贴满了铁路公司的彩色海报，为法国城市格勒诺布尔和卡尔卡松，还有诺曼底的海滨浴场做广告。上楼后，他在朱莉娅·拉扎里的房门上敲了一下便推门进去。只见她坐在梳妆台前怔怔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上去灰心丧气，显然是在发呆。她在镜子里看见阿申顿走了进来，一看见他的脸，她顿时脸色大变，猛地跳了起来，把椅子都碰翻了。

“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满脸煞白？”她喊叫道。

她转过身来，注视着阿申顿的脸，她的五官渐渐扭曲，变得惊恐万状。

“他被抓住了？”她气急败坏地问道。

“他死了。”阿申顿答道。

“死了！他是服毒药了。他还来得及做这事。他总算逃脱了你们的手掌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他服毒了？”

“他一直随身带着的。他说过，英国人永远别想活捉他。”

阿申顿思索了片刻。她很好地守住了这个秘密。他也能想象得到昌德拉有可能会是这个结局，但是没想到这么充满戏剧性。

“好吧，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会阻拦你了。这是你的车票和护照，还有你被捕时身上带着的钱。你还想见一下昌德拉吗？”

她吃了一惊。

“不，不见了。”

“是没必要了。我以为你或许还放不下。”

她没有哭。阿申顿猜想她已心力交瘁。她忽然显得无动于衷。

“今晚会有电报发到西班牙边境，指示那里的负责人对你放行。如果你愿意听我一句，还是尽早离开法国吧。”

她没有说话。阿申顿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便准备告辞。

“很抱歉我之前只能严厉对待你。现在我想你最难熬的时候总算过去了，让我略感欣慰。你朋友的死一定让你深感悲痛，希望时间可以缓解你的悲伤。”

阿申顿微微欠了欠身，转身朝门口走去。可是朱莉娅叫住了他。

“稍等一下，”她说，“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我想你还是有点儿仁慈之心的吧。”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我愿意效劳。”

“他们准备怎么处置他的遗物？”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

接着她说了一句话让阿申顿困惑又惊讶，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那里有一只手表是我去年圣诞节送给他的，花了我十二镑。我能要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