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申顿走到甲板上，看着眼前一道低平的海岸线和一座白色的小城，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欣喜。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海水如镜，天空湛蓝；气温已经有些升高，谁都知道这又是酷热难耐的一天。船快到海参崴了。这个地方的确让人感觉像是世界的尽头。阿申顿这一程走得够远的：从纽约到旧金山，再坐一艘日本船横跨太平洋来到横滨，接着又从鹤见乘坐俄国人的船航行在日本海上——船上只有他一个英国人。到了海参崴后，他要再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大陆去彼得格勒。他从未承担过这么重要的任务，很喜欢这种重任在肩的感觉。外出办事没有人再发号施令了，而且资金充足（他贴身的腰带里就夹着巨额的汇票，想起来都会晕头晕脑），虽然他接受的这个任务是超越人类能力的，可他并不知道，还信心十足地准备好要去一试身手。他相信自己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敬重并钦佩人类的情感，但他不太看得起人类的智力：要一个人学会背诵乘法口诀总是比要他牺牲自己的性命更难。

要一连坐十天俄罗斯火车，阿申顿并不怎么期待，而且在横滨他曾听到传言说，有几个地方的桥被炸毁了，铁轨也断了几处。他还听说，士兵都失控了，他们会把乘客的东西抢光，把人扔到草原上去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听起来可真让人向往。不过那趟火车肯定会出发的，不管之后发生什么事（阿申顿始终有一种感觉：事情不会像预料的那么糟糕），他还是决意要坐上那趟火车。他目前的打算是一上岸就去找英国领事馆，问问他们替自己做了哪些安排。可是船快要靠岸的时候，他看清了前方是一个脏乱不堪的小镇子，心里顿感失落。他只会说寥寥几句俄语。船上会说英语的只有那个事务长，虽然他拍着胸脯答应过阿申顿，有什么事要帮忙可以尽管找他，但阿申顿总觉得这人不太可靠。好在船刚靠岸，就有一个年轻人上来问他是不是叫阿申顿，这让他如释重负。此人个子不高，有一头脏乎乎的蓬乱头发，明显是个犹太人。

“我叫本尼迪克特，是英国领事馆的译员。他们派我来照顾你。我们已经安排好你今晚可以坐上火车了。”

阿申顿又打起精神来。两人上了岸。小个子犹太人帮他拿好行李，在入境处查验了护照，然后一起钻进了来接他们的汽车，朝领事馆驶去。

“我接到了上面的指示，要我为你提供一切帮助。”英国领事说，“你需要什么告诉我就行。今晚的火车票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不过能不能到达彼得格勒，那就天晓得了。哦，对了，我还给你找了个旅伴，是个美国人，叫哈灵顿。他代表一家费城的公司到彼得格勒去和临时政府洽谈一笔交易。”

“他人怎么样？”阿申顿问。

“啊，人不错吧！我本想约他和美国领事一起过来共用午餐的，但他们去乡下郊游了。你得提前几个小时到火车站，这趟火车特别拥挤，不提前到那儿，你的座位会被人抢去的。”

火车要午夜出发。阿申顿和本尼迪克特到车站的餐厅去吃饭；在这个脏乱的小镇上，看来也只有在这个餐厅还能吃上一顿像样的晚餐。餐厅里挤满了人。服务慢得叫人难以忍受。吃完饭他们来到了站台上，虽然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但站台上已经人流如潮。有的一家老小坐在成堆的行李上，似乎要在这里安营扎寨；有的在站台上匆匆奔来奔去，有的三三两两站在那里大声争吵；女人有的尖叫，有的默默流泪。不远处有两个男人在吵架，眼看要动手打起来了。如此混乱的场面令人难以置信。火车站上的灯光暗淡阴冷，灯光下一张张苍白的脸，耐心或焦躁，烦恼或痛悔，都像是在等待末日审判的死人的脸。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几乎每节车厢都已挤得水泄不通。当本尼迪克特终于找到了阿申顿的座位时，一个男人从位子上激动地跳了起来。

“赶快过来坐下。”他说，“我帮你占住这个座位真是太不容易了。刚刚有个家伙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拼命挤进来要坐这个位子。领事先生跟我一起来的，他带着那人去见站长了。”

“这位就是哈灵顿先生。”本尼迪克特说。

阿申顿好歹挤进了有两排长椅铺位的车厢。行李员帮他把行李放到铺位下面。阿申顿跟他的旅伴握了握手。

约翰·昆西·哈灵顿先生很瘦，不到中等身高。脸色发黄，颧骨很高，有一双浅蓝色的大眼睛。因刚才为了占座而担惊受怕，他的额头上都是汗，他摘下帽子擦汗时，露出了一个秃顶的大脑壳。脑袋上的骨头也很大，凸起的棱角格外醒目，看着令人不安。他头戴圆顶礼帽，身穿黑色外套和背心，条纹裤子；白衬衫的领子很高，整齐地系着一条素色领带。要坐十天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旅途中该如何着装，阿申顿也说不准，但他还是觉得哈灵顿先生的这身打扮有些不伦不类。他说话音调很高，字斟句酌，阿申顿听出了这是新英格兰的口音。

没过一会儿站长就来了，身边跟着一个大胡子俄国人，看得出来他憋了一肚子的委屈，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两个孩子。那个俄国人在跟站长说着什么，他满脸泪水，嘴唇不停颤抖；他的妻子抽抽搭搭地絮叨个不停，仿佛是要把她的一生遭遇讲给站长听。他们挤到车厢门口时，车厢里的吵闹声更凶了，本尼迪克特操着流利的俄语也加入了争吵。哈灵顿先生一句俄语也不会说，但显然他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了，插话说了一大段英语，大意是这样的：他们的座位是英国和美国的领事分别预订的，虽然他并不认识英国的国王，但他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美国总统绝不会容忍一位美国公民没少花一分钱买的火车上的座位被别人抢走。除非有人动武，否则他不会让步；可要是有人敢碰他一下，他就会立刻向领事正式提出抗议。他啰里啰唆地对站长说了一大通，站长当然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但他也冲着哈灵顿先生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用了很多强调的语气，还连说带比画。这就让哈灵顿先生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他气得脸色煞白，伸出拳头对着站长的脸挥舞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

“告诉这个人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而且我也压根儿不想听懂。如果俄国人想要我们把他们看作一个文明民族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语言说话？告诉他，我是约翰·昆西·哈灵顿先生，我奉费城的克鲁和亚当斯公司的指派到贵国公干，我身上带有一封专呈克伦斯基先生的介绍信，如果你们不让我安心地坐在这个座位上，克鲁先生一定会到华盛顿向政府交涉的。”

哈灵顿先生面目凶狠，气势汹汹地比比画画，吓得站长再也没有脾气，一声不吭，转身就气呼呼地走了。那个大胡子俄国人和他的妻子跟在他的身后，一路跟站长激烈申辩，那两个孩子也懵懵懂懂地跟着走了。哈灵顿先生一个跃步跳回到那个座位上。

“我没能给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士让座，心里也特别不好受。”他说，“我比谁都懂得应该如何尊重一位女士，一位母亲，但是我必须坐这趟火车及时赶到彼得格勒，才能不丢掉那份很重要的订单。再说我也不能为了照顾所有的俄国母亲而自己在火车过道里站十天吧。”

“这的确不能怪你。”阿申顿说。

“我自己也结婚了，也有两个孩子，我知道跟家人一起旅行很不容易，但我想不出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家里好好待着。”

不管跟谁同坐一列火车，在同一个车厢里闷上十天，你很难不对这个人的事情差不多无所不知。整整十天（细算起来有十一天），阿申顿同哈灵顿先生朝夕相处，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的确，他们每天三次同去餐车吃饭，但也总是相对而坐；的确，火车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会停一小时，让乘客可以到站台上散散步，他们俩依然并肩而行。阿申顿结识了几个同行的乘客，这些人有时也会到他的车厢来聊天，但凡他们只说法语或德语，哈灵顿先生就会冷眼瞪着他们，表示不满；要是他们说英文，他会让他们一个字都插不进。因为哈灵顿先生十分健谈。他说话滔滔不绝，仿佛言谈是跟呼吸和消化食物一样的人类本能，不需要用大脑思考；他说话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意思要表达，而是因为他没法不说话。他说话带有鼻音，音调很高，没有高低起伏，始终是同一个僵硬的调门儿。他选词准确，词汇量大得惊人，每一个句子都是精心组织的，能用大词的时候绝对不用小词。他说话从不停顿，只是不停地说下去。那不是洪流，因为完全没有奔腾的气势，更像是一股岩浆从火山口流淌下来，没有惊天动地的轰鸣，却有源源不断的力量，能冲走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

阿申顿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了解哈灵顿先生这样对一个人几乎无所不知，他不但了解了这个人，了解了他的看法、个人习惯和生活状况，还了解了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家庭，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同学们，他的历任雇主，以及这些雇主祖祖辈辈与费城最显赫的家族结下的人脉渊源。哈灵顿先生自己的家族早在十八世纪初就是德文郡的名门望族，他还去过老家的村庄，在村里的教会墓地至今仍能见到他先人的坟墓。他为自己的英国血脉深感骄傲，同时也为自己出生于美国而自豪，只是在他眼里，美国只不过是大西洋沿岸的一小片土地，美国人只是为数不多的一些英格兰人或荷兰人的后裔，他们的血统始终没有被混杂的外族血统所玷污。他认为过去一百年来到美国的日耳曼人、瑞典人、爱尔兰人及中欧和东欧的居民，统统都是闯入别人家园的不速之客。他对这些人总是扭头不予理会，就像一个隐居在自己庄园里的老姑娘，见到自己的隐居之地耸立起了工厂的烟筒，也会转身不看一样。

阿申顿提到了一个很有钱的人，收藏了一些全美国最有价值的名画，哈灵顿先生立刻说道：

“这人我没见过。不过我的姑婆玛丽亚·佩恩·沃明顿一直说这人的祖母厨艺很好。我的玛丽亚姑婆出嫁时不得不离开她，心里可难受了。她说她从来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出那么好吃的苹果馅儿饼。”

哈灵顿先生很爱自己的妻子，他长篇大论地向阿申顿描述他的妻子是个多么有教养的女人，又是一个多么完美的母亲，讲得那么详尽无遗，简直难以置信。他的妻子身体不太好，做了无数次手术，每一个手术他都详细描述。他自己也做过两次手术，一次是扁桃体手术，一次是切除阑尾，他每天不厌其烦地给阿申顿讲述他的经历。他的所有朋友都做过手术，所以他对外科手术的知识简直像百科全书。他有两个儿子，都在上学。他一直在严肃地考虑是否应该给两个儿子也做做手术。说怪也怪，他的一个儿子扁桃体有点儿偏大，而另一个儿子的阑尾也让父亲不太放心。兄弟俩感情深得不行，他还从没见过感情这么深厚的兄弟。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费城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主动提出可以给他们兄弟一起做手术，这样兄弟俩就可以不分开了。他给阿申顿看了两个儿子和他们母亲的相片。这次去俄国是哈灵顿先生平生第一次离开他们母子，他每天早上都要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告诉她过去一天自己的所有经历，还写下很多他在那一天里说过的话。阿申顿看着他用清晰可辨的工整字体写满一页又一页的信纸。

哈灵顿先生读过所有关于会话的书，对于会话技巧他无所不知。他有个小本子，在那里面他记下了很多他听来的故事，他告诉阿申顿，他每次出门吃饭之前，总要查阅五六个故事熟悉一遍，免得席间找不到话说。这些故事他都做了标记，适合跟大伙儿说的，就标一个“G[General，普通的、大众的。——编者注]”，适合男人听的粗俗一些的，就标一个“M[Men，男人。——编者注]”。他最擅长一种特别的逸闻趣事，先要正经八百地讲上长长一段来龙去脉，堆上一个又一个细节，最后才抖出笑料。他从来不略过一个细节，阿申顿虽然早就猜出了最后的笑料是什么，却还要握紧双拳、双眉紧锁，拼命掩饰住自己的不耐烦，听到最后再勉为其难地咧嘴挤出一声空洞的干笑。要是故事讲到一半时有谁走进车厢来，哈灵顿先生会亲切相迎。

“快进来坐会儿。我正跟我的朋友讲故事呢，你也一定要听听，你一辈子都没听到过这么好笑的故事。”

然后他又会从头开始，一字不落地重讲一遍这个故事，每一个俏皮的词儿都没有变化，一直讲到最后的幽默结局。有一次，阿申顿建议在火车上再找两个人来打桥牌消磨时间，可是哈灵顿先生说他从来不碰纸牌，阿申顿无奈只好自己一个人玩起了接龙，这时哈灵顿先生又露出一副嘲讽的表情。

“我真不明白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可以浪费时间去玩儿纸牌，而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不需要智力的兴趣当中，我觉得接龙是最没劲的。这种游戏让人聊不起来。人是社交动物，只有在参与社交活动时才能表现出最高贵的天性。”

“浪费时间多少也是一种优雅的行为。”阿申顿说，“浪费钱财是随便哪个笨蛋都会的，可要是浪费的是时间，那就等于是浪费无价的东西。再说了，”他没好气地加了一句，“你还可以接着聊你的。”

“可是你一门心思都在关注会不会有一张黑七来接上红八，你叫我怎么聊啊？聊天需要运用极强大的心智力量，如果跟你聊天的是一个认真研究过聊天的人，要你全神贯注听他说话不算过分吧。”

他说这话的语气并不尖刻，而是心平气和，非常有耐心，显然是在这件事上久经考验，练出来了。他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阿申顿可以接受，也可以当作耳旁风，就像一个艺术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严肃看待一样。

哈灵顿先生常常读书，总是手握铅笔，读到引起他注意的段落就会在下面画线，还会在页边用他工整的字体写下阅读心得。他很喜欢讨论自己的心得，有时阿申顿自己也在看书，突然感觉到一手拿书、一手握笔的哈灵顿先生在用那双淡蓝色的大眼睛看着他，他便感到心里发慌。他不敢抬头，甚至不敢翻页，因为他知道哈灵顿先生会抓住他翻页的机会心安理得地挑起话头，又大聊起来。他只好目不转睛地死死盯住某一个单词上，活像一只小鸡把嘴尖对准了粉笔画出的线。直到他确信哈灵顿先生已经放弃努力，重新读起书来，他才敢松出一口气。

那时哈灵顿先生正在专心研读两卷本的《美国宪法史》，中间为了换换脑子，他也会随便翻阅一本据称囊括了古往今来所有伟大演说的皇皇巨著。因为哈灵顿先生经常会在晚餐后发表演说，他读过所有关于演讲技巧的好书。他太知道如何赢得听众的好感了，能准确把握好在哪里插进一两句可以打动听众的格言警句，怎样穿插几个轻松俏皮的小故事抓住大家的注意力，最后根据现场的气氛拿捏好雄辩的分寸，圆满结束自己的演说。

哈灵顿先生非常喜欢看书时读出声来。阿申顿留意到不少美国人都有这种烦人的癖好。他时常看到，在酒店套房的会客厅里，用过晚餐后，某位父亲坐在一个角落里，身边围坐着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听他朗读。在穿越大西洋的客轮上，有时他会满怀敬畏地看着一位又高又瘦、无比威严的先生坐在十五位已不再年轻的女士中间，用雄浑洪亮的声音给她们读艺术史。在轮船的甲板上来回溜达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地经过正在度蜜月的小两口躺着的甲板椅，听见新娘在不紧不慢地给她的年轻丈夫一页一页读一本畅销小说。阿申顿一向觉得这种表达爱意的方式不免怪异。他有一些朋友经常主动提议要读书给他听，他也认识一些女士常说喜欢有人读书给她们听，但他总是礼貌拒绝此类邀请，也会铁下心对她们的言外之音置之不理。他既不喜欢看书时读出声来，也不喜欢别人读书给他听。他在内心深处认为，对这种娱乐形式的全民嗜好是完美的美国民族性格中的唯一瑕疵。但永生的诸神总爱以捉弄人为乐，现在他们把他送到了大祭司的刀下，而他身不由己，无处可遁。哈灵顿先生当仁不让地自诩精通朗读艺术，接着就给阿申顿详细讲解了这门艺术的理论和实践。阿申顿终于了解到朗读艺术分为两个流派：戏剧派和自然派。戏剧派要模仿书中人物的腔调（如果读的是小说），女主人公号啕，你也得号啕，如果她悲伤哽咽，你也得堵住嗓子眼儿说话；而自然派就要读得一点儿感情都没有，就像是在读芝加哥邮购公司的价目表一样。哈灵顿先生属于后一个流派。他结婚十七年来，一直在给妻子读书，等两个儿子到了懂事的年龄，他也给儿子读，读的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简·奥斯丁、狄更斯、勃朗特姐妹、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纳撒尼尔·霍桑、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等名家的小说。阿申顿由此得出了结论，大声读书已是哈灵顿先生的第二天性，要是不让他这样做，他会难受得像烟鬼断了烟一样。而且他会弄得你猝不及防。

“听听这段，”他会冷不防说，“你一定要听听这段。”他好像是突然被一句经典的格言或精彩的妙语深深打动了，“你就告诉我吧，这句是不是写得特棒。就三行。”

他大声读了起来，阿申顿本来也愿意专心听他读上一句两句的，但是他读完了那三行后，连一口气都没有换，就直接读了下去。他不停地读下去，声调还是那么高，没有轻重节奏，也没有情感起伏，只是一页接着一页往下读。阿申顿坐不住了，把腿跷起来又放下去，抽了好几支烟，还换了几种坐姿。哈灵顿先生继续不停地读着。火车慢悠悠地行驶在西伯利亚绵延不绝的原野上，经过了一个个村庄，越过了一条条河流。哈灵顿先生还在不停地读啊读啊。读完了埃德蒙·伯克的一篇精彩演说之后，他得意扬扬地把书放下。

“以我的见解，我刚读完的那篇是最精彩的英语演说。这当然也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份遗产，我们可以真正为之感到自豪。”

“你不觉得这样说有点儿不祥吗，好像听埃德蒙·伯克这个演说的人全都死了？”阿申顿阴沉沉地问。

哈灵顿先生刚要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个演说是在十八世纪做的，可他愣了一下突然领悟到阿申顿是在开玩笑（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不可能否认，阿申顿忍受苦难的耐心真的堪称不屈不挠了）。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哈哈大笑。

“啊哈，这个玩笑太好了。”他说，“我要记到我的小本子里，我知道下次我在午餐俱乐部讲话时就可以用到的。”

哈灵顿先生以“高雅之士”自居，只不过这个称号常被普通百姓用来讥嘲别人，而他却像圣徒见到殉难的刑具一样，比方说圣劳伦斯的火刑架，或者圣凯瑟琳的荆棘轮，他欣然接受这个称号，还以为这是个赞誉，为此沾沾自喜。

“爱默生是‘高雅之士’，”他说，“朗费罗是‘高雅之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是‘高雅之士’。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是‘高雅之士’。”

哈灵顿先生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只到这几位作家为止，这些作家在他们的鼎盛时期的确声名卓著，却也实在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的成就。

哈灵顿先生实在烦人。阿申顿被他烦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简直要被他逼疯了。但是阿申顿一点儿都不讨厌他。他的自我感觉好得没边儿，但又是很率真，让你憎恨不起来；他的自负表现得像孩童般天真，你只能报之以微笑。他是那么一片好心，那么细心周到，那么恭恭敬敬，又彬彬有礼，虽然阿申顿有时恨不得杀了他，却不得不承认，相处短短几日，他已对哈灵顿先生产生了某种好感，几乎可以说是喜爱了。他的行为举止也无可挑剔，中规中矩，或许略有一丝做作（这也没什么害处，礼仪本来就是人为的社交产物，所以男人戴个假头套或女人穿个花边裙，没有人会受不了），不过他的行为举止虽然是在良好的家教下自然养成的，但他发自内心地使这些个人习惯有了某种值得珍惜的意义。他随时乐意帮助别人，只要能为朋友效劳。没有什么事会让他觉得麻烦。他是典型的法语中的“serviable（热心肠）”，这个词也许很难贴切地翻译成英语，因为其中所蕴含的美好品质在我们这个看重实用的民族中并不常见。阿申顿在火车上病了两天，哈灵顿先生对他悉心照料，那样无微不至地嘘寒问暖，让阿申顿不免尴尬。他虽然病得浑身酸痛，但是看到哈灵顿先生那样像煞有介事地给他测体温，从一丝不乱的旅行箱里取出各种各样的药片，执意要他一一服下，他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还不辞辛劳地从餐车取来他觉得阿申顿可以吃的东西，让阿申顿不禁感动。无论什么他都替阿申顿做了，就是不肯停止说话。

哈灵顿先生只有在换衣服的时候不说话，因为那时他少女般的心思就只关心一个问题：怎样在阿申顿面前换衣服可以避免显得不雅。哈灵顿先生极为腼腆。他每天都换衬衣裤，总是麻利地从行李箱中取出干净的，又麻利地把换下的脏的衣裤整整齐齐放回行李箱中；可是在整个过程中，他的动作灵巧得不可思议，可以不露出一寸皮肤。火车上很不干净，每节车厢只有一个洗手间，过了一两天，阿申顿就放弃了努力，不再费劲儿让自己保持干净，很快就跟所有乘客一样邋遢了，但是哈灵顿先生拒绝向困难低头。他每天早晨都要在洗手间里精心洗漱，毫不理会外面有等不及的人在猛摇门把手，等他从洗手间出来时，他已洗得干干净净，容光焕发，身上散发着香皂味儿。等他穿好黑色上衣、条纹裤子和擦得锃亮的皮鞋后，他已打扮得很像是刚从他在费城居住的那栋整洁的红砖小屋走出来，准备坐上有轨电车去城里上班。火车行驶到某个地方时，听到广播说前方有人想要炸桥，下一个车站就在河边，那里会不太平，火车可能会被阻拦，乘客可能会被扔到河里，或者送进监牢。阿申顿生怕再也拿不到自己的行李，特意换上了最厚的衣服，万一要在西伯利亚过冬，也好少受些寒冻之苦。但是哈灵顿先生听不进道理，根本不为可能要面对的遭遇做任何准备，而阿申顿相信，即使把哈灵顿先生关在俄国的监狱里三个月，他也一定仍能保持他那光鲜的外表。一队哥萨克士兵登上了火车，荷枪实弹地站在每个车厢的门口。火车呼哧呼哧驶过了那座被炸坏的大桥，接近了广播中说有危险的那个车站，火车加速，直接开过了车站。哈灵顿先生看到阿申顿又换回轻便夏装的时候，冷言冷语地奚落了他几句。

哈灵顿先生有精明的生意头脑，一般对手显然很难斗得过他，阿申顿有把握相信他的雇主派他出这趟差是很明智的。哈灵顿先生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雇主的利益，要是他能成功和俄国人谈成一笔好生意，那一定是很不容易的。他对公司的忠诚要求他去完成这个使命。说到他公司的合伙人，他的语气中充满由衷的敬重。他对自己的老板敬爱有加，为他们感到骄傲，但他从不妒忌他们的巨额财富。他很满足于为一份薪水工作，而且觉得自己拿到的薪水已经够多；只要付得起孩子的学费，在自己离开人世时能给遗孀留下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钱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觉得追求钱财多少有些太粗俗；他认为文化比金钱更重要。他花钱特别谨慎，每顿饭吃完都会在他的小本子里分毫不差地记下花了多少钱。他的公司可以放心，他出差的花费一分钱都不会多报。不过，当他发现火车停靠的站头有穷人在乞讨，看到战争的确逼得穷人难以度日的时候，他会很用心地在每次停车前储备好足够的零钱，到时满脸羞愧地把口袋里的所有零钱都散发给乞讨的人，一边还自嘲怎又被这些假乞丐蒙骗了。

“我当然知道不该给他们钱。”他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们，完全是为了我自己心里能过得去。要是想到真有个穷人没饭吃，而我却不肯给他一顿饭钱，我会特别难受的。”

哈灵顿先生是个莫名其妙的怪人，但是挺可爱的。很难想象有人会对他动粗，那会像打一个小孩子一样可怕。阿申顿虽然心里骂个不停，但表面上始终装得和和气气，温顺地承受着这位老兄和蔼而不由分说的好意陪伴，就像真正的基督徒承受磨难一样。从海参崴到彼得格勒要坐十一天火车，阿申顿觉得哪怕再多一天他也绝对承受不了了。如果是十二天的车程，他绝对会亲手杀了哈灵顿先生。

他们终于抵达了彼得格勒的市郊（这时阿申顿已经疲惫不堪，浑身脏得不行，而哈灵顿先生则一身整洁，精神抖擞，喋喋不休），他们站在车窗口看着这座城市里密密麻麻的房屋时，哈灵顿先生转身对阿申顿说：

“嘿，我没想到在火车上过十一天这么快啊。我们过得特别快乐吧。跟你交往我挺开心的，我知道你也喜欢跟我交往。我不想假装不知道自己是个聊天的高手。既然你我有这样的缘分，我们一定不要疏远了。趁我还在彼得格勒的这几天，我们要尽量多见面啊！”

“我有很多事要做。”阿申顿说，“恐怕我的时间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控。”

“我知道。”哈灵顿先生亲切地说，“估计我自己也会挺忙的，不过我们好歹可以一起吃早饭，晚上再碰头交流一下。要是我们从此各奔东西，那就太可惜啦！”

“是太可惜了。”阿申顿叹息道。

阿申顿终于独自一人待在酒店房间里了，他坐下，环顾四周。真像是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他一时没有精力马上打开行李。战争爆发以来，他已经住过多少酒店房间？有的气派，有的简陋，不停地换地方，四处漂泊，今天在这个镇子，明天又到了另一片大陆！他似乎都记不清自己有多久都是这样提着旅行箱生活了。他已疲惫不堪。他问自己接下来该如何去完成上头指派的任务。俄罗斯这么大，他感觉自己迷失了，太孤单了。当他被选中去完成这个任务时，他推辞过，这个任务太大了，难以胜任，可是没人理睬他的意见。他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上头认为他是特别合适的人选，而是因为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忽然有人敲门，阿申顿喜悦地用他刚学会的几个俄语词儿大声应门。门开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请进，请进。”他大声说道，“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走进来三个男人，阿申顿认得出他们，因为从旧金山到横滨他们坐的是同一艘船，只是遵照上头的指令，阿申顿没有同他们交流。他们是捷克人，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流放，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这次他们奉命到俄罗斯来协助阿申顿完成任务，要帮助他与一位Z教授接上头，这位教授对侨居在俄罗斯的捷克人有绝对的权威。这三个人当中领头的是一位埃贡·奥斯博士，这人又高又瘦，有一个小脑袋，头发花白。他是美国中西部某个教堂的牧师，一位神学博士；不过他已放弃神职投身于祖国的解放事业。阿申顿觉得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不太拘泥于考虑良心之类的事。一个牧师有自己的主见，就会比常人更有优势，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说服自己相信是在奉行上帝的旨意。奥斯博士总是笑眼盈盈，带着含而不露的幽默感。

阿申顿在横滨跟他秘密接触过两次，了解到Z教授虽然渴望自己的国家尽快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但他明白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推翻同盟国，全身心支持协约国，然而他又不无顾虑。他不愿做有违良心的事，一切行动都必须做得光明正大，所以有些必须做的事大家就只能背着他去做。他的影响力太大，他的意愿是不能忽视的，不过有时候大家还是觉得不要让他知道太多为好。

奥斯博士比阿申顿早一个星期到彼得格勒，此刻他向阿申顿介绍了他所了解到的当下局势。阿申顿觉得局势相当危急，如果要采取行动，就必须当机立断了。军队日益不满，有哗变的危险，软弱的克伦斯基掌控的政府摇摇欲坠，这个政府尚未倒台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政客有勇气来接管。全国面临饥荒，而且德国人很可能会开进彼得格勒，令人担忧。阿申顿这次到来，英美两国的大使都已得到通知，不过他的任务甚至对他们都是保密的，阿申顿不能求助于他们是有特殊原因的。他要奥斯博士安排他跟Z教授见面，他要听听Z教授的想法，并且要当面告诉他，协约国预见到俄国可能会另签求和协定，他有资金来源可以资助任何可能阻止这个灾难性局面的行动。但是他必须与各个阶层有影响力的人物取得联系。

哈灵顿先生带着他的生意提案和写给几位政府部长的信，必然会有机会见到政府要员，他需要一个译员。奥斯博士俄语说得跟母语一样流利，阿申顿灵机一动，想到推荐他去做这个译员再合适不过了。他把情况给奥斯博士讲了一番，两人约定，在阿申顿和哈灵顿先生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奥斯博士会走进来，假装是同他不期而遇那样打招呼，然后阿申顿会介绍他认识哈灵顿先生，并且引起话头，找机会向哈灵顿先生暗示，他正缺奥斯博士这样一个译员，简直是老天爷让他心想事成。

不过阿申顿又想到了另一个人可能对他有用，这时他说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位叫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莱奥尼多夫的女人？她的父亲叫亚历山大·德尼谢夫。”

“她的父亲我当然很了解的。”

“我有理由相信她此时正在彼得格勒。你能不能查一下她住在哪里，最近在做什么？”

“当然可以。”

奥斯博士用捷克语对跟他同来的其中一人说了几句。那两人都一副干练的样子，一个高个子，皮肤很白，一个矮些，皮肤偏黑，但他们都比奥斯博士要年轻，阿申顿明白，他们是听奥斯博士发号施令的。那个人点点头，站起身，跟阿申顿握了握手，就出去了。

“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听到调查结果。”

“就这样吧，眼下也没别的事可做了。”阿申顿说，“实不相瞒，我已经十一天没有洗澡了，现在要赶快去洗个澡。”

阿申顿从来都不太能说得准，到底是在火车上还是在浴缸里更能享受沉思默想的乐趣。就创造性的思考而言，他更倾向于在一列平稳行驶却开得不太快的火车上思考，他的许多最好的点子就是他坐在这样的火车上跨越法兰西平原时想到的；不过要回味这种思考过程的快乐，或者要像绣花一样把一个已在脑子里形成的主题一针一线绣出来，那么他确信无疑，泡在热水浴缸里是最佳选择。此刻，他美美地躺在满是肥皂泡的热水浴缸里，活像一头犀牛在泥水潭里打滚，心里回味着他与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莱奥尼多夫之间让他感到五味杂陈的交往。

从这些往事中丝毫看不出阿申顿也偶尔有柔情——其实男女之情往往被人称作柔情也是挺荒谬的。在哲学家看来，两情相悦只不过是一时冲动而已，但是这方面的专家，也就是那些专门靠研究这种事为生的很有魅力的家伙，却言之凿凿地宣称，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简而言之就是一切跟艺术沾上边儿的人——在情场上往往无所建树。他们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他们要么大唱赞歌，要么长吁短叹，时而编造美妙词语，时而渲染浪漫情调，到头来还是搞不清究竟是更爱艺术或自己（他们认为这是一回事）还是更爱自己的感情依恋对象，只是当这个对象出于女性特有的实际考虑提出实质性的要求时，他们往往只会给一些虚幻的东西。也许他们说的是事实，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女人从灵魂深处对艺术深恶痛绝的原因（这个原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些暂且不论，反正阿申顿在过去二十年里就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尤物而屡屡怦然心动。他有过很多心花怒放的时光，也为此付出了太多惨痛的代价，但即使是在因情场失意而最苦不堪言的时候，他也总能对自己说——虽然满脸苦笑——没事的，只要有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

（未完，接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