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林太太躺在长椅上，懒洋洋地看着乘客走上舷梯。轮船在夜里抵达新加坡，从天亮开始一直在装货。绞盘嘎吱嘎吱响了一整天，不过这会儿她的耳朵已经习惯了这持续不断的噪声。她在“欧洲饭店”吃过午餐，没什么事可做，便坐上人力车在城里热热闹闹的街上逛了一圈。新加坡是许多不同种族的人会聚之地。马来人虽说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可他们在城里勉强糊口，过得也不太如意，城里人口也不多；满大街随处可见的是华人，他们动作麻利，神态机警，都很勤快；肤色黝黑的泰米尔人光着脚丫悄无声息地疾步而行，仿佛只是陌生土地上的匆匆过客；圆滑而富裕的孟加拉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显得悠闲自在，游刃有余；还有低头哈腰的狡黠的日本人，似乎总在忙着什么紧迫而秘密的要务；头戴遮阳帽、身穿白色帆布背带裤的英国人，或开着汽车疾驰而过，或悠闲地坐着人力车，摆出一副趾高气扬、满不在乎的派头。生活在这里的这些不同人种的统治者，总是面带漠然的笑容行使着他们的权威。眼下哈姆林太太又累又热，等待着轮船再次起航，继续她跨越印度洋的漫长旅程。

身材高大的哈姆林太太看见医生和林赛尔太太走上舷梯，连忙伸出一只大手挥舞了几下。轮船从横滨起航后，她一直在船上，这两个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她饶有兴致却又酸溜溜地看在眼里。林赛尔先生是英国驻东京大使馆的一名海军军官，哈姆林太太想不明白，这位海军军官为什么会眼见医生对自己的妻子百般殷勤而无动于衷。两个男人走上舷梯，是新上船的乘客，她兴致勃勃地观察这两人的举止，想要猜出他们是单身还是已婚。旁边有几个男人坐在藤椅上，从他们穿戴的卡其布外套和宽檐呢帽上，她推断出这些人是种植园主。他们不停地要这要那，把甲板上的侍应生支使得团团转。他们都喝了不少酒，又说又笑，大声喧闹，可以说丑态毕露。看得出来，他们是在为其中的一人送行，但是哈姆林太太无法判断哪一位将成为她的同船旅伴。很快要开船了，乘客纷纷登船。这时，杰弗森先生威严地登上舷梯。他是领事，这次要回国休假。他在上海登船后，马上就跟哈姆林太太套起了近乎。可她那会儿实在没有打情骂俏的心思。想到自己这次回英国的原因，她便大皱眉头。她要在船上过圣诞节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感到心里隐隐作痛。让她烦恼的是，她铁了心要抛到脑后的那件事，时时刻刻在干扰她的心境。

就在这时，船上响起了提醒乘客船即将起航的铃声，坐在她身旁的那几个男人都站了起来。

“行啦，要开船了，我们赶快走吧。”其中一人说。

他们走向舷梯。在他们一一握手告别的时候，哈姆林太太终于看出了他们来送的是哪个人。哈姆林太太看到的这个人毫无吸引人的地方，只是因为她无事可干，才多看了他几眼。此人身材魁梧，身高超过六英尺，粗壮结实，穿着一身邋遢的卡其布外套，帽子破旧不堪。为他送行的朋友跟他告别后，还逗留在码头上跟他大声说笑。哈姆林太太听出了他有浓重的爱尔兰口音，他的声音响亮、浑厚，精神饱满。

林赛尔太太已经走下甲板，医生过来在哈姆林太太身旁坐下。他们聊了几句各自当天的见闻。铃声再次响起，不一会儿，他们乘坐的轮船缓缓驶离了码头。那个爱尔兰人跟码头上的朋友最后挥手道别，然后慢悠悠地走到他刚才放了报纸和杂志的椅子前。他朝医生点了点头。

“这个人你认识？”哈姆林太太问医生。

“午饭前有人在俱乐部介绍我认识的。他叫加拉格尔，是个种植园主。”

港口上的喧闹和互相道别的嚷嚷声消停之后，船上一下子显得格外安静，令人感到满意。轮船在汽笛声中缓缓驶过绿树丛生的嶙峋山崖（大英远洋公司的停泊位是在一个景色迷人的僻静小海湾里），驶出了海湾，进入主港。这里停泊着世界各国的航船，有客船、拖船、驳船、货船等，令人眼花缭乱；越过防波堤可以看到桅杆林立，像一望无际的森林，那些都是本地岛民的帆船。在柔和的夕阳下，这幅繁忙的景象似乎有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让人感到仿佛这些船只都在悄然静候着某个特别重要的事件。

哈姆林太太睡眠不好，她习惯天一亮就到甲板上走走。趁着烦人的一天到来之前，遥望一会儿天空中最后残留的淡淡星光，她会感到自己烦乱的心境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宁。清晨，水平如镜的海面常常安静得让一切尘世忧愁都显得微不足道。晨光熹微，空气清新，令人心情舒畅。可是第二天清晨，当她走到上层甲板的尽头时，却发现有人比她来得还早。那是加拉格尔。他注目凝望着苏门答腊岛低平的海岸线，那海岸线随着日出神奇地从黑乎乎的海面浮现出来，像是魔术师变了个戏法似的。她先是吃了一惊，随即感到有些气恼，但是她还没来得及转身走开，加拉格尔已经看见她了，立刻朝她点了点头。

“起得这么早啊。”他说，“抽烟吗？”

他穿着睡衣和拖鞋。他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她。她迟疑了一下。她只穿着睡袍，头上随便戴了一顶蕾丝帽，头发乱糟糟的，她知道自己这副模样一定很不好看。不过，她感到心烦意乱，还有别的原因。

“我想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应该没有权利在意自己的外表啦。”她微笑着说，仿佛断定这个男人已经看出了萦绕在自己脑海中的虚荣心思。她接过了烟，“你也起得很早啊。”

“我是干种植园的。这么多年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改掉这个习惯。”

“你这习惯，回国后可不会有很多人喜欢。”

他这会儿没戴帽子，所以她看清楚了他的脸。这人算不上英俊，但还算中看。他当然太胖了，年轻时五官应该并不难看，现在胖得鼓鼓的了。他的皮肤发红，还有些肿胀。不过那双黑眼睛倒蛮精神的，他看上去少说也得有四十五岁了，头发却依然乌黑浓密。他给人的印象是强壮有力。看得出来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粗汉，要不是因为船上的旅客本来就鱼龙混杂，哈姆林太太绝不会跟他搭话。

“你这是回国度假吗？”她开始搭腔。

“不是，我是回国定居了。”

他那双黑眼睛闪闪发光。他很健谈，在哈姆林太太回到船舱去洗澡之前，他已经给她讲了很多自己的事。他在马来联邦生活了二十五年，过去十年是在南区经营一个种植园。在这个种植园方圆一百英里内找不到任何可以视为文明的东西，日子虽然过得单调，可是他赚到钱了。在橡胶生意红火的时期，他经营有方，大赚了一笔。这个看上去整天嘻嘻哈哈的人还有着出人意料的精明头脑，他接着用手头的储蓄投资政府债券，又赚了一笔。现在经济不景气了，他也就打算退休了。

“你是爱尔兰哪里的人？”哈姆林太太问道。

“戈尔韦。”

哈姆林太太曾经驱车途经爱尔兰，她依稀还记得有一座阴沉沉的小镇，那里有不少巨大的石头仓库，荒凉而残破，面朝着悲凉的茫茫大海。她想起了那里的绿色花草，细雨绵绵，四周一片寂静，仿佛荒无人烟。难道加拉格尔先生要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余生？他谈起了自己的家乡，语气中流露出小男孩儿似的急切。哈姆林太太难以想象他怎么会对那样一个了无生气的世界表现得如此兴致勃勃，这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你家人都住在那儿吗？”她问。

“我没有家人。父母已经去世。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

他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这些计划在他心里盘算了二十五年，这么多年一直都只能憋在自己心里的盘算，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可以聊聊了，他很开心。他要买一栋房子，再买辆汽车。他准备养马。他不怎么想打猎，刚到马来联邦的头几年里，他猎到过不少大野兽，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兴致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在丛林里的野兽要被猎杀；他自己就在丛林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不过他是会打猎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胖了？”他问。

哈姆林太太微笑着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我估摸你准得有一吨重。”她答道。

他哈哈大笑。爱尔兰的马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而他一向身材保持得很好。在橡胶园干活每天都要走好多路，他平日里还经常打网球。回到爱尔兰，他很快就会瘦下来的。接着他打算结婚。哈姆林太太静静望着已被温柔的朝阳染红了的海面。她叹了口气。

“把自己在一个地方的根基都拔掉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你留恋的？在我想来，在一个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不论多么渴望回到家乡，但是真的到了要走的那一刻，心里还是会感到不舍的。”

“我很高兴能一走了之。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国家了，那里的任何人我都不想再见到了。”

有一两个早起的乘客到甲板上来溜达了，哈姆林太太想起自己还衣衫不整，便走下甲板回到船舱去了。

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加拉格尔都在吸烟室里消磨时间，哈姆林太太很少见到他。由于港口罢工，轮船没有在科伦坡停靠，船上的乘客也就踏踏实实地享受起这印度洋航行途中的快乐时光了。他们玩起了甲板游戏，有的说长道短，有的打情骂俏。圣诞节临近了，有人建议举办一场圣诞化装舞会，于是大家都有事可干了，女士开始准备服装。头等舱的乘客开了一个会来商讨是否要邀请二等舱的乘客来参加舞会。天气闷热，但讨论还是很活跃。女士们都说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也许只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圣诞节那天大家都会喝太多酒，或许会闹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每一个发表意见的人都再三表示自己心里绝没有等级偏见，谁也不会那么势利眼，认为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之间参加个舞会还有什么等级差别，不过大家要是真的想友善对待二等舱乘客的话，那就最好还是不要把他们拉到这种不适合他们的场合来。如果他们在二等舱自己举办舞会，想必会玩得更开心。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无意去伤害别人的感情，当然啦，现如今大家做事都要更民主一些才好（这是有人在回应一位传教士的太太时说的话，这位女士曾随丈夫到中国传教，她说自己搭乘大英远洋公司的邮轮已经三十五年，从没听说过二等舱的乘客会被邀请参加头等舱的舞会），即使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自在，但说不定都很愿意参加呢。

眼看只能投票表决了，领事要征求加拉格尔的意见，他这次带上了一个在他的种植园干活的雇工一起回国，那人坐的是二等舱。正在打牌的加拉格尔很不情愿地挪动他庞大的身躯，从牌桌边的沙发上站了起来。

“既然你问我了，我就只能这么说：我带着的那个伙计是在我的种植园里管机器的。他是个顶呱呱的好人，他跟我一样有资格参加你们的这个舞会。不过他是不会来的，因为在圣诞节那天我会让他喝个痛快，不到六点，他就啥事儿也干不了，只能上床睡觉啦。”

领事杰弗森先生强挤出一副笑脸。由于他的官员身份，大家推选他主持会议，他要求大家严肃对待此事。他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值得做的事就必须做好。

“听你这么说，”他多少有些话中带刺地说，“好像你是觉得我们开会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啊。”

“我觉得一丁点儿都不重要。”加拉格尔眨巴着眼睛说。

哈姆林太太大笑起来。最后终于商讨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但私下去找船长交涉，明确向他指出，他该采取的明智之举是不准许二等舱的乘客进入头等舱的舞厅。

就是在开会后的那天傍晚，哈姆林太太身穿晚礼服走上甲板，正好同加拉格尔先生不期而遇。

“正好赶上喝杯鸡尾酒，哈姆林太太。”他兴冲冲地说。

“我是想喝一杯。说实话，我需要提提劲儿。”

“为什么？”他微笑着问道。

哈姆林太太觉得他的笑容还挺迷人的，但她并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那天早上我跟你说过。”她开心地说，“我四十岁了。”

“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女人老说这件事的。”

两人走进酒吧间，这个爱尔兰男人给她点了杯干马天尼，给自己点了杯苦杜松子酒。他在东方生活久了，已经不习惯喝别的酒。

“你怎么老打嗝？”哈姆林太太说。

“是的，一下午都没停过。”他漫不经心地答道，“好奇怪，开船后看不见陆地了，我就开始一直打嗝。”

“兴许吃过晚饭就好了。”

两人一起喝酒，铃声再次响起后，他们走进了餐厅。

“你不玩桥牌吗？”两人用餐后告别时，加拉格尔问她。

“不玩。”

哈姆林太太没有留意到自己有两三天没见到加拉格尔先生了。她被自己的心事纠缠不休。在做针线活时，这些烦恼涌上心头；她想假模假样地读读小说来转移注意力，可是烦恼依然不依不饶地钻进她的脑海。她本指望随着轮船渐渐远离伤心之地，她内心的折磨会有所缓解，可是恰恰相反，当她一天天离英国越来越近时，她的烦恼反而与日俱增。一想到等待她的将是怎样惨淡而空虚的生活，她心中就不免惆怅万分。不停地去设想令她畏惧的生活前景使她感到筋疲力尽，她将思绪拉回来，再次回想起那段当初让她选择逃离的境遇，这段境遇已经在她脑海中回放过不知多少次了。

她结婚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岁月是漫长的，她当然不可能奢望丈夫依然疯狂地爱她。她自己也不再疯狂地爱丈夫了。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他们彼此理解。他们的婚姻跟所有的婚姻一样，在外人看来也是成功的。突然有一天，她发现丈夫爱上了别人。如果只是调调情，她本来也不会太过不去。丈夫以前也有过这种花花肠子，她还经常拿这些事奚落丈夫，而他也并不介意，甚至还有些自鸣得意，夫妻俩每次谈起那些逢场作戏的风流事儿，两人会一起哈哈大笑。但这次事情不一样了。他像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一样陷入了热恋。他都五十二岁啦。这太荒唐了！太丢人了！他爱得失去了理智，顾不上体面了。等她被迫知道了这件丑事时，所有在横滨的外国人已经无人不知。一开始，她感到震惊而又愤怒，因为她实在想不到这个人会做出这样的傻事。可是发过了脾气后，她又试图开导自己。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是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她也可以理解，甚至也可以原谅他。中年男人遇上轻浮的女孩儿难免会昏头昏脑，在远东生活了二十年，她已经知道男人五十几岁是个危险的年龄。可是这个借口对他不适用。他爱上了一个比她还要大八岁的女人。简直太荒唐了！让她这个做妻子的感到实在无地自容。多萝西·拉科姆快五十岁了。他已认识这个女人十八年，他们都在横滨做丝绸生意。一年又一年，他们每周都会见上三四次面。有一次，两人碰巧在英国相遇，还在海边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什么事都没发生！直到一年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还只是彼此逗逗乐的朋友而已。这说起来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然，多萝西模样俊俏，身材很好，或许有点儿过于丰满，但风韵犹存，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嘴唇红润，有一头迷人的秀发。不过她再好看也都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她毕竟四十八岁了。四十八岁了呀！

哈姆林太太立即跟丈夫摊牌了。一开始，他还赌咒发誓说这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没影儿的事，但她手里握有证据。他无法再抵赖。他接下来说的话令她震惊。

“你为什么在乎这事儿呢？”他问。

她听到这话气疯了。她怒气冲冲地对他一顿痛骂，大加讥讽。她感到心痛，用各种伤人的话滔滔不绝地数落他。她丈夫只是静静地听着。

“我们结婚二十年了，我不至于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丈夫。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相敬如宾。我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这感情丝毫没有改变。我没有给过多萝西任何从你这里拿走的东西。”

“可我有什么做得让你不满意的？”

“没有。没有比你更好的妻子了。”

“你对我这么狠心，怎么还能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我并不想对你冷酷无情。我也无可奈何。”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爱上了她？”

“我怎么知道？你也不会认为我是存心要这样做吧？”

“你难道不能克制吗？”

“我克制了。我想我们都努力克制了。”

“你说得倒轻巧，好像你们还是二十岁一样。想想看，你们可都是中年人啦。她比我还大八岁呢。你叫我这张脸往哪儿放？”

他没有作答。她不知道自己心中涌起的是什么情绪。是揪心的嫉妒，是愤怒，或者只是自尊心受了伤？

“我不会听之任之。如果只是你和她两个人的事，我会跟你离婚，可是还有她的丈夫呢，还有他们的孩子呢。天哪，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的孩子是女儿，而不是儿子，她现在或许都做外婆了？”

“很有可能。”

“谢天谢地，我们没有孩子！”

他深情地伸出手，好像要去抚摩她，但她恐惧地躲开了。

“你让我没脸见人。为了我们大家都好，我愿意守口如瓶，但条件是，你们现在停止这一切，立刻停止，永远停止。”

他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地拨弄着放在桌上的一件日本小摆设。

“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多萝西。”他最后这么答道。

她朝他欠了欠身，一声不响地从他身边经过，走出了房间。她太生气了，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举止多少有些像在演戏。

她等着他回来说他同多萝西·拉科姆商量的结果，可是他再也没提这件事。他表现得很安静，彬彬有礼，什么话也不说。最后，她不得不主动问他。

“你忘了我那天跟你说的话了吗？”她冷冰冰地问。

“没忘。我跟多萝西谈过了。她要我转告你，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她感到特别抱歉。她本想来看看你，但又怕你不喜欢。”

“你们商量出了什么结果？”

他迟疑不定，但是表情很严肃，声音有些颤抖。

“恐怕我们许下一个做不到的诺言也没什么用。”

“好的，这就算了结了。”她答道。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如果你提出离婚诉讼，我们会抗辩。你会发现找不到必要的证据，你会输掉官司。”

“我没想要跟你打官司。我会回英国去，咨询一下律师。如今这种事情很容易处理，我相信你不会那么小气。我想你能给我自由，不用把多萝西·拉科姆扯进来。”

他叹了口气。

“事情搞得一团糟了，是不是？我不想跟你离婚，不过当然，我会尽我所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究竟想要我怎么做？”她哭喊道，她的火气又冒上来了，“难道你想让我老老实实待着，被人当作傻子耍弄？”

“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真对不起。”他看着她，眼神显得很痛苦，“我很清楚，我们本来都不想爱上对方的。我们也都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年纪。就像你说的，多萝西已经老得可以做外婆了，而我自己也五十二岁了，又肥又秃顶。如果我们二十岁时恋爱，我们会相信爱情天长地久，可是到了五十岁，很多事情我们已经看透了，生活也好，爱情也好，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他的声音低沉、沮丧，仿佛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秋天枯叶凋落的悲哀景象。他神情严肃地看着她，“到了那个年纪，你会觉得这是难以捉摸的命运恩赐给你的一个获得幸福的机会，岂能虚掷？可是五年后，甚至半年后一切终将过去。人生单调又乏味，幸福实在太难得了。我们早晚都会死的。”

她的丈夫一向是个一板一眼、就事论事的人，现在听到他用这么陌生的伤感口气说出这番话，她感到有些心痛。他似乎突然变得多愁善感、悲天悯人了，这是她从来不知道的。二十年的共同生活也无法影响他的决定，面对他的决断，她无可奈何，只能一走了之。出门前她咬牙切齿地扬言要跟他离婚，此刻，她就怀着这样的怨恨，踏上了回英国的旅途。

阳光照射下的平静海面熠熠生辉，宛如一面镜子，海面上空无一物，却充满险恶，就像她所面对的生活一样，她在其中竟无容身之地。三天过去了，没有别的航船来惊扰这茫茫大海上的寂寥。只有跃起的飞鱼时不时地冲破平静的海面，一眨眼工夫海面又恢复了静止。天气酷热难耐，连精力最好的乘客也不在甲板上玩游戏了，此刻（刚吃完午饭），没有在船舱里休息的乘客都横七竖八地闲躺在甲板椅上。林赛尔漫步走到她身边坐下。

“你太太呢？”哈姆林太太问。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看到他对妻子的行踪漠不关心，哈姆林太太气不打一处来。他怎么可能看不出自己的妻子跟那个外科医生打得火热？不过，在不久之前他是肯定会在意的。他们的婚姻也曾充满浪漫情调。他们订婚的时候，林赛尔太太还在读书，而他也不过是个大男孩儿。他们当年一定也是一对人见人爱的金童玉女，他们的青春年华和彼此的恋情一定也感人至深。可现在，没过多少年，他们已经彼此厌倦。这真是令人心碎。她的丈夫怎么说来着？

“我猜想你回国后会在伦敦定居吧？”林赛尔懒洋洋地问，显然是想找话说。

“应该吧。”哈姆林太太说。

她在心里很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无处可去，至于她住在什么地方，也跟谁都没有一丁点儿关系。她不知怎么联想到了加拉格尔。她很羡慕他迫不及待要回到自己国家的急切心情，她又想起了他兴致勃勃而又充满遐想地描绘自己回国后要住的房子和要娶的妻子，她为之感动，同时又觉得好笑。她在横滨的一些朋友私下里听说她已决定要跟丈夫离婚，都宽慰她说一定会再找到合适的人结婚的。她倒并不怎么想再次走进婚姻，第一次已经让她够失望的了。再说，大多数男人要向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求婚，都会三思而行的。加拉格尔先生还想要个身材丰满的年轻女人呢。

“加拉格尔先生去哪儿了？”她问性子窝窝囊囊的林赛尔，“我有两天没见到他了。”

“你不知道吗？他病了。”

“可怜的人。得什么病了？”

“他老打嗝。”

哈姆林太太大笑起来。

“打嗝也会叫人生病？”

“船上那个医生也被搞糊涂了。各种法子都用了，就是止不住。”

“好奇怪。”

她没再多想。第二天早上她碰巧遇见了医生，就顺便问了问加拉格尔先生的情况。看到医生那张有点儿孩子气的乐呵呵的脸竟然阴沉下来，显得很迷茫，她吃了一惊。

“他的情况恐怕很糟糕，可怜的家伙。”

“因为打嗝？”她惊讶地叫道。

说真的，有谁会把打嗝当一回事呢？

“是这样的，他什么都吃不进，也睡不着，他的身体已经疲乏得不行。能想到的法子我都试过了。”他迟疑了一下又说，“要是不能马上止住打嗝，我真不知道他会出什么大事。”

哈姆林太太大为震惊。

“可是他身体很强壮啊，看上去充满活力。”

“我真希望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他会愿意我去看他吗？”

“跟我走吧。”

加拉格尔已经从船舱转移到了船上的医院。他们快走到医院时，听到了很响的打嗝声。或许是因为这种打嗝声总会让人想到喝醉了酒，所以听上去有些可笑。可是加拉格尔的模样使哈姆林太太大惊失色。他消瘦了不少，脖子上的皮肉松垮地耷拉着。被太阳晒黑了的皮肤也显得那么苍白。他的眼睛本来是充满喜悦，笑意盈盈的，可是现在显得那么憔悴，那么痛苦。他的粗大身躯随着打嗝不停抖动，这时听到打嗝声再也不觉得好笑了。哈姆林太太自己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听到这打嗝声莫名感到恐怖。加拉格尔看见她走进病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很难过。”她说。

“我死不了，你知道的。”他喘着粗气说，“我会平安抵达爱尔兰的绿色海岸。”

他的床边坐着一个男人。她和医生进来时，这个人站起了身。

“这是普雷斯先生，”医生介绍说，“他负责打理加拉格尔先生橡胶园里的机器。”

哈姆林太太点点头。这就是那天讨论圣诞节举办舞会时加拉格尔提到的那个二等舱乘客。他个头不高，但很壮实，满脸喜色，表情大大咧咧的，一副充满自信的神态。

“要回家了，高兴吗？”哈姆林太太问他。

“这还用说，夫人。”他回答道。

哈姆林太太就从这几个字的腔调中听出了他是伦敦人，也看得出他是个性格开朗随和、通情达理、无忧无虑的人，她心里对他有了好感。

“你不是爱尔兰人？”她微笑着问。

“我可不是，小姐。我的老家是伦敦，我太想回去了，真的。”

哈姆林太太从来不觉得别人称她小姐有什么不妥。

“先生，我该走了。”他对加拉格尔说，抬手做了个要去弄帽子的手势，可他并没有戴帽子。

哈姆林太太问了问病人，有什么事情是她可以帮忙做的，又待了一两分钟，她就同医生一起离开了。那个矮个子伦敦人在门外等着。

“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小姐？”他问道。

“当然可以。”

医院的舱室在船尾，他们倚着栏杆，俯身看着下层甲板上一些不当班的水手和乘务员在舱口盖四周闲逛。

“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普雷斯吞吞吐吐地说，他原先活泼而满是皱纹的脸上奇怪地出现了严肃的神情，“我给加拉格尔先生做事有四年了，他是个少见的大好人。”

他又犹豫了一会儿。

“事情发展成这样我也不喜欢，可这是事实。”

“什么事你不喜欢？”

“既然你问了我就跟你说吧，医生根本不懂。我跟医生说过，可他根本就不信我说的话。”

“你不用垂头丧气的，普雷斯先生。医生是还年轻，但我看他也不笨。再说了，打嗝还能把人打死吗？我相信加拉格尔先生过一两天就会好的。”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就在我们从船上看不到陆地那会儿就开始了。那个女人说他回不到家了。”

哈姆林太太猛地转身看着他。她比这个男人足足高了三英寸。

“你说什么？”

“我认为，是有人让他中了邪，或许你也听不懂我说的话。药对他不管用。你没有我了解那些个马来女人。”

哈姆林太太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只好耸了耸肩，笑了几声。

“哦，普雷斯先生，瞧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告诉医生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但你记住我的话，等不到我们再看见陆地，他就会死的。”

看到这个男人满脸严肃，哈姆林太太也隐约感到有些不安，她不由自主地关心起来。

“为什么会有人要让加拉格尔先生中邪呢？”她问。

“这事儿对女士有点儿说不出口。”

“请告诉我。”

普雷斯尴尬得不知所措，要是换个场合，哈姆林太太肯定会忍俊不禁。

“加拉格尔先生在乡下生活了很长时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乡下的生活当然挺孤独，而男人都是怎样的，你肯定也知道，小姐。”

“我已经结婚二十年了。”她微笑着答道。

“对不起，夫人。是这么回事，他一直跟一个马来姑娘同居。我也不知道有多久了，可能有十年或十二年吧。后来他决定回国不再回来了，那女孩知道后啥也没说，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原本以为她会闹个没完，可她没闹。当然啦，他也替她打点得挺不错，给了她一栋小房子住，还安排好每个月她都能收到一样多的生活费。他不是个小气的人，这个话我得替他说。那女孩知道他早晚要动身的，可她没哭也没闹。他把行李都打包好寄走时，她坐在那里看着。他把家具都卖给了华人时，她也还是一句话不说。她想要什么的话，他也都会给她的。到了他要出发去赶轮船的时间，她还坐在平房门口的台阶上，你知道吗，就那样呆呆地望着，一句话也不说。他想跟她道别，谁都会那样做的吧，可你相信吗？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你不想跟我说声再见吗？’加拉格尔问她。她脸上露出很少见的怪怪的表情。你知道她说什么吗？‘你走。’她说。他们这些本地人说话很奇怪的，跟我们不一样，‘你走，’她说，‘但是我告诉你，你永远回不到你的国家。等陆地沉到海里时，死亡就会缠上你，等你再次见到陆地之前，死神就会把你带走。’她的话把我吓得半死。”

“加拉格尔先生怎么说？”哈姆林太太问。

“嘿，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只是大笑一声：‘你要每天开开心心的。’他说着就跳进了汽车，我们就上路了。”

哈姆林太太的眼前浮现出橡胶园里洒满阳光的道路，路旁绿树成行，这些树都修剪得整整齐齐，分布均匀，四周一片寂静；他们的汽车疾驰在路上，一会儿爬上山坡，一会儿穿越密林；司机是个冒冒失失的马来人，车里载着两个白人。路旁掠过一座座马来人的房屋，悄无声息地远远掩映在椰树林中，仿佛与世隔绝；接着又穿过繁忙的村庄，村里的集市上挤满了身穿花哨的纱笼、皮肤黝黑的小个子村民。傍晚时分，他们终于抵达了整洁的现代城镇，城里有俱乐部，有高尔夫球场，有秩序井然的客栈，住在客栈里的很多都是白人，还有火车站，他们两人就要在这里乘火车前往新加坡。家里的那个女人呆坐在平房前的台阶上——橡胶园的新经理搬进来之前，这座房子会一直空着，她望着汽车喘着粗气开到路上，望着车子加速远去，渐渐消失在夜色的阴影中。

“那女人长什么样？”哈姆林太太问道。

“哦，在我的眼睛里，那些个马来女人都长一个样儿，你知道吧。”普雷斯先生答道，“当然，她一点儿都不年轻啦，你也知道那些本地人都是啥样子的，肥得吓人。”

“肥？”

这个词儿用得够损的，哈姆林太太听了感到特别沮丧。

“加拉格尔先生是个从来不肯亏待自己的人，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听到他说起女人的胖，哈姆林太太立即恢复了常人之心。她对自己有些生气，因为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差点儿就以为这个小矮个儿伦敦人在暗示她胖。

“你说得太荒谬了，普雷斯先生。再胖的女人也不可能在几千里之外给人施魔法的。说实在的，胖女人本来也活得够难啦。”

“你可以觉得好笑，小姐，但要是不赶快想想法子，那就等着瞧吧，加拉格尔先生没救了。药救不了他的命，白人的药对他没用。”

“别这么丧气，普雷斯先生。这个胖女人对加拉格尔先生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吧。照东方人的做法，他对这个女人够好啦。她为什么要害他呢？”

“我们搞不懂她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可以告诉你，你觉得一个男人在那儿同一个本地女人一起生活二十年，他就能知道那个黑心肠的女人心里在想些什么吗？他不知道的！”

虽然这个伦敦人说得有些夸张，但是她笑不出来，他的语气真挚感人。而且她知道——谁不知道呢？——男人的心思都是不可捉摸的。

“可是，就算那女人生他的气，就算她恨他，想要害死他，她又能怎么做呢？”奇怪的是，哈姆林太太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心里已经无意识地在说服自己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没有什么毒药可以在六七天后才开始发作的啊。”

“我可没说是毒药。”

“对不起，普雷斯先生。”她微笑着说，“我可不会相信有什么巫术的，你知道吗？”

“你在东方生活过吗？”

“断断续续生活了二十年吧。”

“好吧，要是你说得清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我甘拜下风。”他突然攥紧了拳头，狂怒地猛砸在栏杆上，“我受够了这个该死的国家。这个鬼地方总让人不得安宁。我们白人不是他们的对手，这是事实。抱歉，我该走了，我得去好好喝一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他冷不丁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哈姆林太太看着这个身穿破旧卡其布外套的敦实矮子踢踢踏踏地快步走下船舱升降口，低头钻进了二等舱酒吧间。她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跟她说这些，这使她隐隐感到不安。她脑子里摆脱不掉一幅图景：一个不再年轻的胖女人，身穿纱笼，外套彩色上衣，戴着金首饰，坐在平房门前的台阶上，望着眼前空荡荡的道路。她的胖脸上涂了脂粉，那双大眼睛里没有眼泪，也没有表情。坐在车里的男人仿佛放假回家的学生。加拉格尔如释重负般长舒一口气。清晨，在晴朗的天空下，他感到心情欢畅。未来就像一条洒满阳光的大道，蜿蜒穿梭在广袤无垠、树木葱茏的原野上。

当天晚些时候，哈姆林太太向医生打听了加拉格尔先生的情况。医生摇摇头。

“我尽力了。我已经无计可施了。”他愁闷地皱起眉头，“真是倒霉，遇上了这种病。在国内这种病都不好治，更何况在船上……”

医生是个爱丁堡人，最近刚获得从医资格，这次远航度假后，他就准备安顿下来行医了。他心里感觉冤得慌。本想玩得开开心心的，却遇上这种怪病，他心里着急死了。当然他经验还不足，但他已经竭尽全力了，最让他恼火的是，他怀疑船上的乘客都认为他是个无知的傻瓜。

“你有没有听听普雷斯先生的想法？”哈姆林太太问医生。

“我从不听这种胡言乱语。我跟船长说了，他很不高兴。他希望大家不要议论这种事，免得在乘客中引起不安。”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医生目光犀利地瞪了她一眼。

“你总不会相信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吧？”他问。

“当然不会。”她望了望平静湛蓝、波光潋滟的海面，“我在东方生活了很久啦。”她接着又说，“那里总会发生一些古怪事情的。”

“真让人心烦。”医生说。

他们身旁有两个日本少年在甲板上玩掷圈游戏。他们穿着整洁干净的网球衫、白裤子和帆布鞋，看上去很像欧洲人，甚至报分数也用的是英语。可是不知为什么，哈姆林太太此刻看着他们，心里总隐约感觉有些不安。因为这些人很会伪装，他们身上总有些让人感觉邪恶的东西。她的神经快要崩溃了。

很快，加拉格尔中了邪的说法在船上不胫而走，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传开的。女士们坐在甲板椅上一边缝制圣诞化装舞会要穿的服装，一边交头接耳；男人则在吸烟室里一边喝着鸡尾酒，一边议论纷纷。不少乘客都在东方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从自己模模糊糊的记忆中搜寻出一个个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的故事。当然啦，要是当真以为加拉格尔先生是中了魔法，那也太荒唐了，这种事是不可能的。然而，桩桩件件都是实有其事，谁都无法解释清楚啊。医生不得不承认他也说不清加拉格尔的病因，他能给出一个生理学上的解释，但是病人为什么会突然发作，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隐约感觉自己会受到指责，所以竭力为自己辩护。

“这种病例可能行医一辈子都遇不到。”他说，“只能说是倒了大霉。”

他通过无线电跟往来的航船沟通，收到了各种治疗意见。

“他们说的方法我都试了。”他有些生气地说，“日本船上的医生建议用肾上腺素。在这茫茫大海上，我能到哪儿去弄肾上腺素？”

想到这艘轮船加速航行在茫茫大海上，各种看不见的信息从四面八方传来，着实令人惊叹。此刻，她仿佛与世隔绝，而又俨然成为世界中心。诊疗室里躺着那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气息奄奄。随后，乘客觉察到轮船改变了航向，他们听说船长已经决定在亚丁湾靠岸，要在那里把加拉格尔送到医院去，接受船上无法提供的治疗。轮机长接到命令，开足马力全速前进。这艘船已经陈旧，加大了马力引擎就抖得很厉害。乘客虽然已经习惯了船上马达轰鸣和震动，不过现在震动突然加大，还是立刻唤醒了他们几近麻木的神经。这样的马达震动每个人都不可能意识不到，而且不停地击打着他们的神经，使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切身的忧虑。浩瀚的海面上依然没有任何过往的船只，他们似乎穿行在一个空空的世界。不安的情绪早已降临到这艘船上，只不过谁都不愿意承认，现在它已经实实在在地让人感到不适。乘客都变得焦躁起来，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若是在平时，大家都会觉得这些事根本算不上什么。杰弗森领事还讲他那些老掉牙的笑话，但是再也没有人听后报以微笑了。林赛尔两口子吵架了，有人听见林赛尔太太大半夜跟丈夫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她压低了声音不停地数落丈夫。一天晚上，有人在吸烟室里玩桥牌时大打出手，后来的和解结果是所有人都酩酊大醉。大家很少提起加拉格尔，但是这个人又时刻出现在他们的思绪中，挥之不去。他们仔细查看航线图。医生说加拉格尔最多还能活三四天，大家便激烈讨论最快什么时间能抵达亚丁湾。他下船后的命运如何，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就是不想让他死在船上。

哈姆林太太每天都去看加拉格尔。就像春天在热带地区下过一场雨后，你会突然看到香草仿佛就在你的眼前长出来一样，她眼见着加拉格尔突然病得不成人样了。他的皮肤松松地耷拉在骨架上，原先的双下巴看上去像是火鸡脖子上那一团皱巴巴的赘肉，双颊深陷。现在你可以看出他的骨架有多大了，一眼望去，你会以为那床单下躺着的是一具远古巨兽的骷髅。因为注射了吗啡，他多数时间都闭着眼睛无精打采地躺在那里，只是身体还会不时地剧烈抽搐。他偶尔睁开眼睛时，两只眼珠大得出奇，深陷在只剩骨头的眼眶里，茫然地看着你，眼神中充满了困惑和不安。不过，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当即认出了哈姆林太太，便努力抽动嘴唇，挤出一副豁达的笑容来。

“你怎么样，加拉格尔先生？”她问。

“还好，还好。离开这闷热的鬼地方我就会好起来的。天哪，我多想跳进大西洋里去泡一泡。我就想痛痛快快游个泳。我多么想念戈尔韦冷冷的海水拍打我胸膛的感觉。”

说到这里，他又不停打起嗝来，从头顶到脚底浑身颤抖。普雷斯先生和一名女船员轮番照顾他。这个小个子伦敦人的脸上再也见不到原先那无所顾忌的欢快神情了，只剩下满脸的闷闷不乐。

“船长昨天把我叫去好好教训了一顿。”他们身边没有别人时，普雷斯先生悄悄对哈姆林太太说。

“说什么了？”

“他说他不想再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传言。他说船上的乘客都吓坏了，叫我管住自己的嘴，否则他就要找我算账。可这不是我干的。除了你和医生，我可对谁都没说过一个字。”

“现在船上都传遍了。”

“我也知道传遍了。可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吗？那些个印度水手，还有华人船员，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觉得这些人是能管得住的吗？他们都知道他得的不是平常的病。”

哈姆林太太没再说话。她从一些乘客身边的女佣嘴里得知，船上除了白人之外，所有人都深信不疑，加拉格尔抛弃的那个女人正在遥远的马来联邦南区施魔咒要他的命。没有人不相信，一旦见到阿拉伯岛的岩礁，他的灵魂就会离开他的肉体。

“船长说，要是他再听说我在捣鬼，他就要把我关在船舱里，船到岸前再也不放我出来了。”普雷斯说，他那张皱巴巴的脸上突然眉头紧锁，满面愁容。

“你说的捣鬼是什么意思？”

他凶巴巴地瞪了她一会儿，好像要把他对船长的怒火发泄到她的身上。

“医生把他知道的什么法子都试过了，他还到处发无线电求助，有什么用呢？给我说出个道道来啊。难道他看不出这个人快死了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得了他。”

“什么办法？”

“要他命的是巫术，也就只有巫术可以救他。噢，你可别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亲眼见过！”他提高了嗓门，显得气急败坏，声嘶力竭，“我见过一个人就这样逃过了鬼门关，大家都会这么说的吧。他们请来了一位‘巴旺’，就是我们这里的巫医，他施了几个小法术。实话告诉你，我是亲眼看见的。”

哈姆林太太没有说话。普雷斯用探寻的目光看着她。

“船上有个印度水手就是巫医，跟我们在马来联邦请的‘巴旺’是一样的。他说他能做。只是他需要一只活的动物。一只公鸡就行。”

“要活的动物做什么用？”哈姆林太太略蹙眉头问道。

这个伦敦人用狐疑的目光快速扫了她一眼。

“你要是听我一句劝，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定要救我的主人，决不罢休。要是船长知道了，把我关进船舱，就让他关好了。”

这在这当儿，林赛尔太太走了过来，普雷斯用怪怪的姿势敬了个礼，便走开了。林赛尔太太想要哈姆林太太帮她试试她为化装舞会缝制的服装，在她们一起走下船舱的路上，她神情焦急地对哈姆林太太说，加拉格尔先生可能会死在圣诞节那天。要是真的这样，他们就办不成舞会了。她跟医生说了，要是真的发生这种事，她就永远不再理他了，医生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他会尽量想办法让加拉格尔活过圣诞节的。

“这对他也是好事啊。”林赛尔太太说。

“对谁？”哈姆林太太问。

“可怜的加拉格尔先生。没有人会愿意死在圣诞节的吧？”

“我还真不知道。”哈姆林太太说。

那天夜里，哈姆林太太睡着了一会儿后，又哭醒了过来。她感到很懊恼，自己怎么会在睡梦中哭哭啼啼呢？她感觉自己的肉体好像已经虚弱得支撑不住，她的意志也要垮掉了，她似乎无力抵抗不断袭上心头的悲伤。跟她从前经常做的一样，她在脑子里反复回想着这件给她造成巨大痛苦的不幸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她与丈夫之间的对话，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这样说，责备自己怎么没有那样说。她满心希望自己当初要是对丈夫的一时荒唐坦然处之，佯装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她问自己，那时知道事情真相后收起自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是更明智呢？她是个精于世故的女人，她当然知道得很清楚，离开她的丈夫她会失去的远不只是丈夫的爱。她失去了殷实的家业和既有的身份，富足的生活来源和家世背景的支持。她认识不少跟丈夫离婚的妻子，她们靠微薄的收入聊以度日，不用说，她们的朋友很快就会嫌她们厌烦。现在她感到孤单，就像这艘在茫茫大海上颠簸航行的轮船一样孤单，也像那个奄奄一息躺在船舱里的举目无亲的病人一样孤单。哈姆林太太知道现在她已摆脱不掉心头的愁绪，只怕很难入睡了。她的船舱里太热了。她看了看时间，还不到四点半，她还得再忍受两个小时的煎熬，才能等到天亮，白天终究还能安心一些。

她披上一身日本睡衣，走上了甲板。夜色仍浓，天空虽然无云，但也看不见星星。这条开足马力的老船喘着粗气，颤颤巍巍地在黑暗中隆隆向前。甲板上的安静让人感觉有点儿诡异。哈姆林太太光着脚，在空无一人的甲板上慢慢往前走。

四周一片漆黑，她什么都看不见。她走到上层甲板的尽头，靠在栏杆上。她突然吃了一惊，凝神望去，只见下层甲板上有一团忽明忽暗的亮光。她小心地探出身去看了看。原来那是一团火光，她只看见了亮光，是因为有一群光着膀子的男人围成一圈蹲坐在地上，把燃烧的火焰挡住了。她不用看就能猜到，在这一圈人的边上有一个穿着睡衣的矮个子壮汉。其余的都是本地人，只有他一个欧洲人。肯定是普雷斯！她当即猜到了这些人正在举行一个神秘的驱魔仪式。她竖起耳朵听了一下，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念念有词地说一串听不懂的咒语。她浑身颤抖起来。她知道这些人正全神贯注地做他们自己的事，不会想到有人在暗中看着他们，但她还是不敢动一下。突然，一声公鸡的啼叫划破了沉闷宁静的夜空，就像有人猛地将一块丝绸撕成了两片。哈姆林太太差点儿尖叫出来。普雷斯先生正在祭祀不知什么奇怪的东方神灵，想要救他主人的性命。念叨咒语的声音还在继续，低沉而执着。接着，那黑乎乎的一圈人影中有了一些动静，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听到耳边传来公鸡愤怒而惊恐的咯咯叫声，紧接着又听见一声难以形容的怪异声音；那巫医在割断公鸡的喉咙。随后是一片寂静；模模糊糊地又有人做了一些事情，但她看不清楚。过了一小会儿，好像有人踩灭了火。她隐约看到这些人影消失在夜色中，甲板上瞬间恢复了平静。她又只听到轮船马达“突、突、突”的单调震动声。

哈姆林太太惊骇不已，怔怔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朝甲板中间慢慢走去。她找到一把甲板椅，躺了下去，身体还在不停颤抖。刚才发生的事她只能猜出个大概。她不知道自己在椅子上躺了多久。黎明渐渐临近，天还没大亮，但是夜已过去。在黑暗的天空下，她已能看清轮船的栏杆。这时，她看到有个人影朝她走来。是个男人，穿着睡衣。

“谁？”她紧张地喊道。

“是我，医生。”一个友善的声音答道。

“啊！这么早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刚从加拉格尔那里出来。”他在她身旁坐下，点了支香烟，“我给他打了一针强力镇静剂，他现在总算安静了。”

“他情况不好吗？”

“我看他快要神志不清了。刚才我一直在看着他，他突然从床上猛地坐了起来，说起了马来语。我当然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着一个词。”

“或许是个名字，是个女人的名字。”

“他想要下床。这该死的，都病成这样了还那么有劲儿。老天爷，可把我累坏了。我担心他会跳船。看他的样子像是有人在呼唤他。”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哈姆林太太慢吞吞地问道。

“四点多，不到四点半吧。怎么啦？”

“没怎么。”她打了个冷战。

那天上午，当船上的生活又进入常态后，哈姆林太太在甲板上遇见了普雷斯，但他只是简短打了个招呼，就迅速移开目光，径直向前走去。他看上去疲惫不堪，神情焦虑。哈姆林太太又想起了那个胖女人，一头浓密的黑发上戴着金首饰，坐在那已经无人居住的平房前的台阶上，望着那条蜿蜒穿过茂密橡胶林的大路。

天气热得怕人。现在她知道了为什么昨晚的夜色那么阴沉。天空不再是湛蓝的，而是变成了一片死气沉沉的苍白，竟然看不到一丝云彩，热气像一块棺材布似的罩在半空中。没有风，大海也跟天空一样苍茫无色，平滑闪亮的海面像是染缸里的染料。船上的乘客都无精打采。他们在甲板上走上一圈，就会气喘吁吁，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大家都压低嗓门说话。船上笼罩着一种诡异而令人不安的气氛，弄得谁也笑不出声来。他们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愤愤不平的怨气；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可就在他们的身旁，有个人快要死了，这让他们非常气恼。这件事本来根本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可是不知有什么神秘的原因，使得人人都不得安宁。在吸烟室里，有个种植园主喝下一杯杜松子酒后，粗暴地把大家心里都感受到了却不肯承认的话说了出来。

“活见鬼，他要是当真要蹬腿，”他说，“那就不如痛痛快快地一了百了。这样子真叫人瘆得慌。”

白天的时间过得很慢。哈姆林太太庆幸终于到了吃晚餐的时间。不管怎么说，漫长的一天好歹又熬过去了。她跟医生坐在一桌。

“我们什么时候到亚丁湾？”她问。

“明天吧。船长说，明天早上五六点钟我们就能看到陆地了。”

她目光锐利地瞪了医生一眼。医生注目看了她一会儿，随即垂下眼睛，涨红了脸。他想起了那个女人，那个坐在平房门前台阶上的胖女人，曾经说过加拉格尔见到陆地前就会死。哈姆林太太心里在想，这个不信邪、只相信事实的年轻医生，是否也终于动摇了。他皱了皱眉头，然后，好像要打起精神的样子，他又抬起眼睛看着她。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挺愿意将病人移交给亚丁湾的医院的。”他说。

第二天是圣诞节前夕。哈姆林太太夜里没睡好，醒来时天已放亮。她从舷窗往外看去，只见晴朗的天空洁白如银，夜晚的雾气已经散去，清晨的景色美丽壮观。她心情轻松地走上甲板，一直走到船头。在天边的海平线上，一颗夜晚残留的星星闪烁着暗淡的光。海面上泛起一片粼粼的波光，仿佛是一阵微风伸出调皮的手指轻轻拂过海面。波光格外柔软，犹如春天刚绽露的细芽一般娇嫩，又晶莹剔透，让人想起山间的潺潺溪流。她转过脸去看那红彤彤的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却看见医生朝她走来。他穿着白大褂，整夜都没有合眼，头发凌乱，走路时弓着肩膀，看上去精疲力竭。她立刻知道，加拉格尔死了。当医生走到她跟前时，她看到他在流泪。这会儿他显得那么年轻，她不禁对他产生了同情之心。她抓住了他的手。

“可怜的孩子，”她说，“你累坏了。”

“能做的我都做了。”他说，“我真的很想救他。”

他的声音颤抖，她看到他几乎要发狂了。

“什么时候死的？”她问。

他闭上眼睛，竭力控制自己，嘴唇颤抖着。

“几分钟前。”

哈姆林太太叹了口气。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凝视的目光扫过平静的海面，大海显得无动于衷，永恒地翻涌不息，犹如人类的忧愁一样茫茫无际。突然，她的目光停住了，就在他们前方的海平线上出现了一样东西，远远望去像是一堆高低起伏的云团，但是轮廓非常清晰，不可能是云团。她碰了碰医生的胳膊。

“那是什么？”

他定睛望了一会儿，哈姆林太太看到他被太阳晒黑了的脸色发白了。

“是陆地。”

哈姆林太太再次想起了那个静静坐在加拉格尔的平房门前台阶上的马来胖女人。这一切，她都知道吗？

太阳高高升起后，他们在船上为加拉格尔举行了葬礼。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白人乘务员、欧洲船员，都站在下层甲板和舱口盖上。传教士诵读祭文：

普雷斯眉头紧锁，低头看着甲板，牙齿咬得紧紧的。他并不感到伤心，因为他心里充满愤怒。医生和领事并排站着。领事的脸上恰到好处地流露着官员惯有的哀悼神情，而医生这会儿刮干净了脸，身穿干净的新制服，佩戴了金色饰带，脸色苍白憔悴。哈姆林太太的目光移到了林赛尔太太身上，她看到林赛尔太太紧紧靠在丈夫身上，啜泣着，她的丈夫则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不知为何，这幕情景让哈姆林太太格外有感触。在这个悲伤的时刻，这个小女人感到心烦意乱，便本能地去寻求丈夫的保护和支持了。但是哈姆林太太蓦然感到全身一阵战栗，随即把目光移开，直直地盯着甲板上的接缝，因为她不想看到接下去会出现什么情景。诵读祭文的声音停顿了一下。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一位高级船员发出一道命令。传教士继续诵读祭文：

哈姆林太太感觉到热泪从自己的脸颊上滚落下来，在地上溅起无声的水花。传教士的诵读声还在继续。

葬礼结束后，乘客纷纷散去。二等舱的乘客刚回到自己的船舱，便听到铃声响起，告诉他们吃午饭的时间到了。不过头等舱的乘客仍在顶层甲板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多数男乘客去了吸烟室，他们要喝点儿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提提精神。可是领事在餐厅外面的告示板上张贴了一个通知，召集乘客都去开会。多数人都知道开这个会的目的，所以到了约定时间都来开会了。大家一个星期没有这么开心了，彼此交谈甚欢，只是出于必要的理解而有所克制。领事戴着单片眼镜，他向大家宣布召集开会的目的是讨论明天要举行的化装舞会。他知道大家都对加拉格尔先生深怀同情，他本想提议大家联名给逝者家属写一封吊唁函。但是，经客轮事务长检查逝者的证件，没能找到他的任何亲友的联系方式。看来已故的加拉格尔先生在这个世上是孑然一身的。同时，他（领事）提议对医生表示感谢，因为他确信医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尽力了。

“同意，同意！”乘客纷纷表示。

领事接着往下说，大家都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有人建议，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重，最好将化装舞会推迟到新年前夜举办。但是他坦诚告诉大家，这并不是他的想法，而且他相信，加拉格尔先生本人如果活着也不会希望这样的。当然，这个问题还要看大多数人怎么决定。

医生站起身，对领事和所有乘客的善意表示感谢，这段时间对大家来说的确都不易，但是他得到了船长的授权在这里告诉大家，船长明确表示他希望所有庆祝活动都在圣诞节如期举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医生）还向大家私下透露说，船长认为所有乘客最近都生活在死气沉沉的阴影中，好好过个圣诞节乐一乐，对大家都有好处。接着，传教士的妻子站起来发言，她说大家不应该只想着自己，娱乐委员会已经安排好，在头等舱的晚宴结束后立刻为孩子们做圣诞树，孩子们还盼着见到大家都穿上化装舞服，大家可千万不要让他们失望。她跟船上的每一个人一样都为逝者深感悲哀，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因过于悲伤而无心跳舞，她也深表理解。她自己也心情非常沉重，但她认为一味放纵悲伤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无异于自私而已。大家还是多为孩子们想想吧。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所有乘客。他们想要忘掉这么多天来一直笼罩在轮船上的骇人气氛，他们都还活着，他们要尽情享受快乐；但是他们心中又有所不安，觉得总该表现出一些悲伤才较为得体。当然，如果他们可以出于无私的动机而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就另当别论了。领事请大家举手表决，除了哈姆林太太和一位患风湿病的老太婆之外，所有人都急切地举起了手。

“赞成票占多数。”领事宣布，“那我就祝贺本次会议达成了明智的决议。”

就在要散会的时候，一位种植园主站起身说他要提一个建议。照现在的情形，难道大家不觉得也应该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一起来参加舞会吗？早上他们还一起出席了葬礼呢。传教士一跃而起表示赞成。他说，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已经把大家拉到一起了，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嘛。领事再次宣布：这个问题已经在此前的会议上讨论过，那次会议达成了决议，大家一致认为让二等舱的乘客自己举办晚会更能自得其乐，只是事情有了变化，现在他直觉认为应该推翻那个决定。

“同意，同意！”乘客纷纷表示。

大家沉浸在一阵民主的热潮中，一致喝彩通过这个提议。散会时他们个个心情轻松，感觉自己都做了成人之美的善事。在吸烟室里，大家都相互请对方喝酒。

就这样，第二天傍晚，哈姆林太太换上了化装舞会的裙子。她本没有心情去参加这场开心热闹的舞会，有一会儿，她甚至想装病，但她又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怕别人说她感情脆弱。她打扮成了卡门的样子，她抵挡不住把自己打扮得楚楚动人的虚荣心。她描黑了睫毛，在脸上抹了胭脂，裙子挺合身。舞会的号声响起，她款款走进了舞厅，引起大家一片赞叹。领事（他总是很幽默）打扮成了一个芭蕾舞女郎，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传教士夫妇扮成中国的清朝贵族，他们虽显得有些拘谨，但还是很满意这样的装束。林赛尔太太扮成喜剧角色科隆比纳，尽量露出她的一双美腿。她的丈夫扮成阿拉伯酋长，医生则扮成马来苏丹。

大家凑钱买了晚宴的香槟，晚宴气氛热闹。轮船公司提供了彩包拉炮，拉开后出现了各种形状的纸帽子，这些帽子都戴在乘客的头上。还有纸彩带，他们互相把彩带抛给别人；船舱里还有很多小气球，大家你一下我一下把气球拍到各处。他们喊着，笑着，快乐极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玩得不开心。晚餐一结束，大家就走进了舞厅，那里已经布置好了点着蜡烛的圣诞树。孩子们也来了，他们兴奋地大声尖叫，领到了各种礼物。很快，舞会开始了。二等舱的乘客羞怯地站在甲板上的舞池周围，偶尔有人结伴跳起了舞。

“我觉得把他们也叫来一起参与是挺好的。”领事一边跟哈姆林太太跳舞一边说，“我是主张民主的，不过我认为他们也做得很有自知之明，只跟自己舱里的人跳舞。”

但是哈姆林太太没有看到普雷斯，就找了个机会向一位二等舱乘客打听他的下落。

“醉得不省人事了。”那人回答说，“下午我们就把他抬到了床上，锁在船舱里了。”

领事邀请她再跳一曲。他太油腔滑调了。突然，哈姆林太太觉得这里的一切她都无法忍受了：业余乐队吵吵闹闹的演奏，领事说的无聊笑话，舞池中人们的欢声笑语。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这些人大晚上在船上欢闹不休，而四周的大海又显得如此孤寂，这样的情景突然使她感到恐惧。趁领事没再缠着她，她赶紧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溜走，登上升降梯，来到了上层甲板。这里一片漆黑，她轻手轻脚走到一个她相信不会有人打搅的地方。可是她忽然听到了一声轻笑，随即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看见了一个科隆比纳和一个马来苏丹。原来是林赛尔太太和医生，他们因加拉格尔的死安分了一天半天，现在又开始打情骂俏了。

所有这些人都多少有些狠心地全然忘记了他们中间有个可怜的人刚刚离奇地死去。他们对他没有同情，反而心生怨恨，因为就是他把大家弄得心神不宁。他们尽情地及时行乐，他们大开玩笑，打情骂俏，传播流言蜚语。哈姆林太太想起了领事说过的话，在加拉格尔的所有证件里找不到一个联系方式，也没有找到一个亲友的名字可以通知到他的死讯，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让自己感到悲哀难忍。一个人竟能如此孤寂地度过一生，不免令人感觉有些神秘。她想起仅仅就在几天前，这个人在新加坡上船时还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信心，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令她百感交集。想起葬礼上的祭文，她心生敬畏：“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年复一年，他规划着自己的未来，他多么渴望活下去，他有那么多的人生追求，可是就在他刚刚伸出手——噢，这太悲哀了！面对这样的悲哀，世界上的一切苦难都显得微不足道。唯有死亡，充满神秘的死亡，才是决定一切的。哈姆林太太从栏杆上探身出去，望着满天星空。人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快乐呢？让他们去为自己心爱之人的离世而伤心落泪吧，死亡总是可怕的，可是除了死亡的可怕之外，其他那些事也都是值得的吗？有什么事值得我们痛不欲生，心怀恶意，虚荣计较，丧失善心？她又想到了自己和她的丈夫，还有那个她丈夫莫名其妙爱上的女人。他自己也说过，我们的快乐生活很短暂，死亡却是漫长的。她久久深思，突然间，仿佛夏日的闪电划破黑沉沉的夜空，她猛然发现自己内心已不再怨恨丈夫，也不再嫉妒情敌了，她对此无比惊讶。在她的意识深处的某个角落，一个念头如朝阳般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给她的灵魂注满温和、幸福的光芒。从这个默默无名的爱尔兰人的死亡悲剧中，她获得了做出一个不顾一切的决定所需的可贵勇气。她心跳加快，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她心中涌起了做出自我牺牲的激情。

音乐已停，舞会结束了。多数乘客上床睡觉了，没睡觉的都在吸烟室里。她走下甲板回到了自己的船舱里，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她拿出信纸，给丈夫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今天是圣诞节，我想告诉你，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你们两人的美好祝愿。前一阵是我太意气用事，不讲道理。现在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容忍自己心爱的人按他们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的行为，我们应当给他们更多的关爱，而不要耿耿于怀，使大家都难受。我想让你知道，对于你生活中突然出现的快乐我已不计较了。我不再嫉妒，不再伤心，不再怨恨。不要担心我会不幸福，会孤独。如果有一天你觉得需要我了，就来找我，我会满心喜悦地迎接你，不会责备你，也不会对你耿耿于怀。我万分感谢你这些年给我带来的幸福和对我的温柔，我也要用真诚的情意来回报你，对此我无所索求，我也希望这份情意是完全没有私心的。不要再记恨我。祝你幸福，永远幸福！

她签上名，将信装进信封。尽管这封信要到塞得港才能寄出，她还是立刻把它投进了邮筒。做完这些事后，她更衣就寝，同时照了照镜子。她看到自己的双眼闪闪发光，抹了胭脂的脸上依然容光焕发。未来不再悲凉，而是闪耀着希望之光。她钻进了被窝，立刻沉沉入睡，一夜无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