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雷蒙德和琼，我想我从未告诉过你们，多年前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小案子。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很自负。当然，我知道，跟你们年轻人比起来，我一点儿也不聪明——雷蒙德所写的作品内容现代，都是关于不和的年轻男女的故事，而琼总会画一些非凡的油画，描绘的是健壮的人，身上一些部位凸起来，看起来很奇特——亲爱的，你们都很聪明，但正如雷蒙德所说（用非常亲切的口气说的，因为他是最善良的外甥），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因循守旧，无可救药。我敬仰阿尔玛·塔德玛先生和弗雷德里克·莱顿先生，我猜对你们来说，他们似乎是无可救药的老古董。不过让我想想，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我不想显得自负，但我控制不住有些沾沾自喜，因为凭借一点儿常识，我的确解决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难住了比我聪明的人。但是我本应该想到，整件事情一开始就很明显……

好了，我将讲述我的小故事，如果你们认为我对此有些骄傲自满，那么你们必须记住，我至少帮助了一个极度痛苦的伙伴。

据我所知，这件事开始于某天晚上九点钟，那时格温——（你们还记得格温吧？我那个红发女仆）嗯——格温走了进来，告诉我帕特里克先生和一个绅士来拜访我。格温把他们带到了客厅——做得非常正确。我当时正坐在餐厅里，因为我觉得早春时烧两个壁炉是种浪费。

我指示格温带上樱桃白兰地和几个杯子，急忙赶到客厅。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帕特里克先生？他在两年前去世了，但他是我多年的老友，也处理我所有的法律事务。他十分精明，是个真正聪明的律师。他儿子现在替我经营事务，是个好小伙子，也很时髦，但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感受不到我和帕特里克先生之间的那种信任。

我跟帕特里克先生解释了壁炉炉火的事儿，他马上说他和他的朋友愿意去餐厅。然后他介绍了他的朋友罗兹先生。他正直壮年，四十来岁。我立即看出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的举止极其怪异。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可怜的家伙正承受巨大的压力，还可能认为他粗鲁无礼。

我们在餐厅坐定，格温已经拿来樱桃白兰地，帕特里克先生说明了他的来意。

“马普尔小姐，”他说，“您一定要原谅一个老朋友的冒昧。我这次是来向您请教的。”

我一点儿都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他继续说：

“人们生病时喜欢听两种意见——一种是专科医生的，一种是家庭医生的。通常前者的观点更受重视，但我不敢苟同。专科医生只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经验；而家庭医生掌握的知识或许少些，但是经验更为丰富。”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不久前，我的一个年轻侄女急匆匆地把孩子送到一位知名的皮肤病医生那里，她没有咨询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她认为家庭医生已经年老体衰。那位专科医生进行了一些昂贵的治疗，之后却发现孩子只不过得了一种不太常见的麻疹而已。

我刚才提到这些——虽然我怕跑题——是想说明我对帕特里克先生观点的赞同，但我仍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如果罗兹先生病了——”我说了一半，便停了下来，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发出了极其恐怖的笑声。

他说：“我想我几个月之后脖子就会被折断，一命呜呼。”

随后，我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最近在巴恩切斯特，一个距我们二十英里远的小镇，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恐怕我当时并没太注意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在村里跟我们街区的护士打得火热，对印度地震和巴恩切斯特的谋杀这类外面发生的事儿毫不知情，尽管这些事儿确实更加重要，但还是让位于我们在当地过的自己的快乐小日子。我恐怕乡村都是这样。无论如何，我确实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女人在旅馆里被捅死的新闻，但我没记住她的名字。现在看来，这个女人好像是罗兹先生的妻子。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实际上他被人们怀疑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帕特里克先生清楚详尽地为我解释了这一切，虽然科罗纳的陪审团已经作出裁决，认为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可能是某个或某几个陌生人。但罗兹先生仍然相信，他可能在一两天之内会被逮捕，所以他找到帕特里克先生寻求帮助。帕特里克先生继续往下说，那天下午他们咨询过皇家学院的马尔科姆·奥尔德爵士，一旦案件开始审理，马尔科姆爵士将为罗兹先生辩护。

马尔科姆爵士是个年轻人，帕特里克先生说，辩护方法很新式，他表示已经想好了要怎么辩护。但对于他的辩护方法，帕特里克先生并不完全满意。

“亲爱的女士，您看，”他说，“这个方法有点儿像我说的“专科医生的观点”。你给马尔科姆爵士一个案子，他只看到一个方面——最可行的那个辩护方法。但在我看来，即使是最佳的辩护方法，也可能完全忽略最关键的一点。因为它并不考虑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然后他接着说了一些非常友好的奉承话，称赞我的机敏和判断力，以及我对人性的了解，请我允许他讲述这个案件，希望我能够给出一些建议。

我看得出来，罗兹先生高度怀疑我的能力，同时也很懊恼被带到这儿来。但是帕特里克先生没有理会，继续给我讲述三月八日晚上发生的事情。

案发前罗兹夫妇一直待在巴恩切斯特的皇冠酒店里。罗兹太太可能有点儿忧郁症（我是从帕特里克先生小心的措辞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她吃过晚餐后马上就得上床休息。她和丈夫住的是相邻的两间客房，中间有一扇门连接两边。罗兹先生在写一本关于史前燧石的书，他坐在隔壁房间里工作。晚上十一点，他收拾好文件，准备睡觉。在这之前，他往妻子的房间瞧了一眼，以防她还需要什么东西。结果他发现电灯亮着，而妻子躺在床上，被人用刀刺穿了心脏。她已经死了至少有一个小时——或许更长。接下来是案情的关键。罗兹太太的房间还有另外一扇门，是通向走廊的。这扇门被从里面反锁，并插上了门闩。房间里唯一的窗户是关着的，而且上了闩锁。罗兹先生称，没有人经过他所在的房间，只有一个女服务员进来送过热水瓶。插在伤口上的凶器是罗兹太太梳妆台上的一把匕首。她习惯把它当作裁纸刀。刀上没有指纹。

案情可归结为一点——除了罗兹先生和女服务员之外，没人进入过受害者的房间。

我询问了那个女服务员的情况。

“那是我们第一次问讯，”帕特里克先生说，“玛丽·希尔是个当地人。她在皇冠酒店当服务员已经有十年了。她似乎没有任何理由突然袭击一位客人。无论怎样，她看上去都挺迟钝的，甚至有点儿傻乎乎的。她的口供和罗兹先生所述也没有什么出入。她给罗兹太太拿来了热水瓶，看到罗兹太太快要睡着了。说实话，我不相信她会杀人，我也肯定，没有陪审团会认为她犯了罪。”

帕特里克先生又提到另外一些细节。在皇冠酒店楼梯的尽头，有个小型的休息室，人们有时会在那儿闲坐，喝杯咖啡。一条通道通向右侧，里面的最后一扇门就是罗兹先生的房门。通道在那儿又直接转向右侧，拐角处的第一道门就是进入罗兹太太房间的。碰巧的是，这两扇门都可以被人们看到。第一扇门——通向罗兹先生房间的门，我称作A，可以被四个人看到，两个商务旅者和一对上年纪的已婚夫妇，他俩当时正在喝咖啡。据他们说，除了罗兹先生和女服务员之外，没有人进出A门。而另外一扇B门，有一个电工正在那儿干活儿，他也发誓，除了女服务员外，没有人进出过B门。

这确实是个非常离奇、又十分有趣的案子。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定是罗兹先生谋杀了他的妻子。但我能看出来，帕特里克先生十分确信，他的客户是无罪的，帕特里克先生可是个相当精明的人。

在询问中，罗兹先生支支吾吾地讲了一件事儿：曾有个女人给他妻子写过恐吓信。他讲的事情，我觉得极端不可信。在帕特里克先生的要求下，他自己做了解释。

“坦白讲，”他说，“我一点儿都不信。我认为大部分内容是艾米编造的。”

我猜想罗兹太太是一个浪漫的人，一生都在为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添油加醋。根据她自己的描述，她在一年之中有过很多奇遇，数量多得简直不可思议。如果她踩到一点儿香蕉皮滑倒了，那就是件近乎死里逃生的大事儿。如果灯罩着火了，就变成她从一个燃烧的大楼中被解救出来，危在旦夕。她丈夫习惯把她说的话打折扣之后再消化。她说过关于某个女人的一件事儿，说是她骑摩托车撞伤了那个女人的孩子，于是那个女人发誓要向她报仇。唉，罗兹先生根本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事情发生在他们结婚以前，虽然她给他读了那封言辞激烈的信，他仍怀疑整件事是她自己杜撰的。事实上，这种事儿她以前也做过一两次。她有癔症倾向，一直渴望寻求刺激。

现在，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十分正常。实际上，我们的村子里有个女人，行为举止跟她差不多。这种人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当有真正异常的事情发生时，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在我看来，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我推测，警察只认为罗兹先生在编造这个不可信的故事，来洗清自身的嫌疑。

我问了一下酒店里有没有独身一人的女子。结果好像有两个——格兰比太太，一个英印混血的寡妇，还有卡拉瑟斯小姐，一位体格健壮、说话不带“g”音的老处女。帕特里克先生补充说，经过详细的问讯，也没能查出有人在案发现场附近见过两人中的其中一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将她们和案件联系起来。我让他描述一下她们的体貌特征。他说格兰比太太五十岁左右，头发有点儿红，乱蓬蓬的，面色土黄。她的服装相当别致，大多数是真丝制造，等等。卡拉瑟斯小姐四十岁左右，戴着夹鼻眼镜，头发剪得很短，像男人一样，外衣和短裙也很男性化。

“天哪，”我说，“那样的话可就难办了。”

帕特里克先生向我投去询问的一瞥，但是我此时并不想多作解释，所以我问他马尔科姆·奥尔德爵士说了什么。

马尔科姆爵士相信自己能够找出证据，使尸检的结果定为自杀，也能对缺乏指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我问罗兹先生他的想法，他说所有的医生都是蠢货，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妻子会自杀。“她不是那种女人”，他的回答很简单。我相信他，因为有癔症的人通常不会自杀。

我思索了一分钟，然后问罗兹太太房间的门是否直接通向走廊。罗兹先生说不是——有一个小走廊，带厕所和盥洗室。卧室通往走廊的那扇门是锁上并闩上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说，“整件事就相当简单了。”

你知道，这真的……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但人们似乎就是没想到这一点。

帕特里克先生和罗兹先生都盯着我，让我感到很尴尬。

“或许，”罗兹先生说，“马普尔小姐还没有充分理解案子的难度。”

“不，”我说，“我觉得我理解了。一共有四种可能：罗兹太太要么被她丈夫或者女服务员所杀，要么自杀，要么被一个无人看见进出过房间的外来者杀害。”

“那是不可能的，”罗兹先生打断我，“没有人可以在我看不到的情况下进出我的房间。即使是有人能够进入我妻子的房间，而不让电工看见，他怎么能离开房间又把门从里面锁上呢？”

帕特里克先生看着我说：“怎么解释，马普尔小姐？”语气里充满鼓励。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说道，“罗兹先生，那个女服务员长什么样子？”

他说他不确定。他觉得她个子比较高，但记不清她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我转向帕特里克先生，问了同样的问题。

他说她中等身高，金发碧眼，面色红润。

罗兹先生说：“帕特里克，你比我善于观察。”

我冒昧地说我不敢苟同。然后我问罗兹先生能否描述一下我家的女佣，结果他和帕特里克都说不出来。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说，“你们各自都满腹心事地来到这里，于是迎你们进门的就只是一个‘女佣’。同理可以证明罗兹先生在酒店的情形。他只看见了女服务员的制服和围裙，因为太过于专注自己的工作了。但是，帕特里克先生以不同的身份会见了同一个女人，他把她当作一个‘人’来看待。

“那个女谋杀犯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他们还是没明白过来，我只好解释了一下。

“我认为谋杀是这样进行的。女服务员从A门进来，拿着热水瓶，经过罗兹先生的房间，来到罗兹太太的房间，最后从B门出去到了外面的走廊。X——我给谋杀犯起的代号——从B门进入小走廊，藏在了房间里的某个地方，等着女服务员离开。之后，她走进罗兹太太的房间，拿起梳妆台上的匕首（毫无疑问，她白天事先侦查过这个房间），来到床边，刺死了那个睡着的女人，接着擦拭了匕首的手柄，锁上了她进来的那扇门。之后从罗兹先生工作的房间出去了。”

罗兹先生喊道：“但我应该看见她的。电工也应该看见她进来。”

“不，”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所在。你不会‘看见’她，如果她乔装成服务员的样子。”我留出时间，让他们完全理解我的话，之后我继续说道：“你沉浸于自己的工作，通过余光看见一个女服务员进来，去了你妻子的房间，又经过你的房间出去了。一样的衣服——却不是同一个女人。这也是那些喝咖啡的人所看到的：一个女服务员进来，一个女服务员出去。电工也是如此。我敢说，如果那位女服务员长得很漂亮，一位绅士可能会注意到她的脸，人性使然，但如果她只是一位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那么你们注意到的只会是她的衣服，而不是她本人。”

罗兹先生喊道：“她是谁？”

“哟，”我说，“这就有点儿难说了。不是格兰比太太，就是卡拉瑟斯小姐。听起来格兰比通常好像戴假发——所以她可以用自己的头发扮成女服务员。但另一方面，卡拉瑟斯小姐头发很短，像男人，更容易戴上假发，扮成女服务员。我敢说，你们可以非常轻松地发现她们哪一个才是凶手。就我个人来说，我倾向于认为是卡拉瑟斯小姐。”

真的，亲爱的，这就是故事的结尾。卡拉瑟斯是个假名字，她就是那个凶手。她的家族有精神病史。罗兹太太是个鲁莽、危险的司机，曾经不慎轧死她的小女儿，这让那可怜的母亲失去理智。她巧妙地隐藏了她的疯狂，只是向她意图谋害的对象写过疯狂的恐吓信。她跟踪了罗兹太太好一段时间，设计了非常巧妙的计划。杀人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假发和服务员的制服装到一个包裹里寄走。当她受到质问时，立刻就崩溃招供了一切。这个可怜的女人现在被关在布罗德莫精神病院里，精神完全失常，但这起谋杀案确实策划得非常巧妙。

帕特里克先生后来找到我，带来一封罗兹先生的赞美信。确实，那让我脸红了。然后我的老朋友对我说：“只问您一件事儿，为什么您认为卡拉瑟斯比格兰比更有可能是凶手？您从没见过她们两个。”

“噢，”我说，“是‘g’音。您说她说话不带‘g’音。现在，只有书里的猎人会这样做，我可没见过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六十岁以下的人肯定不会，而这个女人四十岁。因此那些省掉的‘g’音在我听起来像一个女人在演戏，而且演过头了。”

我不该告诉你们帕特里克先生回应了什么，不过他确实对我赞不绝口，我情不自禁地沾沾自喜了。

事情能朝着最好的一面发展，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罗兹先生已再婚。妻子是一位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小宝贝。你们猜怎么着？他们让我做孩子的教母！他们是不是太好了？

真希望你们不会嫌我太啰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