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时候为止，我很少和镇上的孩子在街上跑。我患髋关节结核病一直到一八九几年，这使我十分不幸，并变得胆小怕事。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可怜巴巴地瘸着一条腿，在房屋四周的小路追赶灵敏的同学时的情景……

所以家人很少让我出门。米莉虽然很疼我，但我记得她不止一次狠狠地打过我的耳光，强迫我回家去，因为她撞见我单脚跳着和村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玩。

奥古斯丁·莫纳来的时候，凑巧我的病也治好了，这使我的生活有了新的开端。

他来之前，四点钟一放学，我的寂寞长夜便开始了。我父亲把教室炉子里的火移到家里餐厅的壁炉里去，慢慢地，冰冷的学校只剩下几缕青烟在缭绕；迟迟不归的最后几个同学也相继离去，只是院子里还有人在做做游戏，奔跑跳跃。接着黑夜就降临了，负责打扫教室的两个学生在敞棚里拿起他们的披风和兜帽，手里挎着篮子，匆匆地走了，随那院子的大门敞开着……

所以，只要有一线阳光，我就待在镇公所，关在档案室内，里边满是死苍蝇和随风飘摇的招贴画。我坐在一张旧的摇椅上，靠近朝花园开的窗口看书。

一直等到天黑，附近农庄的狗开始吠叫，我们家厨房的方玻璃窗透出光亮，我才回家。那时我妈妈已开始准备晚餐；我登上通往顶楼的楼梯，在第三级阶梯上一声不响地坐下来，脑袋靠在楼梯扶手冰冷的木条上；烛火在狭小的厨房里晃晃悠悠，我望着妈妈在那儿生火做饭……

但是现在来了一个人：他把一个安静的孩子的这些生活乐趣全给冲掉了；他吹灭了母亲低头准备晚餐时为我照亮她慈祥面容的烛光；他关熄了我们幸福家庭的灯盏—每天晚上我父亲把木板挂在门玻璃窗上之后，我们都聚集在这盏灯的四周。

这个人，就是奥古斯丁·莫纳，别的学生不久就叫他大个儿莫纳。

自从他成了我们家的寄宿生以后，也就是说自从十二月最初的日子开始，学校下午四点以后不再是空无人影了。放学以后，尽管弹簧门里透进冷风，尽管值日生吵吵嚷嚷，水桶乒乓作响，教室里总有二十来个大孩子，既有镇上的，也有乡下的，紧紧地围在莫纳的周围。他们长时间地商讨，没完没了地争论。我也跻身其间，心中既忧又喜。

莫纳一句话也不说。但总有一个爱讲话的人走到孩子们中间，专门为了莫纳而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们如何偷庄稼，还不断地让他的伙伴们轮流给他作证；这些伙伴也大声称是；其余的人则听着他讲，咧着大嘴，默默地笑。

莫纳坐在一张课桌上，晃荡着两条腿，思考着。动听的时候，他也微微地笑，好像他只能为某则最美妙的故事才肯爽朗地笑出声来，而这则故事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等到夜幕降落，教室方玻璃透进来的微光照不清这群年轻人的脸庞时，莫纳突然站起身来，穿过密密的人圈，叫道：

“走，上路！”

于是，大家都尾随他出去。一直到黑夜，在镇上的高坡上，人们只听到他们的一片呐喊声。

我现在有时也跟着他们跑。挤牛奶的时候，我跟着莫纳到镇郊的奶牛场去……我们也逛商店。镇上的织布工在他布机的两声喀嚓声之间，在黑咕隆咚的深处嚷道：

“大学生来了！”

一般的情况下，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在离学校不远的德斯努那里。他是个车匠，同时也是个铁匠。他的铺子原先是爿旅店，双扉的大门老是敞开着。人们从街上就能听到炼铁炉的风箱呼呼地响。在煤炭火光的映照下，人们有时可以看到一些乡下人，他们停了车，在这块暗淡而又叮当作响的地方聊天，或者有些像我们一样的学生，背靠在门板上，一声不响地瞧着。

大约圣诞节前八天，一切都从这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