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叹口气，放下银行存折，略带沮丧地说：“真邪门，我够节省的了，可怎么老是赤字呢。”

“我看你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是放在我身上，我早就坐立不安，彻夜难眠了。”波洛调侃着我。

“所以你的存折上总是有大把的银子。”我回嘴道。

“四百四十四英镑四十四便士，”波洛不无炫耀地说，“见到过这么整齐对称的数字吗？”

“你的银行经理真会讨你欢心，他肯定知道你喜欢整齐对称这种繁文缛节的东西。你有这么多钱怎么不做点投资，比如，在珀可派油田上投个三百块。今天的报纸刊登了他们的开发计划，照他们的说法，明年他们将按收益百分百派发红利。就是说，你今年投入一百块本金，明年光红利就能得一百块呢。”

波洛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把钱扔到那些东西上呢，听上去就不可靠。我要想投资的话，只会选安全可信的东西，比如说租金，统一公债（注：由英国政府一七五一年开始发行的长期债券。），还有那种……嗯……你们怎么称呼来着，那种可兑换证券。”

“你在投资方面从来就没有冒险的时候吗？”

波洛一本正经地说：“从来没有。我手里唯一持有的股票是缅甸矿产有限公司的股票，有一万四千股，可不是你说的那种金边债券。”

波洛勾起我的好奇心后就住嘴不说了，他可真会卖关子。

“你怎么投了这么多钱呢？”我只好咬他的钩。

“我可没投钱，这些股票不是我花钱买的，是我运用智慧的大脑替人帮忙得到的报酬。想听听这个故事吗？”

“那是当然。”

“缅甸矿产有限公司的这些矿产位于缅甸内陆，距仰光有两百英里。十五世纪时中国人发现了这些矿井并进行了开采，后来穆罕默德起义时期战事不断，不得不在一八六八年停止开采，废弃离去。中国人的目标是银子，所以他们只对矿体上层富含铅银的部分感兴趣，提炼出银子之后，留下了大量富含铅的矿渣。这些情况在后来准备重新开发时就已经弄得很清楚了，只是原来的巷道灌满了水和各种填充物，无法进去，勘探了很长时间仍没有找到矿石源头所在。不少有意问津的公司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大范围地进行挖掘，仍旧没有任何头绪。后来某个公司的代表打听到当年与矿井有关的某个中国家庭手里有线索，那家人应当还保留着矿井历史开采情况的记录。这个家庭当时的户主是一个叫吴凌的人。”

“那这个公司的发展从此就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啊。这太浪漫了！”我兴奋地说。

“可不是吗，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没有貌似天仙的金发女郎出现，也可以发生浪漫的转折。噢不，我说错了，让你动心的总是褐色头发。我还记得——”

“得了得了，接着讲你的故事。”我赶紧把他拉回正题。

“好吧。于是公司联系到这个吴凌，他是个声誉很好的商人，在当地德高望重。他立刻承认自己手里保存着相关资料，而且很乐意谈判出售事宜，不过他要和能拍板的大老板直接谈。公司同意他的条件并做出相应安排，请他前往英国和董事会见面。吴凌搭乘阿森塔号轮船前往英国，这条船在十一月一个阴冷多雾的早晨停靠在南安普顿。董事会委派一位成员皮尔逊先生到南安普顿去接船。浓雾阻碍了火车的正点运行，等他赶到码头，吴凌已经下船，并搭乘火车前往伦敦。皮尔逊先生怏怏不乐地返回城里，不知道吴凌在何处下榻。不过那天稍晚的时候，吴凌打电话过来，说自己下榻在罗素广场饭店，虽然长途航行之后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但参加第二天的董事会没问题。董事会于第二天十一点钟开始，到了十一点半，吴凌还没有出现。秘书给罗素饭店打电话询问，人家说那个中国人十点半就和他的一位朋友出去了，显然是要出去开会。一上午过去了，还是没有他的踪影。人们猜测，是不是因为在伦敦初来乍到迷失了方向。到了深夜，他仍然没有回到下榻的饭店。皮尔逊先生的担心升级，终于报警。第二天仍然杳无音讯；又过了一天，泰晤士河里浮出一具尸体，经验证就是那位下落不明的中国人，他已身遭不幸。在吴凌身上以及饭店的行李中，都没有找到与矿产有关的资料。

“我就是在这一片扑朔迷离中加入此案的。皮尔逊先生来找我，他对吴凌之死十分震惊，但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回矿产资料，公司就是为这批资料请吴凌专程来英国的。警方的关注点当然是缉拿凶手，顺便找回资料。皮尔逊先生希望我代表公司与警方合作，并在合作中充分关照到公司的利益。

“我立刻接受了这项工作。在我看来，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公司里有多少人知道吴凌要来的事；二是轮船上有哪些人知道吴凌此行的目的。我选择从后者开始调查，这样目标比较集中。警方负责此案的米勒警督同意我的意见。这警督可不是我们亲爱的贾普警督，他特别自以为是，粗俗莽撞，令人厌恶。我们一起询问了船上的高级船员，没得到什么线索。吴凌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与两个乘客来往较多，一个名叫戴尔，是个落魄的欧洲人，有点声名狼藉；另一个名叫查尔斯·莱斯特，是位年轻的银行职员，正从香港回国。比较有收获的是我们拿到了这两人的相片。当时似乎毫不怀疑，要是他们中有一人存在嫌疑，那一定是戴尔，他与某些中国黑帮狼狈为奸的事早已臭名远扬，除了他还能是别人吗？

“我们下一步就是拿着照片前往罗素饭店，他们立刻就认出了吴凌，然后我们拿出戴尔的照片，没想到，门童说他不是凶案那天来饭店的人，顺便我又拿出莱斯特的照片，但心里并不抱什么希望，谁知道门童立刻就认出他来，‘不错，就是他，先生，’他确定无疑地说，‘就是他上午十点半来找吴凌先生，随后一起出去了。’

“事情总算有了进展。我们紧接着就去找查尔斯·莱斯特先生。他见到我们时坦然自若，表示对吴凌的遇害很难过，愿意提供绵薄之力。他这么描述与吴凌的交往过程：按照事先的安排，他在十点半去饭店找他。在约定时间里，吴凌没有来，他的仆人来了，解释说他的主人出去了，他可以带莱斯特去找他主人，莱斯特自然点头同意。这个中国仆人叫来出租车，前往码头方向。路上莱斯特突然觉得可疑，就让出租车停车，不顾那仆人反对，下车扬长而去。他赌咒发誓说他对我们毫无隐瞒。

“我们对他的证词表示满意，感谢他的合作。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他的故事破绽百出。首先，吴凌并没有带仆人，在船上没有，在饭店也没有。其次，我们找到了为这两人开车的出租车司机，他说莱斯特并没有中途下车，他和那个中国人一起去了莱姆豪斯，那是唐人街上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据传闻，他提到的那个地方是个鸦片烟馆，专门以廉价招徕顾客。那两人进了烟馆门——过了一小时，那个英国绅士，就是他在照片上认出的那个，独自出来了。他脸色苍白，一副病容，让出租车司机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地铁站。

“我们调查了查尔斯·莱斯特其人，发现他虽然不是坏人，但债务缠身，主要是痴迷赌博。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忽略戴尔，不排除他假冒别人的可能性。调查结果并不如意，他那天不在现场证明确凿无疑不可动摇。也如意料之中的那样，鸦片烟馆老板带着东方人特有的冷漠矢口否认一切，说他从未见过查尔斯·莱斯特，那两位先生谁都没进来过，警方肯定搞错了，此地不是鸦片馆。

“就算他是有意帮助查尔斯·莱斯特，也没什么用。莱斯特因涉嫌谋杀吴凌被捕，但警方搜了半天也没搜出与矿井资料有关的片纸只字。鸦片烟馆老板被收审，警方热火朝天地在他那里搜了又搜，还是一无所获，连鸦片影儿都没找到，只好草草收兵。

“皮尔逊先生气急败坏地在我房间里走来走去，抱怨个不停，催我快拿个主意。他说，‘你想那资料会在什么地方，波洛先生？你肯定有想法，快说说呀。’

“我字斟句酌地说，‘我是有些想法，也未见得就有用，想法太多，不容易确定怎么下手。’

“‘比如说呢？’他想方设法要引我说些什么。

“‘比如说，那个出租车司机，我们只听了他的一面之词，说他把那两个人送到了鸦片烟馆。就算是吧，那就证明他们真去了吗？如果他们在前门下了车，穿过屋子，从后门出去往别处去了呢？’

“皮尔逊先生惊愣了一下，似乎从未想过这种可能性。

“‘你既然这么想，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他真是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我有的是耐心，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先生，我波洛怎么能在莱姆豪斯臭烘烘的大街上像只无家可归的小狗一样嗅来嗅去呢。行了，冷静点儿，有人在替我跑腿呢。’

“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消息。那两个人的确如我所料地穿屋而过，直奔河边一个小餐馆，那才是他们真正要去的地方。有人看见他们进去了，后来莱斯特独自一人出来。

“可以想象，皮尔逊先生得知情况后，开始变得不可理喻，他坚持要去那家餐馆亲自调查，而且只有我和他两人，非去不可，不容商量。我不同意，软硬兼施地劝阻他，他却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他要乔装打扮成鸦片客混进去，居然还——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还想让我剃掉我的漂亮胡髭。啊呸！想得美，我对他说这太荒谬了，怎么能随便损毁美好的事物，而且一个留着漂亮胡髭的比利时绅士就不能尝试吸食鸦片吗，难道这是没有漂亮胡髭的绅士的专利行为吗？

“他被我说得晕头转向，最后终于放过了我的胡髭，但仍坚持乔装打扮去探查的计划。晚上他来找我时，他的装扮让我大跌眼镜，这还是那个董事吗？他穿着一身所谓的水手短外套，没刮胡子，腮帮子脏兮兮的，还带着了块脏兮兮的头巾，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想想看，他还对自己的装扮颇为得意，真的，这英国佬真是疯了。他还在我身上鼓捣了一番，我懒得搭理他，就随他去弄，和疯子有什么可争的？我们后来终于出发了，他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打扮起来去做游戏，这种情况下我能让他一个人去吗？”

“是呀，你是不能。”我说。

“我们到了那家餐馆。皮尔逊先生假装自己是个水手，煞有介事地说着拙劣的英语，什么‘菜鸟水手’呀，‘舷楼’呀，简直不知所云。那间餐馆天花板低矮，有很多中国人在吃饭，我们也吃了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哦，我可怜的胃啊！”波洛夸张地抚摩着胃部又接着说，“老板出来了，是个中国人，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奸笑，他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两位不喜欢吃中国菜，你们是冲着更喜欢的东西来的。那么，来一烟枪如何？’皮尔逊先生在桌下踢了我一脚（他居然穿了双水手的靴子！）说，‘那也行，约翰，带我们去吧。’

“那个中国人很高兴，带我们过了个门走到地下室，又曲曲折折地穿门过堂地进了另一个房间，里面摆着舒适的长沙发和靠垫。我们躺在沙发上，有个中国小伙计为我们脱靴子，感觉还真是不错。之后他们送来烟枪，为我们烧烟泡。我们装模作样地吸烟，装模作样地睡觉，还假装打鼾说梦话。等到人都走开了，皮尔逊先生轻声叫我起来，我们轻手轻脚摸到别的房间，里面的人都睡着了。我们继续往前摸索，听见有人在谈话，就伏在帷幕后面窃听。他们恰好在说吴凌的事。

“‘那些资料呢？’一个人说，‘莱斯特先生拿走了。’另外一个答道，是个中国人，英文说得很差，‘他说已经藏好了，警方找不到的。’‘可是他被捕了啊。’第一个说，‘他会被放出来的，警方也没把握说就是他干的。’说着话，他们朝我们的藏身之处走来，我们赶紧溜回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皮尔逊说，‘咱们快走吧，这地方实在太脏了。’我立刻就表示同意，‘不错，这个闹剧我们演得够长了。’

“我们成功地溜了出来，不过吸鸦片也花了不少钱。走出莱姆豪斯，皮尔逊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很高兴溜出来了，不过不虚此行，总算搞清了一些事情。’

“我随声附和着，‘是呀是呀，我想今晚这么折腾一番之后，我们很快就会找到那批资料了。’

“那的确是举手之劳。”故事说到这里，波洛戛然而止。

就这么结束了？我诧异地盯着他，“在——在哪里找到的？”

“在他的衣袋里，所以说举手之劳。”

“在谁的衣袋里？”

“当然是皮尔逊先生的衣袋。”见我仍然一头雾水，他只好接着说下去，“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吗？皮尔逊先生和查尔斯·莱斯特一样债务缠身，因为他也同样热衷于赌博。为了还债，他打算从吴凌手里偷走那份值钱的资料。其实他那天在南安普顿码头上顺利接到吴凌，陪他来伦敦，直接就带他去了莱姆豪斯。那天浓雾弥漫，吴凌人生地不熟，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我想那是皮尔逊先生常来常往的地方，他在那里吸鸦片，与某些人交情匪浅。杀人应该不是他的本意，他原想找个中国人假扮吴凌出席董事会，卖掉文件拿到钱就完事大吉。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但他那些东方朋友觉得，把吴凌杀了抛尸河中最省事。他们先斩后奏杀了吴凌，这可把皮尔逊先生吓坏了，因为他和吴凌搭乘火车来伦敦途中会有许多目击者——诱骗是一回事，谋杀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想了个脱身之计，就是让一个中国人假扮吴凌住进罗素饭店，按照原来计划继续进行。可惜吴凌的尸体很快就被发现了，比他们预想的要早。此计不成，只能再生一计。吴凌可能告诉过皮尔逊他和查尔斯·莱斯特有约会，查尔斯·莱斯特会到饭店找吴凌。皮尔逊看到了借机嫁祸给查尔斯·莱斯特的可能性，他将成为被人看到和活着的吴凌同时出现的最后那个人。假扮者对莱斯特谎称是吴凌的仆人，迅速将他带到莱姆豪斯。接下来的情形可能是他在那里喝了下了药的饮料，一小时后离开时还恍恍惚惚，对发生了什么全然弄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忽然听说吴凌死了，本能地害怕连累自己，自然会矢口否认到过莱姆豪斯。这样一来，岂不正中皮尔逊下怀。皮尔逊该就此罢手了吧？并没有，我的态度让他惴惴不安，他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瞒过我的眼睛。为了不留后患，把莱斯特的嫌疑钉死，他又精心安排了那出卧底调查，让我亲耳听见中国人谈论莱斯特。我不是说他像小孩过家家那样去做游戏吗？做就做，我奉陪到底。他欢天喜地回到家里，以为从此万事大吉。谁想第二天一早，米勒警督就找到他家，搜出了那些文件。哼，他玩不下去了吧！自己演了场闹剧，还自作聪明地把赫尔克里·波洛扯进来，这下子悔得肠子都青了。对我来说，整个案子只有一件事让我费了点劲。”

“什么事？”我好奇地问。

“说服米勒警督相信我的话。米勒这家伙像头倔驴，傻头傻脑还不听人劝，破案后又自吹自擂将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简直岂有此理！”我气坏了。

“算了，我还是有回报的。缅甸矿产有限公司董事会为了感谢我，给了我一万四千股股票作为报酬。还不错，是不是？说到投资，劝你听我一句话，还是保守点好，你不要太相信报纸，谁知道是不是真的。珀可派油田的董事会里没准儿有不少皮尔逊先生这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