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其人

孟子名轲，表字无传，战国时邹国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古今有多种推断，通行的说法大致有两种，即前372年—前289年，或前385年—前304年。

孟轲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是没落贵族的后裔。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在孟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孟轲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孟母很重视对孟子的教育，历史上广泛流传着“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足见其良苦用心。在母亲的精心教诲下，孟轲度过了充实的少年时代。

长大成人后的孟子，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子思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孙子，是战国初期大名鼎鼎的儒学大师（历史上，曾有学者出于对孟子的推崇，而将子思本人看作孟子的老师。但这种说法显然经不起考证）。因此，师从子思门人，奠定了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终身信仰。孟子乐于以孔子继承者自命，曾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中年时期的孟子以儒学大师的身份，游历各国近20年。他游历时，后车数十乘，随从数百人，以推行王道政治为己任，曾到过齐、宋、滕、魏、鲁、薛等多个国家。在20年的奔波中，孟子学派的影响很大，到处都有诸侯以礼相待，但却无人肯真正实行他的政治主张。

孟子晚年对于游说诸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已不抱希望，于是归隐乡里，不再出游，以著书立说为务；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自己的人生乐趣。

总的说来，孟子的生平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经历了读书、游历、教书三部曲，他们的思想主张都未能被统治者所采纳（只是比孔子在生活待遇方面要幸运得多）。正因为如此，孟子被人们尊称为“孔子之后第一人”。

二、《孟子》其书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三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子自己所撰。如著《孟子章句》的赵岐即持此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子死后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根据他生前的言论编定的。持此说的有唐代的韩愈、清代的崔述等。韩愈曾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与记轲所言焉耳。”第三种看法认为《孟子》是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编定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中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以上三种说法，现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是第三种，即《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定，主要作者是孟子。

关于《孟子》的篇数，《史记》和《风俗通》、《汉书》的记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有七篇，而《风俗通》和《汉书·艺文志》则均记载为十一篇，即除现在通行的七篇外，还有《性善》、《文说》、《孝经》和《为政》四篇。可见，汉代流传的《孟子》有七篇和十一篇两种版本。东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时把《孟子》十一篇分为《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认为《外书》四篇（即《性善》、《文说》、《孝经》和《为政》）属伪作，不予作注，因此，使得这四篇无人传授，渐渐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孟子》七篇。赵岐又将此七篇各分为上、下，现在通行的《孟子》即为七篇十四卷。

三、孟子的思想

孟子的思想涉及政治、哲学、教育和文艺思想等几个方面。

1．政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本、仁政和王道，三位一体，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民本思想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仁政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仁政学说的其他内容大抵源于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并非孟子的发明，孟子以前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等都曾论及民本思想。孟子的贡献在于深刻、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最终纳入到施政纲领中。战国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孟子深刻地意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认识到统治者要巩固政权并进而统一天下，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因此，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下》）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民为贵”的思想，大胆地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里，人民位列第一，可见，在孟子眼中，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强调君主要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下》）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保民”、“养民”和“教民”是孟子提出的施行仁政的具体纲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战乱频繁，兼并战争不断，苛税徭役繁重。他面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痛心不已，呼吁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救人民于水火。

孟子所说的“保民”，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要求减轻刑罚和赋税。孟子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一是坚决反对兼并战争。对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孟子评价说：“春秋无义战。”（《尽心下》）

孟子所说的“养民”，主要指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孟子看来，只有人民生活富足，从根本上解决了生计问题，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富强。发展农业生产是孟子考虑的首要问题。为了实现“养民”的目的，孟子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这是从民本思想中直接引发出来的内容。孟子认为，统治者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他们有固定的产业，过上富足的生活。否则，就可能导致民心思乱，铤而走险，进而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统治。

“教民”，即对人民施行教化，也是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孟子看来，人民生活富足后，“教民”是统治者必须去做的一件事，孟子所说的“教民”，指的是让人民普遍懂得封建伦理道德（礼义）。在孟子看来，这是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安定的必要举措。“教民”比“养民”还要重要，只有将二者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仁政。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重视教化的作用，为的是寻求实现孔子的政治理想，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王道思想是孟子设计的必由之路。在孟子看来，政治有两种，即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所谓“王道”，即是推行仁政，以德服人；而“霸道”则是凭借武力，四处征伐，以力服人。孟子是王道政治的积极倡导者，霸道政治的坚决反对者。在他看来，统一之本在于内行仁政，以民为本，推行保民、养民、教民的政治纲领，建设起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通晓礼仪、广施教化的王道乐土。

2．哲学思想：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一个提出系统的人性理论的人，性善论是孟子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由此构建起他的心性之学的思想体系；同时，他又以天命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他的历史观的思想体系。

孟子性善论的基本观点包括：第一，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以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为内容的社会属性，而非与禽兽无别的自然属性。在这点上，孟子与其同时期的告子的观点截然相反。告子认为饮食男女等自然属性是人类的本性；孟子的性善论则立足于人的社会属性。他不否认人有共同的自然属性，但他认为自然属性为人、兽所共有，不足以反映人性所独有的本质特征。第二，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形成。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第三，“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通过学习、教育等修养过程，“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这一命题激励、吸引无数人在理性、道德良知上不懈追求。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构建起了他的心性之学的思想体系。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所谓“尽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到极致；所谓“知性”，即指对本性中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尽心”和“知性”二者关系密切，“尽心”是前提条件，只有做到“尽心”，才有可能实现“知性”。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尽心知性”呢？在孟子看来，就是要在“寡欲”、“内省”、“养气”这三方面下工夫。“寡欲”要求淡泊物欲，“内省”要求反求诸己，“养气”要求养心。其中，“寡欲”、“内省”是道德修养的初级阶段，“养气”则是道德修养的高级阶段，“养气”的目标是“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简而言之，孟子心性之学的根本目的即是塑造理想人格。这一思想体系，后来又被韩愈和宋儒所继承和发展，从而构建起宋明理学。

此外，孟子还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意代表天意。这与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孟子对传统天命论的突破和发展。第二，对“正命”的追求。孟子认为人可以通过修养身性，顺应天道行事，去争取得其正命；如果胡作非为，触犯刑罚而死，则不能得正命。第三，天人合一。孟子认为要顺应天道而行，就要知天。因此，他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观点。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尽心上》），即指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已明了于心，无需外求；又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即指把仁、义、礼、智化为精神主体，便能达到思想和行为与四德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天人合一。人只需按此伦理道德准则行事，就是顺应天道。这种把伦理道德观念上升到天道的高度的做法，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天命论基础上，孟子构建起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主要表现为天才论、历史循环论和劳心者治人等观念，其中，天才论是其历史观的核心，是其人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孟子把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发展，寄托在个别的非凡人物身上，属于典型的天才史观。在孟子看来，只有天才出现，天下才会大治，否则，天下必将混乱。基于这种思想，必然导致他的历史循环论的产生，即历史必然有治有乱，且乱久而治短。此外，孟子对于人类社会的分工也有其独特的思考。他论证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论证了劳心者在社会生产、教育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的失误在于把劳心看作是“大人”、“君子”之事，把劳力看作是“小人”、“野人”之事，从而借社会分工为封建统治制造了理论依据。他的历史观中的封建糟粕，几乎掩盖了他的民本学说和理想人格的光芒。

3．教育思想：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教育家。“教育”一词最早即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孟子》一书中，涉及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的目的和作用。第二，如何实施道德教育。第三，教育与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孟子很少有直接论述教学方法的言论，大多是在阐释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时涉及的。他主张对人进行道德教育要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同时，还要注意因材施教，提出“教亦多术”（《告子下》）。此外，孟子还十分重视教育环境的作用以及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最后，孟子主张学习要专心致志，坚持不懈，不可三心二意，一曝十寒。

4．文艺思想：孟子的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音乐问题的评论、对《诗》的引用和阐释、对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见解、对作家的自身修养以及蕴含在此类论述中的关于文学的社会本质和社会作用问题的意见。例如，在谈到音乐欣赏时，孟子主张“与众乐乐”、“与民同乐”；在谈到文学鉴赏和批评时，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鉴赏方法和文学批评方法；在谈到作家修养问题时，提出“知言养气”说。所谓的“知言”，实际上指的即是辨别言辞是非善恶的能力；所谓的“养气”，则主要指心性道德的修养。这一学说在孟子那本来属于哲学范畴，并非直接与文学理论相关，但由于其精神气质、道德修养等内容与古代文学理论基本范畴有所关联，因此，古代文论家便以此说为理论依据，生发出“以气品人”、“以气论人”等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在谈到文艺的社会作用时，主张文艺应服从于政治教化的需要。

以上内容的论述，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孟子》一书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也是历代散文写作的楷模。气势磅礴、言辞雄辩、富有力度是孟子散文气势的最大特色；善于巧用比喻，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说理叙事是孟子散文的又一特色。此外，语言的通俗易懂，感情充沛，多样化的风格，以及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技巧等，都是孟子散文的鲜明特色。

四、孟子研究情况

《孟子》成书后，最初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到西汉时，孟子和《孟子》一书的地位仍不高。司马迁为孟子作传，篇幅很短，且未单独立传。东汉的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只是把《孟子》放在《诸子略·儒家类》中。但总的来说，两汉的孟子研究，还是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表现在汉文帝时立了《孟子》传记博士；东汉时出现了《孟子》研究的专著——赵岐《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他为各章所作的章指对后人理解《孟子》有很大帮助。三国时代，没有出现《孟子》研究的新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孟子研究的著述也十分罕见。大约从唐代开始，由于儒家“道统说”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孔、孟并称的提法日益增多。研究《孟子》的专著也开始时有出现，虽然研究水平与宋代以后的《孟子》研究专著无法比拟，但较前时已有很大进展。唐代曾有过提高《孟子》一书地位的请求，但未能实现。孟子地位的变化和《孟子》研究的发展，是在两宋时代逐渐升级的。到了宋神宗时期，《孟子》被正式列为经书。宋代研究和阐释《孟子》的著作比汉唐时代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出现了题名为孙奭所作的《孟子注疏》、朱熹所作的《孟子集注》等影响较大的研究著作。元明两代研究《孟子》的著述极多，但大多围绕朱熹《孟子集注》的观点，少有创新和发挥。清代的《孟子》研究，取得了较高成就，从宋代的以阐发义理为主，转变为以训诂考据为主的朴学研究。出现了焦循的《孟子正义》等经典新疏。《孟子正义》一书以东汉赵岐注为主，搜集了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是清代《孟子》注解中最详备的一种，代表了乾嘉学派孟子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清代的孟子研究重要著作还包括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及康有为的《孟子微》等，这两部书形式上是解释孟子思想，其主要目的却是为批判旧的学术传统，阐发新的思想。这种研究不属于朴学范畴，也不很普遍，但却代表了清代孟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万丽华 / 蓝旭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