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你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认定他的，当时我告诉你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一说出口，我就知道那并非实情。我会这么说，是因为这话听起来很美，像是书中或电影里的角色会说的话。当时你我都觉得很痛苦、很无助，我觉得这样说，眼前的状况可能就不会让我们那么难受。那个状况，我们一直觉得有办法阻止，但还是发生了。那是在医院里，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知道你记得：你那天早上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搭上飞机，跳房子似的经过好几个城市和国家，花了好多时间，降落后停留一整天，然后又离开了。

但现在我想讲得精确一点。因为没有理由不精确，而且我应该力求精确。我一直想要这样，一直试着这样。

我不确定该从哪里讲起。

或许讲些好听的话吧，也的确是事实：第一次见面时，我立刻就喜欢你了。当时你24岁，我47岁（天啊），我当时觉得你很特别。后来，他谈到你的善良，但他从来不必跟我解释，因为我知道你很善良。那个夏天你们四个第一次来我的房子，对我来说，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周末，对他也是。对我，是因为我在你们四个身上看到雅各布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对他，则是因为他原先只把我当老师，但那回他突然看到我穿短裤和围裙，在烤架上烤蛤蜊，还跟你们三个争辩各式各样的话题。一旦我停止在你们脸上寻找雅各布的影子，我就开始享受那个周末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们三个是那么乐在其中。你们不觉得整个状况有什么奇怪：你们三个假设人们会喜欢你们，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你们。而且你们觉得，如果自己礼貌又友善，就没有理由认为对方不会回报。

但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这么想，我是到后来才发现的。然后，我在用餐时观察他，发现争辩特别激烈时，他会往后坐，似乎完全退出战场，然后持续观察你们。你们三个是那么轻松地提出挑战，完全不怕激怒我，也毫无顾忌地动手去拿桌上的马铃薯、节瓜、牛排，还会开口要求自己想要的，并大方接受。

那个周末，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件小事。那天，你跟他、朱丽娅和我，正走在通往瞭望台、两旁种了桦树的小径上（你还记得吗？当时那里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茂密的树林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跟他并肩而行，你和朱丽娅在后头。你们不知正在聊什么，昆虫？野花？你们两个总是聊得来，你们都喜欢野外，也喜欢动物。我不明白乐趣何在，但我很喜欢你们两人这一点。你碰触他一边的肩膀，走到他面前，跪下来帮他把松开的鞋带重新绑好，然后回到后头跟朱丽娅边走边聊。整个过程很流畅，只是一个小动作：往前一步，弯下膝盖，又往后退到她旁边。对你来说这没什么，连想都没想，甚至没有中断谈话。你总是留心着他（不过你们三个都是），以十几种小小的方式照看着他，在那短短的几天，我都看到了，但我怀疑你不会记得这起小事件。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他看着我，他脸上的表情——我至今无法形容，只知道在那一刻，我感觉心中有个什么崩塌了，就像一座盖得太高的沙塔：为了他，为了你，也为我自己。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呼应我的表情。真不敢相信有人会去帮另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这么不假思索，这么有风度！我看着他，打从雅各布死后，我第一次明白，所谓有个人或有个东西会让你心碎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说法太强说愁了，但在那一刻，我明白那可能是强说愁，但也是真实的。

而我想，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认定他的。

* * *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为人父母，不是因为我有差劲的父母。事实上，我的父母很棒：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于乳癌，接下来五年只有我和父亲。他是自己开业的家庭医生，总是希望自己可以跟病人一起变老。

我们住在西端大道，靠82街，他的诊所就在我们住的那栋楼的一楼，我放学后常常会进去转一下。他的病人都认识我，我也以身为医生的儿子为荣，跟每个人打招呼，看着他接生的婴儿变成小孩，抬头看着我，因为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我是斯坦医生的儿子，说我在一所很好的中学读书，是全纽约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还说如果他们够用功，说不定以后也可以去读。“亲爱的，”我父亲会这么喊我。即使我后来长得比他高了，每次放学后去诊所里，他一看到我，就把手掌放在我的后颈，吻一下我的脸颊。“我亲爱的，”他会说，“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我8岁时，他娶了他的办公室主任阿黛儿。我童年的每个时刻她都不曾缺席：她总是带着我去买需要的新衣服，陪着我们父子过感恩节，准备好我的生日礼物。对我而言，不是阿黛尔像母亲，而是母亲就该像阿黛尔。

她年纪比我父亲大，是男人会很喜欢、相处自在，但从来不会想娶回家的那种女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她长得不漂亮。谁需要母亲漂亮呢？我有回问她是不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她说我就是她的孩子，还说她无法想象能有更好的孩子。这说明了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关于我父亲、阿黛尔，以及我对他们的感觉。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使得我从来不曾质疑她那番话，直到我三十几岁，跟我当时的太太为了该不该再生一个孩子（取代雅各布）而争吵。

阿黛尔是独生女，而我是独生子，我父亲也是：一家三口都是唯一的孩子。但阿黛尔的父母当时还健在（我父亲的父母则不在了），我们周末常常到布鲁克林去拜访他们，现在那一带已经被纳入公园坡了。他们住在美国近五十年，还是不太会讲英文，阿黛尔的父亲很害羞，母亲则很勇于表达情感。他们跟阿黛尔一样身材矮壮，而且跟她一样很和蔼。阿黛尔会跟他们讲俄语，然后她父亲（我理所当然喊他爷爷）会张开胖胖的拳头，给我看里头有什么秘密：一只木制鸟笛，或是一大块鲜艳的粉红色口香糖。即使我成年了，读法学院了，他照样会给我一些小玩意儿。他的杂货店老早就关了，这表示他那些玩意儿一定是从别处买来的。但是哪里呢？我一直想象有间秘密商店，里面都是几十年前流行过的玩具，但一些老移民还是忠实地光顾，买店家囤积的那些漆着螺纹的木陀螺、金属玩具兵和抛接沙包，里头的橡胶球在没拆开的塑料袋里就已经黏着污垢了。

我以前一直有个毫无根据的理论，认为男生如果年纪够大（因为此年纪足以做出判断），目睹了他父亲的第二段婚姻，那么他日后娶的太太就会像继母，而非母亲。结果我娶的人并不像阿黛尔。我的第一任太太莉柔，冷静又独立自主。她不像我认识的其他女生，总是把自己缩到最小（包括她们的才智，这是当然了，还包括她们的愿望、愤怒、恐惧与沉着），但莉柔从来不会。我们第三次约会时，才刚走出麦克杜格尔街的一家小餐馆，忽然有一名男子从旁边一处阴暗的走道踉跄走来，吐在她身上。她的毛衣沾了厚厚的橘黄色呕吐物，我清晰地记得其中一大团黏在她右手的那枚小钻戒上头，好像钻石上长出了肿瘤。周围的人猛吸一口气或惊叫起来，但莉柔只是闭上眼睛。换作别的女人，一定会尖叫（换作是我也会尖叫），但我记得她只是打了个明显的寒战，好像她的身体承认那很恶心，也同时摆脱了那种恶心。等到睁开眼睛，她就恢复了。她脱掉那件开襟毛衣，扔进最近的垃圾桶。“走吧。”她告诉我。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那一刻，我想要她，于是我跟着她一直走，最后走到她的公寓，是沙利文街的一个烂地方。从头到尾，她的右手一直微微举着，而那团呕吐物还黏在她的戒指上面。

我父亲跟阿黛尔都不是特别喜欢她，虽然他们从来没这么跟我说；他们很有礼貌，也尊重我的意愿。为了礼尚往来，我也从来没问过他们，免得逼他们撒谎。我不认为是因为莉柔不是犹太人（我父母并不虔诚），但是我想他们觉得我太敬畏她了。这也可能是我年老后才判定的。或许我佩服莉柔的那种能干，在他们眼里却是冷淡或冷漠。天晓得他们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人。他们对她总是很有礼貌，她对他们也相当客气，但我想，他们比较想要的媳妇，应该会稍微跟他们撒撒娇，让他们讲些我小时候丢脸的故事，可以跟阿黛尔吃午餐，跟我爸下西洋棋。事实上，就像你。但莉柔不是那样的人，也永远不会是。一旦我父母理解到这点，他们就保持一些距离，不是要显示他们不高兴，而是某种自律，好提醒自己应该试着尊重某些界限，比如她的界限。我跟她在一起时总觉得异常放松，仿佛面对她那样强悍的能力，连厄运都不敢来挑战我们。

我们是在纽约认识的，她比我大一岁。当时我在上法学院，她在读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波士顿找到法官助理的工作，她则开始实习。她专攻肿瘤科。当然，我一直很佩服，因为这会让人想到：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想治愈你的女医生更抚慰人心了，你想象她像个母亲般弯腰察看病人，身上的医生袍洁白如云。但莉柔不想被人佩服，她对肿瘤科有兴趣是因为这一科比较难，大家公认比较花脑筋。她和其他的肿瘤科实习生非常瞧不起放射科医生（太唯利是图）、心脏科医生（太趾高气扬且自鸣得意）、小儿科医生（太多愁善感），尤其是外科医生（极度傲慢）和皮肤科医生（不值一评，尽管他们常常和皮肤科医生合作）。他们喜欢麻醉科医生（诡异的书呆子、吹毛求疵，而且有上瘾倾向）、病理学医生（比他们还花脑筋），还有……唔，大概就这样了。有时他们一群人来我们家，吃过晚餐后会一起讨论病例和研究，而他们的伴侣（律师、历史学者、作家和比较次要的科学家）就被冷落在一旁。最后，我们便溜到客厅，讨论日常生活里各式琐碎、比较无趣的事情。

我们是两个成年人，那样的生活也够快乐。我们从不抱怨相处的时间不够多，无论是她还是我。她当住院医生期间，我们继续住在波士顿，然后她在研究生期间搬回纽约，我则留下。当时我一面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一面在法学院兼课。我们每个周末会轮流在波士顿和纽约碰面。她完成医生训练后搬回波士顿，我们结婚，买了栋房子（不是我现在那栋），小小的，就在剑桥市的边缘。

我父亲和阿黛尔从来没问我们是否打算生小孩（说起来，莉柔的父母也是；难以理解的是，他们都比她容易动感情得多，我们少数几次去加州圣巴巴拉看他们，她父亲会跟我说笑打趣，她母亲则端上一盘盘切成薄片的小黄瓜和撒了胡椒的西红柿片，都是他们自己菜园里种的，而莉柔会以一脸保持距离的表情看着我们，好像很难为情，至少被他们相对的开朗弄得不知所措。），我想他们以为只要不过问，就还有一点机会。但事实是，我觉得没有生小孩的必要；我从没想过要有小孩，甚至对小孩没特别的感觉。这个理由似乎足够让我们不要生了。我觉得，要生小孩，就应该很想要，甚至很渴望才行。这种事可不是怀着矛盾心理或毫无热情就能去试试看的。莉柔的感觉也一样，或者我是这么以为的。

但接着，在我31岁、她32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她已经在厨房里等着我。这很不寻常，她的工作时间比我长，通常要晚上8、9点才会到家。

“我得跟你谈一谈。”她说，很严肃，我忽然害怕起来。她看到我的表情，露出微笑；她不是个冷酷的人，我也不想让你以为她没有关怀和柔情，她其实都有。“不是什么坏事，哈罗德。”然后她笑了一声，“我想不是。”

我坐下来，她吸了口气：“我怀孕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一定是有一两次忘了吃避孕药。快八周了。我今天去萨莉那确认了。”（萨莉是她医学院时期的室友，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兼妇科医生。）她说得很快，用不连贯、摘要式的句子。接着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前我还吃了催经药，你知道，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看我没吭声，“你说点话吧。”

一开始我没办法开口，好一会儿才问：“你觉得怎么样？”

她耸耸肩：“我觉得还好。”

“很好。”我愚蠢地说。

“哈罗德，”她说，在我对面坐下来，“你想怎么做？”

“那你想怎么做？”

她又耸耸肩：“我知道我想怎么做，但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你不想留下。”

她没有反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如果我想留下呢？”

她已经有所准备：“那我就会认真考虑。”

我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莉柔，”我说，“我们应该照你的意思去做。”这不完全是我宽宏大量，多半是出于懦弱。在这件事上，就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样，我乐于让她做决定。

她叹气：“不必今天就决定。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她不必说，我也知道，还有四周的时间可以考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思索着所有男人碰到女人跟他说她怀孕了都会想的事情：生出来的婴儿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喜欢他吗？我会爱他吗？然后，更压倒性的是：为人父亲。有那么多责任、条件、烦闷和失败的可能性。

次日早晨我们没有谈这件事，隔一天我们也没谈。到了星期五我们要上床睡觉时，她很困地说：“明天我们得讨论这件事了。”我说：“那当然。”但是我们没谈，一直没谈，然后第九周过去了，接着是第十周，然后第十一周和第十二周也过去了。要做什么都太晚了，不但困难，也不合伦理。此时我想，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时间帮我们做了决定（应该说，我们的不决定，帮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就要有小孩了。结婚以来第一次，我们两人都这么犹豫不决。

我们原先想象会生一个女孩，如果是，我们就要给她取名阿黛尔，沿用我母亲的名字；中间名是萨拉，是萨莉的正式名。但结果不是女孩，于是我们请阿黛尔取首名（她高兴得哭出来，是我极少数看到她哭的一次），萨莉取中间名：雅各布·摩尔。（我们问萨莉，为什么是莫尔？她说是因为托马斯·莫尔的缘故。）

有人觉得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崇高、比较有意义、比较重要、比较了不起，但我从来不是那种人（我知道你也不是）。在雅各布出生之前我不觉得是那样，他出生之后我也没有改变想法。但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的确很奇特，那种爱的基础不是出于身体上的吸引，也不是出于愉悦感或才智，而是出于恐惧。有孩子之前你从来不知恐惧为何物；或许就是这种恐惧骗得我们以为这种爱比较重大，但其实恐惧本身才更重大。每一天，你的第一个想法不是“我爱他”，而是“他怎么样了”，一夜之间，整个世界忽然被重新安排，成了种种恐怖的障碍赛场地。我抱着他等候过马路时，一想到我的小孩或任何小孩要在这样的生活中幸存，真是太荒谬了。那概率就像晚春的蝴蝶存活的概率一样低（你知道，就是那些小小的白蝴蝶），有时我看到那些小蝴蝶在空中摇晃着飞翔，总是差点撞死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另外，让我告诉你我学到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不管子女年纪多大，或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成为你的子女，一旦你决定把某个人想成你的子女，事情就改变了。之前你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一切乐趣，你对他们的所有感觉，全被那种恐惧压过去了。那不是生物学上的恐惧，而是超生物学的。那不是源自要确保一个人的基因密码存活下去，而更接近一种渴望，渴望证明自己不被这个世界的计谋和挑战侵犯，渴望击败那些试图摧毁你所拥有的事物的力量。

第二件事情是：当子女死了，种种预期中的感觉你都会有。这些感觉，有太多人详尽记录下来了，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出了。只不过要说一声，那些关于悲痛的文字都一样，这种一致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实那些感受都没有偏离主轴。有时你觉得这种感觉比较多、那种感觉比较少，有时你觉得感觉的顺序不对，有时你觉得某种感觉持续得比较久、另一种感觉比较短暂；但那些感觉总是一样的。

没有人说过的是，当你的小孩死了，一部分的你（非常小、但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从你成为父母的那一天起，一直在你预期中、你日夜担心且为之做好准备的那一刻，终于来到了。

啊，你告诉自己，终于来到了，就是现在了。

之后，你再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 * *

几年前，我的第三本书出版后，有记者问我能否一眼看出学生适不适合读法律。我的答案是：有时候。但往往你会看走眼，上半学期看起来似乎很聪明的学生持续退步，而一个你原先根本没注意的学生却逐渐散发光芒，你想要听他讲出自己的想法。

天资最聪颖的学生，第一年往往过得最辛苦。法学院，尤其是法学院的第一年，真的是不太鼓励锻炼创造力、抽象思考能力和想象力。我常常觉得，在这方面（根据我听说的，并非第一手信息）有点类似艺术学院。

朱丽娅有个朋友叫丹尼斯，从小就非常有艺术才华。他们小时候就很要好，有回她拿他10岁或12岁画的东西给我看，都是一些小素描：几只鸟在啄地，他没有表情的圆脸，或是他的兽医父亲抚摸着一只满脸痛苦的狗。丹尼斯的父亲看不出上绘画课有什么用，所以丹尼斯从没受过正式训练。等到他们年纪稍长，朱丽娅去上大学时，丹尼斯则去了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他说，第一个星期，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画任何东西，教授总是挑出丹尼斯的素描，钉在墙上，供大家赞美与批评。

但接下来，他们开始学习如何绘画：本质上，就是重新学画画。第二个星期，他们只画椭圆：宽的椭圆、胖的椭圆、瘦的椭圆。第三个星期，他们画圆：三维空间的圆、二维空间的圆。然后画一朵花、一个花瓶、一只手，再来是一颗头、一具身体。随着每周的训练，丹尼斯画得越来越糟。等到学期末，他的画就再也没被钉到墙上了。对于绘画，他变得很局促不安。现在他看到一只狗，它尾巴上的长毛轻轻扫过地面，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狗，而是盒子上接着一个圆。当他试着画的时候，他担心的是比例，而不是要抓住那只狗的神韵。

他决定找教授谈谈。我们的用意就是要击垮你，丹尼斯，他的教授说，只有真正有才华的人，才有办法重新站起来。

“那我想我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丹尼斯说。他后来成为出庭律师，和他的伴侣住在伦敦。

“可怜的丹尼斯。”朱丽娅说。

“啊，没事的。”丹尼斯叹气，但我们都不相信他真的没事。

同样的，法学院也会摧毁你的思维方式。小说家、诗人、艺术家通常在法学院的表现都不会太好（除非他们是差劲的小说家、诗人、艺术家），但是数学家、逻辑学者、科学家的表现也不见得好。前者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后者失败是因为他们只懂逻辑。

总之，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好学生，杰出得不得了。但是他极力表现得很平凡，因而掩饰了他有多杰出。根据他在课堂上的回答，我就知道他有成为一流律师的所有条件：法律被称为一门买卖（trade）不是意外，就像所有的买卖一样，最重要的是记性要好，这点他有。其次重要的（也跟很多买卖一样）就是要看出眼前的问题所在，然后立刻看出后续可能的影响。那种眼光很像是工程承包商看房子的眼光，他们看到的不光是一座建筑，而是一大堆冬天会结冰的水管、夏天会潮湿胀大的护墙板、春天会涨满雨水的雨水槽、秋天第一波寒意来袭时会冻裂的水泥表面。对律师来说，他们眼中的房子也不是房子，而是一个上锁的保险箱，里面放满合约、留置权、未来诉讼、可能的违法或侵权。这栋房子代表你的财产、东西、你这个人、你的隐私权可能遭受的各种攻击。

当然，你不能真的永远这么想，不然你会把自己给逼疯。对大部分律师来说，一栋房子最终也只是一栋房子，需要放进东西、修理、重新粉刷、清空。但是有一段时期，每个优秀的法学院学生都觉得自己的观点转变了，他们了解到法律是无可逃避的，任何互动、日常生活的任何层面都逃不过法律善于攫取的长手指。一条街道变成一场惊人的灾难，聚集了各式各样的违法案例和潜在的民事诉讼。一场婚姻看起来就是一场离婚案。整个世界一时之间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他做得到，他拿到一个案子，就能看到结果。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你的脑袋必须想到所有的可能性、所有会发生的后果，然后选择要操心哪些、忽略哪些。但他同时也忍不住会思索案子牵涉的道德层面；这在法学院是没有帮助的。我有一些同事甚至不准学生在课堂上说出“对”和“错”。“对跟这个案子没关系。”我以前的一个教授常常这样对着我们咆哮，“什么是法律？法律上是怎么样？”（法律教授都很戏剧化，没一个例外。）另一个教授每回碰到有人提到“对”或“错”，什么都不会说，只是走到那个犯规的学生面前，递给他一小张纸（他在西装内侧口袋里放了一小叠），上头印着：锥蒙大楼二四一室。那是哲学系办公室。

比方说，有个假设性的案子：某个美式橄榄球队要去另一所学校打客场比赛，但是一辆面包车故障了。所以他们问某位球员的母亲能否借她的车。母亲说没问题，但她不开车，于是她要求助理教练帮她开。结果，那辆车开到一半，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车子在路上打滑、冲出路面、翻车，车上的人全部死亡。

这里头没有刑事案件。当时路面很滑，驾驶人也没有喝酒或嗑药。那是场意外。但那些死去球员的父母告了那辆面包车的车主。他们主张那是她的车，更重要的是，驾驶人是她指定的。他只是她的代理人，因此要负责的是她。所以结果呢，原告胜诉吗？

学生们不喜欢这个案子。我也不常教，因为太极端了，我认为会掩盖其中的教育意义。但只要我教这个案子，就总是听到课堂上传来一个声音说“可是这样不公平！”这个字眼——公平——听了就让人很烦，但同样重要的是，学生对公平这个概念总是念念不忘。我会告诉他们，“公平”从来不是回答，但他们总会考虑到公平。

总之，他从来不谈公平与否。他好像对公平这件事没有什么兴趣，这点让我非常好奇。因为很多人关心公平与否，尤其是年轻人。公平这个概念是用来教导乖孩子的，是幼儿园、夏令营、游乐场和足球场上的管理原则。雅各布还可以去学校学习事物、还可以思考和讲话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公平，也知道公平很重要，需要受到重视。公平是针对幸福的人，他们有幸过着种种由安全感构筑出来的生活，其中模糊不定的事物比较少。

然而，对与错，就是针对——唔，或许不是不幸福的人，而是有伤痕的人、害怕的人。

啊，这一点，我现在才想到？

“所以原告会胜诉吗？”当时我问。那一年，他的第一年。我在课堂上教了这个案子。

“会。”他说，然后解释为什么，他出于本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胜诉。接着，果然，我听到教室后头传来一个小小的声音：“但是这样不公平！”我还没来得及开始那学期的第一次说教——“公平从来不是答案”云云，他就平静地说：“但这是对的。”

我从来没能问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堂课结束，所有人立刻站起来急着离开，简直是用跑的，仿佛教室里失火了。我还记得当时提醒自己下一堂课（就在那个星期的后几天）要问问他，但我后来忘了。然后忘了一次又一次。那几年，我不时会想起这段对话，每回我都心想：我一定要去问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始终没问，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这成了他的模式：他懂法律，他在法律领域特别有慧根。但接着，正当我希望他停下来不要讲的时候，他又会引入某个道德论点，并提到伦理。拜托，我会心想，拜托不要提道德。法律很简单，不像你想象的需要考虑那么多细节。在现实里，伦理和道德的确会影响法律，但在法学中不会。道德协助我们制定法律，但是道德无法协助我们应用法律。

我当时很担心他会让自己很辛苦，糟蹋自己真正的天赋，只因为思考过度（我很不想这么说自己的专业）。停止！我很想告诉他。但我从来没说，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很喜欢听他讲自己的想法。

到最后，当然，我其实不必担心，他学会了如何控制，学会了不要提到对与错。一如我们知道的，他这个倾向并不影响他成为了不起的律师。但后来我常常替他难过，也替自己难过。我真希望当初逼他离开法学院，真希望叫他改念哲学系。我教他的技巧根本就不是他需要的。我真希望我把他推到别的方向，让他的思维方式像当初那样柔软有弹性，不必硬逼自己朝乏味的方向思考。我觉得自己把一个原本会画狗的人变得只会画形状了。

谈到他，很多事情让我心生愧疚。但有时无来由的，我最感到愧疚的是：我打开了面包车的车门，邀请他上车。虽然我没冲出路面，但我载他来到一个荒凉、冰冷、没有颜色的地方，还把他留在那里。而他原先上车的地方有一片充满鲜亮色彩的风景，天空爆出五彩烟火，让他惊奇得合不拢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