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过世后两周年，我们去了罗马。这算是巧合，但同时也不是：他知道，我们也知道，他必须离开纽约市，远离纽约州。或许欧文夫妇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把仪式排在这个时候——在八月底，欧洲所有人都往外地跑，我们却飞到那里，飞向那个失去了所有嘈杂人群、所有当地动物的大陆。

那个仪式在罗马的美国学院举行，苏菲和马尔科姆都曾在那里驻留过，所以欧文夫妇出资设立了一个鼓励年轻建筑师的奖学金。他们还协助选出了第一位得主，是一个高个子、容易紧张但可爱的年轻伦敦女子，她做的大都是暂时性建筑物，以泥土、草和纸做出复合建筑群，随着时间会缓缓瓦解。颁奖仪式宣布了奖学金得主、颁发了奖金，此外还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弗洛拉发表了演讲。参加的除了我们，苏菲和马尔科姆在“钟模”的合伙人之外，还有也曾在罗马驻留过的理查德和杰比。仪式过后，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小餐厅，他们两个住罗马时都很喜欢，理查德还带我们看了那栋建筑物有哪些墙壁是伊特拉斯坎风格，哪些是罗马风格。尽管那一餐很美好，舒适又欢乐，但也很安静，中间有一度，我记得自己抬头，才发现大家都没在吃东西，全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着盘子、看着彼此，各自想着不同的事物，但我知道，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想着同样的事情。

次日下午朱丽娅午睡时，我们出门散步。我们的旅馆在台伯河这一边，靠近西班牙大台阶那一带，不过我们请司机载我们过桥到越台伯河区，走在那些又窄又暗、简直像是走廊的街道上，最后终于来到了一个小而简洁的广场，除了阳光没有任何装饰，我们来到一张石凳前坐下。一个留着白色大胡子、身穿亚麻西装的老人也在石凳另一头坐下，看着我们点了个头，我们也朝他点头。

我们沉默地坐在那里许久，晒着太阳，忽然他说他记得以前跟你来过一次这个广场，还说两条街之外有一家冰淇淋店很有名。

“我该去买吗？”他问我，露出微笑。

“我想你知道答案。”我说。他站起来。“我马上回来。”他说。“瑞士巧克力口味。”我告诉他。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

我们——那个老人和我——看着他离开，然后那老人朝我微笑，我也对他笑。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他其实没那么老，大概只比我大几岁而已。我当时始终没办法（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自己想成老人。我总是讲得好像知道自己很老，我总是埋怨自己的年龄，但那只是耍宝，或是让别人觉得年轻而已。

“他是你儿子？”那老人用意大利语问，我点点头。每回被人认出我们是父子，我总是惊讶又开心，因为他和我长得一点也不像。但是我认为，或该说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样子，一定有个比外形相似度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们是父子。

“啊，”那老人说，看着他走到一个转角，然后消失，“真是俊美啊。”

“是啊。”我也用意大利语回答，忽然觉得好哀伤。

那老人露出狡猾的表情，问我，或者比较像是陈述句：“你太太一定是个大美女吧？”随即咧嘴一笑，表示他在打趣，或是个恭维，因为我长相这么平凡，却很幸运能有个美丽的太太，帮我生了一个这么俊美的儿子，所以我不可能被得罪。我也对着他笑，说：“没错。”他保持微笑，一点都不惊讶。

他回来时，那个老人已经离开了（离开时跟我点了个头，拄着拐杖）。他买了一个装在甜筒里的冰淇淋给我，还买了一杯柠檬冰沙要带回去给朱丽娅。我真希望他也买了一份给自己，但他没有。“我们该走了。”他说，于是我们起身离开。那天夜里他很早就去睡了，次日，也就是你的忌日，我们完全没看到他，他在柜台留了张字条，说他出去散步了，明天再跟我们碰面，说他很抱歉。于是我们也出去走了一整天，我以为有机会在路上碰到他，毕竟罗马这个城市不大，但结果没有。那一夜我们更衣就寝前，我想到自己一整天都在经过的每条街道、每堆人群中寻找他。

次日早晨，他出现在餐桌旁，看着报纸，脸色苍白，但对我们露出微笑，我们没问他前一天做了什么，他也没主动说。那天我们只是在市区里闲逛，三个人很不好控制，走在人行道上太宽，于是我们排成一列，每个人轮流当领队，但我们只去有名的地点、人多的地方，不会有隐秘的回忆、不曾发生亲昵的举止的景点。快到水管路时，朱丽娅望着一家小珠宝店的小窗，我们走进去，三个人把那家小店塞满，每个人轮流把她在窗外看中的耳环拿起来细瞧。那耳环非常精致：纯金，密实而沉重，形状像鸟，眼睛处镶了圆形的小红宝石，鸟喙叼着金枝。他买下那对耳环送给她，她不好意思，但又很开心，朱丽娅向来不太戴首饰。但他看起来很高兴能送她礼物，我看他高兴也跟着开心，朱丽娅也很欢喜。那天晚上，我们跟杰比和理查德会合吃最后一顿晚餐，次日早晨我们离开，北上去佛罗伦萨，他则回纽约。

“我们五天后见了。”我告诉他，他点点头。

“好好玩。”他说，“祝你们玩得愉快。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了。”

我们的汽车开走时，他站在那挥手；我们坐在后座，回头跟他挥手。我还记得当时希望挥手能传达我说不出口的讯息：不准你乱来。前一夜，趁他和朱丽娅跟杰比聊天时，我问理查德这几天我们不在期间，能不能麻烦他发短信随时告诉我们状况？理查德答应了。他几乎恢复到了安迪希望的体重，但中间有两度倒退，一次在五月，另一次在七月，所以我们还在持续监视他。

有时，感觉我们的父子关系好像是倒退着走，随着他年纪渐长，我对他的担心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随着每一年过去，我都更加意识到他的脆弱，也对自己当父亲的能力更没信心。雅各布还是婴儿时，我发现每过一个月，我就更有把握一点，好像他待在这个世界越久，就能扎根扎得越深，好像光是活着，就宣示他拥有这个生命。当然，这个想法很荒唐，而且以最可怕的方式被证明是错的。但我忍不住想：活下去会产生牵系的力量。然而在他人生的某一个点（如果非得指出的话，我想是在凯莱布之后），我感觉他像是搭上了热气球，被一根长长的绳子固定在深入地面的木桩上。但每一年，那个气球一直扯紧那根绳子，想要挣脱，飘向天空。在底下的我们就设法把那气球扯回地面，回到安全的状态。所以我总是为他担惊受怕，同时也很怕他。

你能跟一个你害怕的人真正发展出感情吗？当然可以。但他还是令我恐惧，因为他拥有力量，我却没有。如果他自杀了，如果他把自己从我手上夺走，我知道我还能活下去，但我也知道那种人生很乏味；我知道之后我会永远纠结着想找到解释，不断仔细检视过去，想找出自己哪里犯了错。当然，我知道自己会多么想念他，尽管之前他尝试过，他也终将离开，但我始终没能变得更能面对，也永远无法习惯。

接着我们回到纽约，一切如常：艾哈迈德先生来机场接我们，载我们回公寓，门房那儿已经有几袋食物，这样我们就不必去杂货店采买了。次日是星期四，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问起我们这几天旅行看到什么、做了什么，我们告诉他。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洗碗，他递给我一个碗要放进洗碗机时，手一滑在地板上摔破了。“该死！”他大吼，“真是对不起，哈罗德。我太蠢了，太笨手笨脚了。”我们告诉他没关系，没事的，但他只是越来越生气，气到双手开始颤抖，气到开始流鼻血。“裘德，”我告诉他，“没关系的。这种事难免的。”但他摇头。“不，”他说，“都是我。我搞砸了一切。我碰到的一切都会毁掉。”他低头捡起碎片时，朱丽娅和我隔着他的头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才好：他的反应太小题大做了。但自从那回他把盘子摔到餐厅对面的墙上后，之后几个月还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件，让我从认识他以来第一次明白，他心中原来有那么多愤怒，他每天要多努力去控制这股怒气。

他第一次摔盘子之后，过了几星期又有一次。那是在灯笼屋，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当时是早上，才刚吃过早餐，朱丽娅和我要出门买东西，我去找他，想问他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他在卧室里，门开了一条缝，我看到他在做什么之后，基于某个原因就没喊他，也没有走开，只是站在门外悄悄观察。他已经戴上一边的义肢，正要戴上另一边，我从来没看过他没戴义肢的样子。然后我看着他的左腿伸进托架内，把弹性袜套拉起来套住膝盖和大腿，再将裤管拉下盖住。你也知道，这些义肢上的脚仿造了脚趾和脚跟的形状，我看着他穿上袜子，接着穿鞋。他吸了一口气站起来，我看着他走了一步，再一步。但就连我都看得出哪里不大对劲，那些义肢还是太大，而他依旧太瘦。我还来不及喊他，他就失去平衡往前摔在床上，有好一会儿都没动。

然后他伸手脱掉义肢，先脱一边，再脱另一边。有那么片刻，那两根还穿着袜子和鞋子的义肢看起来就像他的真腿，他仿佛硬是扯断了自己的小腿，我还半期待地会看到一道血喷出来。结果他只是拿起一根义肢朝床上打，打了又打，用力得发出闷哼，再把义肢摔在地上，坐在床沿，脸埋进双手，手肘撑在大腿上，无声地前后摇晃着。“拜托，”我听到他说，“拜托。”但接着他什么都没再说，我很羞愧地静静溜掉，回到我们的卧室，模仿他的姿势坐在床边，等待着我不知道的状况。

那几个月，我常常想着自己尝试在做的事情，想到要让一个不想活的人继续活下去有多困难。首先你得尝试讲道理（你有那么多值得活下去的理由），然后尝试利用罪恶感（你欠我），再尝试用愤怒、威胁、恳求（我老了；不要这样对待一个老人）。但接着，一旦他同意，你这个哄骗的人必然会进入自我欺骗的状态，因为你看得出他很吃力，他多么不想活下去，光是存在这件事都让他耗尽心力，于是你每天就得告诉自己：我做的是正确的。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是违背自然法则及爱的法则的。你会利用每个快乐的时刻，抓紧它们当成证据，看到没？这就是人生为什么值得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逼他尝试，即使那一刻无法抵消其他大部分的时刻。你会想，就像我以前对雅各布的想法，子女是要用来做什么？是要抚慰我吗？还是我抚慰的对象？如果抚慰对你的子女再也没有用，那么我的责任是不是允许他离开？然后你会再想：可是那太恶劣了，我做不到。

所以我还是继续尝试，那是当然。我试了又试。但每个月我都可以感觉到他越退越远。不太是外貌的关系；到了十一月，他恢复到原来的体重，总之是理想体重的最低标准，而且气色从来没有那么好过。不过他变得安静了许多，虽然他向来很安静，但现在他很少讲话。我们在一起时，我有时会看到他盯着某个我看不到的东西，脑袋轻轻一扯，像马在抽动耳朵似的，然后又回过神来。

有个星期四，我们照例一起吃晚餐，我看到他脸上和脖子上有瘀青，仿佛他傍晚站在一栋建筑物旁边，太阳照射的阴影落在他身上。那些瘀青是深红褐色的，像干掉的血，我看了猛吸一口气。“发生什么事？”我问。“我摔倒了，”他只说，“别担心。”我当然还是会担心。下回我看到他时又有瘀青，就设法抓着他问个清楚。“告诉我。”我说，但是他挣脱了。“没什么好说的。”他说。我至今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他自己弄的吗？还是他让别人对他这样？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念你。我也想念你。我们全都很想念你。我想你应该要知道，我想念你不光是因为你让他更好，我想念你是因为你。我想念看着你做喜欢的事情时得到的那种愉悦，无论是吃东西或追着网球跑或跳进游泳池里。我想念跟你谈话，想念看着你在一个房间里走动，想念看着你倒在草皮上被劳伦斯的一群孙子孙女压着，假装你被他们压得起不来（同一天，劳伦斯年纪最小的孙女，暗恋你的那个，曾把蒲公英绑在一起做了手环送给你。你谢谢她，戴在手上一整天，那天她每回看到你手腕上的手环，就冲向她父亲，把脸埋在他背部——这个我也想念）。但我最想念的，就是看着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想念看到你望着他，他望着你；我想念你们对彼此那么体贴，想念你和他在一起时那种出自直觉、诚挚的关爱；我想念看着你们倾听对方说话，两人都那么专注。杰比的那幅画作《威廉听裘德说故事》太真实了，那表情太准确了。还没看到画名，我就知道画中的你在听他讲话。

而且我也不希望你以为你走了之后，我们没有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日子。当然是减少了，比较难出现，比较难引发，但还是有的。从意大利回纽约后，我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专题研讨课，兼收法学院学生和所有研究生。那门课叫“法律的哲学，哲学的法律”，由我跟一个老朋友合作授课。我们讨论法律的公平性、司法系统的道德基础，以及有时法律会如何抵触我们国家的道德观。教室就在锥蒙大楼241室，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下午，我会跟朋友碰面。朱丽娅去上裸体素描课。另外我们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当义工，专门协助其他国家（苏丹、阿富汗、尼泊尔）的专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在各自的领域找到新工作，即使这些工作跟他们之前在本国做的只略微相关：护士变成医疗助理，法官变成法律助理；其中我帮过的几个人后来去读法学院，我碰到他们时，就会聊聊他们现在学的，以及美国的某些法律跟他们原先所知的有多么不同。

“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做一个项目计划。”那个秋天我告诉他（他还在那个艺术家非营利组织做公益服务，我后来也去当义工，发现那个组织比我原先想的更令人感动。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一群没有才华的文人想要创作，但显然永远不会成功。尽管事实上的确是如此，但我发现自己跟他一样，都很佩服这些艺术家，佩服他们的坚持，他们傻气、勇敢的信念。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劝阻他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不要当个艺术家）。

“比方说？”他说。

“你可以教我做菜。”我告诉他，他用那种表情看了我一眼，就是要笑不笑、觉得很乐还不想表现出来的表情。“我是说真的。真正做点菜，让我多学六七道料理。”

于是我们开始了。每个星期六下午，他工作完，或是拜访过吕西安和欧文夫妇，我们就开车到加里森，有时只有我们两人，有时还有理查德和印蒂亚、杰比或某个亨利·杨和他们的太太，星期天我们就会做菜。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的毛病又暴露出来，那就是缺乏耐性，根本无法接受无聊。煮菜时，我会跑去找别的东西来读，忘了我的意大利炖饭，结果烧成一堆烂糊，或者我会忘记把橄榄油里的胡萝卜翻面，回来就发现烧焦了（看来烹饪很多部分是要轻拍、要泡、要观察、轻抛、转动、抚慰，这种种要求总让我联想到人类的婴儿期）。我的另一个毛病，他告诉我，就是坚持创新，这在烘焙中显然是失败的保证。“哈罗德，这是化学，不是哲学，”他总是这么说，同样是那个半笑的表情，“你不能不遵守特定的分量，还希望做出该有的样子。”

“说不定烤出来会更好啊。”我说，主要是为了逗他，只要觉得有可能让他开心一点，我总是乐于扮演傻瓜。于是他笑了，真的笑了。“不会的。”他说。

但终于，我真的学会了一些东西：我学会如何烤鸡、煮水蒸蛋、炙烤比目鱼。我学会做胡萝卜蛋糕，还有一种加很多不同坚果的面包，就是他以前在剑桥市打工的那家面包店卖的，我常常去买，只是他的版本非常不可思议，有好几个星期，我烤了一条又一条这种面包。“好极了，哈罗德，”有一天他尝了一片说，“看到没，等到你一百岁，就可以自己做菜了。”

“什么意思？自己做菜？”我问他，“你得替我做菜才行。”他听了对我露出微笑，一种哀伤、奇怪的微笑，什么都没说。我赶紧改变话题，免得他说出一些话，我还得假装没听到。我总是试着影射未来，拟出几年后的计划，这样他一答应要做，我就可以逼他守住承诺。但他很小心，从来没答应过。

“我们应该去上个音乐课，你跟我。”我告诉他，其实只是顺口说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他淡淡微笑。“或许吧，”他说，“没问题，我们再讨论吧。”顶多就是这样。

每回上完烹饪课，我们就会散步。去纽约州北部的那栋房子时，我们会沿着马尔科姆开出来的那条小径走，经过有回他痛得全身抽搐，我不得不把他留在那里靠着一棵树的那个点，经过第一张石凳、第二张、第三张。到了第二张石凳，我们总会坐下来休息。他不需要休息，不像以前那样，而且我们走得很慢，所以我也不需要休息。但我们总是仪式性地停下来，因为从这里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屋子背面，你还记得吗？马尔科姆当初砍掉这边的几棵树，于是石凳正好面对着房子，而如果你在屋后的露台，也正对着那张石凳。“这个房子太美了。”我总是这么说，而且我总是希望他听得出我以他为荣：因为他打造的这栋房子，还有他在屋里打造的生活。

我们从意大利回来大约一个月后，有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他跟我说：“你想他当初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讲得好小声，我还以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接着他两眼看着我，于是我知道那句话不是我的幻想。

“他当然快乐，”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很快乐。”

他摇摇头。“有好多事我都没做。”最后他说。

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不会改变想法。“无论什么事，我知道那都不重要。”我告诉他，“我知道他跟你在一起很快乐。他告诉过我的。”然后他望着我。“我知道的。”我重复说，“我知道的。”（你其实从来没有明确告诉过我，但我知道你会原谅我；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会希望我这么说。）

又有一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时，他说：“娄曼医生认为我该告诉你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我问，很小心不要看他。

“有关我是什么，”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我是什么人。”他修正了。

“唔，”我终于说，“那很好，我想更了解你。”

他微笑了。“听起来好奇怪，不是吗？”他问，“‘更了解你。’我们认识到现在这么久了。”

在这些对话中，我总有一个感觉，也许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其实有一个不正确的答案。他听了就再也不会说出任何事情了，所以我一直设法推测不正确的答案可能是什么，然后绝对不要说出来。

“没错，”我说，“但我一直想要更了解你，想知道有关你的事。”

他很快看了我一眼，目光又转回去看房子。“唔，”他说，“也许我会试试看。也许我会写下来。”

“这样很好。”我说，“看你什么时候准备好。”

“可能要花一阵子。”他说。

“没关系，”我说，“花多少时间都无所谓。”写很久是好事，我心想：这表示他得花好几年搞清楚自己要说什么。尽管这几年对他而言很困难、很折磨，但至少他还会活着。这是我当时所想的：我宁可要他活着受苦，也不希望他死掉。

但到头来，他根本没花多少时间。那是二月，大约就是我们介入、把他强制送去住院的一年后。如果他的体重可以保持到五月，我们就会停止监控他，他也可以决定不再去娄曼医生那里，虽然安迪和我都觉得他应该继续去看娄曼医生。不过之后就不能由我们做主了。那个星期天，我们待在纽约市区。在格林街上完烹饪课之后（做了芦笋和洋蓟的法式蔬菜冻），我们出门散步。

那天很冷，但是没刮风。我们沿着格林街往南，直到那条路变成教堂街，又继续往南走，走过翠贝卡区，走过华尔街，几乎要走到曼哈顿岛的最南端，停下来看着微微起伏的灰色河水。然后我们回头往北走，沿着同样一条路：三一街接教堂街，教堂街接格林街。他一整天都很安静，平静而沉默，我聊着我当义工那个职业介绍所的一个中年人，比他大一岁左右，是名医生，正在申请就读美国的医学院。

“真是了不起，”他说，“要重新开始很困难。”

“没错，”我说，“但是你也重新开始了，裘德。你也很了不起。”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别开目光。“我是认真的。”我说。我想起他自杀未遂出院后大约一年，他跟我们去了特鲁罗。那天我们也出去散步。“我要你告诉我三件事，是你觉得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我们坐在沙滩上，我这样对他说。他发出一个厌倦的吐气声：两颊鼓满气、再一口吹出来。

“现在不要，哈罗德，”他说。

“别这样嘛，”我说，“说出三件你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然后我就不烦你了。”但他想了又想，什么都想不出来。看他不吭声，我也开始着急。“那就讲三件你做得不错的事。”我修改一下，“或是你对自己满意的三件事。”修改到这个时候，我几乎在乞求了。“任何事情，”我告诉他，“什么都行。”

“我长得高，”他终于说，“总之算高吧。”

“长得高是好事。”我说，虽然我希望是别的，有关性格的。不过我决定接受这个回答。就连这个，他都花了那么多时间才想出来。“还有两个。”但他再也想不出来了。我看得出他懊恼又难为情，最后我终于算了。

这会儿，当我们走过翠贝卡区时，他漫不经心地提起，事务所里问他是否愿意接任主席。

“老天，”我说，“太棒了，裘德。老天。恭喜啊。”

他点了一下头。“但我不会接。”他说。我大吃一惊。在他为那个他妈的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付出这么多，花了那么多个小时、那么多年之后，他居然不接任主席？他看着我。“我以为你会很高兴的。”他说，我摇摇头。

“不，”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从这份工作中得到多少满足感。我不希望你觉得我不认同你、不以你为荣。”他什么都没说。“你为什么不接呢？”我问他，“你会做得很好的，你天生是这块料。”

他皱了一下脸（我不确定为什么），然后别开头。“不了。”他说，“我不认为我会接。据我所知，找上我的这个决定其实也有些争议。何况……”他说到一半停下来。不知怎的，我们已经停下来了，好像讲话和走路这两个活动不能并存，我们就在这冷天中站了一会儿。“何况，”他继续说，“我想我再过一年就会辞职了。”他看着我，仿佛在等我的反应，然后他抬头看着天空，“我想或许我会去旅行。”他说，但他的声音空洞、毫无喜悦，好像他要被征召、派驻到一个他不太想去的遥远地方。“我可以离开。”他说，几乎是自言自语，“有好多地方我该去看看。”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一直瞪着他。“我可以跟你去。”我低声说，他回过神来看着我。

“没错。”他说，一副宣告的口吻让我安心了，“没错，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或者你们两个可以跟我约在某些地方会合。”

我们又往前走。“我不想太耽误你当世界旅人的第二人生。”我说，“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再考虑一下罗森·普理查德提议的职位。或许做个几年，然后搭私人喷射机到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莫桑比克，或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知道如果他接受了主席职位，就不会自杀了；他太有责任感了，不可能留下没完成的摊子给别人收拾。“好吗？”我鼓励他。

他笑了，那种熟悉、开朗、美丽的微笑。“好吧，哈罗德，”他说，“我保证我会再考虑。”

我们离家只剩几个街区了，我才发现我们刚好走到利斯本纳街。“啊老天。”我说，想充分利用他的好心情，让我们两个都保持高昂的情绪，“来到我所有噩梦的基地了：全世界最丑的公寓。”他大笑起来，我们右转离开教堂街，沿着利斯本纳街走了半个街区，直到站在你们以前那栋公寓大楼前。有好一会儿，我一直大声抱怨着这个地方，讲个不停，说这里有多恐怖，为了效果夸张又渲染，好听他大笑抗议。“我老担心会发生火灾，把你们那户烧光光，害得你们两个被烧死。”我说，“我还梦到自己接到急救人员的电话，说他们发现你们两个被一堆老鼠咬死。”

“没有那么糟糕啦，哈罗德，”他微笑，“其实呢，这个地方有我非常珍爱的回忆。”他的心情又转变了，我们站在那里，瞪着那栋大楼，想到你，想到他，还从这一刻往前推、直到我认识他的那一刻。当时他那么年轻，年轻得不得了，只是我众多学生之一，超级聪明，脑子灵光，但也就如此而已。我绝对想象不到他有一天会变得对我这么重要。

然后他也想让我开心一点，我们都在为对方表演。他说：“我跟你说过那回我们从屋顶跳下来，跳到卧室外头的防火梯上吗？”

“什么？”我问，真的吓到了，“没有，你没说过。要是说过的话，我想我会记得的。”

尽管我从没想到他会变得对我这么重要，但我知道他会怎么离开我：就算我一再希望、一再恳求、一再暗示，还有威胁和异想天开，但我就是知道。五个月后，六月十二日（不是什么特殊的周年纪念日，就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日子），他离开了。我的电话响起，时间不是晚得离谱，事后回想起来也看不出任何预兆，但当时我知道，我就是知道。电话另一头是杰比，他呼吸不稳，非常急促，而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他死于53岁，离满53岁还不到两个月。他把空气注射到动脉里，让自己中风。虽然安迪跟我说他应该死得非常快，没有痛苦，但我后来上网查，发现安迪没跟我说实话：那表示他用一根针头粗得像蜂鸟喙的注射针，朝自己扎了至少两次，而且会痛苦不堪。

最后我终于去了他那间公寓，里头很整洁，他的书房里堆着一箱箱东西，冰箱被清空了，他的遗嘱和留下的信件叠放在餐厅的桌上，像是婚礼的座位卡。理查德、杰比、安迪，你和他所有的老朋友都陆续赶来。我们走来走去，彼此招呼、交谈，震惊却又不是那么震惊，只惊讶我们居然会这么惊讶、这么难过、这么挫败，尤其是这么无助。我们漏掉了什么吗？我们可以做什么改变这个结果吗？他的葬礼来了好多人，有他的朋友、你的朋友和这些朋友的父母及家人，有他的法学院同学，有他的客户，有那个非营利艺术团体的员工和赞助人，有那个慈善厨房的委员会成员，有一大堆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过去跟现任员工。梅瑞迪丝也带着几乎完全糊涂的吕西安过来（残酷的是，他还活到现在，不过已经住进康涅狄格州的一家老人院），还有我们的朋友，以及我没想到的一些人，像基特、埃米尔、菲丽帕和罗宾。葬礼过后，安迪过来找我，哭着坦承，他觉得事情真正不对劲，是从他告诉他自己准备退休开始的，说都是他的错。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安迪打算退休，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安慰他，说不是他的错，完全不是，说他一直对他很好，而我一直信任他。

“至少威廉不在了，”我们彼此安慰，“至少威廉不会看到这个。”

当然——如果你还在的话，他不也还会活着？

我没办法说我没想到他会死，但我可以说，当时有太多我没想到的事情，一点都没想到。我没想到安迪会在三年后死于心脏病发，也没想到过了两年，理查德会死于脑肿瘤。你们都那么年轻就死了：你、马尔科姆、他。伊利亚是60岁中风过世；西提任也是60岁，死于肺炎。到最后只剩下杰比，加里森的房子留给了他，现在我们还常见面——在加里森、纽约市区或剑桥市。杰比现在有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是个很好的人，叫托马斯，是苏富比拍卖公司的日本中世纪美术专家，我们非常喜欢他；我知道你和他也会非常喜欢他的。我当然为自己、为我们夫妻难过，但我最常为杰比感到难过。他失去了你们三个，只剩他自己面对老年的开始，他当然有新朋友，但大多数成年前认识的朋友都没了。至少我是在他22岁认识他的；或许中间有时疏远，但那些疏远的年代，我们都不去算了。

现在杰比61岁，我84岁了。而他已经过世六年，你也过世九年了。杰比最近的一次个展名叫“裘德，孤单”，里头有十五件画作，只画了他，描绘杰比想象中、你死后那段时间的一些时刻：在那近三年里，他设法在没有你的世界撑下去。我试过了，但我实在没办法看那些作品；我试了又试，但就是没办法。

还有其他事情是我原先没想到的。他当初猜得没错，我们搬到纽约完全是为了他，所以处理完他的遗产后（理查德是他的遗嘱执行人，我也帮了忙），我们就搬回剑桥市的家，离我们的老友近一点。之前我做了太多整理和分类的工作——我和理查德、杰比、安迪一起处理了他所有的私人文件（并不多）和衣服（看着他的西装越来越窄，真是让人心碎），还有你的衣服；我们一起看过你在灯笼屋的档案，花了很多天，因为我们总是停下来哭或大喊或传阅一张我们没人看过的照片。等我们回到剑桥市的家，整理东西成了一种本能。有个星期六，我坐下来清理书柜，这个计划一开始充满野心，但很快我就失去了兴趣。此时我发现了一个信封，塞在两本书之间，上头是他的笔迹，写着我们夫妻各自的名字。我打开我的信封，心跳加速，然后看到我的名字——亲爱的哈罗德。阅读他二十几年前在收养那天写的短笺，我哭了，其实是啜泣。然后我把那张光碟放进电脑里，听着他的声音。光是听到那么美的声音，我无论如何就会哭了，但我主要是因为听到他的声音而哭。后来朱丽娅回家看到我，也读了她的那张短笺，我们又哭了一次。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才打开他放在格林街公寓餐桌上留给我们夫妻的那封信。之前我实在没办法鼓起勇气；其实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受得了。但我还是打开来读。那封信有八页，是打字机打印的，那是一份告解：有关卢克修士，有关特雷勒医生，还有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们花了好几天才看完。虽然他写得很简略，但同时也漫长得仿佛永无止境，我们不时得放下来离开，然后彼此打气——准备好了吗？坐下来再看一点。

“对不起，”他写道，“请原谅我。我从来无意欺瞒你们。”

关于那封信，我至今还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还是无法去想。所有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现在都有了答案，而那些答案只会折磨人罢了。他死时孤单得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他死时还觉得该向我道歉，这是最糟糕的；尽管你、我、我们所有爱他的人多年来这么努力，他死时依然固执地相信他小时候被教导的、关于他的一切，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失败了，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失败了。此时是我最经常找你讲话的时候，我会在深夜下楼，站在《威廉听裘德说故事》面前，这幅画现在挂在我们餐桌旁的墙上。“威廉，”我问你，“你的感觉跟我一样吗？你认为他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有资格得到快乐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但他实在有资格得到快乐。可是你只是微笑，不是对着我，而是掠过我，从不回答。此时，我真希望自己相信死后会有某种生活，相信在另一个宇宙里，或许是个小小的红色星球，那里的人没有双腿，只有尾巴，大家都像海豹一样在大气中划着水，那里的空气就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养分，含有无数蛋白质和糖的分子，我们只要张开嘴巴吸入，就可以健康地生存下去，或许你们两个就在那里团聚，在那里漂浮着。也或许他离我更近：或许他是最近开始坐在我邻居房子外头的那只灰猫，我一朝它伸手，它就发出满足的呼噜声。或许他是我另一个邻居最近新养的那只幼犬，在牵绳的一端拉扯着；或许他是我几个月前看到、跑过广场的那个学步小孩，他父母气呼呼地追在后头，他则兴奋地尖叫；或许他是我早以为枯死的那丛杜鹃里忽然绽放出来的那朵花；或许他是那朵云、那道海浪、那场大雨、那阵薄雾。重要的不光是他死了，也不光是他的死法，而是他至死仍然相信的。于是我设法对我见到的万事万物心怀善意，而在我看到的每件事物中，我都看见了他。

但回到当时，我们站在利斯本纳街那天，有太多事情我还不明白。当时，我们只是站在那里，抬头看着那栋红砖楼房，我假装我从来不必替他担心，他也让我假装，包括他可能做出的种种危险行径，他可能让我心碎的种种方式，那些都过去了，都成了故事的材料；过去的时光虽然可怕，但眼前的岁月并不可怕。

“你们从屋顶跳下来？”我又问了一次。“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这是个很棒的故事，”他说，甚至朝我咧嘴笑了，“我会告诉你的。”

“说吧。”我说。

然后，他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