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心一年来都在工会里工作。最近几个月那个工会里的事情渐渐地多起来。虽然宣传部办事的人除他而外，还有两个委员，但大部分的事都要他做，而且他如果不负责，另一派人底意见就会占上风而被采纳了。另外《工人旬刊》底编辑也是他，他还要为这个刊物写作大部分的文稿。工会会所在杨树浦，他住在法租界，相隔太远了，有时候也感到不便，所以他决定搬到杨树浦去。

同时他看出来他对李静淑的爱情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虽然在理智上他认为他不应该爱这个女郎，但事实上他却异常爱她。而且在他底激情得势的时候，他好象非有她就不能生活下去一样。一天不见她，这一天就成了不幸的日子，心神不安宁，生活也就成了苦刑。然而他见了她，他底爱情就生长得更快，而同时理智又来压迫他，使他感到了良心的痛悔。最后他决定：一方面用工作来抑制自己底激情，另一方面极力和李静淑疏远，设法使他底爱情逐渐冷淡。因此搬到杨树浦去就是他底目前的唯一出路了。

张为群代他在杨树浦租了一间后楼，房租每月三元，就在张为群住的那所房子里。一天下午杜大心雇了一辆板车搬运他底行李，自己乘电车到杨树浦去。

这个纺织工人工会有十几个办事员，他们分成了两派：杜大心是一派，王秉钧是另外一派。王秉钧底势力要大些，他虽然只是一个交际委员，但他是某党工人部底职员，又是派到这个工会来的代表，他可以向党部按月去领津贴工会的款子。王秉钧原是一个工厂的学徒.因为人聪明，又常常跟着几个二等伟人东奔西跑，而且同别人办过几个工会，资格既老，经验又多。他加入某党以后，因为他曾从事劳动运动多年，颇受重视，在工人部里当了一个职员。他在工会里也颇有势力，大部分的办事员都是附和他的。

同情杜大心的只有四个人：总书记周百顺，交际委员高洪发，还有张为群和蔡维盛，这两人都是宣传委员。

周百顺、蔡维盛、高洪发三个究竟是有了年纪懂得世故的人，做起事来顾虑很多。他们虽然比较其他的办事员好，但至多也只能做到把工会底事看得和家事差不多有同等的重要。若说为工会作多大的牺牲，在他们是做不到的。而且他们同情杜大心与其说是受了他底思想上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他底人格上的感化。他们不能明白地说出来王秉钧所宣传的“总理主义”和杜大心底“社会主义”哪一种好哪一种坏，但他们却相信杜大心，因为他们以为杜大心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底对人以及说话的态度都是诚恳的。他们也很讨厌王秉钧底骄傲自大。并且王秉钧永远只是那几句话，开口说总理，闭口说总理，差不多三句话内就要夹一个总理。至于总理曾拍过他底肥大的肩膀，也是他常常说起的，有时甚至做出样子好象表示，这个肩膀一经总理拍过之后，就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至于总理究竟曾否拍过他底肩膀，别人并不知道。虽然张为群几次说王秉钧底话不见得可靠，但周百顺他们也并不曾起过疑心，有时候在会议中王秉钧被杜大心或张为群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拍拍那曾经被总理拍过的肩膀，愤愤地说：“总理底意思也是这样。”杜大心自然是一笑置之，而张为群却也不肯相让，有时甚至摹仿着他底动作来讥笑他。然而总理究竟是伟大的，而王秉钧也就伟大了，一般人底意见是如此。所以王秉钧就常常这样地得胜了。

但杜大心也不是完全失败的，有时候他也有一点小胜利。本来中国人有一种特别长处，就是顾面子；工会办事员因为要顾全杜大心底面子，所以在小地方也常常对杜大心让步，使他不至于太失面子。至于宣传部底事，差不多全是杜大心一派人包办，不过王秉钧有时候也要来干涉。

这样的工作使得杜大心痛苦，他觉得他受不下去了，特别是当他诚诚恳恳、披肝沥胆地说出来他所感到而且确实相信的那些话的时候，他只得到王秉钧底鼻子里冷笑的回答，以及众人底冷淡和敷衍的态度。他屡次想不开口，让王秉钧一个人去说，然而他一看到自己所当作爱护的理想被人那般无理地糟蹋了，他底愤怒又使他不能不说话。他明白这样的热辩、这样的愤怒只能戕害他底病弱的身体，并且有几次热辩之后又跟着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脸又红又烧，汗也大出，气也紧了，好象那颗心也要从他底喉咙里跑出来似的。这时候一座的人都沉默了。最难堪的是王秉钧底脸上的似笑非笑的表情。他看见这个，更觉得愤怒，因而咳得更厉害了。他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本来患了肺结核症的人是应该静养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底同志们劝过他，李静淑底劝告更动人。他们都说他还年青，工作和奋斗的日子还长远，他应该顾到将来，不该只顾现在，不要为现在的工作以及无益的自苦毁坏了身子。这样的话自然很有理由，他也不能否认。然而他底热情却毁坏了这一切，他不能够在他所愤恨的事前闭口。他看见可恨的事就要恨，可悲的事就要悲。他纵然明知道这种恨、这种悲是没有好处的，但他自己是不能自主了。一切将来的梦想已不能安舒他底精神，他对于痛苦的现实之感觉是太锐敏了。表面上他常常可以做到异常冷静的地步，其实这冷静正表示着心里痛苦到无可奈何的程度。他底胸中正藏着一颗热烈的心。这颗热烈的心所渴望的正是工作——日夜不息的工作。他正要拿这样的工作来戕害他底身体，消磨他底热情，消耗他底精力，把他弄成麻木不仁，那时候他便可以不再感到那种难堪的锐敏的痛苦了。

然而事实上他底病愈深，他底感觉便愈锐敏，他底痛苦也更难堪了。他那时候的日记中有一页是这样写着的：

我不能爱。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人，我憎恨我自己。

迦尔洵说过：“狼不吃狼，人却欣然地吃人呢！”不错，我每天只见着人吃人的悲剧。人能爱人吗？为什么在一个同样的人的世界中，一边是光明的，热的，而一边却是黑暗的，冷的呢？一些人在热的世界中狂欢，另一些人却在冷的世界中冻死。我们坐视着，我们为将来的人许下了美丽的东西，而对于现在那些快要冻死、饿死的人又怎样呢？什么是将来？所有的将来的希望都在这不死不活的现在中消失了。什么是“梦”？难道“梦”能使饿着、冻着的人满足吗？我们尽管以美丽的梦来安慰人们，然而人们依然是不断地饿死、冻死，被同类摧残而死。对于那些人我们底话还有什么力量！他们会带着憎恨的记忆死去。我要做一个替他们复仇的人。

我恐怖死，然而憎底力量却胜过了死底恐怖。我既然不能为爱之故而活着，我却愿意为憎之故而死。到了死，我底憎恨才会消灭。——五月二十八日。

杜大心底另一个痛苦底原因就是他对李静淑底爱情。他在六月六日的日记里也写着：

今晚到李冷家。冷出去了。我和静淑谈到各人将来的希望。她底话很使我感动。她对我底信仰很赞同，不过她不赞同用暴力革命的方法。自然我底偏于憎的主张是她反对的。她说她们兄妹已决心脱离资产阶级的生活，准备不久即实行到民间去，宣传爱之福音，救济人民（她底哥哥刚在大学毕了业）。这一席话把我缚得更紧了。

她今晚对我特别表示好感，对我底病又很关心，我把工会中办事的困难和我底痛苦告诉她，她恳切地安慰我。她底可爱的大眼中的确含了一眼的泪珠。她为我而哭！我感激她。我感到女性底温柔，我感到了女人底灵魂深处有一种极其高贵的东西，这是我们男子所没有的。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深深地觉得在她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孩子。我想的只是：如果我能在她底灵魂深处占一个位置，一切的代价我都甘愿付出。如果在那时候，她向我叫道：“去，那里是海，你跳下去！”我就会立刻跳下去的。然而事实上她却只说：“去罢，杜先生，你可以回去了。你不要再拿憎恨来苦恼自己。你记着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总是有一个人同情你的。”这是什么意思？……

她也许会爱我，也许已经爱上我了。我自己要用全心灵来爱她。……然而我现在没有资格爱人了。我今晚在她家里的时候，我完全被她征服了，完全违反了自己底意志。我为什么要爱她？为什么还要爱她？我自己不是屡次立过誓不爱女人吗？我所负的责任乃是担起人间的恨和自己底恨来毁灭这个世界，以便新世界早日产生。我应该拿自己底痛苦的一生做例子，来煽起人们底恨，使得现世界早日毁灭，吃人的主人和自愿被吃的奴隶们早日灭亡。这样泪海才得填平，将来幸福世界的人底血液里才不致混入现代人底毒汁。这样的工作自然不是我所能完成的，然而至少我要做一个开路的先锋。我如果为着一个女子，就抛弃了自己底工作，去享受人间的幸福，或者去为她牺牲一切，那么，我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从前的话都成了空谈吗？我自己应该努力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凡我用笔写过的，我都应该拿行为表现出来。我要珍爱我底痛苦，用痛苦来洗净自己底罪恶，努力做一个纯洁的人。我当竭力想法消灭对她的爱情。

以后不应该再到静淑家去了。——六月六日。

但六月九日和十五日的日记里又有下面的话：

昨天和今天都到静淑家去过了。我不是早说过不去吗？然而我不能不去，我已经做了我底爱情和激情底奴隶了。不看见她，我简直不能过日子；见着她虽使我因良心上的痛悔而更感痛苦，但我觉得非此不能满足。

她分明是一个爱之天使，多么纯洁，多么温柔！我爱她，我应该爱她。我为什么又不应该爱她呢？然而爱了她，我怎么能使她幸福？又怎么有余力来为我的信仰尽力？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六月九日。

我觉得我应该到她家去！我应该爱她！是的。我为什么不到她家去呢？为什么不应该爱她呢？……以后又怎么办呢？到底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六月十五日。

杜大心底悲剧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