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道路就此确定，不妥协，不退让。

相应的结果也很确定，皇太极带着兵，再次攻入关内，开始抢掠。

这次入关的，可谓豪华阵容，清朝最能打的几个，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全都来了，只用三天，就打到密云，京城再度戒严。

要对付猛人，只能靠猛人，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同时，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山东的刘泽清进京拉兄弟一把，总之，最能打仗的人，他基本都调来了。

但问题在于，祖大寿、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有个问题——不大服管，特别是祖大寿，自从袁崇焕死后，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当然，他也不服管。

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崇祯很愤怒，后果不严重，毕竟能打的就这几个，你要把他办了，自己提着长矛上阵?

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

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战功多，威望高，威到祖大寿等猛人服气，且就在京城附近，说用就能用。

满足以上条件的唯一答案，是卢象升。

崇祯十一年(1638)，卢象升到京城赴任。

他赶到京城，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到，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

你想干嘛?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尚在奔丧，所以没穿制服，披麻戴孝，还穿着草鞋。如果这身行头进宫，皇帝坐正中间，他跪下磕头，旁边站一堆人，实在太像灵堂。

换了身衣服，见到了崇祯，崇祯问，现在而今，怎么办?

卢象升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只说了一句话：主战!

站在他身边的这两人，分别是杨嗣昌、高起潜。

这个举动的意思是，知道你们玩猫腻，就这么着!

据说当时杨嗣昌的脸都气白了。

崇祯倒很机灵，马上出来打圆场，说和谈的事，那都是谣传，是路边社，压根没事。

卢象升说，那好，我即刻上阵。

第二天，卢象升赴前线就任，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了崇祯送来的战马、武器。

其实崇祯送来这些东西，只是看他远道而来，意思意思。

然而卢象升感动了，他说，以死报国!

就如同九年前，没有命令，无人知晓，他依然率军保卫京城。

他始终是个单纯的人几天后，卢象升得知，清军已经逼近通州，威胁京城。

当时他的手下，只有三万多人，大致是清军的一半，而且此次出战的，都是清军主力，要真死磕，估计是要休息的，所以大多数识时务的明军将领都很消停，能不动就不动。

然而卢象升不识时务，他分析形势后，决心出战。

卢象升虽然单纯，但不蠢，他明白，要打，白天是干不动的，只能晚上摸黑去夜袭。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士兵出发前，他下达了一条名垂青史的军令：

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

趁着夜色，卢象升向着清军营帐，发起了进攻。

进攻非常顺利，清军果然没有提防，损失惨重，正当战况顺利进行之时，卢象升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后军没有了。

按照约定，前军进攻之后，后军应尽快跟上，然而他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后军，虽然现在还能打，但毕竟是趁人不备，打了一闷棍，等人家醒过来，就不好办了，无奈之下，只能率前军撤退。

卢象升决定夜袭时，高起潜就在现场。

作为监军太监，高起潜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他只是说，路途遥远，很难成功，卢象升坚持，他也就不说了。

但这人不但人阴(太监)，人品也阴，暗地里调走了卢象升的部队，搞得卢总督白忙活半天。

差点把命搭上的卢象升气急败坏，知道是高起潜搞事，极为愤怒，立马去找了杨嗣昌。

这个举动充分说明，卢总督虽然单纯，脑袋还很好使，他知道高起潜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且文化低，没法讲道理，要讲理，只能找杨嗣昌。

在杨嗣昌看来，卢象升是个死脑筋，没开窍，所以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卢象升上了堂思想教育课，告诉他，议和是权宜之计，是伟大的，是光荣的。

卢象升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杨嗣昌闭上了嘴。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单纯的卢象升，有时似乎也不单纯。

“我手领尚方宝剑，身负重任，如果议和，当年袁崇焕的命运，就要轮到我的头上!”

袁崇焕这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讲政治，相比而言，卢象升很有进步。

九年前，他在北京城下，亲眼看到了袁崇焕的下场，那一幕，在他的心里，种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很清楚，如果议和，再被朝里那帮言官扯几句，汉奸叛徒的罪名，绝对是没个跑与其死在刑场，不如死在战场，他下定了决心。

杨嗣昌也急了，当即大喝一声：你要这么说，就用尚方宝剑杀我!

卢象升毫不示弱：

要杀也是杀我，关你何事?如今，只求拼死报国!

杨嗣昌沉默了，他明白，这是卢象升的最后选择。

卢象升想报国，但比较恶搞的是，崇祯不让。

事实上，卢象升对形势的分析是很准确的，因为夜袭失败，朝廷里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正准备弹劾他，汉奸、内奸之类的说法也开始流传，如果他同意和谈，估计早就被拉出去一刀了。

更麻烦的是，崇祯也生气了，因为卢象升上任以来，清军依然嚣张，多处城池被攻陷，打算换个人用用。

此时，一位名叫刘宇亮的人站了出来，说，我去。

刘宇亮，时任内阁首辅，朝廷重臣，国难如此，实在看不下去，极为激动，所以站了出来。

崇祯非常高兴，大大地夸奖了刘大人几句。

等皇帝大人高兴完了，刘大人终于说出了话的下半句：我去，阅兵。

崇祯感觉很抑郁，好不容易站出来，搞得这么激动，竟然是涮我玩的?

其实这也不怪刘首辅，毕竟他从没打过仗，偶尔激动，以身报国，激动完了，回家睡觉，误会而已。

但崇祯生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他决定让刘首辅激动到底，一定要他去督师。

关键时刻，杨嗣昌出面了。

杨嗣昌之所以出头，并非是他跟刘首辅有什么交情，实在是刘首辅太差，太没水平，让这号人去带兵，他自己死了倒没啥，可惜了兵。

所以他向皇帝建议，刘首辅就让他回去吧。目前在京城里，能当督师的，只有一个人。

崇祯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不想用。

杨嗣昌坚持，这是唯一人选。

崇祯最终同意了。

三天后，卢象升再次上任。

此时，清军的气势已经达到顶点，接连攻克城池，形势非常危急。

然而卢象升没有行动，他依然按兵未动。

因为此时他的手下，只有五千人，杨嗣昌讲道理，高起潜却不讲，阴人阴到底，调走了大部主力，留下的只有这些人。

打，只能是死路一条，卢象升很犹豫。

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高阳失陷了。

高阳，位处直隶(今河北)，是个小县城，没兵，也没钱，然而这个县城的失陷，却震惊了所有的人。

因为有个退休干部，就住在县城里，他的名字叫孙承宗。

他培养出了袁崇焕，构建了关宁防线，阻挡了清军几十年，熬得努尔哈赤(包括皇太极)都挂了，也没能啃动。无论怎么看，都够意思了。

心血、才华、战略、人才，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已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然而，他终将把报国之誓言进行到人生的最后时刻。清军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七十六岁，城内并没有守军，也没有将领，更没有粮草，弹丸之地，不堪一击。

很明显，清军知道谁住在这里，所以他们并没有进攻，派出使者，耐心劝降，做对方的思想工作，对于这位超级牛人，可谓是给足了面子。

而孙承宗的态度是这样的，清军到来的当天，他就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上了城墙，开始坚守。 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百姓，无一人逃亡，准备迎敌。

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想起黄道周，想起后来的卢象升，想起这帮顽固不化的人，正如电影集结号里，在得知战友战死的消息后，男主角叹息一声的那句台词：

老八区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都他妈死心眼。

黄道周和孙承宗应该不是教导队出来的，但确实是死心眼。

这种死心眼，在历史中的专用称谓，叫做——气节。

失望的清军发动了进攻，在坚守几天后，高阳失守，孙承宗被俘。

对于这位俘虏，清军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希望他能投降，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被拒绝之后，他们毫无意外，只是开始商量，该如何处置此人。

按照寻常的规矩，应该是推出去杀掉，成全对方的忠义，比如文天祥等等，都是这么办的。

然而清军对于这位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崇拜到了极点，所以他们决定，给予他自尽的权利。

孙承宗接受了敌人的敬意，他整顿衣着，向北方叩头，然后，自尽而死。

这就是气节。

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举国悲痛。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二十日，听说此事的卢象升，终于下定了决心。

此前，他曾多次下令，希望高起潜部向他靠拢，合兵与清军作战，但高起潜毫不理会。而从杨嗣昌那里，他得知，自己将无法再得到任何支援。他的粮草已极度缺乏，兵力仅有五千，几近弹尽粮绝。

而清军的主力，就在他的驻地前方，兵力是他的十倍，锋芒正锐。

弄清眼前形势的卢象升，走出了大营。

和孙承宗一样，他向着北方，行叩拜礼。

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部下，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作战多年，身经几十战，无一败绩，今日弹尽粮绝，敌众我寡，而我决心已定，明日出战，愿战着随，愿走者留，但求以死报国，不求生还!

十二月二十一日，卢象升率五千人，向前进发，所部皆从，无一人留守。

出发的时候，卢象升身穿孝服，这意味着，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

前进至巨鹿时，遭遇清军主力部队，作战开始。

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根据史料推断，至少在三万以上，包围了卢象升部。

面对强敌，卢象升毫无畏惧，他列阵迎敌，与清军展开死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战况极为惨烈，卢象升率部反复冲击，左冲右突，清军损失极大。

在这天临近夜晚的时候，卢象升明白，败局已定了，他的火炮、箭矢已经全部用尽，所部人马所剩无几。

但他依然挥舞马刀，继续战斗，为了他最后的选择。

然后，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他非常顽强，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奋战。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但他还是死了，负伤力竭而死，尽忠报国而死。

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卢象升虽然位高权重，却很年轻，死时，才刚满四十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的一名亲兵为了保住他的尸首，伏在了他的身上，身中二十四箭而死。

他所部数千人，除极少数外，全部战死。

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气节。

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卢象升是个很特殊的人，他虽率军于乱世，却不扰民、不贪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从不妥协。

中庸有云：

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钦佩这样的人。

记得不久前，我去央视对话节目做访谈，台下有问观众站起来，说，之前一直喜欢看你的书，但最近却发现了个问题。

什么问题?

之前喜欢看，是因为你写的历史很幽默，很乐观，但最近发现你越来越不对劲，怎么会越来越惨呢?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应该改变一下，这么写，比如崇祯没有杀袁崇焕，皇太极继位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了，接班的多尔衮也没蹦几天，就被孝庄干掉了，然后孤儿寡母在辽东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李自成进入山林后，没过几天，由于水土不服，也都过去了。

然后，伟大的大明朝终于千秋万代，崇祯和他的子孙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是的，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从来就不幽默，也不乐观，而且在目前可知的范围内，都没有什么大团圆结局。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它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它都无法改变。

它不是观点，也不是议题，它是事实，既成事实，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

我感觉自己还是个比较实诚的人，所以在结局即将到来之前，我想，我应该跟您交个底，客观地讲，无论什么朝代的史书，包括明朝在内，都不会让你觉得轻松愉快，一直以来，幽默的并不是历史，只是我而已。

虽然结局未必愉快，历史的讲述终将继续，正如历史本身那样，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将延续特长，接着幽默下去，不保证你不难受，至少高兴点。

忽悠正如以往，清军没有长期驻守的打算，抢了东西就跑了，回去怎么分不知道，但被抢的明朝，那就惨了。

首先是将领，卢象升战死，孙传庭、洪承畴全都到了辽东，准备防守清军，我说过，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没办法，不拆房子就塌了。

其次是兵力，能打仗的兵，无论是洪兵，还是秦兵，都调到辽东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东墙补上了，西墙塌了。

说起忽悠这个词，近几年极为流行，有一次我跟人聊天，说起这个词，突然想起若有一天，此词冲出东北，走向世界，用英文该怎么解释，随即有人发言，应该是cheat(欺骗)。

我想了一下，觉得似乎对，但不应该这么简单，毕竟如此传神的词，应该有一个传神的翻译，苦思冥想之后，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hereandthere回想过去十几年，自打学习英语以来，我曾翻译过不下两篇英语文章，虽然字数较少(三百字左右)，但回望短暂的翻译生活，我认为这个词是最为恰当的。

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

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有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

虽然后来证明，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了，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平定了海乱。

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here 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there招降了张献忠，hereandthere，无本生意，非常高明。

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here不行，或者there 不行，他就不行了。

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

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

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他老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

与此同时，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给他当军师。

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县令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呆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的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中，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书，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入侵，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入侵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县令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类前茅。

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份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

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

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

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

局势大好。 士为知己者死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

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

左良玉回复：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

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

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

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

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

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

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

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头领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缴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印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律，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