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此我可能记错某些事；但我对此的记忆就是这样，我主动去接近汤米的那个下午，当时我正处于这样一种心路历程，不断强迫自己应对各种挑战——几天之后，汤米拦住我的时候，我已经多多少少把这事忘掉了。

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是个什么情况，但在黑尔舍姆，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得接受健康检查——通常都是在主楼顶楼的十八号教室——是个严厉的护士特丽莎，我们管她叫乌鸦脸的，来检查我们。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一群人正沿着中央楼梯上楼去体检，另外一群人刚刚被护士检查完正在下楼。因此楼梯间充满了各种噪音和回声，我跟着前面人的脚后跟，闷头正爬楼呢，突然附近一个声音喊道：“凯丝！”[凯丝是凯西的名字将尾音吞掉，作为昵称。]

汤米就在下楼的人流中，冷不丁在楼梯上停下了脚步，咧开大嘴笑得特别开心，我一看就来气。也许几年以前，如果我们碰到个很高兴遇见的人，可能会流露出这样的表情。但当时我们已经十三岁了，况且这是个男孩子，在很公开的场合碰上一个姑娘。我很想说：“汤米，你怎么就不能成熟点呢？”可我忍住了，说道：“汤米，你挡住大家的路了。我也是。”

他朝上看了一眼，果然上面的楼梯上人群已经被迫停下了脚步。有那么一秒钟他看起来很慌，随后他挤到我身边，贴着墙站住了脚，勉强刚够其他人擦肩而过。然后他说：

“凯丝，我到处找你。我想跟你道歉。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那天我真的不是有意打你的。我做梦都不会想去打女孩子，况且即便我想打，也绝对不会打你。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没事。是意外而已啦。”我朝他点点头，就想走开。可是汤米开心地说：

“衬衫已经没事了。都洗掉了。”

“那敢情好。”

“没打疼你吧？疼不疼，我打的？”

“疼着呢。头部骨折，脑震荡，诸如此类。连乌鸦脸都可能会发现的，要是我还能走到顶楼看到她的话。”

“可是说实在的，凯丝。别生我气，好吗？我太对不起了。真的，真心的。”

最终我对他笑了笑，不带讽刺地说：“你瞧，汤米，那是个意外，现在已经百分百忘掉了。我一点都不记恨你。”

他还是看起来很没把握，可是现在有些高年级的学生在身后推他，喊他快点走。他匆匆对我一笑，拍了拍我肩膀，就像对年纪较小的男孩子那样，然后就挤回了人流中。随后，我开始爬楼梯的时候，听到他从下方朝我大喊：“再见，凯丝！”

我觉得整件事稍微有点难为情，可是这事并没有引来其他人的取笑，也没人八卦；可我必须得承认，要不是那次楼梯上的偶遇，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也不会对汤米的问题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我自己曾见过几次这些状况。但多数是听别人讲的。听到的时候我总是问人各种问题，直到把事情来龙去脉全搞清楚。很多时候是他发脾气，比如有一次据说汤米在十四号教室掀翻了两张课桌，将里面所有东西都丢到地板上，班里其他人都躲到了楼梯间，堵上了房门，以防他出来。还有一次，克里斯托弗先生不得不把他双臂绑到身后，防止他在足球训练中攻击雷吉·D。还有，人人都看得出，当中学二年级的男生们出去跑步的时候，只有汤米一个人没有同伴。他跑得很快，要不了多久就能跟其他人拉开十到十五码[一码约等于零点九一米。]的距离，也许是觉得这样就可以掩盖没人愿意跟他同跑的事实。还有，几乎每天都有流言，说他又遭受什么捉弄了。很多时候都是那些常见的把戏——床上有怪东西，麦片里有虫——可是有一些就显得特别恶意，毫无道理：比如有一次，不知什么人用他的牙刷刷了厕所，刷毛上粘着屎摆在那里等着他。他的块头和力气——我猜还有他那个脾气——使得没人敢当面去欺负他，但是就我的记忆而言，至少在两三个月中，这些恶作剧层出不穷。我以为迟早会有人站出来说做得太过分了，可是情况依然继续，没有人开口。

有一次我试着自己挑起话头，在宿舍里，熄灯之后。到中学之后，我们每间宿舍的人数减少到了六人，因此只剩下我们这个小群体。我们常常在入睡之前，躺在黑暗中，说一些最最亲密的话题。可能会说起一些做梦都想不到要在其他任何地方讲的事，哪怕在运动馆里也不行。于是有天晚上，我提起了汤米。我没有多说，只是概括讲了他的这些遭遇，说这其实很不公平。我讲完之后，黑暗中出现了一阵古怪的沉默，我意识到大家都在等着露丝的反应——通常任何有点为难的情况出现时，大家总是这样。我等待着，然后听到房间里露丝那个方向传来一声叹息，她说：

“你说的有道理，凯西。这样不好。可是如果他想要这种事停止，就得改变自己的态度。春季交换活动他什么都没带。下个月的活动他有准备东西么？我觉得肯定也没有。”

这里我应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在黑尔舍姆的交换活动。每年四次——春、夏、秋、冬——我们都会举办一个大型展销会，卖过去的三个月中我们创作的东西。油画、素描、陶器以及随便当天喜欢什么素材，就拿来做的雕塑——可能是砸坏的铁盒，插进硬纸板的酒瓶把儿什么的。你每放一件东西进去，可以得到交换币——由导师判定你的某件杰作价值几何——然后到了交换日当天，你就拿着你的交换币，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规则是你只能买跟自己同年的学生作品，可是这样我们还是有很多选择，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三个月内会很高产的。

现在回望从前，我能明白为什么交换活动对我们那么重要。首先，这是我们除了拍卖会之外——拍卖会是另外一桩事，后面我再讲——唯一能够建立个人收藏的机会。比如说你想装饰自己睡床周围的墙壁，或者想要件物品放在包里，不论走到哪个房间，都可以摆出来放在书桌上，那么你就可以在交换活动中找到这些东西。现在我也终于明白，这种交换活动是如何对我们所有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仔细想想看，你需要依赖彼此，来制造各种有可能成为属于你的宝贝——这注定会对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影响。汤米的事就很典型。很多时候，你在黑尔舍姆的名声、得到的尊重和爱戴，都取决于你多么擅长“创作”。

几年前，我在多佛的康复中心照顾露丝的时候，我们俩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一起回忆起这些事情来。

“就是这样的事，才让黑尔舍姆显得那么特别，”有一次她说，“我们受到鼓励，要珍惜彼此的作品。”

“的确，”我说，“可是有时候，我现在回想起交换活动的话，时常会觉得有些地方很奇怪。比如诗歌。我记得我们是允许交诗歌的，用来代替素描或者油画。奇怪的是我们都觉得这样很好，我们觉得这很合理。”

“为什么不呢？诗歌是很重要的。”

“可我们那都是些九岁小孩的玩意儿，可笑的几行小诗，拼写错误百出，写在练习册上。我们都愿意把宝贵的交换币拿出来，去交换一本写满这种东西的练习册，而不要别的真正好看的东西，可以贴在床边的。如果我们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的诗作，我们干吗不直接去借来，花上随便哪个下午的工夫自己抄写一遍呢？可你记得当时的情形。到了交换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呆呆地站在那里，在苏西·K的诗和杰克做的那些长颈鹿之间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杰克的长颈鹿，”露丝说完不禁大笑，“做得好美。我有过一个的。”

我们这番对话发生在一个夏日傍晚的美好时分，坐在她康复室的小阳台上。那是她第一次捐献之后的几个月，当时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我总是精心安排傍晚去看望她的时间，就是为了能跟她一起，在外面度过那半个小时，望着层层的屋顶之外，夕阳慢慢落下。你可以看到许多天线以及卫星接收器，有时候正前方很远的地方，还能看到闪亮的一条，那是大海。我会带去矿泉水和饼干，我们就坐在那里，想到什么聊什么。当时露丝住的那家中心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如果我最后要在那里完结，我一点都不会介意。康复室很小，但设计很好，很舒适。一切——墙壁和地板——都铺着亮晶晶的白瓷砖，中心把这里打扫得很干净，因此你刚进去的时候，几乎像是进了一间装满镜子的大厅。当然很多时候你并不能真的看到自己的倒影，但你几乎总是感觉能够看到。当你抬起胳膊，或是床上有人坐起的时候，你就能感到这样苍白的、影子似的动作反射在周围的瓷砖上。在那家康复中心里，露丝的房间还有些巨大的玻璃拉门，因此她躺在床上就很容易能够看到外面。哪怕她头倒在枕头上，仍然可以看到一大片天空，而且如果天气够暖，她就可以走出去到阳台上，尽情享受新鲜空气，想要多少有多少。我很喜欢去那里看她，喜欢我们之间那些漫无方向的闲聊，从夏天到初秋，一起坐在那个阳台上，说起黑尔舍姆，后来住过的农舍，以及各种浮上脑海的记忆。

“我想说的是，”我又继续说道，“在我们那个年纪，我们十一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对彼此的诗歌有兴趣。可你记得么，像克里斯蒂那样的？克里斯蒂写诗的声望可高了，为此我们都特别敬仰她。甚至是你，露丝，你都不敢随便支派克里斯蒂。就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她写诗写得很棒。可我们对于诗歌一无所知。我们不懂诗歌。这很奇怪。”

可是露丝没明白我的意思——不然就是她故意逃避。也许她是决心要把我们记成比实际更为成熟的样子。再不然也许她能感觉到我想把谈话带到什么方向，却又不希望我们朝那边聊。总之她长叹一声，又说：

“我们都认为克里斯蒂的诗写得特别好。可我不知道若是拿到现在，我们会觉得如何。真希望现在我还留着一点，我很想知道我们现在会怎么看。”随后她笑了，说：“我倒是还保存着彼得·B的几首诗。但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一定是喜欢过他。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我会买他的诗。那些诗写得愚不可及，太自以为是了。但是克里斯蒂是真好，我记得她的诗很好。有趣的是，她一开始画画就完全放弃了诗歌。可她画画绝对没有写诗那么好。”

可是让我回到汤米的话题。当时在我们的宿舍里，熄灯之后露丝所说的那些，汤米如何自己招来麻烦的话，大概也是当时黑尔舍姆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当她说起自己那些往事的时候，我躺在那里，才想到他这样有意不努力的态度，早在小学时就已经开始不断产生影响了。这时我才带着一丝寒意想明白，汤米遭受着他所遭受的这种待遇，已经不是几周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几年来一直如此。

我和汤米不久之前还谈过此事，他讲起自己这些麻烦的开始，也验证了我那天晚上的想法。据他说，事情开始是一个下午，在杰拉尔丁小姐的美术课上。汤米告诉我说，那天之前他还一直很喜欢画画。但那天在杰拉尔丁小姐的课堂上，汤米画了一张水彩画——是一只大象站在很高的草丛里——所有的事都是从这幅画开始的。他声称这幅画是个玩笑。那时候我问了他很多问题，我疑心真相跟那个时代的许多事一样：你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就只是这么做了。你这么做是因为你觉得可能会赢得笑声，或者你想看看能否引起一点骚动。而过后当别人要你解释的时候，事情似乎毫无道理可言。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汤米并没有像这样说，但我敢肯定事情就是这样。

总之，他画了幅大象，这正是一个比我们小三岁的孩子可能会画出来的那种作品。他统共前后只用了二十分钟，当然博得大家一笑，但却不完全是他所期望的那种回应。即便如此，这本来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是个大大的讽刺，我觉得——如果当天上课的老师不是杰拉尔丁小姐的话。

在我们那个年纪，杰拉尔丁小姐是所有人都最喜欢的导师。她很温柔，讲话和软，你需要安慰的时候她总能安慰你，哪怕你做了坏事，或者被其他导师批评了。如果她本人不得不批评你，那么接下来的几天里，她都会对你多加注意，仿佛她欠了你什么。汤米运气不好，那天是杰拉尔丁小姐上艺术课，而不是比如罗伯特先生，或者艾米丽小姐亲自来——她是校长，经常上艺术课。如果上课的老师是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位，汤米可能会受到一点批评，他可能会报之以鬼脸假笑，其他人最坏也只会把这事当成是个没意思的笑话。甚至可能会有些学生觉得他挺滑稽，像个小丑。可是杰拉尔丁小姐就是杰拉尔丁小姐，事情没有这样发展。相反，她尽可能地怀着善意和理解去观看这幅画。也许她猜测汤米可能会遭到其他同学的责备，她就尽量找补，做得有些过分了，甚至找理由来称赞他，还指给全班看。敌意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离开教室之后，”汤米记得，“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讲怪话。他们根本不在乎我听得到。”

我猜想，早在他画那幅大象之前，就已经觉得自己有些跟不上——尤其他画的画，就像是比他低好几年级的孩子的水平——于是他就尽可能地遮掩，故意画一些幼稚的作品。但是在那幅大象画之后，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了，如今大家都看着他，下一步会怎么做。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的确是很努力，但是每当他开始做点什么，周围就会充满讥笑和嘲讽。实际上，他越是努力，做出的成果就越好笑。因此过了不久汤米就退回了最初的抵御策略，画一些故意显得幼稚的画作，这些作品明摆着说他完全不在乎。从那开始，情形越陷越深。

一度他只是在艺术课上需要忍受——可这也够受的，因为我们小学时代艺术课很多。但后来越搞越大。玩游戏的时候他落单，吃晚餐的时候男孩子们拒绝挨着他坐，或者在宿舍里，熄灯之后他讲话的时候，别人假装没听到。开始还没有那么残酷。可能会有几个月都平安无事，他都以为整件事已经完全过去了，然后他做了什么——不然就是他的对头之一，比如亚瑟·H做了什么——又会让一切重新开始。

我不确定他的脾气大发作是从何时开始的。在我自己的记忆中，汤米一直就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从婴幼儿时代就是，但他告诉我说，只是在那些作弄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他的脾气才开始发作。总之，恰恰是他这种脾气大发作，才真的让人们变本加厉使劲整他，到了我说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中学二年级的夏天，我们十三岁的时候——这种迫害达到了顶峰。

然后一切就停止了，虽不是一夜之间，但也是很快的变换。就像我所说的，这时候我一直认真观察着整个局面，因此我在大多数人发现之前就看到了迹象。开始是有个阶段的——可能有一个月，也许更久——这些恶作剧仍在持续稳定发生，但汤米没有发脾气。有时候我看得出他马上要发火了，但他还是设法控制住了自己；还有些时候，他只是心平气和地耸耸肩，或是做出一副完全没注意到的样子。一开始他的这些反应让人失望，也许人们甚至心怀怨恨，因为他没让这些人得逞。后来渐渐地人们自己也厌倦了，这些恶作剧都不用心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任何作弄他的活动了。

这事本身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我还发现了其他的变化。一些小事，比如亚历山大·J和彼得·N跟他一起穿过院子朝操场走去，三个人很自然地聊着天；还有人们提到他名字的时候，声音里那种微妙却又明确的改变。后来有一次，下午的休息时间快结束时，我们一群人坐在离南操场很近的草坪上，男孩子们跟往常一样在踢球。我跟着大家在聊天，但目光一直留意着汤米，我发现他正是赛场上的核心人物。有一次他被别倒了，于是站起身，将球放到地面，他来踢任意球。男孩们散开来准备接球，这时我看到亚瑟·H——是折磨汤米最起劲的人之一——就站在汤米背后几码远，开始模仿他，故意摆出个蠢样子，学汤米脚踩着球，双手扶胯的样子。我认真观察，但其他人完全没有接亚瑟的茬儿。他们一定都看到了，因为所有人的眼睛都望着汤米，等着他开球，而亚瑟就在他正后方——可是没人感兴趣。汤米一脚将球飞过草坪，比赛继续，亚瑟·H也没有再兴风作浪。

这种发展变化让我感到高兴，同时也感到奇妙。汤米的水平并没有真正的变化——他的“创作”声誉一如既往的低。我看得出，他不再发脾气这点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造成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似乎很难摸清。跟汤米本人有关系——他行为举止的样子，讲话时望着别人的眼睛，坦然大方、友好善意——都跟从前不一样，这也反过来影响了周围人们对待他的方式。然而所有这些改变是什么造成的，却模糊不清。

我很好奇，决定下次我们有机会私下交谈的时候，要跟他深入了解一下。不久机会就来了，我在排队打午饭的时候，发现他就在同一个队列中往前几位站着。

我猜这听起来大概有点古怪，但是在黑尔舍姆，午餐排队恰恰是私下聊天的好时机。这跟大厅的声音效果有关系；周围的各种嘈杂和高高的天花板就意味着只要你压低声音，靠近站立，确保旁边的人也全心投入自己的聊天，你就有很高的机会不被别人偷听。不管怎么说，我们其实没有太多选择。“安静的”地方通常最糟糕，因为总是可能会有人路过，距离近得刚好能听到。何况，一旦当你看起来像是要溜出去讲悄悄话，几分钟之内全屋的人似乎都能感觉得到，你就没机会了。

因此当我看到汤米在我前面隔着几位的时候，我就挥手招呼他过来——规矩是不能往前插队，主动退后几位则没问题。他面带愉快的笑容过来了，我们在一起站了一会儿，没说什么——倒不是出于尴尬，而是因为我们要等一等，让汤米退后所引起的兴趣消退再说。然后我对他说：

“这些天你好像心情好多了，汤米。你好像情况好多了。”

“你什么都看在眼里，是不是，凯丝？”他说这话完全没有讽刺的意味，“没错，一切都很好。我过得还不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是找到上帝了还是怎么了？”

“上帝？”汤米似乎呆了一秒钟。随后他笑道：“噢，我明白了。你是说我没有……那么生气了。”

“不光是这个，汤米。你为自己扭转了局面。我一直在观察。所以我才这样问你。”

汤米耸耸肩。“我长大了一点吧，我猜。也许其他人也是。不能总是搞老一套，会厌烦的。”

我没说什么，只是径直不转眼地望着他，直到他再次轻笑起来，说道：“凯丝，你真是穷追不舍。好吧，我猜的确有点缘故。确实发生了一件事。如果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

“好啊，那你接着说。”

“我会告诉你的，凯丝，但你一定不能说出去，可不可以？几个月之前，我跟露西小姐谈过一次话。那之后我感觉好了很多。这很难解释。但她说了些什么，让我感觉好多了。”

“她到底说了什么？”

“这个……其实说来可能有点怪。开始我觉得有点怪。她当时说，如果我不想去创作，如果我真的不喜欢，那也完全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她说。”

“她就这样告诉你的？”

汤米点头，但我已经要转身离开了。

“这是胡说，汤米。如果你要跟我玩这种傻花样，我恕不奉陪。”

我真心感到愤怒，因为我觉得他是在跟我撒谎，而我本该值得他信任。我看到身后隔几位有个我认识的姑娘，于是走到她旁边去了，把汤米一个人落在当地。我看得出他很困惑，垂头丧气，可是我为他担心了好几个月之后，这时的感觉是遭到了背叛，我才不管他什么感受呢。我跟朋友聊了一会儿——我想那是玛蒂尔达——尽量表现得兴高采烈，站队等待的剩余时间里，我几乎不再朝他的方向看了。

但是，当我拿着餐盘朝桌旁走去的时候，汤米来到我身后，很快地说：

“凯丝，我不是逗你玩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给我哪怕半点机会，我都会告诉你的。”

“不要胡说，汤米。”

“凯丝，我讲给你听。午餐之后我要去池塘边。如果你来我就告诉你。”

我有些嫌弃地看了他一眼，没有答话就走开了，但我猜几乎立刻我就开始设想，关于露西小姐的那些话也许并不是他瞎编的。等到我跟朋友们一起坐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努力设法，看之后如何能够趁大家不注意，溜到池塘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