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演员、幻影、蜂巢

六月二十一日早上五点，伯爵站在衣柜前，把手搭在他朴素的灰色西装外套上，正犹豫不决。再过几分钟，他就要到理发店去做每周的例行拜访，然后再去夏里亚宾酒吧与米什卡见面。米什卡的穿着一定没变，肯定还是那件他从一九一三年穿到现在的棕色夹克。所以说，这件灰色的西装外套倒是很合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虑到今天毕竟也是个周年纪念日，所以也就另当别论了。从伯爵上次踏出大都会酒店的大门到今天，已过去整整一年了。

可这样的周年纪念让人如何庆祝呢？或者，该不该庆祝呢？软禁无疑是对人们自由的侵犯，或许还带着些羞辱的成分。所以，无论是从自尊还是从人之常情考虑，这样的周年纪念还是不留下记号的好。

然而……

即便那些身陷困境的人，比方说，迷失在大海上或者被囚禁在监狱中的人，都会想方设法记录一年中流逝的时光。尽管生活中美丽季节的变迁和缤纷的节庆已被日复一日毫无差别的生活所取代，但那些被软禁的人仍知道要在木头上或者监狱的墙壁上刻下三百六十五道凹痕。

为什么他们要绞尽脑汁用各种记号来记录时间呢？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这对他们来说难道不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好吧，首先，它为他们提供了一次想起外面世界的机会，尽管那个世界早已跟他们隔绝开来，但它毕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啊，阿廖沙现在应该能在院子的树上爬来爬去了；万尼亚该上学了吧；而娜佳，亲爱的娜佳呢，很快就要嫁人了……

同样重要的是，仔细地数着日子能让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意识到，他又忍受了、活过了或者打败了艰苦卓绝的一年。无论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力量是坚韧不拔的决心，还是愚昧的乐观精神，那刻出的三百六十五道凹痕都是他们拥有坚强毅力的明证。因为，如果专注力是用分钟，自制力是用小时来衡量的话，那么毅力则是用年来衡量的。或者，如果哲学上的分析不对你的胃口，那我们就简单说吧，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总能找到值得庆祝的事。

于是，伯爵穿上他最好的一件短外套（在巴黎用红色天鹅绒的料子定做的），朝楼下走去。

来到酒店大堂，还没来得及往理发店走，伯爵的目光便被一个从酒店外走进来的如杨柳般摇曳生姿的身影吸引了过去。紧接着，大堂里所有人的眼光都齐刷刷地落到了她身上。这个女人身材高挑，年纪二十出头，两道高高的弯眉，赤褐色的头发——好一个摄人心魂的尤物。她迈着轻快而踏实的步子，朝前台走去。她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她的帽子上有根羽毛在往下飘落，也没有意识到有侍者拖着她的行李在身后跟着。而最吸引众人注意的是她用皮带拴着的两条俄国牧羊犬。

只需朝两条狗看一眼，伯爵就知道它们都是极其健硕的猛兽。它们有着银色的皮毛和细腰身，浑身无处不透着机警和灵敏。它们原本是养来在十月的冷天陪同狂热的狩猎迷们外出聚会和狩猎的。而忙完一天之后呢？它们本该栖身在大庄园的壁炉前，在主人的脚旁蹲着，而不是在酒店大堂里被一位漂亮的女人当成她手中的装饰品。

两条狗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份不公。趁女主人在前台同阿尔卡季讲话之际，它们开始使劲地争来争去，四处乱嗅，试图寻找熟悉的地标。

“老实点！”那位有着杨柳般苗条身段的女人命令道。声音沙哑得令人吃惊。说完，她又将它们猛地一拽。从她的动作看得出，她对皮带上牵着的这两条狗的熟悉程度并不比为她帽子贡献出羽毛的鸟多多少。

见此情景，伯爵只能无奈地摇摇头。他正欲转身离开，却看到了颇好笑的一幕：一道细长的影子突然从一张高背沙发背后跳到了盆栽棕榈树的旁边。这正是我们的库图佐夫元帅在抢占高地，准备对敌人采取行动。两条狗顿时耳朵一竖，一齐把头转了过来，而独眼猫立刻往树干后面躲了过去。过了片刻，意识到两条狗被拴住了，猫才又从棕榈树后面蹿到地板上。这一回它连背都懒得拱，直接张开小嘴，发出咝咝的挑衅声。

两条狗顿时咆哮起来，便往外冲，一直冲到皮带的尽头，导致它们的女主人从前台被拽了开去，连在台子上登记时用的笔都掉在了地上。

“吁，”她大声叫了起来，“吁！”

她显然对驾驭猎犬的指令不熟。听她这么一叫，两条猎狼犬又跳了起来，这一次它们终于从“杨柳”的掌握中挣脱了出来，争先恐后地朝他们的猎物扑了过去。

库图佐夫“嗖”的一下就蹿得没影了。它钻到大厅西面一排座椅底下，接着便朝酒店的大门飞奔，似乎打算逃到街上去。两条狗也毫不犹豫地穷追不舍。而且，它们还选择了钳形攻势：追到盆栽棕榈树跟前时，再从树旁那排座椅的两侧包抄而上，希望能在门口把猫给截住。头一条狗的行进路线上有一盏灯挡住了它的道，立刻被它撞翻在地，顿时火花四溅。而挡在第二条狗路上的则是一只立式烟灰缸，结果它也被狗给撞翻了，烟灰四处弥漫。

正当两条狗越追越近时，库图佐夫（正像这个名字所预示的，它占的是地势之利）忽然决定改变行军方向。它从一张咖啡桌前头抄了过来，然后穿过大厅东面那排座椅朝着楼梯的方向掉头跑去。

不出数秒，两条猎狼犬也觉察出了猫的诡计。倘若专注力是用分钟，自制力是用小时，毅力是用年来衡量的话，那么，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则是瞬息之间的事。因为当两条猎狼犬意识到猫在掉头，于是也试图改变自己的方向，然而，它们脚下，那张铺在大堂里的巨大的东方地毯已经到尽头了。惯性使得两条狗顺着大理石的地面滑了出去，一头撞在刚刚进门的一位酒店客人身上。

一百多英尺以外，在刚才这轮交锋中胜出对手一筹的库图佐夫跳上了数级楼梯，停了下来仔细欣赏了一下自己的杰作，然后走到楼梯的拐角，不见了。

你可以嫌狗吃相难看，可以笑话它们对一个简单的扔树棍游戏百玩不厌，但你永远也无法指责它们有轻易放弃的毛病。尽管猫已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它对酒店楼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但两条狗重新站稳脚跟之后，又立刻咆哮着横穿过大堂，执着地沿着楼梯往上冲去。

可大都会酒店毕竟不是狩猎场。它是个豪华的住所，是为疲惫的人们提供舒适和慰藉的所在。所以，伯爵将舌尖轻轻一卷，发出一声上扬的G大调的哨音。听到哨音，两条狗立刻停止了追逐，并开始绕着楼梯脚转将起来。伯爵又接连发出两声短促的哨音，两条狗便朝伯爵一路小跑过来，然后紧贴着他的脚站住，不再理会那场已经输掉的战争。

“喂，我的孩子们，”他边说边在它们俩的耳朵后好好挠了一挠，“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汪！”两条狗答道。

“啊，”伯爵说，“太可爱了。”

这时，那位苗条的女人已整理好裙子，帽子也扶正了，这才优雅地穿过大堂朝伯爵走过来。多亏了脚上那双法国高跟鞋，她刚好能眼对着眼地平视他。在如此近的距离上，伯爵才发现她比他预想的更美，也更高傲。但他对狗天生的同情心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

“谢谢你，”她说，脸上带着英国女王出动舰队时的那种微笑，“它们怕是品种不好。”

“正好相反，”伯爵答道，“它们俩的品种看上去挺不错的。”

苗条的女人又勉强笑了笑。

“我的意思是，它们俩的举止很没规矩。”

“是，也许是没规矩，但那是人没带好，不是品种的问题。”

苗条的女人一直在打量伯爵，而伯爵也注意到，她额上那弯弯的拱形眉像极了音乐中加强音的记号，也就是那个提示演奏者这一节乐曲要弹得稍微响亮一点的符号。毫无疑问，这当然也道出了这位苗条的女人为什么喜欢大声地发号施令，以及她的嗓音为什么会嘶哑成那样。伯爵刚得出这个结论，苗条的女人也做出了她自己的判断，因为她已经打消了展示魅力的念头。

“看来，怎么带狗比它们自身的品种还重要咯，”她尖酸地说，“照这么说，即使是世界上品种最优良的狗也得拿最短的皮带拴着咯？”

“你得出这个结论我也能理解，”伯爵答道，“但我觉得，最优秀的狗应该让最老练的人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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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之后，伯爵的头发已修得整整齐齐，下巴也刮得干干净净。他走进夏里亚宾酒吧，挑了张角落里的小桌子，等候米什卡的到来。米什卡这次是来参加“拉普”成立大会的。

落座之后他才发现，那位身段苗条的漂亮女人已经换了一身蓝色的长裙，正坐在他座位对面的长凳上。她没把狗带来，酒吧也因此躲过了一劫。她身边的男伴长着一张圆脸，发际线后退得厉害，却把小狗般俯首帖耳的忠诚表现得颇为娴熟。伯爵为自己的评论哑然失笑，这时，他的目光恰好撞上了那位漂亮女人的目光。似乎只是出于偶然，两位成年人都赶快摆出一副没看见对方的样子，一个扭头去看她身边的那条“小狗”，另一位则朝门口望去。说来也巧，米什卡就在这个时候到了，他身上换了件崭新的夹克，胡子也精心修剪过。

伯爵从餐桌后面走上前去，给了他朋友一个拥抱。然后，他没有回到他原先的座位，而是主动把那张凳子让给了米什卡。这个举动看上去既礼貌又合时宜，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背对着那个漂亮女人了。

“嗯，好了，”伯爵双手一拍，说，“喝什么呢，我的朋友？香槟？伊甘庄（也叫滴金酒庄，是波尔多历史最悠久的酒庄之一。）的葡萄酒？晚餐前先来一碟鲟鱼鱼子酱？”米什卡却把头一摇，只点了杯啤酒，然后解释说，他不能留下来吃饭了。

伯爵听了，自然很失望。因为他仔细问过，博亚尔斯基餐厅今晚有一道特色菜——烤鸭，而这道菜由两位老友一起分享是再好不过的。而且，安德烈还答应给他留一瓶八大名庄产的特级红葡萄酒，这酒不但与烤鸭相配，而且会让他们俩再次不可避免地谈论起那个颇不光彩的晚上：伯爵和年轻的男爵夫人一起被锁在罗思柴尔德家族的酒窖里的那整整一夜。

伯爵虽然有些失望，但他从老朋友坐立不安的神色能看出，他也有自己的故事要讲。所以，啤酒一端来，伯爵便问他代表大会进展如何。米什卡拿过一杯酒点头说道，这可是眼下最热门的话题，很快，整个俄国，乃至全世界都会大谈特谈这件事。

“今天的会场从头到尾都没有过鸦雀无声的时候，萨沙，没有人打瞌睡或者摆弄铅笔。因为每个角落里，每一个人都在实实在在地完成工作。”

如果说刚才伯爵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米什卡是出于礼貌和时机的话，那这个举动其实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如果米什卡不是被卡在桌子后面的话，他此刻恐怕早已起身，在酒吧里来回踱起步来。可代表大会究竟干了些什么工作呢？在伯爵看来，它不过是起草了一份《意图宣言》《效忠自白》和《关于团结的公开声明》而已。确实，“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们的团结一致。事实上，团结在一起的不仅有他们中的作家、出版商和编辑，就连石匠、装卸工、焊工、铆工，甚至街头的清洁工都纷纷表达了他们的声援。

代表大会头一天的讨论如此热烈，以至于直到夜里十一点人们才有时间吃晚餐。接着，在一张够六十人围坐的大桌旁，他们亲耳聆听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演说。那儿没有正式的讲台，请注意。当一盘盘食物被端上来之后，米什卡在桌上猛拍了几下，然后便跳到椅子上开讲了。

为了还原当时的真实场面，米什卡甚至试图站到凳子上去，差点把啤酒瓶打翻在地。最后，他总算坐了下来，但还是一边伸出手指在空中挥舞着，一边发表那番演说：

因为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所以四周不由得响起了掌声，还有摔杯子的动静。过了一会儿，见众人逐渐平静下来准备享用各人面前的鸡肉时，一个叫泽林斯基的家伙站到了他的椅子上。

“当然了，泽林斯基的诗我们能不听吗？”米什卡嘴里嘟囔道，“就好像他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高似的。他和牛奶瓶一样高还差不多。”

米什卡又呷了口酒。

“你应该还记得泽林斯基吧。不记得啦？就是在大学比我们低几年级的那位。一九一六年的时候他还戴着个单眼镜片，第二年就改戴水手帽了。好啦，反正你了解那类人，萨沙，那种永远想操纵一切的人。比方说，晚饭后，你们俩还想再坐一会儿以继续之前的讨论，这时，泽林斯基就会宣称自己知道一个地方正适合你们的交谈。于是，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地下室咖啡馆的桌边了。你刚想挑把椅子坐下，他会伸出一只手，抓着你的肩膀，把你领到靠近桌子末尾的座位坐下。若有人要点面包，他便会说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他会说，这里有莫斯科最好的杏仁面包卷。还没容你反应过来，他便已经伸出手打着响指，把服务员叫过来点单了。”

说到这里，米什卡情不自禁地“啪啪啪”连打三记响指。他的动作如此之快，伯爵不得不冲周到的奥德留斯挥挥手，让他回去，因为听到声音的奥德留斯正从酒吧那头赶过来。

“都是他的主意！”米什卡继续轻蔑地说，“他会没完没了地做报告，好像在写诗这件事上他有能力让每个人受到他的启发。可对着坐在他身边的那些易受影响的年轻学生他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全世界的诗人早晚都会拜倒在日本俳句的脚下。拜倒在俳句的脚下。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只知道，”伯爵插了一句，“幸亏荷马没有出生在日本。”

米什卡盯着伯爵看了看，然后大笑了起来。

“是，”他乐得直拍桌子，一边揩着眼泪一边说，“多亏荷马没有出生在日本。我得把这话记下来，回去说给卡捷琳娜听。”

米什卡脸上泛着微笑。他显然十分期待把这个笑话讲给卡捷琳娜听。

“卡捷琳娜？”伯爵问道。

米什卡不经意地伸手去拿啤酒。

“卡捷琳娜·利特维诺夫。我没跟你提过她吗？她是位很有天赋的年轻诗人，基辅人，正在读大学二年级。我们俩都是委员会的成员。”

由于要端起杯子喝酒，米什卡把身体撤了回去。伯爵的身体也往回收了收，因为他想给对面的老伙计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因为今晚的画面已经变得很清晰了。

新夹克，还有精心修剪过的胡子……吃完晚餐还意犹未尽地继续讨论之前的话题……

还有那个叫泽林斯基的家伙，非得把所有人都拽到他自己喜欢的小酒吧去，而且还非得把容易受人影响的年轻女诗人安排在桌子这头，把我们的米什卡安排到另外一头。

米什卡继续讲述着昨晚的情景，伯爵一边听，一边不禁觉得眼前的这一幕真是天大的讽刺：在他们一同寓居在补鞋匠楼上的那些日子里，整天缩在家中足不出户的人是米什卡，而不能和自己的老伙计一起共进晚餐三天两头向对方道歉的人是伯爵；每次一出去便是好几个小时，回来之后大谈特谈酒宴上发生的那些公开或私人的故事，包括一时兴起跑到烛光咖啡馆去的那个人原本也是伯爵。

可伯爵究竟爱不爱听米什卡给他讲昨晚的那场冲突呢？他当然爱听了。尤其是当他听说，到了昨天夜里的最后，这一帮人叫了三辆出租车，正准备往车里爬时，米什卡突然提醒泽林斯基他的帽子忘在咖啡馆了。于是泽林斯基赶紧跑回去取他的帽子，这时，从基辅来的那位卡捷琳娜从她的出租车里欠身朝这边喊道：“这儿，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你跟我们坐一辆车好啦。”

是的，伯爵的确替他朋友的情场风波感到高兴，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半点嫉妒。

半小时过后，伯爵送走了要去参加会议的米什卡。他下一场讨论的内容将决定米制在俄国的命运（而基辅来的那位卡捷琳娜很可能也要参会）。他正准备起身去博亚尔斯基餐厅，打算一个人对付那只烤鸭时，奥德留斯叫住了他。

奥德留斯把一张叠着的字条沿着吧台推了过来，轻声说道：“有人吩咐我把这个转给你。”

“给我？谁啊？”

“乌尔班诺娃女士。”

“乌尔班诺娃女士？”

“安娜·乌尔班诺娃。就是那位电影明星。”

见伯爵仍一脸茫然，调酒师只得提高了音量解释道：“就是刚才您对面桌子坐着的那位。”

“哦，是吗？谢谢。”

奥德留斯回去干活了。伯爵将字条展开，见上面用纤细的字体写着一个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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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敲过208号房门之后，开门的却是位老妇人。后者颇不耐烦地看着他。

“您是？”

“我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正等您呢，进来吧。乌尔班诺娃女士一会儿就出来。”

伯爵本能地想先拿天气开个玩笑，可等他一进门，老妇人却走出屋去，并把门带上了，将他一个人晾在了门口。

208号套房有着威尼斯宫殿的装饰风格，是这层楼最好的住处。尽管已搬去克里姆林宫的不知疲倦的打字员们曾在这里住过，它仍看不出任何磨损和失修的痕迹。大客厅两侧各有一间卧室和休息室，天花板上绘着的全是寓言中的人物，他们正从天上往下俯视。靠墙放的是一张装饰华丽的桌子，上面立着两束布置精美的花——一束马蹄莲，一束长枝玫瑰。事实上，这两束花的奢侈程度不相上下，颜色却又相互冲突。从这点就能看出，它们应该是由两个相互竞争的爱慕者送的。至于第三个爱慕者送什么样的花才算拿得出手，就只能凭人们自己去想象了。

“我马上就出来。”这是从卧室里传来的声音。

“不急。”伯爵回应道。

他话音刚落，屋里忽然响起趾甲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原来是那两只俄国牧羊犬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

“嘿，孩子们！”他边说边亲热地在它们俩耳朵后面挠着。

跟伯爵打过招呼，两条狗便溜达到了那扇俯瞰剧院广场的窗户前。它们将前爪往窗台上一搭，以便看到下面来来往往的车辆。

“罗斯托夫伯爵！”

伯爵转过身，只见女演员穿着黑色的裤子，配着一件乳白色的女式衬衣。这已经是她今天穿过的第三套衣服了。她脸上挂着老熟人之间才有的微笑，一边朝他走近，一边把手递了过来。

“你能来，我很高兴。”

“应该高兴的是我，乌尔班诺娃小姐。”

“这话我不信。但您叫我安娜就好了。”

伯爵刚想作答，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啊，”她说，“来了！”

她走过去把门打开，然后往旁边一让。酒店的客房服务生奥列格从外面进来了。奥列格一见是伯爵，惊得差点将装着晚餐的小推车撞上那两束花。

“把推车靠窗户放着吧。”女演员吩咐。

“是，乌尔班诺娃小姐，”奥列格说。他重新镇定了下来，将那张双人桌布置好，点上一根蜡烛，然后退出门去。

女演员朝伯爵转过身来。

“您用过餐了吗？我今天倒是去过两家餐馆，一家酒吧，可什么都没吃成。我实在饿得不行了。您要不要和我一起吃？”

“当然。”

伯爵替女主人把椅子抽出来，然后在蜡烛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两条狗从它们的窗户边扭头朝这边瞅着。估计它们也没料到会出现现在的这一幕。可它们对人类之间那些变幻莫测的事早已丧失了兴趣，于是纷纷把前爪搁回到地板上，头也不回地朝休息室溜达了回去。

女演员一直目送着它们走开，眼里满是担心的神色。

“我承认我并不喜欢狗。”

“那你为什么还要养它们呢？”

“它们是……别人送的礼物。”

“啊，您的追求者送的。”

她面带讽刺，笑着答道：“其实送条项链就好。”

伯爵回了她一个微笑。

“好啦，”她说，“看看咱们都有些什么吃的。”

女演员把盖在盘子上的银色餐罩揭开来，露出了下面埃米尔大厨做的招牌菜：用黑橄榄、茴香和柠檬烤的整只鲈鱼。

“太棒了。”她说。

伯爵再同意不过。埃米尔把烤箱的温度设在232℃，这样才能保证鱼肉鲜嫩，而且茴香的香味能出来的同时，柠檬片也被烤得焦脆。

“真的吗？去了两家餐厅，一个酒吧，却一口东西都没吃。”

就这样，伯爵进入了开场白。他本打算很自然地让女演员讲讲今天的经历，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帮她盛上一盘食物。可他还没来得及抬手，她便已把餐刀和分食物用的叉子取在了手里。她一边讲述着占去她整个下午的演出，一边把刀尖准确地扎在了鱼的脊柱上，然后斜着将鱼头和鱼尾切掉。接下来，她又娴熟地把叉子插进鱼的脊柱和肉之间，把鱼片剔了下来，再随手拨动几下，把茴香和橄榄又都盛了一些出来，最后还在鱼肉上盖上了一片烤得焦焦的柠檬。女演员将完美装盘的食物递给伯爵，然后将鱼的脊骨剔除，接着为自己盛出了另外一面的鱼片和其他配菜。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她把分派食物的餐具放回到大食盘里后，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酒上。

啊，糟了。她熟练的技艺让一旁的伯爵看得目瞪口呆，他都忘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从椅子里跃身而起，伸手把酒瓶拎了起来。

“可以吗？”

“谢谢。”

伯爵倒着酒，这才注意到这是一瓶法国蒙切榭干葡萄酒。这酒配埃米尔的这道鱼再合适不过。很显然，这又是安德烈的杰作。

伯爵冲着女主人端起了酒杯。

“我不得不说，你刚才剔鱼肉的那两下真够专业的。”

她笑出声来。

“你是在夸我吗？”

“当然是夸你！好吧，至少我的本意是想夸你来着。”

“这样的话，那就谢谢了。可你也别把我想得那么神。我是在黑海边的渔村长大的，所以，织渔网、剔鱼骨之类的活儿我比别人干得多一些。”

“每天晚上都有鱼吃，这样的生活也差不到哪儿去。”

“话是这么说。可如果你住的是渔夫的房子，那你吃的往往也都是卖不出去的。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吃的都是些鲽鱼、鲷鱼之类的。”

“那也都是海产哪。”

“最下等的海产。”

安娜·乌尔班诺娃的回忆完全被打开了来。她向伯爵说起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怎么在黄昏时瞒着母亲，偷偷溜出家门，沿着村里那条弯弯曲曲的斜坡小道来到海边，帮她父亲补渔网。伯爵边听她说边想着，不要轻易对人下结论这话说得还真对。

毕竟，对一个我们在酒店大堂里邂逅了仅一分钟的人来说，第一印象能有多大用处呢？事实上，不管对什么人，第一印象能有多大作用呢？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从音乐的旋律中我们才能了解贝多芬，只有在绘画的技巧和笔触中我们才能认识波堤切利（波堤切利（约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人类生来就有变化无常的天性，他们是如此复杂又如此令人着迷的矛盾体。对他们，我们不仅需要去认真思考，而且得再三地思考。在利用尽可能多的场合和机会同他们充分接触之前，我们断然不要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抱有成见。

就拿安娜·乌尔班诺娃的嗓音来说吧。早先在大堂里，这位女演员急着想管住她的两条猎狼犬，她沙哑的嗓音给人一种飞扬跋扈，甚至动辄大呼小叫的印象。但眼下，在208号套房里，在烤焦了的柠檬、法国葡萄酒和对大海的回忆的陪伴下，她的声音告诉你，原来她是位职业女性，她从事的职业让她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更不用说有机会从容地吃上一顿饭了。

伯爵把他们俩的酒杯重新满上。说着说着，他脑海中也泛起了一段他自己的回忆。

“我年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下诺夫哥罗德州（位于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伏尔加河和奥卡河在此交汇。）度过的，”他说，“那个地方是世界苹果之都。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乡下，遍布着的不仅有一棵棵的苹果树，还有成片的苹果树林（这些苹果林和俄国一样蛮荒且悠久）。林子里什么颜色的苹果都有，什么大小的也都有，小的只有核桃那么大，大的跟加农炮弹差不多大。”

“我猜你吃过的苹果也比一般人要多一些。”

“哦，我们早餐吃的煎蛋卷里要放苹果，午餐的汤里面漂着的、晚餐的野雉里面塞着的全都是苹果。过圣诞节，只要是林子里有的品种，我们都会吃个遍。”

伯爵把酒杯举了起来。他本打算提议为吃苹果也能吃得如此全面干一杯，可突然，他把手指一挥，自我纠正道：

“不，有种苹果，我们还没吃过。”

女演员困惑地挑了挑眉头。

“哪种？”

“根据当地的传说，这棵苹果树隐藏在森林深处，它上面结的果子，颜色和煤一样黑。如果你能找到这棵树，吃下它结的果，你就能得到新生。”

伯爵端起蒙切榭喝了一大口。他很得意，自己灵机一动把这个传说给搬了出来。

“那你会不会呢？”女演员问道。

“我会不会什么？”

“如果你发现了那棵隐藏在森林里的苹果树，你会不会咬上一口？”

伯爵把酒杯搁在桌上。他摇了摇头。

“能获得新生当然很有诱惑力。可我的家、我的姐妹和我在学校的那些岁月，它们留给我的回忆，我怎么忘得掉呢？”伯爵冲着桌子比画道，“那么多回忆叫我怎么能忘呢？”

安娜·乌尔班诺娃已经把餐巾搁在了她的盘子上。她把椅子往后一推，从桌子那边绕过来，拉住伯爵的衣领，对着他的嘴吻了下去。

自伯爵在夏里亚宾酒吧读到她留下的字条起，他就觉得乌尔班诺娃女士处处比自己棋先一着。房间里漫不经心的款待，两个人的烛光晚餐，她亲手片下的鱼肉，还有对童年的回忆，所有这些没有一件在他预料之中。那温柔的一吻当然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此刻，她正朝卧室款款走去，边走边解开了衬衫扣子。衬衫唰的一下轻轻滑到了地板上。

年轻时的伯爵从来都是事事想在别人前头，并且深深为此感到自豪。守时，恰到好处的谈吐，能预见别人的需要，在伯爵看来，这些都是一个男人拥有良好教养的标志。可眼下，他却发现，原来让别人的棋先自己一着也有它自己的妙处。

首先，你会轻松许多。想要在感情上占据先机，就丝毫都松懈不得。要想有所进展，你就得留神她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注意她每一个动作和表情。换句话说，想在感情上算在别人前头，太累了。可落在别人后头，受到别人的勾引呢？哎呀，大不了轻轻松松往椅子里一坐，喝着酒，脑袋里蹦出个什么念头，就用它回应别人不就完了吗？

但矛盾的是，把主动权交给别人，自己甘愿被动，不仅会使你觉得轻松，而且也会使你更加兴奋。因为居于被动的这个人，原以为会和新认识的这位波澜不惊地度过这个夜晚——东拉西扯，无关痛痒地聊一通，然后在门边友好地道别。可晚餐吃到一半，意外蹦出来一句恭维之语，再加上某人的手指在你的手上有意无意蹭了几下，你也温柔地默许，并且不自觉地冲她一笑。然后，吻就上来了。

再往下，惊喜的程度和范围更是只增不减了。比如说，在女式衬衫滑落到地板上之后，你突然发现，那裸露的背脊上居然有点点的雀斑，仿佛天上的点点星斗。或者，当（你已轻轻钻到被子底下）床单被人掀到一边，你刚仰面躺到床上，一双玉手便摁在你的胸前，一张朱唇正凑过来娇喘吁吁地向你发号施令。尽管这些惊喜都无一例外地激发出了你奇迹般的状态，可与午夜一点时你所感受到的那份敬畏相比，它们都算不了什么。因为午夜一点，那个女人在床上一边翻身，一边用毫不含糊的声音对他说：“走的时候，记得把窗帘拉上。”

这么说吧，伯爵把衣服全都找回来之后，的确尽职尽责地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而且，在他光着半个身子蹑手蹑脚地往门口走去时，他还特意把女演员那件乳白色的衬衫从地板上拾了起来，挂在了衣架上。正如伯爵自己在数小时之前所说的：最优秀的狗应该让最老练的人带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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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关上了。

伯爵不是很肯定以前是否听到过一模一样的声音。它非常轻微，不引人注意。尽管如此，它还是非常明确地透着把人往外赶的意思，这很容易让人陷入哲学的思维模式。

伯爵发现自己正站在空旷的楼道里，手上拎着自己的鞋子，衬衣也没有扎好，而刚刚和他同床共枕的女人正在屋里酣睡。即使是那些平时必定会在粗鲁无礼的举动面前表示不悦的人，此刻也不得不承认，他这是咎由自取。因为，假如一个人真有那么好的运气，在一大群人中间被一位美人轻率地一眼相中，他难道不是应该早就料到，完事以后他也会被同样草率地赶出门吗？

嗯，也许吧。可此刻站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对面的地上摆着一只碗，里面装着吃剩的罗宋汤。伯爵不再觉得自己像个哲学家，倒觉得自己像个鬼魂。

是的，是像鬼魂，伯爵边想边沿着楼道默默地走，就像哈姆雷特的父亲在守夜人下班之后仍在埃尔西诺的城墙边游荡。或者像果戈理的《外套》中的那个孤魂野鬼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在更深夜静之际在卡林金桥上逡巡，寻找他被人偷走的外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鬼魂喜欢在深夜到走廊或者过道里游荡呢？倘若你问活着的人，他们会告诉你，要么是因为这些鬼魂仍有某些尚未泯灭的欲望，要么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某种悬而未决的不满和怨恨，搅得他们寝食难安，烦得他们满世界乱跑，就为寻求一些安慰。

但活着的人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了。

他们因此必然会得出鬼魂是因为俗念未消才在夜里四处游荡的结论。可其实，如果这些不安分的鬼魂想在大中午跑到繁忙的大街上去，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不。他们之所以只在夜里出来游荡，并不是出于对活着的人的不满或嫉妒。正好相反，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看见活着的人。就像蛇不想碰见园丁，狐狸不想撞见猎犬。他们之所以等到午夜才出来，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免受俗世情感所带来的喧嚣和骚动的侵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和斗争，憧憬和祈祷之后，在承受了这么多年的期待之后，在这么多年的忍气吞声，虚与委蛇和没话找话之后，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份安宁和平静。至少，当伯爵沿着楼道往那头走去的时候，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通常，伯爵上下楼都习惯走楼梯。可这天晚上，走到二楼楼梯口时，他心血来潮，决定换乘电梯。他满心以为现在这个钟点他一定是唯一的乘客。可电梯门一打开，他却见那只独眼猫在里面。

“库图佐夫！”他惊讶地叫道。

而那只猫，早已将伯爵衣衫不整的狼狈样看在眼里。它的反应和多年前大公面对这种情形时的反应一模一样，那就是，一脸的严肃和失望，却一言不发。

“嗯哼，”伯爵清了清嗓子，一边走入电梯，一边把衬衣往裤子里塞。还好，手里拎的鞋子没掉。

电梯到了五楼，伯爵与猫道别，然后吃力地往塔楼走去。他边上楼边想，今天的这个周年庆祝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本来他鼓足勇气，想在墙上划一道，留下自己的记号，却反过来被墙壁在他身上划了一道。伯爵多年来的经验告诉他，这种情况发生时，他最好去洗把脸，刷个牙，然后扯来被子蒙头大睡一觉。

伯爵正要打开自己的房门，忽然感到脖子后面有一股气流袭来。它不禁让人想起夏日的习习微风。他往左边转过身去，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不，又来了，是从这层楼的另外一头吹来的。

伯爵沿着楼道好奇地往那头走过去，却发现所有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楼道的尽头，除了纷乱无章的管子和烟道，似乎什么也没有。可在最尽头的角落里，在那根最大的管道的阴影下，他发现了装在墙上的爬梯。梯子通向屋顶的天窗，而且，不知是谁忘了把它关上。于是，伯爵穿好鞋，顺着梯子悄悄爬了上去，来到室外的深夜里。

伯爵全身都沐浴在了夏日的微风中。正是这阵风把他从大楼里吸引了出来。这风温暖而宽厚，让他想起了早年生活中所有与夏天有关的感觉。那时的他才五岁，十岁，或者二十岁开外，那是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或者在艾德豪尔山庄的牧场上。强烈的怀旧感令他几乎难以自持，在继续朝屋顶西侧走去之前，他需要稍稍停一下。

古城莫斯科正横亘在他的面前。经过两百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今天它又成了俄国的统治中心。即使在这个时刻，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个窗口都依然有闪烁的灯火，仿佛新搬进宫中的住户们正酩酊大醉，难以入眠。虽然克里姆林宫里的美丽灯光以及人世间的所有灯光都仍在闪烁，但它们和头顶上浩瀚而璀璨的群星相比，却黯然失色。

伯爵仰起脖子，试图在天上找到他年轻时学过的那几个星座来：英仙座，猎户座，大熊座，每一个都那么完美无缺，那么永恒。他想，上帝为什么要在天上造出一颗星星，用它来代表一个时而意气风发，时而觉得自己一钱不值的人呢？他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伯爵垂下眼帘，目光落到了远处的地平线上。他从城市的边缘往外望去，望向穹苍中最亮的，给水手们带来希望的那颗晨星。

就在这时，它忽然闪了一下。

“早上好，阁下。”

伯爵转过身来。

在他身后数英尺之外，站着一个男人。他年纪六十出头，头上戴着一顶帆布帽。那人往前走近一步，伯爵才认出他来。这是专门替酒店修理破损管道和门窗的修理工。

“那不是舒霍夫吗？”他说。

“什么舒霍夫？”

“就是那座无线电发射塔嘛。”

他朝灯塔的方向指了指。

哦，伯爵微笑着在心里暗道。就是米什卡说的用来播送新闻和消息的螺旋形钢铁建筑。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仿佛都在等待塔上的灯再闪一下。它果然又闪了。

“好了。咖啡马上就烧好了。要不，你也过来吧。”

年迈的修理工领着伯爵来到屋顶东北角。他在那里的两个烟囱之间已经收拾好了地盘。除了一只三条腿的椅子，还在脸盆里生起了一小堆火，火上的咖啡壶正往外冒着热气。老头挑的这地方还真不赖，它不但避风，而且从这儿几乎能看到整个莫斯科大剧院，只是被屋顶边上的几只旧木板箱挡了些视线。

“我这儿不常有客人来，”修理工说，“所以没准备多余的椅子。”

“没关系，”伯爵边说边拾过一块两英尺长的木板，把一头往地上一戳，便坐在了另一头上，同时努力保持着平衡。

“你也来一杯？”

“谢谢。”

趁修理工倒咖啡的工夫，伯爵心想，这老头的一天是刚刚开始，还是已经结束了呢？不管怎样，他都觉得此刻来上一杯咖啡再妙不过。还有什么能比它的用处更大呢？无论是他家里那种用锡罐装的，还是用大麻袋装的，咖啡在黎明时都能为辛勤劳作的人提神，在中午则能让思考者变得冷静，而在夜深人静之际，能让悲观沮丧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这棒极了。”伯爵说。

老头把身体往前倾了过来。

“关键在磨。”他指着一个小小的、带有铁柄的木头器具说，“一定要在煮之前现磨，一分钟都不要提前。”

伯爵把两道眉毛一扬，像个地道的门外汉一样，脸上露出极其欣赏的表情。

的确，在露天的夏夜里，这位老人的咖啡实在是完美至极。事实上，唯一煞风景的是空气中那连绵不断的嗡嗡声，就像保险丝或者无线电接收器出了故障之后发出的那种声音。

“是那座塔吗？”伯爵问。

“什么塔？”

“嗡嗡的声音。”

老人抬头往空中看了片刻，然后笑出声来。

“这是那帮小家伙在干活。”

“小家伙？”

老人伸出拇指，朝挡住了莫斯科大剧院的木头箱子指了指。在黎明的微光中，伯爵依稀看见，那些箱子的上方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盘旋，在移动。

“那是……蜜蜂？”

“是的。”

“它们在这儿干什么？”

“酿蜜。”

“蜜！”

老人又咯咯笑出声来。

“蜜蜂本来就要酿蜜的嘛。瞧这儿。”

老人把身体往前一倾，递过来一块屋顶上的瓦片。瓦上搁着两片涂满了蜂蜜的黑面包。伯爵拿过一片，咬了一口。

首先让他觉得惊奇的其实是那块黑面包。他上一次吃黑面包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如果这时有人问他，他会非常不好意思地承认。喝咖啡的同时，来点浓浓的黑麦和更浓一些的果酱，是再般配不过的事。可蜂蜜呢？它营造出的反差是多么强烈啊。如果说面包是大地，是棕色，是沉思，那蜂蜜就是阳光，是金色，是欢乐。而且，它还有另外一面。令人捉摸不透，却又无比熟悉的因素。在那甜甜的感觉下面，后面或者里面，还藏着一个装饰音。

“那是什么味道？”伯爵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丁香。”老人答道。他没有转身，只是用拇指往后，也就是亚历山大花园的方向指了指。

当然了，伯爵心想。一点没错。他怎么就没想到呢？因为昔日的他，比莫斯科城里所有人都要了解亚历山大花园里的紫丁香。每到丁香的花季，他便跑到那些紫白色的花朵底下一睡就是一下午。

“真美啊。”伯爵一边欣赏地摇着头一边说。

“也是也不是。”老人答道，“只要丁香花一开，蜜蜂们就都飞到亚历山大花园去，所以蜂蜜也就有了丁香的味道。可再过一两周，它们就开始往花园环道飞了，而那时候，你从蜜里边尝出来的就是樱桃的味道了。”

“花园环道！那它们最远能飞出去多远呢？”

“有人说，为了寻找花蜜，蜜蜂能飞越重洋。”老人微笑着答道，“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

伯爵摇了摇头，又咬了一口面包。老人又给他满上了咖啡。“小时候我在下诺夫哥罗德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那天第二次回忆起这段经历。

“就是那个苹果花开得像雪一样铺天盖地的地方，”老人微笑着说，“我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我父亲是切尔尼克庄园的看门人。”

“那儿我知道！”伯爵说，“多美的一个地方啊……”

夏日的初阳已渐渐升起，屋顶的火已逐渐熄灭，蜜蜂也开始在他们的头顶盘旋。两个人仍不住地谈论着他们的童年时光：在那个时候，路上有嘎嘎作响的车轮驶过，草尖上有蜻蜓轻轻掠过，苹果树上开的花则一眼望不到边。

附

当伯爵听到208号套房的房门咔嗒一声闭上的时候，安娜·乌尔班诺娃其实刚要入睡。

当女演员做出让伯爵离开的暗示时（当时她滚到一边侧身躺着，还慵懒地叹了口气），她便暗自欣喜，静静地瞅着伯爵收拾好自己的衣物，拉上窗帘。看见他中途特意停下来，替她把衬衣捡起来挂在衣橱里时，她的内心甚至生出了一些满足。

在后来的夜晚里的某段时刻，伯爵帮她拾起衬衫的情景开始搅得她难以入睡。在坐火车回圣彼得堡的路上，她发现自己甚至在为它犯嘀咕。而等她回到家中时，她已经被它激得怒不可遏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哪怕是在她繁忙的工作日程中出现的一个极短的空隙，那幕情景便又会浮现在她的眼前，她那张雪花石膏般洁白的脸庞便会因愤怒而涨得通红。

“他以为他自己是谁，这个罗斯托夫伯爵？抽我的椅子，还对我的狗吹口哨？其实就是要摆他高高在上的臭架子。可他有什么资格这么做？谁允许他把衬衫捡起来挂到衣架上的？我把我的衬衫扔在地板上，怎么啦？这是我的衣服，我想扔哪儿就扔哪儿，不行吗？”

有时，她又发现自己并没有在跟哪个人评理。

有一天晚上，她刚从聚会回来，又想起了伯爵那个细微的举动。于是，她又发起怒来。她脱下衣服，将她那条红丝绸礼服扔在地板上，还让服务员不要动它。在接下来的每天夜里，她会把另外一件衣服也扔到地板上。那都是从伦敦和巴黎选购来的天鹅绒和丝绸礼服，还有衬衫，越贵越好。她就那么扔在浴室的地板上，或者垃圾桶旁边。一句话，怎么顺手她就怎么扔。

两周之后，她的闺房成了阿拉伯人的帐篷，地上铺满了五颜六色的织品。

奥尔加，也就是那个在208号套房门口给伯爵开门的人，是位年已六十的格鲁吉亚人。她从一九二〇年开始就一直忠实地担任着女演员的服装师。一开始，对女主人的这些举动她一直见怪不怪，直到有天晚上，安娜把一件蓝色的露背晚礼裙扔在了白色丝绸礼裙上面，奥尔加这才说出一番一针见血的话来：

“亲爱的，你简直就像个孩子。再不把你的衣服捡起来，我别无选择，只能打你的屁股了。”

安娜·乌尔班诺娃转过身来，她的脸红得像罐子里的果酱。

“把衣服捡起来？”她大喊道，“你要我把衣服捡起来？好，我捡。”

她把二十多套衣服都捡了起来抱在怀里，然后向敞开着的窗户走过去，把它们一股脑朝下面的街道扔了出去。眼瞅着衣服飘飘悠悠地落到地面上，她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等她面带胜利的喜悦回到服装师跟前，奥尔加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下邻居们有好戏看了，他们总算找到你这位著名女演员脾气暴躁的证据了。”说完，她一转身，出了房间。

安娜熄了灯，然后爬上了床。她仍在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就像一根燃着的蜡烛烧得噼啪作响。

“我才不在乎邻居说我脾气坏呢。就是全圣彼得堡，全俄国的人说我，我也不在乎。”

可到了凌晨两点，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半宿的安娜·乌尔班诺娃却蹑手蹑脚地沿着酒店的楼梯走了下去。她闪身来到街上，把她的衣服一件又一件捡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