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者与叛教者

“这简直和星星的运转一样慢。”伯爵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嘀咕道。

当一个人无缘无故被人要求等待时，他就只能这么挨时间。每一小时都会变得无穷无尽。每一分钟都会无休无止。哎呀，那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跑到时间舞台上隆重地亮相，而且还要抑扬顿挫地念上一段独白，只要台下稍微有点掌声，哪怕是稀稀落落的掌声，它们也要立刻返场，再来一次。

可伯爵不是曾经满怀诗意地抨击过星星缓慢的运转速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这样温暖的夏夜里，当你仰卧着聆听草地上的脚步声时，星辰也似乎都停止了转动，仿佛大自然本身也正想方设法地拉长黎明前的最后时刻，以便人们能充分享受这一美景？

没错。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攀过常春藤，踏在青草地上等候他心爱的姑娘时，无疑会有这种感觉。可怎么能让一位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也如此等待？他的头发已经稀疏，关节也僵硬了，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至少，礼貌还是要有吧。

应该快到凌晨一点了，伯爵默算着。演出十一点结束。之后，招待会十二点结束。按理说，她们半小时前就该到了。

“难道莫斯科连出租车都没了吗？电车也没有？”他自言自语道。

“还是说，她们在回来的途中被什么事绊住了？是不是路过咖啡馆的时候，她们忽然兴起，一心想着进去品尝糕点，却忘了他还在这儿苦苦地等啊，等啊，等啊。她们难道真的会如此残忍？如果真是这样，她们也别指望瞒得过他，因为眼下的他隔着十五米都能闻出她们刚才吃了什么好吃的。”

伯爵停下来回踱着的步子。他朝“大使”后头看了一眼。那儿藏着他的一瓶唐·佩里侬（法国名贵香槟酒，被称为“香槟之父”。）。

为一件暂不确定的事准备庆祝活动是件颇为棘手的事。倘若命运女神眷顾，你得时刻准备瓶塞冲向天花板的瞬间；但如果得不到命运女神垂青，你就得表现得若无其事，仿佛今晚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后，再让那瓶未打开的酒沉入海底。

伯爵把手伸进冰桶。里头的冰已经融了一半，水温刚好是10℃。如果她们还不回来，温度会越来越高，再这么下去，这瓶酒就没什么喝头了，也许就真得扔到海底去了。

好吧，那也是她们应得的。

伯爵把手抽回来，刚把身体站直，便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串美妙的声音。那是双响时钟发出的钟声。准时可靠的宝玑古钟正在宣告午夜的到来。

这不可能！伯爵至少等了两小时了。他在这儿已经来回踱了二十多英里。此时应该是凌晨一点半。不可能还这么早。

“也许准时可靠的宝玑古钟已经不再可靠了。”伯爵又嘀咕了一句。那架钟毕竟也有五十个年头了，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钟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摧残。慢慢地，轮齿会被磨平，弹簧也会失去弹性。伯爵正这么想着，忽然，透过屋檐上的小天窗，他听见远处钟塔上传来的钟声：一下，两下，然后三下……

“是，是，”他往后一仰，倒在椅子上说道，“我懂你的意思。”

很显然，这注定会是令人懊恼的一天。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助理经理把所有工作人员召集了起来，并当众宣布了点菜、下单和结账的新规定。

从今以后，他解释说，顾客点完菜之后，侍者需把点的菜名写在专门的簿子上。从客人的餐桌离开后，侍者须立刻将点菜单交给记账员，后者在分类账目上登记之后，再向厨房发出订菜单。而厨房则要在订菜日志里做相应的记录。一切就绪后，才可以开始做菜。待食物已经做好并可以端上桌时，厨房会再向记账员发出一张确认单，记账员收到之后，会向侍者提供一份盖了章的收据，侍者再凭这份收据去领做好的食物。这样，只需几分钟，侍者便可以在他的账簿上做上记号，以确认点菜、入账、做菜、领菜等步骤已经全都完成。

如今，整个俄罗斯都不会有比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更喜欢书面记录的人了。过去，他曾亲眼看见普希金的一首两行诗让本来犹豫不决的人变得异常坚定。他也曾经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短短的文字让一个人变得格外振奋，同时又让另一个人变得极其冷漠。当苏格拉底在集市中演讲或者耶稣在山上布道，为了让他们的话流芳百世，听众中有人把它们一字一句地记下来时，伯爵便会觉得这么做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所以，让我们把话挑明了：伯爵担心这项新规定并非因为他对纸笔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厌恶。

他只不过是觉得，凡事都要论场合。如果你选择在广场餐厅用餐，那你的确应该知道，那里的侍者为你点菜的时候，就是会把身体欠到你桌子的上方，一边听你讲，一边飞快地在小本子上做记录。可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自从伯爵成为这儿的领班以后，来此就餐的顾客都能体会到侍者会看着他们的眼睛，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参考和建议，并且能一字不差地记住他们的选择，根本无须把背在身后的双手拿到前面来。

那天晚上，新的规定开始正式实施，餐厅主管的服务台后面多出了一张小桌子，桌子后头坐着一名书记员。可以想见，来博亚尔斯基用餐的顾客看到这种情景时会有多么惊讶，看到餐厅变得像股票交易所一样纸单乱飞时，又会多么迷惑不解。等他们点的小牛排和芦笋尖终于被端上桌，却早已变得和肉冻一样冰冷时，他们就不得不发火了。

很明显，这是行不通的。

说来也巧，当晚第二轮客人进餐到一半时，伯爵注意到“主教”已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口驻足了片刻。伯爵自幼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一个有教养的人，不管有何种顾虑，都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着相互合作的原则办事。所以，他从餐厅中间穿过去，跟在“主教”身后来到外面的走廊。

“列普列夫斯基经理！”

“罗斯托夫领班，”见伯爵主动跟自己打招呼，“主教”露出了一丝惊讶，他接着说，“你找我有事吗？”

“就是件小事，我其实都不该来打扰你的。”

“只要是酒店的事，就跟我有关。”

“不错，”伯爵说，“哦，我向你保证，列普列夫斯基经理，整个俄罗斯都找不出比我更喜欢书面记录的人了。”就这样，伯爵切入了主题，他接着夸起了普希金的两行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段落，以及苏格拉底和耶稣的抄本。然后，他才开始解释为什么纸笔这两样东西会危及博亚尔斯基餐厅历来秉持的优雅和浪漫的传统。

“你能想象，”伯爵说话时眼睛炯炯有神，“当你想牵住你妻子的手时，你得先提交申请，申请上面还必须有主管部门盖的戳，然后，你还必须把她的回答记在小本子上，一式三份，这样，你就可以给她一份，给她父亲一份，剩下一份给她的家庭牧师，你能想象这种情景吗？”

伯爵嘴里正妙语连珠，俏皮话不断，可当他看到“主教”脸上的表情时，他立刻提醒自己：说俏皮话可以，但要避免提及与别人婚姻有关的事。

“我不知道这件事跟我的妻子有什么关系。”“主教”说。

“当然没有，”伯爵表示同意道，“是我表述得太糟糕。我想说的是，安德烈、埃米尔和我——”

“这么说，你是在代表杜拉斯主管和茹科夫斯基主厨向我提意见啰？”

“哦，不是。是我自己决定要和你说的。而且，我这也不是提什么意见。只不过我们三个都希望来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顾客能吃得满意。”

“主教”笑了。

“那当然。而且我也相信，由于你们三个人的具体职责不同，你们各自关心的事情也都不一样。可作为大都会酒店的经理，我必须确保酒店的各方面都百分之百符合标准，这就意味着我得花很多精力和时间来消除所有的偏差。”

伯爵被他说糊涂了。

“偏差？什么样的偏差？”

“各种各样的偏差。今天有可能是被送进厨房的洋葱和做菜用掉的洋葱数目上有偏差。明天则有可能是顾客所点的酒的杯数和从酒瓶里实际倒出来的杯数之间有偏差。”

伯爵顿时浑身都变得冰冷。

“你是说偷窃。”

“我有那么说吗？”

两个人彼此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然后，“主教”勉强笑了一笑。

“既然你们几位对此事如此上心，那就请你尽快将我们刚才的谈话转达给杜拉斯主管和茹科夫斯基主厨吧。”

伯爵不由得咬紧了牙。

“你放心，明天开例会的时候我会一字不落地告诉他们。”

“主教”仔细打量着伯爵。

“你们每天都开例会？”

无须赘言，当晚第二批来博亚尔斯基的客人见到餐厅里纸片和单据到处乱飞的时候，就像农夫们听见了枪声，感到震惊、迷茫和不知所措。总算熬过了这一切之后，伯爵回到他的书房，坐着等起来。

伯爵把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敲，然后站起身，重新踱起步。一边踱着步，嘴里还一边哼着莫扎特C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

“当，嘚，当，嘚，当……”他哼道。

这真是一首欢快的曲子，你得承认，而且它非常符合他女儿的性格。第一乐章的节奏和十岁的索菲亚放学回家后，把当天的十五件趣闻一口气讲述给他听时的节奏一模一样。她不会先花上几分钟解释清楚谁跟谁都是什么人，以及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她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再也关不上，而只是用一连串的“然后……然后……然后”，以及一些停顿和强调。而到了第二乐章，奏鸣曲的节奏变得舒缓起来，这时的它更像十七岁的索菲亚。她常常会在周六下午大雨滂沱之际，在腿上搁一本书，或者在留声机里放上一张唱片，独自坐在他们的书房里。而节奏变快的第三乐章颇有点彩画派的风格，你几乎能从音乐中听出十三岁的她下楼梯的情景：先是飞快地沿着酒店楼梯往下跑，跑到楼梯口，为了给人让路，会突然刹住脚步，然后又往前冲去。

是的，这的确是一首欢快的曲子。这点无须争辩。可它是不是有点欢快得过了头呢？评委们会不会觉得它缺乏时代的厚重感呢？当索菲亚选择这部作品时，伯爵曾用“欢快”和“相当有趣”来评价它，以此含蓄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担心。可后来，他一直保持沉默。因为父母的角色应该是在表达完担心之后，往后退三步。注意，不是一步，两步，而是三步。甚至可能是四步（但绝不能退五步）。是的，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他们的担心，但在那之后就该后退三到四步，让孩子自己去做决定，即使那个决定可能带来失望。

可是，等等！

那是什么声音？

伯爵转过身。只见衣柜门一开，安娜冲进了书房。她身后还拉着索菲亚。

“她赢了！”

“啊哈！”二十多年来，他还是头一次这样欢呼。

他给了送来好消息的安娜一个拥抱。

然后，又拥抱了索菲亚，向她表示祝贺。

接着，又一次把安娜拥在了怀里。

“很抱歉，我们回来得太晚了，”安娜气喘吁吁地说，“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让她离开招待会。”

“别再说了。我根本就没注意时间。来，坐，坐，快坐下，把所有的经过都跟我说说。”

把屋里的高背椅让给了女士们后，伯爵自己坐到了那个叫“大使”的皮箱上，接着他期待的目光落在了索菲亚身上。索菲亚害羞地笑了笑，把这个任务推给了安娜。

“真是不可思议，”女演员说，“在索菲亚前面有五名参赛者，两个拉小提琴的，一个拉大提琴——”

“这是在哪儿？哪座音乐厅？”

“就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表演大厅。”

“我太了解这个地方了。它是在世纪之交由扎戈尔斯基设计的。看的人多吗？来的都有些什么人？”

安娜眉头一皱。索菲亚则笑出了声。

“爸爸，您让她好好说呗。”

“好的，好的。”

于是，伯爵便照索菲亚说的做了：听安娜讲。她便接着讲起来：索菲亚之前有五位参赛选手，两名小提琴手，一名大提琴手，一个吹法国圆号的，还有一位弹钢琴的。所有这五个人都足以让音乐学院引以为豪，他们的举止神态都非常专业，而且对乐器的演奏也极其精湛。他们分别演奏了两首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两首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一首鲍罗丁的作品。然后，就轮到索菲亚出场了。

“我告诉你，萨沙，她一露面，你就能听到台下的人倒吸了一口气。穿过舞台来到钢琴跟前的时候，她身上的裙子没有发出哪怕是一丁点的摩擦声。她就像是飘着过去的。”

“这都是你教我的，安娜阿姨。”

“不，不，索菲亚。你在舞台上亮相的那种气质是教不来的。”

“毫无疑问。”伯爵表示赞同。

“好。当主持人宣布索菲亚将要演奏的是莫扎特的第一钢琴奏鸣曲时，下面传来了一阵交头接耳声和椅子轻轻挪动的声响。可她一开始演奏，那些声音就立刻没了。”

“我就知道。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是说过，偶尔来一段莫扎特是永远都不会落伍的吗？”

“爸爸……”

“她弹得那么轻柔，”安娜继续说，“那么快乐，观众从一开始就被吸引住了。这么跟你说吧，座位上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还有，她演奏完时，台下掌声雷动，你要是能亲耳听到，那该多好啊，萨沙。连吊灯上的灰都要被掌声震下来。”

伯爵也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拍完，又把双手合在了一起。

“在索菲亚之后还有几个人演奏呢？”

“那都已经不重要了。比赛结束时，大家心里都明白。接下来演奏的那个小伙子几乎是被人拽上台的。还有，在后来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也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会场的各个角落都有人为她举杯祝贺。”

“我的天哪！”伯爵惊呼一声，从椅子里蹦起来，“我差点忘了！”

他把皮箱推到一旁，从后面把装着香槟的小冰桶拎了出来。

“瞧这儿！”

伯爵把手浸到水里，他能感觉得到温度已升到了11℃，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用手指轻轻一拧，撕下酒瓶上的锡箔纸，然后，瓶口的软木塞冲上了天花板！香槟淌了他一手，他们全都笑了起来。他拿出两只细长的香槟杯，替两位女士各倒了一杯，然后用一只葡萄酒杯给自己也满上了。

“为索菲亚干杯，”他说，“今天晚上标志着一段伟大历程的开端，她的音乐之路一定能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爸爸，”她红着脸说道，“这只不过是一次校内比赛而已。”

“只不过是一场校内比赛！这就是你们年轻人天生的局限性之一。我亲爱的，一段美好的历程开启时，你是感觉不到的。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相信我的话，不会有错——”

忽然，安娜把手一举，示意伯爵安静。她朝衣柜门看了过去。

“你们听见声音了吗？”

三人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果然，尽管不太清晰，他们还是听到了某种动静。卧室门口一定有人。

“我去看看到底是谁。”伯爵低声说。

他把酒杯放下，从衣柜的夹克中间钻了过去。他打开衣柜门，走进卧室，却发现安德烈和埃米尔正站在床尾低声讨论着什么。埃米尔手里托着一个钢琴形状的十层蛋糕。看样子，安德烈刚才是在建议他们把蛋糕留在床上，并附上一张字条，因为伯爵听到埃米尔此刻回答道：“这么漂亮的一个多层奶油水果蛋糕怎么能就这么往床单上放呢？”而就在这时，衣柜门开了，伯爵从里面跳了出来。

安德烈发出一声惊呼。

伯爵则倒吸了一口气。

而埃米尔受到了惊吓，眼看着手中的蛋糕往地上飞去。

真要是那样，这个美好的夜晚也许不得不结束在此时此地了。然而，安德烈有一种不忍心让任何物体掉到地上的本能。只见他急趋数步，把手一伸，这位曾经的杂耍演员把半空中的蛋糕稳稳地接在了手里。

安德烈长吁了一口气，埃米尔却张着嘴直愣愣地盯着这一幕。伯爵赶忙招呼起眼前的两人来。

“啊，安德烈，埃米尔，是你们俩呀，真是个惊喜。”

听到伯爵的暗示，安德烈会意地装出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埃米尔预先为索菲亚的胜利做了一个小点心，”他说，“请代我们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说完，安德烈把蛋糕轻轻地放在大公的办公桌上，便转身往门口走去。

埃米尔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

“亚历山大·伊里奇，”他问道，“看在伊万的名义上，你躲在衣柜里做什么？”

“衣柜里？”伯爵问道，“什么，我……我会在……”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

安德烈脸上露出了同情的微笑，他双手微微做了一个势不可当的动作，仿佛在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特立独行原是男人本色。

可埃米尔皱着眉头望着安德烈，仿佛在说：少废话。

伯爵只好把目光从“三巨头”的这位成员转到另一位成员身上。

“瞧我，一点礼数也没有了，”他终于说道，“见到你们俩，索菲亚会很高兴的。到这边来吧。”说完，他冲着衣柜做了个“请”的手势。

埃米尔盯着伯爵，仿佛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可在别人礼貌的邀请面前从不会有片刻犹疑的安德烈立即端起了蛋糕，朝衣柜门迈去。

埃米尔生气地咕哝了一声。“如果我们真要往里走，”他对安德烈说，“那你最好当心点，别把蛋糕上的糖霜蹭到袖子上去了。”餐厅主管闻言，便把蛋糕递到埃米尔手里，并用他灵巧的双手小心地拨开伯爵的几件夹克。

从衣柜另一边出来时，安德烈由于是第一次见到伯爵的书房，对此非常惊讶。可当他看见索菲亚后，所有的惊讶就都不见了。“我们的冠军！”说完，他伸出双臂去拥抱她，并在她的双颊上各亲吻了一下。可对埃米尔来说，伯爵的书房远不如在这里看到电影明星安娜·乌尔班诺娃让他惊讶。因为“三巨头”的另外两位都不知道，所有她主演的电影，我们的这位主厨都看过，而且几乎都是坐在影院第二排看的。

安德烈注意到了埃米尔的表情，他赶紧走过去，伸手从下面把蛋糕托住。这回埃米尔没有失手。相反，他突然把蛋糕向安娜递了过去，好像那是特意为她做的一样。

“太谢谢你了，”她说，“可这是给索菲亚的吧？”

埃米尔臊得从肩膀红到他光秃秃的头顶。他转过身来对着索菲亚。

“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他说，“加巧克力奶油的多层水果蛋糕。”

“谢谢您，埃米尔叔叔。”

“还是钢琴形状的呢。”他补充说。

埃米尔从围裙结下抽出他的厨刀，切起了蛋糕。伯爵则从皮箱里又取来两只酒杯，往里倒上了香槟。他们把索菲亚的获胜经过又讲了一遍，安娜还特意夸她说，她的表演完美无缺，简直可以和埃米尔做的蛋糕媲美了。这么一来，主厨开始不厌其烦地向女演员讲起烤这种蛋糕所需的复杂工序；与此同时，安德烈则向索菲亚讲起了他和另外几个人在伯爵刚刚搬到六楼来的那天晚上与他一起举杯畅饮的情形。

“你还记得吗，亚历山大？”

“就像发生在昨天，”伯爵微笑着答道，“那天是你给大家倒的白兰地，我的朋友，玛丽娜也在，还有瓦西里。”

就像变魔术一样，伯爵说出瓦西里名字的一瞬间，我们的这位礼宾服务员就从衣柜那边钻了过来。他像军人一样把两只脚后跟一磕，不动声色地同屋里的人依次打起了招呼，对他们如何会聚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讶。

“乌尔班诺娃女士，索菲亚，安德烈，埃米尔。”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说道，“亚历山大·伊里奇，我能不能和你说件事？”

从瓦西里发问的样子来看，很显然他想把伯爵拉到一边去讲话。可伯爵的书房只有不足一百平方英尺，即使走到最边上，离另外几个人也只是隔着三英尺远，这显然谈不上什么隐私。所以，这个举动马上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屋里其他四个人也朝同样的方向移动了同样的距离。

“我来是想告诉您，”瓦西里带着讳莫如深的口吻说道，“酒店经理正在往您这儿来。”

这回轮到伯爵惊讶了。

“往哪儿来？”

“往您这里来。哦，确切地说……是往那儿。”瓦西里指着伯爵的卧室说。

“可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瓦西里解释说，方才他正在检查明晚的预订位，无意中发现“主教”正在大堂里来回溜达。几分钟后，一位身材瘦小、头戴长檐帽的先生来到前台，指名要找伯爵。这时，“主教”走上前去，自我介绍了一番，并说他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然后，他主动提出要亲自带领他到伯爵的房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们一进电梯，我就顺着楼梯往这儿跑来了。电梯里还有住215号房的哈里曼先生和住426号房的塔尔科夫家的人。如果把电梯在二楼和四楼停顿的时间算进去，我想他们随时都可能到了。”

“上帝呀！”

屋里的人面面相觑。

“谁都别出声。”伯爵说。他钻进衣柜，把身后的书房门关上，然后打开通向卧室的门，这回开门的时候他比刚才小心多了。见屋里没人，他才放下心来，于是赶紧关上衣柜门，顺手把索菲亚正在读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拿了起来，坐在桌前的椅子里，往后一仰，只靠椅子的后两条腿支撑着。这时，果然响起了敲门声。

“谁啊？”伯爵叫了一声。

“是我，列普列夫斯基经理。”“主教”在外面答道。

伯爵让椅子的两条前腿砰的一声落下来，过去开门，只见走廊里站着“主教”和一位陌生人。

“希望我们没有打扰到您。”“主教”说。

“嗯，这个点有人上门拜访倒是不常见。”

“是的，是的，”“主教”满脸赔笑地说，“但是，请让我把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介绍给您。刚才他在大堂指名要见您，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把他领到这儿来了，因为您的房间……稍稍远了一点。”

“你考虑得真周到。”伯爵回答说。

刚才听瓦西里说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个头很小，伯爵还以为礼宾服务员只是在措辞上追求新鲜感而已。可事实上，“小”这个字尚不足以直观描述弗里诺夫斯基同志的身材。同这位来访者讲话的时候，伯爵不得不压抑住那股蹲下身去的强烈冲动。

“弗里诺夫斯基先生，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吗？”

“我是为您女儿来的。”弗里诺夫斯基一边解释一边把那顶小帽从头上摘下来。

“索菲亚？”伯爵问。

“是的，索菲亚。我是红十月青年交响乐团的团长。您女儿是一位颇有天赋的钢琴家，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事实上，今天晚上，我很荣幸地目睹了她的表演，这也是我这么晚还要来登门造访的原因。但我非常荣幸地告诉您，我们打算让她做我们的次席钢琴手。”

“莫斯科青年交响乐团！”伯爵惊呼了起来，“太棒了，你们乐团在什么地方？”

“啊，不，很抱歉，刚才我没说清楚，”弗里诺夫斯基解释说，“我们红十月青年交响乐团不在莫斯科，而在斯大林格勒。”

伯爵闻言，先是感到片刻的无所适从，然后努力让自己重新镇定下来。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个很棒的提议，弗里诺夫斯基先生。但只怕索菲亚不会感兴趣。”

弗里诺夫斯基瞅了“主教”一眼，像是没听懂伯爵刚才的话。

而“主教”只是摇了摇头。

“可这不是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弗里诺夫斯基对伯爵说，“征召令已经发出，而且任命已经得到了地区文化事务部副部长的批准。”说完，团长从他的夹克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伯爵，还朝信上副部长的签名指了指，“你看到了，索菲亚九月一日就得去乐团报到。”

伯爵带着厌恶感读完了此信。信里只是用干巴巴并且千篇一律的语言，对他女儿加入乐团表示了欢迎。而那个乐团位于六百英里外的一座工业城市。

“斯大林格勒青年交响乐团，”“主教”说，“您现在的心情一定非常激动吧，亚历山大·伊里奇。”

伯爵把目光从信上抬起来，他从“主教”的微笑里看出了一丝恨意，它就像伯爵心里的厌恶感和困惑感一样，转眼即逝。此刻，它们已被无情的愤怒所取代。伯爵挺直了身子，朝“主教”走近了一步，他真想揪住他的衣领（能掐住他的喉咙当然更好）。可就在这时，衣柜门一开，安娜·乌尔班诺娃走进屋来。

伯爵、“主教”和小个子乐团团长都不约而同地惊讶地抬起了头。

安娜优雅地走到伯爵身边，把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腰背上。她仔细端详着站在门口的两个男人脸上的表情，然后微笑地对“主教”说：

“怎么啦？列普列夫斯基经理，你好像从没看到过漂亮女人从衣柜里走出来，是吗？”

“是没有过。”“主教”咕哝了一声。

“当然。”她同情地说，然后，她又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位陌生人，“这位是——”

“主教”和伯爵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位小个子便先开口了：

“伊万·弗里诺夫斯基同志，斯大林格勒红十月青年交响乐团的团长。遇见你不胜荣幸，乌尔班诺娃同志。”

“不胜荣幸？”安娜露出温和的微笑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你说得太夸张了，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但我不会因此对你抱有成见的。”

弗里诺夫斯基同志红着脸冲女演员笑了笑。

“来，”她又补了一句，“让我帮你把帽子弄好。”

事实上，乐团团长已经紧张得在手里把他的帽子叠了好几层。安娜从他手里接过帽子，温柔地将帽顶恢复了原样，捋平了帽檐，然后才把它递给团长。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这位乐团团长数百次地向人提起安娜方才的那一连串动作。

“哦，你是斯大林格勒青年交响乐团的团长？”

“是的。”他说。

“这么说，你可能认识纳切夫科同志咯？”

一听到那位圆脸的文化部部长的名字，团长立刻站直了身体，连身高都长了一英寸。

“我尚未有此荣幸。”

“潘捷列伊蒙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家伙，”安娜说，“而且，他对青年艺术团体也非常支持。事实上，他对亚历山大的女儿，年轻的索菲亚，就亲自给予过关注。”

“亲自关注？”

“哦，是的。昨天晚上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见到她的艺术天赋能得到培养，他感到非常高兴。我觉得他已经在首都莫斯科为她做了安排。”

“我哪知道……”

团长满脸无辜地看了“主教”一眼，然后转过身来，从伯爵手中把那封信轻轻收了回去。“假如您女儿将来有兴趣来斯大林格勒加入我们乐团的话，”他说，“希望您能马上和我联系。”

“谢谢，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伯爵说，“您真是太热情了。”

弗里诺夫斯基看了看安娜，瞅了瞅伯爵，又倒回去看了两人一眼，这才说道：“我这么晚上门打扰，给您带来的不便，我深表歉意。”说完，他把帽子戴在头上，转身朝塔楼那边走去。“主教”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

把门轻轻关上之后，伯爵朝安娜转过身来。后者一反常态地满脸严肃。

“文化部部长亲自关注索菲亚，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问道。

“最晚是，”她答道，“明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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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伯爵书房里的那几位在“主教”造访之前就有充分理由庆祝一番的话，那么在“主教”离开之后，他们则更有理由这么做了。事实上，在伯爵开白兰地的时候，安娜从那沓古典唱片中找到了一张爵士乐唱片，这是美国人理查德随手插在里面的。她把唱片放到留声机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白兰地痛痛快快地从瓶里倾泻了出来，埃米尔的蛋糕也被吃得一点不剩，爵士乐唱片放了一遍又一遍，每位男士都轮流与在场的女士在镶着花木的地板上跳起了舞。

最后一点白兰地也喝完了。埃米尔此时兴奋得有点精神恍惚了，他提议所有人到楼下去再喝一轮，跳会儿舞，并捎上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让他也一起庆祝庆祝。此刻，他应该还在广场餐厅的乐队演奏台上吧。

埃米尔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响应，大家一致投票通过。

“可在我们下去之前，”索菲亚红着脸说，“我提议我们先为一个人干上一杯：他就是我的守护神，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因为他总是能看到我们所有人最好的那一面。”

“说得好！说得好！”

“而且，您不用担心，爸爸，”索菲亚继续说，“不管来敲门的是谁，我都不会离开大都会酒店。”

屋里的人一齐欢呼了起来，大家把杯里的酒干了，跌跌撞撞地从衣柜里钻过来，来到了外面的走廊上。伯爵把通向塔楼的门打开，身体微微一躬，示意其他人先行。正当伯爵想跟着前面的人一道下楼时，从走廊尽头的阴影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她肩上挎着背包，头发用一条头巾扎着。虽然伯爵从未见过此人，但从她的动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在这里等了很久，而且有话要对他讲。

“安德烈，”伯爵冲着塔楼嚷了一声，“我有东西忘在房间了。你们先去，我马上就到。”

等到楼梯间里最后的声响逐渐隐去后，她才走上前来。她走到灯光下，伯爵才发现她长得如此美丽，一种朴素的美——对她，你绝不可能三心二意。

“我是卡捷琳娜·利特维诺夫。”她面无笑意地对他说。

伯爵呆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原来她就是米什卡的那位卡捷琳娜——来自基辅的女诗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和米什卡一起生活过。

“卡捷琳娜·利特维诺夫！真是太意外了。今天我这是碰上什么好——”

“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谈谈吗？”

“啊，有……当然……”

伯爵把卡捷琳娜带到他的卧室，犹豫片刻之后，又领她穿过衣柜里的那些夹克，来到他的书房。但显然，他刚才的犹豫是多余的，因为进来之后，她便朝屋里环顾了一周，一副对这里早就有所了解的样子。她把目光从书柜移到咖啡桌再移到皮箱上时，还轻轻地点了点头。她把背包从肩膀上卸下来的那一刻看上去疲惫极了。

“来！”伯爵给她让了个座。

她坐下来，把书包搁在膝盖上；然后伸手到脑后，把头巾摘了下来，露出了一头跟男人一样短的棕发。

“是米什卡，对吗……”过了片刻，伯爵才开口问道。

“对。”

“什么时候？”

“一周前的今天。”

伯爵点了点头，仿佛这个消息他已经等了有些日子了。他没有问卡捷琳娜他的老朋友是怎么死的，她也没主动提起。但有一点很清楚：时代背叛了他。

“你当时跟他在一起吗？”伯爵问。

“是的。”

“在亚瓦斯？”

“是的。”

…………

“可我记得……”

“我丈夫好几年前就去世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

她说得很坦然，仿佛她正在回答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可接下来，她的语气柔和多了。“我是在一月接到了米哈伊尔的信。于是我便去亚瓦斯找他。最后的六个月我们俩一直在一起，”她接着补充说，“他常常提起你。”

“他是位忠实的朋友。”伯爵说。

“他是个有信仰的人。”卡捷琳娜纠正道。

伯爵本准备把米什卡甘于清贫和喜欢踱步的爱好同卡捷琳娜好好聊聊，可刚才她对他那位老友的描述比他的恰当多了。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的确是个有信仰的人。

“而且还是位优秀的诗人。”伯爵又补充了一句，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之一。”

伯爵看了看卡捷琳娜，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可接着，他若有所思地笑了。

“我这辈子从没真正写过一首诗。”他说。

这一回轮到卡捷琳娜一头雾水了。

“你什么意思？那首《它现在在哪儿？》不算吗？”

“那首诗是米什卡在艾德豪尔山庄的南客厅里写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

见卡捷琳娜似乎仍困惑不解，伯爵便接着讲了起来：

“由于一九〇五年的起义以及接踵而来的镇压，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写诗来宣泄对政治的烦躁情绪仍然是件很危险的事。鉴于米什卡的背景，如果他犯了事的话，秘密警察拿个笤帚都能把他扫没了。所以，有天晚上，在喝掉一整瓶玛歌葡萄酒之后，我们决定以我的名义发表那首诗。”

“可为什么用你的呢？”

“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赛马俱乐部的会员，沙皇高级顾问的教子，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伯爵摇了摇头，“可颇为讽刺的是，到头来因此被救了一命的人是我，却不是他。但在一九二二年，因为那首诗，他们当真差一点把我给枪毙了。”

原本聚精会神地听着伯爵讲故事的卡捷琳娜突然收住了眼泪。

“哦，可你还是保护了他。”她说。

她渐渐平静了下来。两人都沉默不语。

“我想让你知道，”伯爵说，“你能亲自来这里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真的非常感激。”可卡捷琳娜却不肯接受他的道谢。

“是米哈伊尔要我来的。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说罢，她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包裹，包裹外面用普通的棕色纸裹着，用细麻绳捆紧了。

伯爵伸手接过包裹，从重量判断里面应该是一本书。

“这一定就是他的那项大项目。”伯爵笑着说。

“是的，”她说，然后又特意强调了一句，“为了它，他可没少花心血。”

伯爵点了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同时也是向卡捷琳娜保证，他绝不会轻待这件赠品。

卡捷琳娜又朝房间四周看了一遍，一边看还一边轻轻摇头，仿佛这一切恰恰印证了什么叫世事难料。然后，她说，她得走了。

伯爵和她一起起身，又把米什卡的书放在了椅子上。

“你这是要回亚瓦斯吗？”他问。

“不是。”

“那你会留在莫斯科吗？”

“不会。”

“那去哪里呢？”

“去哪儿不都一样吗？”

她转身要走。

“卡捷琳娜……”

“啊？”

“我能帮你什么吗？”

一开始，卡捷琳娜似乎对伯爵的问题感到惊讶，她本准备立刻回答说不用。可过了片刻，她却说：“记住他。”

说完，她便走出门去。

伯爵回到椅子上，安静地坐了一会儿。过了几分钟，他把米什卡的赠物拿了起来，解开绳子，把包装纸展开。里面是一本皮革封面的精装小册书。封面上压印着一个简单的几何图案，图案正中是书名：《面包和盐》。从粗糙的剪裁和松散的装订看得出，这本书是由一个专注的业余人士完成的。

伯爵在书的封皮上轻轻抚摸着，接着将书打开，翻到扉页。那一页的书缝中，夹着一张照片，它是一九一二年拍摄的，当时伯爵极力坚持，而米什卡为此十分懊恼。照片上左边站着年轻时的伯爵，他头戴礼帽，双眼有神，脸颊上还蓄着浓密的络腮胡；右边站的则是米什卡，他看上去恨不得马上从相框里跳出去。

然而，这些年来他却一直保留着这张照片。

伯爵脸上泛出苦笑。他放下照片，然后翻过书名页，下面是他老友的这本书的第一页。整页只有一段排版有些不齐整的引文：

伯爵转到了第二页，那上面也只有一段引文：

接着第三页上是：

伯爵一页接一页往下翻，不由得哑然失笑。简单地说，米什卡的这项浩大的工程就是把从古老的经传中摘录来的引文按年代顺序排列；凡是“面包”一词，他都会用大写，而且用的还是加粗的黑体字。（上述《圣经》引文中的“吃的”“食物”“饼”原文均为“bread”。）一开始的引文都是来自《圣经》，接着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著作，最后连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歌德等人的作品也有提及。书中尤其给黄金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留足了空间：

伯爵翻动着书页。当他终于从书里感受出米什卡特有的火暴性子，脸上不禁泛起了微笑。可是，在“宗教大法官”那段引文后面，还有一段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选出来的话。而这段话来自哪个场景，伯爵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它应该和名叫伊柳舍奇卡的小男孩有关，就是一向受同学欺负，最后得了重病的那个。在男孩临死之际，他那悲恸欲绝的父亲告诉圣人般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他儿子最后提出的那个请求：

读到这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再也忍不住，终于淌下泪来。当然，伯爵是为他的朋友，一个慷慨又性急的人，一个在他所处的时代却没有任何属于他的时刻的人流泪。他，和那个可怜的小男孩一样，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公正，却仍无意谴责这个世界。

当然，伯爵也在为他自己哭泣。因为尽管他拥有玛丽娜、安德烈和埃米尔的友情，有对安娜的爱，还有索菲亚这一上天赐给他的最非凡的福气，可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一死，从伯爵年轻时起就认识他的人就一个也不剩了。但卡捷琳娜说得对，至少他仍然会记得。

伯爵深吸了一口气。他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他决心把老友这本最后的书稿的最后几页读完。那些跨越了两千多年时间的引文并未往前走多远。因为它没有延续到当今，书中概括的内容截止于一九〇四年六月。在书的结尾，米什卡把许多年前他从契诃夫的书信中抄来的那段话又用在了这里：

鉴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俄国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伯爵终于能理解沙拉莫夫（或者他的上司）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小问题的审查上如此坚决，因为他们一直都以为，契诃夫的那段话只会引起人们的不满或怨恨。可讽刺的是，契诃夫的那段话甚至已经不再准确了。因为，时至今日，俄罗斯人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了解，能有片普通的面包吃是件多么美好的事。

伯爵终于合上了米什卡的书。他没有径直下楼和其他人会合。相反，他留在了书房里，迷失在纷繁的思绪中。

基于当时的情况，旁观者可能会理所当然地总结道：伯爵是坐在那里缅怀他的老友。可事实上，他没有再继续想米什卡。他想的是卡捷琳娜。特别是，他带着不祥的预感想到，仅仅二十年的时间，这只曾经的萤火虫，这个风车，这个世上的奇迹，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女人：当别人问她她要去哪里时，她竟然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去哪儿不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