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注意到汽车离开了马路。十七岁的哥哥泰勒开车时睡着了。那是早上六点，他几乎一整晚都在默默开着我们的旅行车，穿过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在巴克峰以南二十英里的一个农业小镇康沃尔，旅行车偏离了中间线，进入逆行车道，然后离开公路，跳过一个沟渠，接连撞倒两根粗大的雪松木电线杆，最后撞上一辆中耕拖拉机才停了下来。

这次旅行是母亲的主意。

几个月前，当干枯的叶子开始飘落，预示夏天的结束，爸爸就一直情绪高涨。早饭时，他用脚轻轻打着流行音乐的拍子，晚饭期间，他常常两眼发光，指着那座山说他要铺设管道，把水从山上直接引到家里。爸爸承诺，等下了第一场雪，他要堆一个爱达荷州最大的雪球。他说，只需徒步上山团一个小小的雪球，然后把它滚下山坡，看着它全速翻过山丘，冲过峡谷，三倍三倍地增大。我家坐落在山谷前最后一座山上，等雪球滚到我家，就会和爷爷家的谷仓一样大，到时公路上的人准会抬头凝望，惊叹不已。只要雪质够好，雪花够厚、够黏就行。每次下雪后，我们都捧一把雪给爸爸，看着他放在手指间搓。那雪太细了。这雪太湿了。得过了圣诞节，他说，那时下的才是正儿八经的雪。

但圣诞节过后，爸爸似乎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垮了。他不再谈什么雪球，然后连话也懒得说了。他的眼神越来越黯淡，最后完全失去了光彩。他走起路来耷拉着肩膀，胳膊软弱无力，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把他往地面拖。

到了一月，爸爸就下不了床了。他平躺在床上，两眼空洞地盯着灰泥天花板上错综复杂的起伏和纹理构成的图案。每天晚上我端饭给他，他连眼都不眨一下。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进过他房间。

就是在这时，母亲宣布我们要去亚利桑那州。她说爸爸就像一株向日葵，会在雪地里冻死，来年二月需要把他带走，种在阳光下。于是我们一家挤进旅行车，穿过蜿蜒的峡谷，沿漆黑的高速公路一路疾驰十二小时，终于来到炎热的亚利桑那州大沙漠。我的祖父母在那里的活动房里等待着冬天过去。

我们于日出几小时后到达。爸爸最远也就挪到奶奶家的门廊，在那里待了一整天。他头下枕一个针织枕头，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放在肚子上。他一连两天保持着这个姿势，睁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宛如那干燥无风的炎热沙漠中的一株灌木般静止不动。

第三天他似乎有所恢复，开始注意周围发生的事，听我们吃饭时的闲聊，而不再只是盯着地毯，毫无反应。那天晚饭后奶奶播放电话留言，大部分是邻居和朋友的问候。接着，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提醒奶奶不要忘了第二天和医生的预约。这则留言对爸爸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

一开始，爸爸问了奶奶一些问题：为什么预约，和谁一起去，母亲可以给她药剂，为什么她还要去看医生。

爸爸一直热切信任母亲的草药，但那晚感觉不一样了，就像他内心的什么东西在改变，一则新的信条生根发芽。他说，药草学是一种精神教义，它能区分麦子和稗子，区分忠实信徒和背信弃义之人。然后他用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光明会[Illuminati，又称“光照派”，意欲合谋控制世界的秘密组织，是虔诚的摩门教徒排斥的对象。]。不管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听上去奇特，有力。他说，奶奶无意中充当了光明会的代理人。

上帝不容忍背信弃义，爸爸说。这就是为什么最为可恶的罪人正是那些犹疑不决的人，既用草药又用西药，周三来找母亲开药，周五又去找医生看病——或者用爸爸的话说：“今天敬拜上帝的圣坛，明天又去献祭撒旦。”这些人就像古以色列人，被赐予真正的宗教，却热衷于虚假的神像。

“医生和药片，”爸爸几乎是在吼叫，“成了他们的神，他们像婊子一样蜂拥而上。”

母亲正盯着食物，一听到“婊子”这个词，她霍地站起身来，生气地瞪了爸爸一眼，走进她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对于爸爸的观点，母亲并不总是赞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听见她说一些他——至少是他的新化身——认为是亵渎上帝的话，比如，“草药只是补充，病情严重了还是要去看医生”。

爸爸没有注意到母亲的椅子空了。“那些医生不是想救你，”他对奶奶说，“他们是想害死你。”

回想起那顿晚餐，那一幕仍然历历在目。我坐在桌子旁，爸爸在急切地说话。奶奶坐在我对面，弯曲的下巴山羊似的一遍一遍嚼着嘴里的芦笋，时不时地喝几口冰水，她到底听没听进去爸爸的只言片语，不得而知。她偶尔恼火地瞅一眼时钟，可是上床睡觉时间尚早。“你是撒旦计划的知情参与者。”爸爸说。

这次旅行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场景每天都在上演，有时一天好几次，都是类似的脚本。爸爸的激情又被点燃，他会一口气说上一个小时或更久，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同样的话。讲到我们都冰冷麻木了，他内里的热情仍久久不灭。

听完这一大段说教，奶奶发出令人难忘的笑声。她长叹一声，慢慢呼出一口气，最后恼火地翻着眼珠，仿佛想把手伸向空中，但是太累了，无法完成这个手势。接着她微笑了——不是安慰别人的微笑，而是给自己的微笑。在我看来，这个微笑既带着困惑，又饶有兴致，似乎在说：我说得对吧，没有比现实生活更有意思的了。

那是一个炙热的下午，天气热到你无法赤脚走在人行道上。奶奶开车带我和理查德去沙漠里兜风，她费了好大劲儿才给我们系好了安全带，我们之前从未系过。我们一直往前开，路面开始变陡，轮胎下面的柏油路变成了土路，还是继续向前。车在起伏发白的山丘间越攀越高，直到土路到了尽头，出现一条登山步道，我们才停下来。然后我们开始徒步。几分钟后，奶奶便气喘吁吁。于是她坐在一块平坦的红石头上，指向远处的一块砂岩岩层，上面是废墟一样的剥落的尖顶，她让我们徒步过去。一旦到了那里，我们就要寻找宝物：黑色石头。

“它们叫阿帕奇眼泪。”说着，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块脏兮兮的黑色小石头，上面凹凸不平，布满碎玻璃一样的灰白色纹理。“它们抛光后是这个样子。”她从另一个口袋掏出又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又黑又滑，给人柔软的感觉。

理查德认出这两块石头都是黑曜石。“这些是火山石，”他用他那百科全书式无所不知的声音说，“但这块不是，”他用脚踢了踢一块褪色的石头，挥手指着那块岩层说：“这是沉积物。”理查德有研究科学冷知识的天赋。往常我不大理会他的讲解，但今天很感兴趣，被这片奇异、焦渴的地面深深吸引。我们绕着岩层走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奶奶那里，用衬衣兜了很多石头。奶奶很高兴，她可以卖掉它们。她把石头放进后备厢，在开车返回活动房的路上，给我们讲了阿帕奇眼泪的传说。

据奶奶说，一百年前，一支阿帕奇部落曾在那些褪色的岩石上与美国骑兵交战。部落人数不占优势，战斗以他们的失利而告终。剩下能做的便是等死。战斗开始后不久，勇士们就被困在了一块岩脊上。他们不愿遭受战败的耻辱，在奋力突破骑兵队时被一个个砍死，于是骑上马背冲下了山崖。当阿帕奇的女人们在下面的岩石上找到丈夫们的碎尸时，她们放声痛哭，绝望的眼泪一落到地面，便化作了石头。

奶奶从未告诉我们那些女人的结局。阿帕奇部落身陷战事却没有了战士，所以也许是她觉得结局太残酷，没有说出口。我的脑海闪现“屠宰”一词，因为这个词就是为此，为一方毫无抵抗的战斗而设。这是我们在农场用的词。我们屠宰鸡鸭，并不需要与它们战斗一番。勇士们的英勇很可能换来一场屠杀。他们是英雄，死了，而他们的妻子成了奴隶，也死了。

我们开车回活动房时，夕阳西下，最后一抹斜阳洒在高速公路上。我想起了阿帕奇的女人们。和她们的埋骨之地砂岩祭坛一样，她们生命的形状早在多年以前——在战马疾驰，拱起栗色的身躯准备迎接最后一击之前，在勇士们最后一跃之前——就已注定。女人们如何生存，又如何死去，命运早已注定。由勇士们决定，也由女人们自己决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

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山，很是想念，渴望看见群山中印第安公主蚀刻在松林间的身影。我瞥了一眼亚利桑那州空荡荡的天空，希望看到她黑色的身影从大地上隆起，宣示她对半边天空的主权。但她不在那里。我不仅想念她的身影，更想念她的爱抚——每天早上她遣风穿过峡谷吹拂我的头发。亚利桑那州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接一阵的热浪。

我每天都从活动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接着从后门出去，穿过院子，走到吊床那儿，然后绕到前面的门廊，跨过半睡半醒的爸爸，再返回屋里。到了第六天，爷爷的四轮车坏了，泰勒和卢克把它拆开，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这真令我欣慰。我坐在一个蓝色大塑料桶上看着他们俩忙活，心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得等爸爸不再谈论光明会。得等他迈进房间而母亲不再走开时。

那天晚饭后，爸爸说该走了。“拿好你们的东西，”他说，“半小时后我们就上路。”那时天色已晚，奶奶说这么晚了还要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太荒唐了。母亲也说等第二天早上再走，但是爸爸想早点回家，这样他和哥哥们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拆解废品了。“我得干活，一天也耽误不了。”他说。

母亲眼神黯淡，很是担心，但什么也没说。

车子撞上第一根电线杆时，我醒了过来。我睡在姐姐脚下的地板上，头上蒙着一条毯子。我想坐起来，但车子摇晃着向前冲去——感觉它快要散架了——奥黛丽摔到了我身上。我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也能听见。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一个倾斜，坐在前排的母亲尖叫了一声“泰勒！”最后是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一切戛然而止，四周鸦雀无声。

几秒钟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

然后我听到了奥黛丽的声音，她在一个接一个地喊我们的名字。最后她说：“除了塔拉，其他人都在！”

我想大喊，但我的脸被挤在座位底下，脸颊紧贴着地板。奥黛丽喊我名字时，我还在她的重压下挣扎。最后，我弓起背把她推开，把头伸出毯子说：“我在这儿。”

我环顾四周。泰勒扭动着上半身几乎是爬进了后车座，看着每个人的伤口、瘀青和惊呆的双眼，他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我能看见他的脸，但那张脸不像是他的了。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流到了衬衫上。我闭上眼睛，试图忘记他沾满鲜血歪歪曲曲的牙齿。我再次睁开眼睛，看了看其他人。理查德正两手捂着耳朵抱住头，像是在努力堵住一阵噪音。奥黛丽的鼻子弯曲成了奇怪的钩状，鲜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沿着胳膊往下淌。卢克浑身颤抖，但我没看见他身上有血。我的前臂有个口子，是被车座框夹伤的。

“每个人都好吗？”是父亲的声音。大家都咕哝了一声。

“车被电线缠住了，”父亲说，“都先别下车，等着断电。”车门开了，一时之间我还以为他会被电死，但接着我看见他向前倾，跌了足够远，极力避免身体同时与车子和地面接触。我记得透过破碎的车窗凝视他，看他绕着车转圈，他的红帽子被推向脑后，帽檐迎着风向上伸着。真奇怪，他看上去有些孩子气。

他绕着车子转了一圈，然后停下来，俯下身，头与副驾驶座平齐。“你没事吧？”他问。接着他又问了一遍。第三遍时，他的声音颤抖了。

我斜靠在座位上看他在跟谁说话，接着才意识到事故有多严重。车的前半部被挤成一团，发动机呈拱形，像坚硬岩石上的褶皱一样向后弯曲。

清晨的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反射出一道强光。我看见纵横交错的裂缝。这个场景很是熟悉。我在废料场见过上百块破碎的挡风玻璃，每一块都独一无二，从撞击点向外发散的独特的蛛丝网是撞击的记录。我们这块挡风玻璃上的裂缝讲述了它们自己的故事。裂缝正中心是一个向外延伸裂开的小圆圈，圆圈就在副驾驶座正前方。

“你没事吧？”爸爸用恳求的语气问，“亲爱的，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母亲。她的身体没有面向窗户，我看不见她的脸，但她靠在座位上的样子有些可怕。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爸爸说，他重复问了好几次。最后，我看到母亲的马尾辫梢微微动了动，似乎是微微点了点头，但动作轻得几乎觉察不到。

爸爸站在那里，看了看还通着电的电线，再看看地面，又看看母亲。他看上去很是无助。“你觉得——我该不该叫救护车？”

我想我听到他这么说了。如果他说了，他一定是这么说了，那母亲肯定也低声回答了一句，或者也许她已经不能低声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直想象她要求被带回家。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撞上了一个农民的拖拉机。他从家里冲了出来，打电话报了警。这下麻烦大了，因为我们的车没上保险，而且当时我们没一个人系安全带。那个农民将事故通报给犹他州电力公司之后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们才关掉了流经电线的致命电流。爸爸这才从旅行车里把母亲抱了出来，我看见她的脸——她的眼睛藏在李子大小的黑眼圈下面，柔和的五官变得肿胀扭曲，有的地方拉长了，有的地方收缩了。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回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的家，但我记得那座山在晨曦中泛着橙色的光芒。一回到家，我就看见泰勒把一口口红色血水吐到卫生间洗手池里。他的前门牙猛撞上方向盘错位了，所以牙齿朝后向上腭突起。

母亲被抱到沙发上。她喃喃地说，光线太刺眼了，于是我们把窗帘拉上。她想待在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于是爸爸把她抱下楼。几个小时里我都没见到她，直到那天晚上我打着暗淡的手电筒给她送晚饭。见到她时，我都快认不出她了。她双眼呈深紫色，深得发黑，肿得让我分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她叫我奥黛丽，甚至在我纠正了她两次后依然如此。“谢谢你，奥黛丽，只要黑暗和安静，就很好。黑暗，安静。谢谢你！过一小会儿再来看我啊，奥黛丽。”

母亲整整一周都没从地下室出来。她的脸肿得越来越厉害，瘀青也越来越严重。每天晚上，我都确信她脸上的痕迹不可能更触目了，但每天早晨，不知为何她的脸却更黑更肿。一个星期后，等太阳下山，我们关上灯，母亲上楼了。她的额头就像绑着两个东西，大得像苹果，黑得像橄榄。

没有人再提医院。做这种决定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再谈论这些，就是重温车祸发生后的愤怒和恐惧。爸爸说反正医生也帮不上她什么忙。她的生死掌控在上帝手中。

接下来几个月，母亲用许多名字称呼我。她叫我奥黛丽我倒不怎么担心，但我们交谈时她把我叫成卢克或者托尼，就让我很不安。全家人包括她自己一致认为，自从车祸后，她便再也不复从前。我们孩子都叫她“浣熊眼”，觉得这个外号很好笑。她有黑眼圈已经好几周了，我们早习以为常，以至于开起它们的玩笑。当时我们丝毫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医学术语。浣熊眼，严重脑损伤的征兆之一。

泰勒被内疚吞噬。多年以来，他为这次事故，之后又不断为此事造成的每一个决定、每一声铿锵有力的回响责怪自己。他紧紧抓住那一刻和之后的一切后果，仿佛时间本身起始于我们的旅行车驶离公路的那一瞬，没有历史，没有缘起，没有任何外力，直到十七岁的他在开车时睡着，时间才被开启。即使是现在，只要母亲忘记了任何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的眼里就会流露出那个神情——他在撞车后的神情，他自己嘴里流着鲜血，对现场遍览无遗，他用目光扫视着他自认为出自他手且只出自他手的这幕作品。

而我，我从不把那次车祸归咎于任何人，尤其是泰勒。那只是众多事件之一。十年后我的理解会发生转变，我沉重地步入成年，那之后，那次车祸总会令我想起那些阿帕奇女人，想起汇而构成人一生的所有决定——人们共同或者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聚合起来，制造了每一桩单独事件。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