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来到“教堂”走向父亲时，我并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我将自己视为一名侦察者：我到那里是为了传递信息，告诉爸爸肖恩曾经威胁过奥黛丽，因为爸爸会知道该怎么做。

也许我很平静是因为我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置身那里。也许我越过大洋，在另一块大陆上，在石头拱门下阅读休谟的著作。也许我当时正在国王学院里飞奔，腋下夹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Inequality，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哲学著作。]。

“爸爸，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说肖恩开过一个要用枪射杀奥黛丽的玩笑，我觉得那是因为奥黛丽就他的行为与他当面对质过。爸爸盯着我，嘴唇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他喊母亲过来。她来了，神情忧郁。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你到底在说什么？”爸爸说。

从那一刻起，谈话变成一场审问。每当我千方百计暗示肖恩有暴力倾向，是个控制狂，爸爸就对我大吼：“你的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我记在日记上了。”我说。

“去把它们拿来，我要看看。”

“我没带来。”我撒了一个谎，它们就在我的床底下。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他妈的会怎么想？”爸爸还在吼着。母亲坐在沙发边上，嘴巴斜张着，看上去极度痛苦。

“你不需要证据，”我平静地说，“你见过。你们俩都见过。”

爸爸说，是不是把肖恩关在监狱里任其烂掉，我才会开心；是不是我从剑桥回来，就为了让家里鸡犬不宁。我说我不想让肖恩进监狱，但需要对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我转向母亲，等着她帮我说话，但她一声不吭。她的眼睛紧盯地板，好像我和爸爸根本不在那里似的。

那一刻我意识到她不会开口，她会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留我一个人孤军作战。我努力想让爸爸平静下来，但我声音颤抖而嘶哑。然后我放声痛哭——抽泣爆发自我身体某处，来自多年来我不曾感受过、已经被忘却的一部分。我想我可能要吐。

我跑去卫生间。我从脚到手指都在发抖。

我得迅速止住抽泣——否则爸爸永远不会认真对待我——所以我用老办法止住了痛哭：盯着镜中自己的脸，指责它流下的每滴眼泪。这个过程如此熟悉，做这件事时，我在过去一年精心营造的幻想破碎了。虚伪的过去，虚假的未来，全都消失了。

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这面镜子很迷人，有三块嵌板，镶着仿橡木边框。我在童年、少女时代、青春期、成年之后，凝视的都是这同一面镜子。身后的马桶还是肖恩将我的头按进去的那个，他曾在那里控制住我，直到我承认自己是个妓女。

肖恩松开我后，我常常把自己锁在这个卫生间里。我会移动嵌板，直到镜子上出现三张我的脸，然后我会盯着每一张脸，思索肖恩说了什么，又逼我说了什么，直到一切都开始变得真实，而不是说了几句可以让疼痛停止的话。现在我仍然静静地站在这里，面对这面镜子。还是同样的脸，呈现在同样的三块嵌板中。

只不过这张脸变了，比以前老了，浮在一件柔软的羊绒衫上方。但克里博士说得没错：让这张脸，让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后面的东西，是她咬在齿间的东西——是希望、信仰或信念——让人生不再一成不变。我无法用言辞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我想是诸如信仰的东西。

我恢复了脆弱的平静，从容地离开卫生间，像头上顶着一个瓷盘一样。我迈着均匀的小碎步慢慢穿过走廊。

“我要去睡觉了。”走到“小教堂”时我说，“我们明天再谈。”

爸爸坐在桌旁，左手拿着电话。“我们现在就谈，”他说，“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肖恩。他马上就过来。”

我考虑要不要逃走。我能赶在肖恩到来之前将车开出去吗？车钥匙在哪儿？我需要带上笔记本电脑，我想，上面有我的论文。管不了那么多了，镜中的女孩说。

爸爸让我坐下，我照做了。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长时间，犹豫不决，不知所措，但我仍在考虑是否有时间逃走。这时法式大门开了，肖恩走了进来。突然间，宽敞的房间显得逼仄起来。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无法抬起眼睛。

我听到脚步声。肖恩已经穿过房间，现在正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他等着我抬头看他，但见我没抬头，他便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他轻轻地掰开我的手指，好像展开玫瑰花瓣一般，往里面放了什么东西。还没看到那是什么，我就感觉到了刀刃的寒意；甚至还未瞥见浸染我手掌的红色血迹，我就感觉到了鲜血。

刀子很小很薄，只有五六英寸长。刀片泛着深红色的血光。我用拇指和食指捏起它放到鼻子前，深吸一口气。一股金属的味道。毫无疑问，肯定是血。不是我的——他只是把刀递给了我——但那是谁的呢？

“小妹，如果你是聪明人，”肖恩说，“还是用这个自我了断吧。这样更好，否则我下手比这个狠多了。”

“那倒没必要。”母亲说。

我目瞪口呆地看看母亲，又看看肖恩。在他们看来，我肯定像个傻瓜，但我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作何反应。我想着是否该回到卫生间，穿过镜子，派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出来。我想，她能应付。她不会像我一样害怕。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伤害。她像块石头，没有血肉，没有柔软的内心。那时我还不明白一个事实，正是温柔——这些年来我所度过的一种温柔的生活——才会最终拯救我。

我盯着刀刃。爸爸开始了长篇大论，不时停下来，让母亲认可他的话。我听见声音，古老的大礼堂里的吟唱和声，其中有我自己的声音。我听见欢声笑语，酒从瓶子里倒出来时的咕嘟咕嘟声，黄油刀碰在瓷器上叮当作响。我几乎没听到父亲说了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仿佛此刻我正漂洋过海，穿越三次日落，回到我和朋友在室内唱诗班唱歌的那个夜晚。我想，我一定已经睡着了。喝了太多的酒。吃了太多的圣诞火鸡。

我认定自己是在做梦，于是如梦中人一样行事：我努力理解并运用这奇怪的现实规则。我跟假扮我家人的陌生人影进行理论，当无法理论时，我就撒谎。骗子们已歪曲了现实，现在该轮到我了。我告诉肖恩，我不曾跟爸爸说任何事。我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爸爸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和“爸爸一定是听错了”之类的话，希望如果我拒绝了他们的追根究底，他们就会消失。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四个仍坐在沙发上，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存在。他们在这里，所以我也在这里。

我手上的血干了。那把刀躺在地毯上，除了我，每个人都忘了它的存在。我尽量不去盯着它看。到底是谁的血？我细细端详哥哥。他并没有割伤自己。

爸爸又开始了新一轮训话，这次我回过神来，能听见了。他解释说，小女孩需要接受指导，学习如何在男人身边举止得当，才不会招蜂引蝶。他已经注意到我姐姐的几个女儿有些习惯不太检点，她们中最大的才六岁。肖恩很平静。父亲冗长枯燥的唠叨让他精疲力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觉得自己有理，所以当父亲终于结束他的长篇大论时，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今晚你对爸爸说了什么，但只是看着你，我就知道我曾伤害了你。我很抱歉。”

我们彼此拥抱，像通常吵完架后那样大笑。我一如往常对他微笑，就和当年十六岁的她一样。但她不在那里，笑容是假的。

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房门，悄悄拉下门闩，给德鲁打了个电话。我惊慌失措，几乎语无伦次，但他最终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应该离开，马上就走，他会到半路接我。我不能，我说。此刻，一切还风平浪静。如果我试图在半夜逃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到床上躺下，但无法入睡。我一直等到凌晨六点，然后在厨房找到母亲。我回来时开的车是向德鲁借的，所以我告诉母亲，德鲁突然有个意外状况，需要在盐湖城用车。我说过一两天我就回来。

几分钟后，我开车下山。高速公路就在眼前，这时视野中出现了什么东西，我停了下来。那是肖恩、埃米莉和彼得住的拖车。离拖车几英尺远靠近门的雪地上血迹斑斑。有什么东西死在了那里。

后来我从母亲那里得知，死去的是迭戈，那是肖恩几年前买的一只德国牧羊犬。这只宠物狗一直深受彼得的喜爱。爸爸打过那通电话后，肖恩走到外面用刀把狗宰了，而他的儿子就在几英尺远的地方听着狗哀声嚎叫。母亲说，杀狗的事与我无关，不得不这么做是因为迭戈一直咬死卢克的鸡。她说，这只是个巧合。

我很想相信她，但我做不到。迭戈咬死卢克的鸡这件事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此外，迭戈是条纯种狗，是肖恩花五百美元买来的，完全可以再卖掉。

但我不相信她的真正原因还是那把刀。多年来，我目睹父亲和哥哥们放倒过很多狗——大多是不肯离开鸡舍的流浪狗。我从没见任何人动过刀子，都是一枪射中狗头或心脏，狗立刻毙命。但肖恩竟然选择一把刀，一把刀刃只比他的拇指大一点点的刀。你会选择这样的刀进行一场杀戮，在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感受鲜血从掌心流过：那不是农夫的刀，甚至不是屠夫的刀。它是一把愤怒的刀。

我不知道接下来几天发生了什么。即使是现在，再次审视那次对峙的每一个环节——威胁、否认、训诫、道歉——还是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几周后再反思此事，我似乎犯了上千个错误，将一千把刀子插进了家人的心脏。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任何伤害可能并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而过了一年多，我才明白过来一个当时显而易见的事实：母亲从来没有跟父亲对质，父亲也从来没有与肖恩对质。父亲从未答应过要帮助我和奥黛丽。母亲撒了谎。

现在，每当我回想母亲说过的话，忆起那些文字神奇地逐个出现在屏幕上，有一个细节凸显出来：母亲将父亲描述成躁郁症，那正是我所怀疑的症状。那是我的话，不是她的话。接着我怀疑，一向完美充当父亲喉舌的母亲，那天晚上只不过是在附和我的意愿。

不，我告诉自己。那些是她说的话。但不管那些话是否出自她，那些曾安慰过我、治愈过我的话，都成了空。我并不相信它们是不真诚的，但真诚并未给它们带来实质性结果，它们被其他更强大的潮流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