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个人围着火钵闲聊。突然走进个人来，没听说过名字，也从未谋面，是个全然不相识的男子。他没有带介绍信，通过传达，要求见面。他被请到客厅，来到众人面前，手里拎着一只山鸡。初次见面，寒暄之后，他把那山鸡放到座席中央。

“这是从家乡寄来的。”

说着，当场作为见面礼相送。

那天天气寒冷，立即煮了一锅山鸡汤给大家吃。收拾这只山鸡的时候，青年穿着裙裤，来到厨房，亲自拔毛、剁肉、敲碎骨头。青年小个头儿，瘦长面孔，白皙的额头下边，闪耀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但是，他身上最显眼的地方既不是近视眼镜，也不是薄黑的口髭，而是穿的裙裤。这件裙裤是小仓地方织造、布满大花纹的漂亮的衣着，一般学生中颇为罕见。他把双手放在裙裤上说：

“我是南方人。”

过了一星期，青年又来了。这回，他带来自己写作的稿子。我不客气地指出，写得不太好，再修改一下看看。他回去了，一周后又揣着原稿来了。就这样，他每来一次，他总要留下些稿子，每次都不例外。其中包括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但这部书稿写得最差。有一两次，我从他完成的稿子里挑了些我认为最好的，联系杂志给予发表。不过，那都是出于编辑的盛情，仅仅求得发表出来，至于稿费一文也没有。我听到他说生活困难就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说，他今后打算卖文糊口。

一次，他拿来一件奇怪的东西。将菊花瓣儿晒干，薄亮如紫菜，一片片压得很结实。当时在场的一位朋友说，这叫素沙丁鱼干，立即浸泡在热水里，当作下酒菜吃了。后来，他又送来一枝铃兰纸花，说是妹妹扎的。他用指头拨动花枝中心的铁丝，花朵咕噜噜旋转起来。这时候，我才得知他和妹妹住在一起。兄妹租借了木柴店楼上一间房子，妹妹每天都去学习绣花。

下次又来时，报纸里裹着缀在灰蓝色结子上的绣着白蝴蝶的领饰。

“要是肯戴这个，就奉送吧。”他说罢，放下纸包走了。

安野见了说“给我吧”，于是被他拿走了。

此外，他常来常往。每次来都谈论他家乡的景色、习惯和传说，以及古色古香的祭祀礼仪什么的。他说，父亲是汉学家，善于篆刻。祖母曾经在大户人家做过事，因为生在猴年，那家老爷经常送她一些与猴子有关的东西。其中有一幅华山[渡边华山（1793-1841），文人画家。名定静，通称登，别号全乐堂。师从佐藤一斋学习儒学，亦通晓兰学。于谷文晁门下学习绘画，吸收西洋技法，自成一体。代表作有《鹰见泉石像》《千山万水图》等。]的长臂猿绘画。他说下次带来，可自那之后，青年不见了踪影。

春去夏来，不知不觉将他忘记了。有一天，我只穿一件单衣，坐在远离阳光的客厅中央看书，天气热得难以忍受。这一天，他突然来了。

依旧穿着那件高级裙裤。他用手巾仔细揩拭苍白的前额渗出的汗水。看来有些瘦了。他说：

“实在不好意思，想借二十元钱。”他解释说，“朋友得了急病，及时送他住院。因为没有钱，各方奔走，还是没有弄到。实在不得已，才来府上告贷。”

我停止看书，一直注视着青年的脸。他依然将两手放在膝头，规规矩矩地坐着，低声请求着。我问他：

“你朋友家里很贫穷吗？”

“不，不是。只因离家太远，来不及了。所以才来这里告急。估计两周后家里就会寄钱来，届时尽快偿还。”

我答应帮忙筹措。当时，他从包裹里取出一幅挂轴：

“这就是上回提到的华山的绘画。”

说着，他将这幅纸裱的画在半裁纸上的挂轴打开来给我看。我一时看不出好坏来。对照印谱一查，落款既不像渡边华山，也不像横山华山[横山华山（1784—1837），名一章，字舜朗。京都画家。]。青年说暂时放在这里，我说用不着这样。他不听，我只好留下了。第二天，他又来取钱，从此就音信杳然。约好了两周再来，但根本看不到他的影子。我想，自己也许上当了。那幅猴子挂轴一直悬在墙壁上，不知不觉进入秋季。

到了穿夹衣还稍嫌寒凉的时节，长冢照例前来借钱。我对他一次次告贷颇为反感，不由想起那位青年的事来。我跟长冢说：

“有这样一笔钱，你要是能要回来，就借给你。”

长冢搔搔头皮，稍稍迟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好像下了决心。

“我去试试看。”他回答。

于是，我给那位青年写了封信，叫他把那笔钱交给来访的人。我把信连同那幅猴子挂轴，一并交给长冢带去。

第二天，长冢又坐车来了。他一坐下，就忙不迭掏出怀里的信。我接过来一看，还是我昨天写的，原封未动。我问他是否去了，长冢的额头上皱成八字儿，他说：

“去过了，根本行不通。青年家里又穷又脏。妻子绣花，他本人生病。所以钱的事儿，根本张不开口。只得安慰他一番，要他不用挂在心上。然后，把挂轴还给了他。”

“呵呵，原来如此。”我有些吃惊。

翌日，青年寄来一张明信片。信上说，自己不该撒谎，很抱歉，挂轴收到了，请放心。我把他的明信片连同其他信件叠在一起，收进了杂物箱。青年的事也一概忘却了。

冬天来了。照例度过了繁忙的新年。瞅准没有来客的空隙，正在写作的时候，女佣送进来一个油纸小包。寄件人是那位久已忘掉的青年。打开外层的油纸，揭去报纸，里边露出一只山鸡。还附了一封信。信上说，其后忙于各种事情，刚刚回了一趟老家。承蒙借的那笔钱，三月里进京时一定偿还。报纸粘连着山鸡的血，不容易揭开来。

那天是星期四，晚上来了好多青年。我和五六个客人，围坐在大餐桌边品味山鸡羹，祝愿那位身穿小仓织锦的裙裤、面色苍白的青年获得成功。这五六位客人走了之后，我给那位青年写了感谢信，信中特别提了一句：

“去年借的那笔钱，你不必太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