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杯灰烬。

8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其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饭店，说暂时来不成了。继之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上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尔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子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钱。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周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只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10月……”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塌陷，瘦削的脸上出现莫名其妙的污迹和伤痕。看上去就像一个刚从黑暗的洞底爬上来的人，仔细一看，确实是我。

那段时间我走的是山阴海岸，大概是鸟取县或兵库县的北海岸一带。沿着海岸走起来很轻松，因为沙滩上一定有可以睡得舒服的地方。我把木头收集起来升火，烘烤从鱼店买来的鱼干吃。然后喝着威士忌，竖起耳朵听潮声想直子。她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这是何等奇异的事。我还是无法领会那个事实。我也无法相信那个事实。尽避我亲耳听见钉子打在她棺盖上的声音，但我就是不能接受她已归回虚无的事实。

我对她的记忆太过鲜明。她的口轻轻含着我的阴茎，头发搭在我的下腹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她的体温、呼吸和手指的触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五分钟前发生的事一样。我仿佛觉得直子就在我旁边。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她。可是，她不在那儿。她的肉体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了。

在睡不着的夜晚，我会回想直子的各种风姿。我不能不想，在我体内积存了太多对她的回忆，只要撬开一点空隙，那些记忆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而我恨本不能阻止它们往外涌出。

我想起那个下雨的早晨，她穿着黄色雨斗蓬清扫鸟屋，搬饲料袋的情景。想起溃不成形的生日蛋糕。直子的眼泪弄湿我衣衫的触觉。对，那一夜也下着雨。冬天时，她穿着骆驼绒大衣走在我旁边。她时常戴发夹，时常用手摸发夹。经常用一双清澈的眼睛凝视我的双眼。她穿着蓝色晨褛，在沙发上弯起膝盖，下巴放在膝上。

她的形象就如涨潮的波浪般接踵而至地涌向我，把我推向一个奇异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与死者一同生活。在那里，直子是活的。和我聊天，甚至可以拥抱。在那个地方，死不是系紧生的决定性要素。在那里，死不过是构成生的无数要素之一而已。直子常看死在那里继续生存下去，然后她这样对我说：“没关系。渡边，那只是死而已，不必在意。”

在那个地方，我不会感到悲哀。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在这里吗？直子难为情她笑着说。依然因她一个小动作就能稳定我的情绪，令我受创的心痊愈。于是我想，倘若这就是死的话，死也不是坏事。对呀，死根本没啥大不了。直子说：“死不过是普通的死，我在这里更觉得轻松。”直子从黑暗的浪潮深处向我这样倾诉。

终于退潮时，我一个人留在海滨。我觉得软弱无力，无处容身，悲哀化成黑暗包围我。那种时候，我时常独自哭泣。眼泪宛如汗水似地滚滚流下。

木月死去时，我从他的死学到一件事，而且当作座右铭带在身上，那就是：

“死不是生的对等，而是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的确那是事实。我们活着，同时在孕育死亡。不过，那只不过是我们必须学习的真理的一部分。直子的死告诉我这件事。不管拥有怎样的真理，失去所爱的人的悲哀是无法治愈的。无论什么真理、诚实、坚强、温柔都好，无法治愈那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响，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沾满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说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浪。他从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16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仿佛发生在远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暇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罗罗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没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般地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只瘦骨鳞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炊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30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新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饭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明天再用。”他把一升瓶装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饭。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拉。临分手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地记起高中三年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我想。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量，脑袋开始发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更觉怏怏不快。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将睡袋卷起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到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1970年10月2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一个月。心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来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可以了，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自己本身负责那里的管理。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9点和晚上9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9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好吗？”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呆整整8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

“后天乘新干线去，3点20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3点20分去东京站接站。”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茄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简直倒透霉。”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珍奇地凝望窗外武藏野风光。

“相隔8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着她的手：“不怕，您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大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做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气氛挺有趣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呆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壳。

“我恐怕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下嘴唇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样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去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正规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大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1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丝，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急剧拉开。木月照旧17，直子依然21，直至永远。

“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浇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满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给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暄？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金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20分钟，玲子才好歹回来。回来后，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20多分钟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嚼着饼干问。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脸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然后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下弦，弹起卡尔罗斯•乔宾的《并非终曲》。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外衣下面，穿着双色方格半袖衫。

“瞧，这衣服满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乳房。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体。如此说来其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响指，“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写一行草书：‘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岂非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

“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8月10日前后……”

“信见了。”

“8月24日，直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直子想返回一次，问我可不可以。说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东西，还很想同我好好聊聊，因为短时间内再见不到我，可以的话，想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完全可以。我也非常想见直子，想同她交谈。这么着，第二天，就是25日她和母亲乘出租车赶来。我们三人便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整理东西。傍晚时，直子对她母亲说往下不要紧了，请母亲回去。她母亲就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了。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饱满，我和她母亲一点都没想到别的。说实话，见面前我担心得不得了，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摇摇晃晃，憔悴不堪。因我知道在那种医院检查治疗起来，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担心她受不了。可是见到她，我就放心了。脸色比想像中健康。还笑盈盈地开玩笑。表达方式也比以前正常得多。又说去了美容室，为自己的新发型自豪，因此我才觉得她母亲不在也没关系。她对我说，玲子姐，我想我会在现在的医院完全复原的。我说对的，也许那样最好。然后我们到外面散步，无话不谈。谈谈今后怎么打算之类。她说如果我们离开这里以后，能够一起生活就好了。”

“直子说跟你生活在一起？”

“对呀。”玲子说着，缩一缩肩膀。“于是我说，我无所谓，渡边的事你不管了？然后她这样说：‘他的事，我会处理的。’仅此而已。于是我们谈起以后住哪里，要做什么之类。接着跑去鸟屋和马儿玩。”

我从冰箱拿出啤酒来喝。玲子又点了一支烟，猫儿在她的腿上呼呼入睡了。

“她从一开始就全部决定好了。所以显得如此精神奕奕。笑容满面的。快定了。心情就轻松了。然后她把房里的东西一一整理好，不要的东西就放进院子的汽油桶烧掉，包括当日记用的笔记，信件等等，连你的信也烧了。我觉得奇怪，问她为何烧掉。因她向来十分珍惜地保管你的信，时常重读。她说：‘我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以后重新做人了。’我也不怀疑，反而单纯地赞同了。我认为很有道理。心想如果她能恢复精神得到幸福就好了。那天的直子实在可爱，恨不得让你也看看。

然后我们如往常一样。到餐厅吃晚饭，洗澡。开了一瓶上等葡萄酒对饮，我弹吉他。照例是她喜欢的曲子。披头四的‘挪威的森林’、‘米雪星’等等。我们心情很好，关掉电灯，脱掉外衣，躺在床上。那晚非常闷热，开了窗也几乎没风进来。外面已经漆黑一片，虫声听起来特别响亮，房间里飘满夏草的香味。然后直子突然谈起你来。谈起和你做爱的事，而且非常详尽。如何被你去掉去衣服，如何让你接触身体．自己如何湿，如何让你插入。感觉如何美妙之类，实在非常坦白地告诉我了。我问她为何突然谈起这些事，因为过去直子从来不肯那么露骨地谈性的问题的。当然，坦白地谈性也是一种冶疗法，但她怕羞，绝对不肯详细地谈。现在突然喋喋不休地说出来，连我也吓了一跳。

‘我只是想说出来嘛。’直子说。‘如果你不想听，我就不说。’

‘好哇，你想说什么就尽避说好了，我会听。’我说。

‘当他进来时，我痛得不知怎办是好。’直子说。‘那是我的第一次。虽然湿了，一下子就进来了，但是仍痛得很厉害，头都几乎麻了。他一直进到深处，我以为到极限时，他却把我的脚往上提起，进得更深。这样一来，我觉得遍体生寒，仿佛泡进冰水一般。手脚发麻，寒气袭来。到底怎么了？会不会就这样死去？死了也无所谓，我想。但他知道我痛，保持姿势不再移动，然后温存地抱起我的身体，一直吻我的头发、脖子、胸部、吻了好久。于是我的身体渐渐回复暖意，他就开始慢慢抽动……玲子姐，那真个美妙。整个人像快溶化掉似的。甚至觉得就这样被他占有，一辈子干这回事地无妨。’

‘如果那么美妙，不如跟他住在一起，不是天天可以做了么？’我说。

‘不行啊，玲子姐。’直子说。‘我很清楚，它来过就走了，永还不会回来了。不知何故，一辈子只有一次。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毫无感觉，我没想过要跟他做。也没再湿过。’

当然我向她解释了，我说这些情形在年轻女性身上很容易发生，随着年纪增长就会好转的。而且有过一次顺利的经验，不用担心。我说我刚结婚时也是很不顺利，相当麻烦哪。

‘不是这个。’直子说。‘玲子，我没担心什么。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进入我里面了。我不想再被任何人侵犯了。’”

我喝完了啤酒，玲子抽第二支烟。小猫在她腿上伸懒腰，换个姿势又睡了。玲子迟疑一下，点起第三支烟。

“然后直子抽抽搭搭她哭起来。”玲子说。“我在她床边坐下，抚摸她的头说，没事的，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应当被男人宠爱得很幸福的。”闷热的夜晚，直子又是汗又是泪的。全身湿透了，我拿浴巾帮她擦脸擦身体。她连内裤都湿了。我帮她脱掉……你别想歪了哦。因为我们天天一起洗澡，她等于是我的妹妹了。”

“这点我知道。”我说。

“直子叫我抱她。我说天气那么热，怎能抱嘛，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于是我抱住她。我用浴巾裹住她的身体。不让汗水黏住她。等地平静下来时又替她擦汗，替她穿上睡袍，哄她睡觉。她立刻睡得很熟。也许装睡也说不定。不管怎样，她的睡脸真可爱。就像一个生下来以后从未受过伤害的十三、四岁小女孩一般。看见这样，我也安心去睡了。

六点钟我醒来时。她已经不在了。睡袍丢在那儿，衣服、运动鞋以及一直摆在枕边的手电筒都不见了。当时我就觉得糟糕了。可不是吗？她带手电筒出去，一定是摸黑从这里出去的。慎重起见，我看了一下桌面，找到那张字条“请把衣服全部送给玲子姐姐。”我马上去叫大家分头找直子。于是大家从宿舍到树林里里外外彻底搜索。花了五个钟头才找到她。她连上吊的绳子都早有准备。”

玲子叹一口气，摸摸小猫的头。

“要不要喝茶？”我问。

“谢谢。”她说"

我煮开水泡茶后，回到套廊。傍晚已近，阳光转弱，树木影子长长地伸到我们脚畔。我一面喝茶，一面眺望庭院里随意种下的棣堂花、杜鹃和南天竹。

“不久，救护车来了，把直子载走，我被警察问了许多问题。其实也没问什么。由于她留下一张形同遗书的字条，显然是自杀的，而且那些人认为精神病患者会自杀并不出奇。所以只是形式上问一问而已。警察走了以后，我立刻打电报给你。”

“好寂寞的丧礼。”我说。“静悄悄的，人也不多。她的家人一直介意我怎会知道直子死去的事。其实我不应该参加她的丧礼的，因此我觉得很难受，立刻出去旅行了。”

“渡边。出去散步好不好？”玲于说。“顺便买东西回来做晚餐吧。我饿了。”

“好哇。想吃什么？”

“火锅。”她说。“我有好几年没吃火锅啦。甚至发梦也梦见火锅，有肉、洋葱、菇蔬丝、豆腐、苟嵩菜，热滚滚的”

“好是好，但我没有做火锅的锅子。”

“没问题，交给我办。我去向房东借一借。”

她快步走向正堂，借了一个漂亮的锅子、煤气炉和长长的橡皮管回来。

“怎样？了不起吧。”

“的确！”我佩服地说。

我们到附近的小商店街买了牛肉、鸡蛋、蔬菜和豆腐，到酒铺买了一瓶较像样的白葡萄酒。我坚持要自己付钱，结果全都由她付了。

“被人知道我让外镑出钱买菜的话，我会成为亲戚朋友的笑柄的。”玲子说。

“而且我是个小盎婆哪。所以放心好了。怎么说也不会身无分文的跑出来。”

回到家里，玲子洗米烧饭，我拉长橡皮管，在套廊上准备吃火锅。准备完毕时，玲子从吉他箱子拿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微暗的套廊上，调好音后，慢慢弹起巴哈的赋格曲来。细腻的部分故意慢慢弹、或快快弹、或粗野地弹、或伤感地弹，对于各种声音怜爱地倾听。弹着吉他的玲子，若起来就像在注视自己心爱的裙子的十七、八岁少女一般，双眼发亮、唇色紧撮，偶尔露出笑影。弹完后，她靠在柱子上望天想心事。

“我可以跟你说话吗？”我问。

“好哇。我只是觉得肚子好饿罢了。”玲子说。

“你不去见见你先生和女儿么？他们住在东京吧。”

“在横滨。但我不去。上次不是说了吗？他们不和我发生联系的好。他们拥有他们的新生活。如果见到我会恨痛苦。最好不见。”

她把抽完了的七星烟盒揉成一团扔掉，从皮包拿出一包新的。撕开后叼了一支，但没点火。

“我是个已经过去的人。在你眼前这个只不过是过去的我的残存记忆而已。在我里头最重要的东西早已死去。我只是随从那个记忆行动而已。”

“但我非常欣赏现在的你。不管你是残存记忆或什么。也许那个根本不重要。你肯穿直子的衣服。我很高兴。”

玲子笑一笑，用打火机点火。“你的年纪不大，很懂得如何讨女人喜欢哪。”

我有点脸红。“我只是坦白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话而已。”

“我知道。”玲子笑着说。不久饭煮好了，我在锅里抹油，开始准备下锅。

“这不是梦吧？”玲于抽着鼻闻味道。

“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百分百现实的火锅。”我说。我们没有再谈什么，只是默默地吃火锅、喝啤酒、然后吃饭。“海鹤”闻到香味跑来，我把肉分给他。吃饱以后，我们靠在套廊的柱子上看月亮。

“这样子心满意足了吧！”我问。

“没得挑剔了。”玲子仿佛很辛苦似地说。“我第一次吃那么多。”

“待会打算怎样？”

“休息一下，我想去澡堂。头发乱七八糟的，我想洗一洗。”

“好的。澡堂就在附近。”我说。

“对了，渡边，若是方便，请告诉我，你和那位阿绿小姐已经睡过了吗？”玲子

“你是说有没有做爱？没有。在许多事情没弄清楚以前，我们决定不做。”

“现在不是都弄清楚了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懂。“你的意思是直子死了，一切尘埃落定？”

“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在直子死去之前就作出决定，不会跟阿绿分开了么？这件事跟直子是活是死都无关，对不？你拣选阿绿。直子拣选了死。你已经是大人了，必须对自己所选择的负起责任。否则不是一塌糊涂吗？”

“但我忘不了她。”我说。“我对直子说过，我会永远等她。可是我没有。结果来说，我还是放开她了。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本身的问题。也许我纵然半路不放开她，结果还是一样，直于毕竟还是拣选死亡。但我觉得我就是不能原谅自己。虽然你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心灵活动，无可奈何，然而我和直子的关系并不如此单纯。想起来，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生死的交界线上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若是你对直子有某种哀痛的感觉的话，你就带着那种哀痛度过往后的人生好了。若是从中能够学到什么，你就学吧。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你应该和阿绿共创幸福。你的哀痛和阿绿是扯不上关系的。若是你再伤害它的话，将会做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虽然痛苦，你还是要坚强起来，你要长大成熟。我是为了向你说这句话，特意离开阿美宿舍，长途跋涉地搭那种棺材似的火车老远跑来这里的。”

“我很了解你所说的。”我说。“但我还没作好准备。你不觉得吗？那个丧礼实在太寂寞了。人不应该那样子死去的。”

玲子伸手摸摸我的头。“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那样子死去的，包括你和我。”

我们沿着河边走五分钟到澡堂。洗完后带着爽朗的心情回到家。然后拔掉酒瓶盖，坐在套廊喝。

“渡边，再拿一个玻璃杯来好吗？”

“好哇。你想做什么？”

“我们来为直子办丧礼。”玲子说。“一个不寂寞的丧礼。”

我把玻璃杯拿来后，玲子在杯里斟满葡萄酒，摆在院子的石灯笼上。然后坐在套廊，抱着吉他靠在柱子抽烟。

“如果有火柴的话，拿给我好吗？愈多愈好。”

我从厨房拿了一大包火柴过来，在她旁边坐下。

“我弹一首，你就在那里排一根火柴，好不好？从现在起，我把我会弹的都弹出来。”

她先弹了亨利曼西尼的“亲爱的心”，弹得优美而祥和。“这张唱片是你送给直子的吧？”

“是的。前年的圣诞节。因为她很喜欢这首曲子。”

“我也喜欢。非常优美。”她又弹了几段“亲爱的心”的旋律，辍一口酒。“在我喝醉之前，不知能弹几首？哎。这样的丧礼应该不会寂寞了吧！”

玲子改弹披头四的“挪威的森休”、“昨天”、“米雪儿”、“某事”、“太阳出来了”、“山上的傻叭”。我排了七根火柴。

“七首了。”玲子说着，喝一口酒，喷一口烟。“这些人的确很了解人生的悲哀和优雅。”

她口中的“那些人”，当然是指约翰连侬、保罗麦卡尼以及乔治哈里森了。

她叹一口气，揉熄香烟，又拿起吉他来弹“小巷”、“黑马”、“朱莉亚”、“当我六十四岁时”、“人在何处”、“我爱她”和“喂，朱蒂”。

“现在几首了？”

“十四首。”我说。

“唔。”她叹息。“你也可以弹一首什么吧！”

“我弹不好。”

“不好也没关系嘛。”

我把自己的吉他拿来，战战兢兢地弹了一首“屋顶上”。玲子趁那时稍微休息，抽抽烟喝喝酒。我弹完后，她鼓掌。

然后，玲子弹了改编为吉他由约拉维尔的“献给公主的安魂曲”和德比西的“月光”，弹得细腻而优美。

“这两首曲子是直子死去以后才弹得好的。”玲子说。“她喜欢音乐的地步，直到最后都脱离不了伤感的境地。”

按着她演奏了几首巴卡拉殊的曲子：“靠近你”、“雨不断滴在我头上”、“圭在你身边”和“结婚钟声的怨曲”。

三十首了。”我说。

“我好像是自动点唱机。”玲子开心地说。“音乐大学的老师看到这种场面，大概吓昏了。”

她喝着葡萄酒，一边抽烟，一边一首接一首地弹。弹了十首巴萨洛华，包括罗杰．哈特及高素恩的曲子。以及鲍伙伦、雷查尔斯、凯勒克、海边男孩、史提威汪达等人的音乐。“蓝色天鹅绒”、“青青草原”，所有一切的曲子都弹了。偶尔闭起眼睛轻轻摇头，配合旋律哼歌。

葡萄酒喝完了，我们改喝威士忌。我把院子里的葡萄酒浇在石灯笼上，另外斟满一杯威士忌。

“现在几首了？”

“四十八首。”我说。

第四十九首，玲子弹了“伊莉娜”，第五十首又是“挪威的森林”。弹完五十首后，她停下来，喝了一口威士忌。

“弹了这么多，应该够了。”

“够了。”我说。“了不起。”

“懂吗？渡边，把寂寞丧礼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吧！”玲子盯着我的眼睛说。“只要记住这个丧礼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美妙？”

我点点头。

“赠品。”玲子说。第五十首是她最爱弹的巴哈的赋格曲。

“渡边，跟我做那个吧。”弹完后，玲子小小声说。

“不可思议。”我说。“我也在想同样的事。”

在拉上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我和玲子极其理所当然似地相拥，互相需要对方的身体。我帮她脱下衬衫、长裤和内裤。

“我度过一段相当曲折的人生，做梦地想不到会被一个小我十九岁的男孩脱内裤。”玲子说。

“要不要自己来？”我说。

“没关系，你来好了。”她说。“我满身是皱纹，你别失望才好。”

“我喜欢你的皱纹。”

“我会哭的。”玲子轻声说。

我吻遍她的全身，用舌头甜她的皱纹。我的手按在她那宛如少女的小乳房上，温柔地咬它的乳头，手指伸进她那温湿的阴道缓缓抚动。

“渡边，不是那边。”玲子在我耳畔说。“那只是皱纹。”

“怎么这个时候还会开玩笑？”我无奈说道。

“抱歉。”玲子说。“我害怕，因我太久没做了。感觉上像一个十七岁少女跑去男生的宿舍玩，却被脱光衣服似的。”

“我的感觉真的像在侵犯一个十七岁少女似的。”

我的手指伸进她的皱纹中，亲吻她的脖子和耳垂。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喉咙开始颤抖时，我把她的腿打开。慢慢进入里面。

“没问题吧，你不会使我怀孕吧。”玲子轻声问我。“这把年纪怀孕很羞家的。”

“没事的。放心好了。”我说。

我进到深处，她颤抖着叹息。我温柔地抚摸她的背，用力抽动几次，突然无预兆地射精了。我无法控制自己，只能紧紧抱住她。

“对不起。我忍不住。”我说。

“傻瓜，何必这样想嘛。”玲子拍拍我的屁股。“你跟女孩子做爱时都在想这种事？”

“也许吧。”

“跟我做的时候，不必想这个。忘了它。你爱几时就几时。怎样？舒服吗？”

“太舒服了，所以忍不住。”

“何必忍呢？这就好。我也觉得很棒。”

“玲子。”我说。

“什么？”

“你应该再和人谈恋爱，这样子太可惜了。”

“我会考虑的。”玲子说。“不过，旭川的人会谈恋爱吗？”

过了一会，我又勃起。玲子屏住呼吸扭动身体。我们边做边聊天。在她里面这样子聊天的感觉很美妙。我一讲笑话她就吃吃她笑，笑的震动传到我那儿。我们这样做了好久。

“这样的感觉美极了。”玲子说。

“动一动也不坏。”我说

“试试看。”

我把她的腰抱起来，进入更深处，尽情品尝销魂的滋味。当晚我们亲热了四次。完事后玲子在我腕臂中闭起眼睛深叹，身体不住地抖动。

“我以后不必再做爱了。”玲子说。“我把人生的全部都做完了，可以安心做其他事了。”

“谁知道明天如何？”我说。

我建议玲子搭飞机去，又快又舒适，但她坚持要搭火车。

“我喜欢青函联络船，不想坐飞机。”她说。于是我送她到上好车站。她提着吉他箱子，我抬着旅行箱，我们并肩坐在月台的长椅上等火车。她跟来东京那一天一样，穿着斜纹呢夹克和白长裤。

“旭川真的不错？”玲子问。

“很好的城市。”我说。“过些时候，我会去看你。”

“真的？”

我点点头。“我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可是直子全都烧掉了。那么好的信。”

“信只是普通的纸。”我说。“纵使烧了，留在心中的东西依然会留下，不能留下的留着也没用。”

“老实说，我好怕。一个人孤苦零丁的去旭川，好可怕呀。所以，记得写信给我。看了你的信，我会觉得你就在我身边。”

“你喜欢的话，我就天天写给你。没问题的。无论走到天涯海角，石田玲子都能活得很好。”

“我总觉得自己体内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堵住似的，难道是错觉？”

“那是残存的记忆。”我说着笑起来。玲子也笑了。

“不要忘了我。”她说。

“永远不忘记你。”我说。

“也许以后没机会再见到你了，不过，无论丢到那里，我都会永远记得你和直子。”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哭了。我禁不住吻了她。虽然周围经过的人频频盯着我们看，但我已经不在意了。我们活着，只须考虑怎样活下去就够了。

“祝你幸福。”分手之际，玲子对我说。“我能向你忠告的全都说完了，再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能祝你幸福。让我和直子那一份的幸福都给予你。”

我们握手告别。

我打电话给阿绿，说无论如何都要跟她谈一谈。我说我有很多话要说，必须对她说。在这个世界上，除她以外别无所求。我想见她，一切的一切从头开始来过。

阿绿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好久。仿佛全世界的细雨下在全世界的青草地上似的，沉默无声。那段时间，我闭起眼睛，额头一直压在玻璃窗上，终于阿绿开口了。她用平静的声音说：“现在你在哪里？”

我现在在哪里？

我继续握住听筒抬起脸来，看着电话亭的四周。如今我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猜不着。到底这里是那里？映入我眼帘的只是不知何处去的人群，行色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去。而我只能站在那个不知名的地方，不停地呼唤阿绿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