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女生谢里的朋友们突然都不和她说话了，父亲对不知所措的女儿很是担心，他联系了谢里一位朋友的母亲了解情况。这位母亲不屑一顾：“女孩儿嘛。”她说这是典型的女孩行为，不必担心，女生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会过去的。“你小题大做啦，”她这样告诉谢里的父亲，“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然而，她的评论反映了人们对女孩之间另类攻击行为的普遍态度：女孩霸凌行为是一种“过渡礼仪”（rite of passage）[这一概念出自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经典著作《过渡礼仪》（Les rites de passage），也可译为“通过仪式”，即为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如出生、命名、成年、结婚、患病、死亡）而举行的仪式。——编者注]，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一位学校辅导员告诉我：“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会这样。我们无能为力。”很多人认为，女孩霸凌行为是一段不得不经历的成长风暴，磨砺人心。然而，这种过渡礼仪论让我们麻木不仁，阻碍我们思考文化如何塑造了女生的行为模式。更糟糕的是，它对我们制定反霸凌行为的对策也构成了障碍。

过渡礼仪论隐含着几项令人不安的假设。首先，该理论暗示，由于处在成长阶段，我们无法劝阻女孩的此类行为。换言之，鉴于大量女孩都有过另类攻击行为，那这一定是天性使然。视霸凌为过渡礼仪的理论同样也在暗示，女孩们有必要学会以这种方式相处，甚至将其视为积极的互动模式。过渡礼仪作为一种仪式，标志着个体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这就意味着身处该阶段的女孩要为成人阶段做铺垫。如果成年女性是这样为人处事的，那这种方式就是可以接受的，也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在访谈中，无论是绝望的母亲，还是漠视霸凌现象的母亲，大多会流露出一丝慰藉，因为女儿在学习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第三种假设是前两个理论的推论：既然女孩之间的刻薄是普遍存在、有所增益的，那么这就是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自然属性，应当被容忍，应当做好心理准备。暗中作祟最为猖獗的，是最后一种假设：女孩之间的虐待其实根本就算不上虐待。

我曾听说有学校拒绝干预女孩之间的冲突，称不想插足学生的“感情生活”。这种逻辑蕴含了对女孩之间关系的两个价值判断：首先，它在暗示女孩的另类攻击行为与律师们热衷于分析的、晚间新闻节目铺天盖地报道的异性间的攻击行为不同，暗示它无足轻重，等女孩和男孩有了更多接触后自然就会减少。

其次，该理论轻视了同龄人在儿童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催生了这样一番学校政策谬论：童年生活是在“为生活进行培训”，而非生活本身。不干预政策否认了女孩之间存在真实的友谊，回避了她们人际关系矛盾的核心问题，同时也低估了足以给自尊心留下永久烙印的强烈情感。

不过，学校忽略女孩的攻击行为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他们需要维持教学秩序。老师的日常工作通常就是争分夺秒地完成一长串任务。老师必须完成教学内容，必须达到地区和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必须监管考试，有时还要抽空筹划生日聚会。老师需要像急诊室医生那样，权衡违纪行为的轻重缓急。一旦出现违纪行为必须要现场抓住，迅速做出惩罚决定。通常，男生的纪律问题比较严重。女孩会敏锐地嗅到成人的压力，她们知道传一张恶语相加的纸条或迅速飞一个刻薄眼神然后收回，这类行为很难引起疲惫的老师的注意，老师正忙着完成教学内容呢。

看见女孩不守纪律，老师不太情愿打断教学。与其解决关系问题，老师宁愿把时间花在冲男生大吼上，让男孩把小伙伴从垃圾桶上拉下来。一个六年级学生向我解释道：“老师会把打闹的男生拉开。”然而，解决关系问题需要关注更为复杂的形势，老师们普遍更关注砸纸团和扰乱他人注意力的男孩们。

学校没有一以贯之的另类攻击行为处理方案。由于缺乏判断和探讨此类行为的统一说法，制定出的反骚扰政策也往往较为模糊，且主要针对肢体或直接暴力。学校日程的安排同样不便于教师干预：比如在许多学校，课间时段由午餐助理监管，而此时霸凌行为最为猖獗。

由于另类攻击行为被严重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透过更“合理”的社会关系镜片来看待这一行为的表现。例如，在许多学校中，威胁“不做某事我就跟你绝交”仅被视为同龄人的施压，而非关系攻击。在学术论文中，研究者将女孩的关系操控行为解释为早熟，或解释为“确立中心地位、主导群体界限划分”的途径。一些心理学家将取笑或恶意笑话归为健康的成长体验，将散播流言蜚语称为“保持边界”。

认为遭受刻薄对待的女孩本身缺乏社交技巧也是一种常见误区。这种说法的逻辑是，如果孩子被当作霸凌目标，遭受他人的社交虐待，那孩子本人一定做错了什么。这通常将责任归咎于霸凌目标，认为被欺负的孩子应该更坚强或需要学会合群。也许她没有对社交场合做出恰当的回应，未能正确“解读”他人的感情和态度，也许她需要更注意衣着潮流，也许她非常缺乏社交技巧、过于大胆。她可能像一本书中举的例子这样：只会说“让我们做朋友吧”，而不会使用更细腻的说法——“周末我们一起去逛街吧”。

关系攻击很容易被视作社交技巧问题。如果一个女孩今天很和善，明天却言行残酷，或表现出很强的占有欲，对另一个孩子做出过激反应，可能会被解读为不够成熟。这是个特别危险的问题——因为成年人也许会劝说攻击目标对同龄人耐心一点，对攻击者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在此过程中，行为的攻击性被抹去了，成年人任由攻击者为所欲为。

更令人担忧的是，攻击目标受伤的感受是真实的，却被成年人否定了。攻击者常常是朋友，女孩对此更富同情心，很容易就对朋友的缺陷展示出无尽的帮助和理解。第二章中将要出现的女孩安妮回忆起让她彻夜哭泣的女孩萨曼莎，当时她们两个还是朋友。“萨曼莎现在有很多朋友了，社交技巧也提高了，”安妮解释道，“但当时她的社交技巧真的不怎么样……朋友对她说一个不，她都认为是极大的冒犯。我记得我从没对她说过（这样做不对），我觉得她也在努力维持友谊。”为了做一个好朋友，安妮对萨曼莎的社交局限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与此同时却深深隐藏自己的痛苦。

在这种要求女孩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完美关系的文化中，将霸凌误诊为社交技巧问题自然变得顺理成章。社交技能说的支持者称，最好的人际互动应该做到分场合做事，得到他人的回应和认可，并反映出女孩待人友善的素养。然而，大部分女性霸凌事件正是在小圈子领导者的要求下进行的，这种主导者的权力正源自这样一种能力：在对同龄人持续进行秘密虐待的同时，维持女孩表面上应有的文静。同样，她也主导着小团体中社交共识的方向。从学校比较在乎的社交技能层面来看，表现出霸凌行为的女孩在众人眼中是完美得体的。在一所尝试用社交技能理论解决问题的学校中，成人仅仅会要求刻薄女孩做事更“稳重”一点。

社交技巧说的问题在于它并不质疑刻薄行为的存在，反而设法解释，并使之合理化。如此一来，这种说法让另类攻击者的行为变得无可非议。

于是，女孩在努力待人友善、保持完美关系的同时，也被迫卷入了一场攻击游戏。有时，她们的愤怒会打破表面的友善；有时，愤怒会在友善的表面之下游荡，向同龄人发出令人费解的信号。结果就是女性朋友之间被迫需要三思而后行，并揣度彼此的真实意图。久而久之，许多女孩渐渐不再信任他人对自身感受的描述。

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愤怒也许来去匆匆，让攻击目标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发生。“我刚刚说话的时候，她是不是看了另一个女孩一眼？”“她是开玩笑还是当真了？”“她刚刚翻白眼了？”“不留座位是故意的吗？”“她说计划的时候说谎了吗？”“她告诉我会邀请我，但是又没邀请？”

如果我们能够列出形形色色的另类攻击行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女孩们就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我们需要将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定格，大声下定义，这样女孩们就无须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在遭遇另类攻击时才会明白，那不是自己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