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第一天，天空中到处飘扬着五星红旗，而静安邮政所里最大的变化是邮差身上的制服，全部由黄色换成了绿色。换装后邮差们挤在收发室的窗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说衣服还可以，就是顶着个绿帽子走街串巷的，有点不像话。大家哈哈大笑，仲良咧了咧嘴，一扭头就看见了苏丽娜。她站在邮政所的大铁门旁，穿着一件发白的士林布棉褂，就像个打杂的女工，苍白的脸色却更像是从医院出来的病人。

当天晚上，仲良用了很大的劲解开苏丽娜的棉褂，就被布满她身体的疮疤惊呆了。那些凝结的伤口就像一张张歪曲的嘴巴，狰狞而丑陋。仲良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苏丽娜却不动声色地把衣服脱光，躺下去，轻轻地拉过被子盖上，静静地看着仲良，一直到他在边上躺下来，把她连同被子一起紧搂进怀里，她的泪水瞬间涌出眼眶。

那天，就在米行开门的时候，苏丽娜遇见了带队来抓捕米行老板的陈泰泞。

穿着美式军装的陈泰泞从车里下来，让便衣松开米行老板。他指着被军警围在街当中的顾客们，问哪个是跟你接头的人？陈泰泞说，指出来就放你一条生路。

我是做买卖的，我跟谁接头去？米行老板眨着眼睛，惊恐而无辜地说。

米行老板被押上车后，陈泰泞开始审视人群中的每张脸，他看到了苏丽娜。他愣了愣，走过去，叹了口气，说，原来是你。

我是来买米的。就算坐在陈泰泞的审讯室里，苏丽娜还是这句话。

陈泰泞摇了摇头，说，你不该回上海。

当初你就不该送我走。苏丽娜想了想，又说，现在也不该抓我来。

当初送你走，是我长官的遗命。陈泰泞盯着她的双眼说，现在抓你，是我的职责。

你抓错人了，我只是个老百姓，我是在那里排队买米。

陈泰泞又摇了摇头，他要苏丽娜说出她来上海的任务，还有她的上线与下线，你们的接头方法、时间与地点。陈泰泞说，我们都没有时间了。

当晚，苏丽娜被铐在刑房的柱子上，在一片男人与女人的惨叫声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接着被提审，到了下午就开始受刑。一连好几天，苏丽娜在刑房里几乎尝遍了所有刑具后，像条肮脏的破麻袋一样被丢进牢房，再也没有人问过她一句话。

一天深夜，苏丽娜在一片枪炮声中被架出牢房。院子里的行刑队正在处决犯人，一阵枪声响过，她被扔在一双皮靴前。

陈泰泞蹲下身，撩开凝结在她脸上的头发，说，我来送你上路。

苏丽娜无力地闭上眼睛。又一阵枪声响起，滚烫的弹壳溅在她脸上，她就像个死人一样无知无觉。

陈泰泞叹了口气，站起身，犹豫了一下，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枚青天白日的徽章，若有所思地看了会儿，把它丢在苏丽娜的面前。然后又扭头对行刑官说，送她回牢房。

行刑官说，长官，我接到的命令是就地处决。

我的话就是命令。陈泰泞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院子，跳上等在门外的吉普车，对司机说，走吧，去吴淞口码头。

两天后，当解放军士兵冲进监狱，他们用枪托砸开牢门，苏丽娜已经奄奄一息。她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后，才对一位来给她做记录的解放军女兵说，我要见你们长官。

女兵说，解放军队伍里没有长官，只有首长。

那让我见你们首长。苏丽娜说。

可是，解放军的首长并没有马上来。苏丽娜在病床上足足等了两天，才看见那名女兵带着一个穿黄布军装的中年男人进来。女兵说，这是我们的陈科长，你可以说了。

苏丽娜在病床上坐直身子，说她叫苏丽娜，她是组织在上海办事处的情报员，她的代号叫布谷鸟。她的领导是潘先生，有时他也叫狄老板、杨秉谦、胡非与施中秋。

陈科长点了点头，说，你还是先说说汉奸秦兆宽吧。

苏丽娜的眼睛一下变直了，看着坐在她面前的这对男女，很久才说，他不是汉奸，不是的。连着一个多星期，医院的病房几乎成了审讯室。苏丽娜躺在床上开始回忆，从她第一次参加示威游行开始，断断续续一直说到躺在船舱的夹层里离开上海。苏丽娜始终没提过徐仲良，好像她的生命中从来不存在这个男人一样。苏丽娜最后说，你们找到潘先生一切就都清楚了。可是，潘先生早在1942年就牺牲了。陈科长说，杨复纲烈士遭叛徒出卖，在撤往苏区途中被敌人杀害在宿迁城外。

苏丽娜这才知道潘先生的真名原来叫杨复纲。她再也不说话了，把目光从陈科长的脸上一点一点地收回，拉起被子，慢慢地躺下去，像只虾米一样蜷紧了身体。

几天后，苏丽娜离开医院被关进一间屋子，每天都有面目不同的解放军干部来提审她，可问题始终就这么几个：你是什么人？替谁工作？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联络人是谁？你们用什么方法、在哪里接头？

苏丽娜每次都像梦呓一样，反复说着她是上海办事处的情报员，她的代号叫布谷鸟，她的领导是潘先生，也就是革命烈士杨复纲。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陈科长让卫兵打开房门，对她说，你可以走了。

苏丽娜坐着没动，忽然用挑衅的目光直视着他，说，你们不怀疑我了？

陈科长迎着她的目光说，也没人能证明你。

那我现在是什么？苏丽娜仍然直视着他。

至少你当过百乐门的舞女。陈科长想了想，说，你还当过汪伪汉奸与中统特务的情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