胭脂很快成为祥符荡里最霸道的匪首。她放任手下肆无忌惮地抢劫，自己却从不动手，只是抱着女儿远远地坐在一条小船里，哼着儿歌，就像在游山玩水。这些水匪什么都抢，不光是商船，就连日本人与游击队的运输船也不放过。她仿佛就是水面上的女王，对谁都说一不二。她对手下的男人们说，做强盗的都会不得好死，但你们要知道为谁而活。

水匪们都看出来了，他们的大嫂跟以往的大哥们不一样。她从没想过在陆地上重建他们的安居之所，而是把忠义牌位安到了船头上，把自己的床也搬进了船舱里，还亲手将偷偷跑回裁缝铺取回的那幅肖像挂在床头。做完这一切，胭脂站在舱口环视众人，说，船就是我们的家，只要不上岸，谁也不能把我们怎么了。

胭脂说完关上舱门，一个人搂紧女儿坐在床上，出神地看着画框里的自己。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是，水匪们都明白，除了女儿，这幅画是他们大嫂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为了这幅肖像，胭脂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风雨之夜忽然要去斜塘镇上，谁都无法劝阻。通往镇内的水道早已被日本人封锁，两岸的岗亭里架着机关枪，探照灯把水面照得如同白昼。胭脂不会泅水，是老莫托着她的下巴沿河堤潜入镇内。上岸时她已经被水呛得奄奄一息，她趴在河埠上大口大口地喘息，好大一会儿才支起身来。

老莫说，当家的，你这是何苦呢？什么事交代我们干不就成了。

胭脂摇了摇头，推开老莫的手，一个人摇摇晃晃地穿过大雨如注的街道，敲开了泰顺裁缝铺的大门。惊魂未定的宝生面对胭脂恍若隔世，嘴巴张了很久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胭脂冷得瑟瑟发抖，她说，我来取我的东西。宝生只知道连连点头，一个劲地说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胭脂站在门内，又说，我来取我的东西。

宝生关上门才有点明白过来，点了点头，垂下手，也垂下脑袋进了房里，很久才提着那个紫藤衣箱出来，放在案板上。他眯着眼睛，竭力想看清胭脂的脸，可胭脂的脸上挂满了湿漉漉的头发，就像个鬼，只有那两只眼睛跟滴落的水珠一样，闪闪发亮。

胭脂费了很大的劲才用一块油布将画框包严实，随手拿起一支蜡烛，就着油灯化开，把接口封了一遍又一遍。宝生默默地看着她，始终一动不动。这时，他忽然说，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铺子。

胭脂垂下眼睑，说，我走了。

宝生一把拉住她，说，下个月就到你爸的忌辰了。

胭脂拨开他的手，说，你就当我也死了。

说完，她拉开门冲进风雨中。远天的一个闪电过后，很久才响起一声沉闷的雷声，斜塘镇上却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就连胭脂自己都觉得这一次离开，是她对这个地方的诀别。她最后回望一眼后，对老莫说，回吧。

胭脂回到祥符荡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会游泳。一个水匪不会泅水，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胭脂深知这一点，到了女儿五岁那年，整个夏天她都在教女儿游泳。可是，女儿不会说话，当然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整个世界对于她来说，就如同祥符荡的水底，朦朦胧胧无声无息。这让胭脂寝食难安。她四处寻医问药，把方圆百里内的大夫都找遍了，就连乡间流传的那些偏方都不肯放过。她不惜花三根金条买一张路条，带着女儿进县城，为的就是向名医周大庸求一剂药方。年过花甲的老中医参佛多年，他把完脉，捋着山羊胡须却连连摇头，说这是神仙也治不了的病。他劝胭脂还是多烧香积德吧，这是前世的冤孽。胭脂还没开口，老莫已经拔出手枪顶在老中医的脑袋上，大骂，放你妈的狗屁。

胭脂摆了摆手，什么话都不说，抱起女儿转身离去。她在一天夜里拦下一条途经祥符荡的航船，抱着女儿搭乘到了上海。她深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能让女儿开口说话。

这是胭脂第二次来到上海，她混迹于逃难的流民之中，躲过日本兵的盘查，走进一家教会医院。眼睛湛蓝的德国医生做了仔细的检查后，用生硬的汉语说这个孩子既没有耳鼓，也没有声带，她永远听不到声音，也永远不会发出声音。但胭脂不相信，这是绝不可能的。她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在这七天里面，她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医院，但医生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么一句——这个孩子没有耳鼓，也没有声带，她是个畸形儿。

胭脂彻底地绝望了，走在大马路上抱紧了女儿，却在不知不觉中泪眼模糊。

最后一天晚上，胭脂躺在旅社的床上辗转难眠。她忽然捂住嘴巴哭泣起来，她的哭声不可抑制，越来越响，惊醒了旅社中所有的客人，但她浑然不觉，就像熟睡中的女儿。胭脂完全沉浸在自己难以言传的悸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