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还是决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里清楚，房子将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后被拆迁掉。

这个决定是在从镇政府回家的路上做的。在陈列室里，她看到那条用铅笔绘制的、潦草而别扭的线，像切豆腐一样从这房子中间劈开。

她甚至听得到声音。不是“噼里啪啦”，而是“哐”一声。那一声巨大的一团，一直在她耳朵里膨胀，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她和我说她头痛。

她说天气太闷，她说走得太累了，她说冬天干燥得太厉害。她问：“我能歇息吗？”然后就靠着路边的一座房子，头朝向里面，用手掩着脸不让我看见。

我知道不关天气，不关冬天，不关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个角落拼命平复内心的波澜。

这座四层楼的房子，从外观上看，就知道不怎么舒适。两百平方米的地皮，朝北的前一百平方米建成了四层的楼房，后面潦草地接着的，是已经斑斑驳驳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边这占地一百平方米的四层楼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几次修建的结果：底下两层是朝西的坐向，还开了两个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门——母亲曾天真地以为能在这条小路做点小生意，上面两层却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没有如同一二层铺上土黄色的外墙瓷砖，砖头和钢筋水泥就这样裸露在外面。

每次从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远远看到这奇怪的房子，总会让我想起珊瑚——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继续往上长。它们的生命堆叠在一起，物化成那层层叠叠的躯壳。

有一段时间，远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习惯用GOOGLE地图，不断放大、放大，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轮廓。从一个蓝色的星球不断聚焦到这个点，看到它别扭地窝在那。多少人每天从那条小道穿过，很多飞机载着来来往往的人的目光从那儿不经意地掠过，它奇怪的模样甚至没有让人注意到，更别说停留。还有谁会在乎里面发生的于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就像生态鱼缸里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为那群斑斓的鱼做安静陪衬，谁也不会在意渺小但同样惊心动魄的死亡和传承。

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那年她二十四岁，父亲二十七岁。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父亲的父亲是个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弃的浪荡子，因为吸食鸦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十几岁的父亲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样，结婚都得靠自己。当时他没房没钱，第一次约会只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说，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盖一座大房子。

母亲相信了。

买下这块地是他们结婚三年后的事情。父亲把多年积攒的钱加上母亲稀少的嫁妆凑在一起，终于把地买下。地有了，建房子还要一笔花费。当时还兼职混黑社会的父亲，正处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拍拍胸膛到处找人举债，总算建起了前面那一百多平方米，留下偏房的位置，说以后再修。

父亲不算食言——母亲总三不五时回忆这段故事，这几乎是父亲最辉煌的时刻。

她会回忆自己如何发愁欠着的几千块巨款，而父亲一脸不屑的样子，说，钱还不容易。母亲每每回忆起这段总是要绘声绘色，然后说，那时候你父亲真是男子汉。

但男人终究是胆小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是还不开窍还不知道怕——母亲后来几次这么调侃父亲。

第二年，父亲有了我这个儿子，把我抱在手上那个晚上据说就失眠了。第二天一早六七点就摇醒我母亲，说，我怎么心里很慌。

愁眉苦脸的人换成是父亲了。在医院的那两天他愁到饭量急剧下降。母亲已经体验到这男人的脆弱。第三天，因为没钱交住院费，母亲被赶出了医院。

前面有个姐姐，我算第二个孩子，这在当时已经超生，因而母亲是跑到遥远的厦门生的我。从厦门回老家还要搭车。因为超生的这个孩子，回家后父亲的公职可能要被辞掉。从医院出来，父亲抱着我，母亲一个人拖着刚生育完的虚弱身体，没钱的两个人一声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么回到小镇上的家。

走到一个湖边，父亲停下来，迷惘地看着那片湖，转过头问，我们回得了家吗？

母亲已经疼痛到有点虚脱了，她勉强笑了笑：再走几步看看，老天爷总会给路的。

父亲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我们真的回得了家吗？

再走几步看看。

一个路口拐过去，竟然撞上一个来厦门补货的老乡。

“再走几步看看。”这句话母亲自说出第一次后，就开始不断地用它来鼓励她一辈子要依靠的这个男人。

公职果然被开除了，还罚了三年的粮食配给，内心虚弱的父亲一脆弱，干脆把自己关家里不出去寻找工作。母亲不吭声，一个人到处找活干——缝纫衣服、纺织、包装。烧火的煤是她偷邻居的，下饭的鱼是她到街上找亲戚讨的。她不安慰父亲，也不向他发火，默默地撑了三年。直到三年后某一天，父亲如往常一样慢悠悠走到大门边，打开门，是母亲种的蔬菜、养的鸡鸭。父亲转过身对母亲说：“我去找下工作。”然后一个月后，他去宁波当了海员。

过了三年，父亲带着一笔钱回到了老家，在这块地上终于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石板房。

父亲花了好多钱，雇来石匠，把自己和母亲的名字，编成一副对联，刻在石门上，雕花刻鸟。他让工匠瞒着母亲，把石门运到工地的时候还特意用红布盖着，直到装上大门宣布落成那刻，父亲把红布一扯，母亲这才看到，她与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命名了这座房子。

当时我六岁，就看到母亲盯着门联杵着嘴，一句话都没说。几步开外的父亲，站到一旁得意地看着。

第二天办落成酒席，在喧闹的祝福声中，父亲宣布了另一个事情：他不回宁波了。

酒桌上，亲戚们都来劝，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工作：比老家一般工作多几倍的工资，偶尔会有跑关系的商家塞钱。父亲不解释，一直挥手说反正不去了。亲戚来拉母亲去劝，母亲淡淡地说，他不说就别问了。

后来父亲果然没回宁波了，拿着此前在宁波攒的钱，开过酒店、海鲜馆、加油站，生意越做越小，每失败一次，父亲就像褪一层皮一样，变得越发邋遢、焦虑、沉默。然后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一次午睡完准备要去开店，突然一个跌倒，倒在天井里。父亲中风了。

也是直到父亲中风住院，隔天要手术了，躺在病床上，母亲这才开口问：“你当时在宁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处理不来，干脆躲了吧？”

父亲笑开了满口因为抽烟而黑的牙齿。

“我就知道。”母亲淡淡地说。

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一片了。

每次回家，我都到南边那石板老房走走。拆掉的是北边的主房，现在留下没完成拆建的部分，就是父亲生病长期居住的左偏房，和姐姐出嫁前住的右偏房。在左偏房里，父亲完成了两次中风，最终塑造出离世前那左半身瘫痪的模样。而在右偏房，姐姐哭着和我说，当时窘迫的家出不起太多嫁妆，她已经认定自己要嫁一个穷苦的人家，从此和一些家里比较有钱的朋友，断了联系。

我记得她说那句话的那个晚上。她和当时的男友出去不到一刻钟就回来了。进了房间，躲着父母，一声不吭地把我拉到一边，脸涨得通红，眼眶盈满了泪，却始终不让其中任何一滴流出来。平复了许久，她开口了：“答应我，从此别问这个人的任何事情。如果父母问，你也拦住不要让他们再说。”

我点点头。

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他问我姐：“你家出得起多少嫁妆？”

那旧房子，母亲后来租给了一个外来的务工家庭。一个月一百五十元，十年了，从来没涨过价钱。那狭小的空间住了两个家庭，共六个人一条狗，拥挤得看不到太多这房子旧日的痕迹。

一开始我几次进入那房子，想寻找一些东西。中风偏瘫的父亲有次摔倒在地上留下的血斑，已经被他们做饭的油污盖住了，而那个小时候父亲精心打造给我作为小乐园的楼梯间，现在全是杂物。

母亲有意无意，也经常往这里跑。

我看着这样的母亲，心里想，母亲出租给他们家，只是因为，他们家拥挤到足够占据这个对她来说充满情感同时又有许多伤感的空间。

别人的生活就这么浅浅地敷在上面——这是母亲寻找到的与它相处的最好距离。

其实，母亲现在居住的这四层小楼房，于我是陌生的。

这是我读高三的时候修建的。那也是父亲生病第二年。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打开中间抽屉，抽出一卷钱。她说我们有十万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会计，我高中主编书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怎么用。我想都没想，说存起来啊。

在那两年里，母亲每天晚上八九点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个编织袋出趟门，回来时我会听到后院里她扔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人走进来，假装每天这么准时的出入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当时我和姐姐也是装作不知道，但心里早清楚，母亲是在那个时间背着我们到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隔天加上四颗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后院，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去除掉那些烂掉的部分，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们谁也没说破，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

然而那个晚上，拿着那十万，她说，我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这是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她的渴望。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来，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个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都当我们不存在。

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

满打满算，钱只够拆掉一半，然后建小小的两层。小学肄业的母亲，自己画好了设计图，挑好日子，已经是我高考前的两周。从医院回来，父亲和母亲就住到了左偏房。到了适婚年龄的姐姐从小就一直住在右偏房。旧房子决定要拆了，我无房可住，就搬到了学校的宿舍。

旧房子拆的前一周，母亲“慷慨”地买了一串一千响的大鞭炮，每天看到阳光出来，就摆到屋顶上去晒太阳。她说，晒太阳会让声音更大更亮。偏偏夏日常莫名其妙地大雨，那几个下午，每次天滴了几滴水，母亲就撒开腿往家里跑，把鞭炮抢救到楼下，用电吹风轻轻吹暖它，像照顾新生儿一般呵护。

终于到拆迁的时刻了，建筑师傅象征性地向墙面锤了一下。动土了。在邻里的注视下，母亲走到路中间，轻缓地展开那长长的鞭炮，然后，点燃。

声音果然很响，鞭炮爆炸产生的青烟和尘土一起扬起来，弥漫了整个巷子。我听到母亲在我身旁深深地、长长地透了口气。

建房子绝不是省心的事，特别对于拮据的我们。为了省钱，母亲边看管加油站，边帮手做小工。八十多斤的她在加油站搬完油桶，又赶到工地颤颤悠悠地挑起那叠起来一人高的砖。收拾完，还得马上去伺候父亲。

我不放心这样的母亲，每天下课就赶到工地。看她汗湿透了全身，却一直都边忙边笑着。几次累到坐在地上，嘴巴喘着粗气，却还是合不上地笑。

看到有人路过工地，她无论多喘都要赶忙站起身过来说话：“都是我儿子想翻盖新房，我都说不用了，他却很坚持，没办法，但孩子有志气，我也要支持。”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高考前一周的那个下午，她捂着肚子，在工地昏倒了。到医院一查：急性盲肠炎。

我赶到医院，她已经做完盲肠手术。二楼的住院部病床上，她半躺在那儿，见我进来就先笑：“房子已经在打地基了？”她怕我着急到凶她。

我还是想发脾气，却听到走廊里一个人拄着拐杖拖着步子走的声音，还带着重重的喘气声。是父亲。他知道母亲出事后，就开始出发，拄着拐杖挪了三四个小时，挪到大马路上，自己雇了车，才到了这家医院。

现在他拄着拐杖一点点一点点挪进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安排到旁边的病床上，如释重负地一坐。气还喘着，眼睛直直盯着母亲，问：“没事吧？”

母亲点点头。

父亲的嘴不断撇着，气不断喘着，又问了句：“没事吧？”眼眶红着。

“真的没事？”嘴巴不断撇着，像是抑制不住情绪的小孩。

我在旁，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标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

然而，母亲还是决定在搬新家的时候，按照老家习俗宴请亲戚。这又折腾了一万多。

那一晚她笑得很开心，等宾客散去，她让我和姐姐帮忙整理那些可以回锅的东西——我知道将近一周，这个家庭的全部食物就是这些了。

抱怨从姐姐那开始的，“为什么要乱花钱？”

母亲不说话，一直埋头收拾，我也忍不住了：“明年大学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怎么这么爱面子，考虑过父亲的病，考虑过弟弟的学费吗？”姐姐着急得哭了。

母亲沉默了很久，姐姐还在哭，她转过身来，声音突然大了：“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这是母亲在父亲中风后，第一次对我们俩发火。

平时在报社兼职，寒暑假还接补习班老师的工作，这老家的新房子对我来说，就是偶尔居住的旅社。

一开始父亲对这房子很满意。偏瘫的他，每天拄着拐杖坐到门口，对过往的认识不认识的人说，我们家黄脸婆很厉害。

然而不知道听了谁的话，不到一周，父亲开始说：“就是我家黄脸婆不给我钱医病，爱慕虚荣给儿子建房子，才让我到现在还是走不动。”

母亲每次进进出出，听到父亲那恶毒的指责，一直当作没听见。但小镇上，各种传言因为一个残疾人的控诉而更加激烈。

一个晚上，三姨叫我赶紧从大学回老家——母亲突然在下午打电话给她，交代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交代黑狗达，现在欠人的钱，基本还清了，就木匠蔡那还有三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都一定要还，人家是帮助我们。他父亲每天七点一定要吃帮助心脏搏动的药，记得家里每次都要多准备至少一个月的量，每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盯着他吃；他姐姐的嫁妆其实我存了一些金子，还有我的首饰，剩下的希望她自己努力了。”

我赶到家，看到她面前摆了一碗瘦肉人参汤——这是她最喜欢吃的汤。每次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她就清炖这么一个汤，出于心理或者实际的药理，第二天就又全恢复了。

知道我进门，她也不问。

“你在干吗？”先开口的是我。

她说：“我在准备喝汤。”

我看那汤，浓稠得和以前很不一样，猜出了大概。走上前把汤端走。

我和她都心照不宣。

我正把汤倒进下水道里，她突然号啕大哭：“我还是不甘心，好不容易都到这一步了，就这么放弃，这么放弃太丢人了，我不甘心。”

那一晚，深藏于母亲和我心里的共同秘密被揭开了——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想一死了之的念头一直像幽灵般缠绕着我们，但我们彼此都没说出过那个字。

我们都怕彼此脆弱。

但那一天，这幽灵现身了。

母亲带我默默上了二楼，进了他们的房间。吃饱饭的父亲已经睡着了，还发出那孩子一般的打呼声。母亲打开抽屉，掏出一个盒子，盒子打开，是用丝巾包着的一个纸包。

那是老鼠药。

在父亲的打呼声中，她平静地和我说：“你爸生病之后我就买了，好几次我觉得熬不过去，掏出来，想往菜汤里加，几次不甘愿，我又放回去了。”

“我还是不甘心，我还是不服气，我不相信咱们就不能好起来。”

那晚，我要母亲同意，既然我是一家之主，即使是自杀这样的事情也要我同意。她答应了，这才像个孩子一样，坐在旁边哭起来。

我拿着那包药，我觉得，我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了。

当然，我显然是个稚嫩的一家之主。那包药，第二周在父亲乱发脾气的时候就暴露了。我掏出来，大喊要不全家一起死了算了。全家人都愣住了。母亲抢过去，生气地瞪了我一下，又收进自己的兜里。

接下来的日子，这个暴露的秘密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线。每次家里发生些相互埋怨的事情，母亲会一声不吭地往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大家就都安静了。我知道，那刻，大家脑海里本来占满的怒气慢慢消退，是否真的要一起死，以及为彼此考虑的各种想法开始浮现。怒气也就这么消停了。

这药反而医治了这个因残疾因贫穷而充满怒气和怨气的家庭。

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抽出一卷钱。

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

我又想气又想笑。这三年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扛过几次差点交不出学费的窘境，母亲又来了。

母亲很紧张地用力地捏着那卷钱，脸上憋成了红色，像是战场上在做最后攻坚宣言的将军。“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

我才知道，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还要傲气。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层后，小镇一片哗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亲特意扶着父亲到市场里去走一圈。

边走边和周围的人炫耀：“你们等着，再过几年，我和我儿子会把前面的也拆了，围成小庭院，外装修全部弄好，到时候邀请你们来看看。”一旁的父亲也用偏瘫的舌头帮腔：“到时候来看看啊。”

然后第二年，父亲突然去世。

然后，再过了两年，她在镇政府的公示栏上看到那条线，从这房子的中间切了下来。

“我们还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在镇政府回来的那条路上，母亲突然转过身来问。

我说：“好啊。”

她尝试解释：“我是不是很任性，这房子马上要拆了，多建多花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建好。”

她止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只知道，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无论住什么房子，过多好的生活。”

回到家，吃过晚饭，看了会儿电视，母亲早早躺下了。她从内心里透出的累。我却怎么样也睡不着，一个人爬起床，打开这房子所有的灯，这几年来才第一次认真地一点一点地看，这房子的一切。像看一个熟悉却陌生的亲人，它的皱纹、它的寿斑、它的伤痕：三楼四楼修建得很潦草，没有母亲为父亲特意设置的扶手，没有摆放多少家具，建完后其实一直空置着，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从二楼急急忙忙搬上来，也把我的房间安置在四楼。有段时间，她甚至不愿意走进二楼。

二楼第一间房原来是父亲和母亲住的，紧挨着的另外一间房间是我住的，然后隔着一个厅，是姐姐的房间。面积不大，就一百平方米不到，扣除了一条楼梯一个阳台，还要隔三间房，偏瘫的父亲常常腾挪不及，骂母亲设计得不合理。母亲每次都会回：“我小学都没毕业，你当我建筑师啊？”

走进去，果然可以看到，那墙体，有拐杖倚靠着磨出来的刮痕。打开第一间的房门，房间还弥漫着淡淡的父亲的气息。那个曾经安放存款和老鼠药的木桌还在，木桌斑斑驳驳，是父亲好几次发脾气用拐杖砸的。只是中间的抽屉还是被母亲锁着。我不知道此时锁着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不想打开灯，坐在椅子上看着父亲曾睡过的地方，想起几次他生病躺在那的样子，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躺在他肚皮上。

这个想法让我不由自主地躺到了那床上，感觉父亲的气味把我包裹。淡淡的月光从窗户透进来，我才发觉父亲的床头贴着一张我好几年前照的大头贴，翻起身来看，那大头贴，在我脸部的位置发白得很奇怪。再一细看，才察觉，那是父亲用手每天摸白了。

我继续躺在那位置把号啕大哭憋在嘴里，不让楼上的母亲听见。等把所有哭声吞进肚子里，我仓促地逃离二楼，草草结束了这趟可怕的探险。

第二天母亲早早把我叫醒了。她发现了扛着测量仪器的政府测绘队伍，紧张地把我拉起来——就如同以前父亲跌倒，她紧急把我叫起来那无助的样子。

我们俩隔着窗子，看他们一会儿架开仪器，不断瞄准着什么，一会儿快速地写下数据。母亲对我说：“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把房子修好吧。”

那个下午，母亲就着急去拜访三伯了。自从父亲去世后，整个家庭的事情，她都习惯和三伯商量，还有，三伯认识很多建筑工队，能拿到比较好的价钱。

待在家里的我一直心神不宁，憋闷得慌，一个人爬到了四楼的顶上。我家建在小镇的高地，从这房子的四楼，可以看到整个小镇在视线下展开。

那天下午我才第一次发现，整个小镇遍布着工地，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正在发脓的伤口，而挖出的红土，血一般地红。东边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像只巨兽，一路吞噬过来，而它挪动过的地方，到处是拆掉了一半的房子。这些房子外面布着木架和防尘网，就像包扎的纱布。我知道，还有更多条线已经划定在一座座房子上空，只是还没落下，等到明后年，这片土地将皮开肉绽。

我想象着，那一座座房子里住着的不同故事，多少人过去的影子在这里影影绰绰，昨日的悲与喜还在那停留，想象着，它们终究变成的一片尘土飞扬的废墟。

我知道，其实自己的内心也如同这小镇一样：以发展、以未来、以更美好的名义，内心的各种秩序被太仓促太轻易地重新规划，摧毁，重新建起，然后我再也回不去，无论是现实的小镇，还是内心里以前曾认定的种种美好。

晚上三伯回访。母亲以为是找到施工队，兴奋地迎上去。

泡了茶慢慢品玩，三伯开口：“其实我反对建房子。”

母亲想解释什么。三伯拦住了，突然发火：“我就不理解了，以前要建房子，你当时说为了黑狗达为了这个家的脸面，我可以理解，但现在图什么？”

我想帮母亲解释什么，三伯还是不让：“总之我反对，你们别说了。”然后开始和我建议在北京买房的事。“你不要那么自私，你要为你儿子考虑。”

母亲脸憋得通红，强忍着情绪。

三伯反而觉得不自在了：“要不你说说你的想法。”

母亲却说不出话了。

我接过话来：“其实是我想修建的。”

我没说出口的话还有：其实我理解母亲了，在她的认定里，一家之主从来是父亲，无论他是残疾还是健全，他发起了这个家庭。

事实上，直到母亲坚持要建好这房子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过来，前两次建房子，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而是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

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

在我的坚持下，三伯虽然不理解，但决定尊重这个决定。我知道他其实考虑的是我以后实际要面对的问题，我也实在无法和他解释清楚这个看上去荒诞的决定——建一座马上要被拆除的房子。

母亲开始奔走，和三伯挑选施工队，挑选施工日期。最终从神佛那问来的动土的日子，是在一个星期后——那时我已经必须返回北京上班了。

回北京的前一天下午，我带着母亲到银行提钱。和贫穷缠斗了这大半辈子了，即使是从银行提取出来的钱，她还是要坐在那一张张反复地数。清点完，她把钱搂在胸前，像怀抱着一个新生儿一样，小心翼翼地往家里走。

这本应该兴奋的时刻，她却一路的满腹心事。到了家门口，她终于开了口：“儿子我对不起你，这样你就不够钱在北京买房子了吧。”

我只能笑。

又走了几步路，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和我说了另外一个事情：“有个事情我怕你生气，但我很想你能答应我。老家的房子最重要是门口那块奠基的石头，你介意这房子的建造者打的是你父亲的名字吗？”

“我不介意。”我假装冷静地说着，心里为被印证的某些事，又触动到差点没忍住眼泪。

“其实我觉得大门还是要放老房子父亲做的那对，写有你们俩名字的对联。”

然后，我看见那笑容就这么一点点地在她脸上绽放开，这满是皱纹的脸突然透出羞涩的容光。我像摸小孩一样，摸摸母亲的头，心里想，这可爱的母亲啊。

同事的邀约，春节第一天准时上班的人一起吃饭庆祝。那个嘈杂的餐厅，每个人说着春节回家的种种故事：排队两天买到的票、回去后的陌生和不习惯、与父母说不上话的失落和隔阂……然后有人提议说，为大家共同的遥远的故乡举杯。

我举起杯，心里想着：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快乐吧，你们这群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然后独自庆幸地想，我的母亲以及正在修建的那座房子。

我知道，即使那房子终究被拆了，即使我有一段时间里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