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据说用这么个仪式，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噩运和污秽被阻挡在门外——就这样，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时间是晚上的十点。

按照闽南的风俗习惯，里里外外的亲戚第一时间排着队前来探望，每个人拎着他们自认为对父亲有好处的营养品，说着觉得能帮到父亲的话——有的人和他一起回忆当年混江湖的彪炳战绩，有的人再次向他感谢某次落难父亲如何帮忙，几个女亲戚一进房门抱着父亲就哭。

他倒是超然，对着安慰的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和那些吹牛臭屁的人争执谁当时的功劳大，对抱着哭的人则着急地骂：“这不回来了，小问题，哭什么？”

然而他的舌头瘫了一半，很多人听来，他只是激动地说些笨重的音符，然后看着他笑开那嘴被烟涂黑的牙，大家跟着笑了。

看上去不错的开始。

折腾到一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母亲和我费力地抬他去上厕所，两个人如同扛巨大的家具进房门一样，腾挪不及，气喘吁吁。

母亲中间两次停下来，笑着说，你看他这段时间在医院如何享的清福，竟然重了许多。而我心里想的则是，每天需要上多少次厕所，每次都需要这么折腾。我开始掂量着，即将到来的生活是什么。

好不容易把父亲折腾回床，似乎到了不得不聊天的时间，气氛却愈加紧绷。

在父亲到泉州、福州住院的这三个月，除了假期的探望，我已经好久没见父亲。当他被堂哥们扛着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出的陌生：手术的需要，头发被剪短了，身体像被放掉气的气球，均匀地干瘪下去——说不出哪里瘦了，但就感觉，他被疾病剃掉了整整一圈。

从他回来，到他开始“接待”访客的那两个小时，我一直看着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他的背似乎被压弯了，瘫痪的左半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没说几句话就喘。我开始搜索记忆中的那个父亲，那个讲话很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却一直找不到。

是他先开的口，嘴里混浊的一声——“你好吧？”

我点点头。

他先笑了：“没事，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的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过去。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

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手足无措得像个小孩。见到我，着急解释，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早上想马上坐直身，起床，一不小心，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整个人就这样被自己摔在地上。说着说着，我看见憋不住的泪珠就在他眼眶里打转。

他不习惯自己的身体，我不习惯看他哭。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一百斤左右的我，怎么用力也拖不起一百六十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终于还是失败。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我太胖了，几个月不动就胖了，你别着急，我慢慢来适应。”

他小心地支起右腿，然后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整个人是立起来了，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往右边倾倒。

我恐慌地冲上前，扛住他的右身，但他的体重获胜了，他和我再次摔倒在地上。

这对气喘吁吁的父子俩瘫坐在地上，好久都没说一句话，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爬到他脸上的滋味太多了，那个笑，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我因此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

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我体会到窘迫、羞愧，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走路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我又会突然想，父亲的左身，连这个都感觉不到。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捏着嗓子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转身到小巷里一个人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她一直守在父亲身边，按照她所能想象的一切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帮父亲按摩麻痹的半身、帮忙做饭。父亲的职位暂时空缺，母亲填补了他的工作，而姐姐也要成长到接受另外的要求。

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马上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有时，为他们快速拍板一个决定，这决定还必须配合慷慨有力的腔调，像念台词一样，字正腔圆地说出来。

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如果突然跳脱出来看，该是多么的不自然、蹩脚甚至可笑。作为不专业的演员，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

更重要的是，唯一的观众——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

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这几百斤的油桶放横，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九十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那天下课，我一如前几天先是到加油站，却见她坐在满是油污的泥地里，一个人呜呜地哭。我实在不知道我最合适的台词是什么，假装没看见，仓皇地逃回家里。

姐姐做饭慢了点，和自己身体发脾气的父亲凶了她一声，她一看到我回家，把我拉到一旁，嘟着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

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

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没有人回答。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

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

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

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

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

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

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

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

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

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

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

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

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

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

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

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

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

有次进门，看到母亲恐慌地躲回家里。她惶恐不安地和我说，刚有个男的开着小汽车来加油，一下车就问你父亲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他以前曾混在你父亲底下的小帮派，时移世易，人生难料，他指着自己的车，说，你看，一个这样，一个那样。

母亲气急了，把油桶往地上一扔，说，这油不加了。

那男的也被激怒了，大声凶，我是帮你们，还这么不知好歹。

气急的母亲，从路旁拾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就往那车上扔。哐当，石头在车上砸出了一条痕。那男人气急败坏地追上来，母亲转身就跑，跑到一个地方，泪已经糊了脸，拿起另一块石头，追回去，往那男人一扔，竟然扔到那男人的头上，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母亲听到身后是一片喧哗声，但她怕极了，往家里死命跑，到了家里，关上铁门、木门，又跑进卧室关上房门，自己一个人呜呜地哭。直到我回到了家。

“我当时气急了。”她不断解释，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知道，其实她不是气，或者不仅仅是气，那男人的每句话，都刺痛了她的内心。

最后，是我陪着母亲在晚上去看那好一会儿没有人管的加油站。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被砸了？油被抢了？甚至，被烧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哪种结果，对这个脆弱的家庭肯定都很难承受。

像是电视里的中奖节目，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关，最终要开奖前的那种表情。母亲一路上边捂着自己的眼睛，边往店里走。

油桶没乱，油没丢，甚至桌椅都被整齐摆好。桌子上放了一张一百块，和一个空的小油桶。

母亲和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坐在那油味呛人的加油站里，乐呵呵地笑，然后她才想起，差点没能准时给父亲做饭，拉着我一路狂跑回家。

虽然知道根本不是台风的错。那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所以，我至今仍愿意诅咒那次台风。

闽南多台风，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通常每次台风警报，大家就忙着修修补补，把能固定的东西固定住，有漏洞的地方填上，然后关着门窗，用一个晚上，听那巨兽在你的屋顶、窗前不断地玩闹，听着它用它的气息把你完全包裹住，却不会伤到你半分。只要你不开门，一切似乎和你无关。它就像是老天爷一年几次给闽南人民上演的4D立体电影。

我是个好动的人，因此小时候特别愿意和台风戏耍。当时风也干净，雨也干净，不像如今，沾染了一点雨，就要怕化学污染。听见台风来了，打开门，大喊一声，冲出去，让风和雨围着你闹腾，再跑回家，全身湿答答地迎接母亲的责骂。

台风在于我从来没有悲伤的色彩，直到那一年。

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某些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手臂依然习惯性地蜷在胸前，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指头一个个失去感觉了。姐姐喜欢在他睡觉的时候，帮他剪指甲，一不小心剪到肉，血流了出来，姐姐吓得到处找药布包扎，他依然没有感觉地沉沉睡着。只是醒来的时候，看到脚上莫名其妙的纱布，才傻傻地盯着发呆。

我可以看到，挫败感从那一个个细微的点开始滋长，终于长成一支军队，一部分一部分攻陷他。但他假装不知道。我们也假装不知道。

他已经察觉。这种没被戳破的悲伤，像发脓的伤口一样不断淤积、肿大，慢慢地，控制不住，伤感有时候会喷发出来——他对时间更苛刻了。他要求母亲在房间里、大厅里都挂上一个大的时钟。每天睡醒，他叫嚷着让母亲扶他起来，然后就开始盯着时钟看，不断催促，本应该是十五分钟穿好衣服的，本应该是第二十分钟帮他洗漱完毕的，本应该是第三十分钟扶他下楼的，本应该是五十分钟内准备好，并喂他吃早餐的，本应该是五十五分带他再上次厕所的，本应该是八点准时跨出那门的……但是，为什么这里慢了一分钟，那里又拖了两分钟。

他会突然把桌子上的东西一扫，或者拿拐杖敲打地面不断咆哮：“你是要害我吗？你是要害我吗？”

仿佛，恰恰是母亲手忙脚乱来不及跟上的每分钟，害他无法如期完成对自己另一半身体的调动。

秋日的第一场台风要来了。前一天下午，我就和母亲把整个房子视察了一遍。这是全家在父亲生病后要度过的第一场台风，按照天气预报，这是几年来最大的一次，而且恰恰从我们这个小镇登陆。

电视台里播放着民政部领导来驻守前线的消息，CCTV的记者也对着还未刮起显得无精打采的风，有点遗憾。他或许很期待，在狂风暴雨中，被风吹得站都站不稳，需要扶住某一棵树，然后歇斯底里地大喊着本台记者现场报道的话。

他会如愿的。台风就是这样，来之前一点声息都没有，到来的时候就铺天盖地。

先是一阵安静，然后风开始在打转，裹着沙尘，像在跳舞，然后，突然间，暴风雨在下午一点多，枪林弹雨一般，呼啸着到来了。我看见，路上的土地被细密地砸出一个个小洞，电视里那记者，也如愿地开始站在风中嘶吼着报道。

母亲早早关掉店面回家了，台风天本来不会有人出门的。父亲也如期做完上午的锻炼回来了。我起身要去关上门，却被父亲叫住，为什么关门？

台风天，不关门待会全是水。

不能关，我待会要出门。

台风天要出什么门？

我要锻炼。

台风天要做什么锻炼？

你别害我，我要锻炼。

就休息一天。

“你别害我。”

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要往门外挪去。

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打在手臂上，马上是青色的一条。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要拿着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打开那扇门，却始终打不开。

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你们就不想我好。”

那嘶喊的声音锐利得像坏掉的拖拉机拼命发动产生的噪音。邻居开始有探头的，隔着窗子问怎么了。

我气急了，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你走啊你走啊，没有人拦你。

父亲不看我，用拐杖先探好踩脚的点，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重的身躯。身体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

他躺在地上，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继续一个人在那挣扎，挣扎，终于瘫坐在那地方了。

母亲默默走到身后，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站立起来了。母亲想引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

风夹着雨铺天盖地。他的身体颤颤悠悠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

挪到前一座房子的夹角处，一阵风撞击而来，他又摔倒了。

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往前挪……最终他自己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把他抬回了家。然而，休息到四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

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三次。

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躺在床上，茫然无措的样子。

没有声息，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确实完全破碎了。这声音听不见，但却真实地弥漫开。而且还带着味道，咸咸的，飘浮在家里，仿佛海水的蒸汽一般。

他躺在床上，仿佛生下来就应该在那儿。

不言不语了几天，他终于把我唤到床前，说，你能开摩托车带着我到海边兜兜吗？

那个下午，全家人七手八脚总算把他抬上摩托车，和负责开摩托车的我，用一块布绑在一起。

秋天的天光雪白雪白，像盐一样。海因而特别好看。我沿着堤岸慢慢开，看到有孩子在那烤地瓜，有几个少年仔喝完酒，比赛砸酒瓶子，还有一个个挑着箩筐、拿着海锄头的渔民，正要下海。

父亲一直没说话。我努力想挑开个什么话题。我问，以前不是听说你收的兄弟，是这片海域最牛的帮派的吗？那条船上的人在向我们招手，是你以前的小弟吗？

他在后面安静得像植物一样，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

回到家他才开了口：“好了，我心事了了。”

我知道，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

疾病彻底击垮他了。他就像是一个等待着随时被拉到行刑场的战俘，已经接受了呼之欲出的命运。

这种绝望反而也释放了他。

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不再愿意恪守什么规矩，每天坐在门口，看到走过的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邻居家的小狗绕着他跑，他心烦就一棍打下去，哪个小孩挡住他慢慢挪行的前路，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

那些下午，每次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围在他身旁，听他讲述着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跟着抹眼泪。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和我告状，父亲与他家孩子或者小狗吵架的故事。

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闽南语叫娇小、圆润、可爱），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

他竟然也乐于这样的称呼。继续惹哭那些年老的乡里，和邻居的小狗吵架。

然而，死亡迟迟没来。

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讲话都特意讲述得好像是遗言的感觉。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记得你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他几次还认真地想了半天：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

我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我。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我气到对他发脾气。

不准你这么说。我会大声地凶他。

我说的是实话。

反正以后不准你说。

他不吭声了。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人路过了，不管那人在意不在意，他会对着那人说：“我刚给我儿子说，我不在了，家还会在，他竟然对我发脾气，我没错啊。”

然后转过身，看我是否又气到要跑来凶他。

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这个退化为孩子的父亲，何况撇去他的身份，这还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动不动把刺痛我的生死挂在嘴上。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却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

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

“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

这个生僻的医学知识是父亲生病后我才知道的：冬天天冷，人的血管会收缩。上了年纪的人因此容易疲惫，而对父亲这样的中风者来说，血管收缩，意味着偏瘫的加剧。

上一个冬天他走路越来越不方便，几次左脚都迈不出步去，直接摔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全身淤血。我终于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下令他在这个冬天要乖乖待在家里不准乱动。

他听了，像个小孩一样，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问：“如果听话，是否可以买我最喜欢的卤鸭来吃。”

我实在不明白，闽南的冬天何时冷得这么刺骨。我时常一个人站到风中去，感受一下风吹在头上头皮收缩的感觉，然后着急地为父亲套上帽子，裹上大衣。一不小心，原本就肥胖的父亲，被我们包裹得像颗巨大的肉丸一样，他常会取笑自己，这下真成了“大粒仔”了。

然而，那个冬天他还是突然昏倒了。吃饭吃一半，他突然扶住头说，有点晕，然后就两眼翻白，口吐白沫。

被惊吓的母亲赶忙掐人中，并嘱咐姐姐端来温开水，我则赶紧一路狂奔到医生那里去求助。

“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醒来之后他说，“唉，我真有点舍不得。”

“那就别死了。”我抱着他，久久不肯放。

好消息是，父亲又怕死了。不过医生也告诉我另外一个坏消息：随着年龄增长，父亲的血管会越来越收缩，以致“左半身会完全不能动，甚至以后大小便要失禁的”。

晚上，母亲拉着我偷偷商量。她算了一下，父亲可能再五年就完全要在床上了，她告诉我：“别担心我来负责照顾他。”那晚，母亲还算了另外的账，假如父亲活到八十岁，每年需要的药费，两个老人的生活费，以及“娶老婆的钱”，总共还需要很多很多。

“别担心，我们母子俩是战友，即使以后你爸不能动，我会边照顾你爸边做手工。而趁这五年，你能冲尽量冲。”——这是我们母子的约定。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也接受了我去北京找工作的准备。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几次他想我想急了，大清早在楼下不断叫我名字，通常写稿到凌晨五六点的我，睡眼惺忪地起身，走到楼下来，发脾气地说了他一通，让他别再吵我，然后摇摇晃晃地回房去睡。但第二天，他又一大早叫我的名字。

工作了三年，我惊讶地发现攒的钱竟然有将近二十万。没有告诉母亲，但我心里竟然产生一个奢侈的念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看，听说那里有一种可以伸入人大脑血管的纳米钳，那种仪器有可能把堵在父亲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

我开始像个守财奴，每天白天苛刻地计算一分一毫的花费，到晚上总要打开网上账户，看看那一点点增长的数字。

一切正在好起来，我和母亲说。她不知道我的计划，但她显然很满足这种已经摆脱生存困境的生活。心里暗暗想，再三年，要帮父亲找回他的左半身，然后，我的家又会康复了。

然而，那个下着雨的午后，路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世界杯开幕式的倒计时。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你方便说话吗？

方便啊，你怎么没看世界杯，你不是很爱看足球吗？

我不方便看。我要和你说个事情，你答应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得开。

你怎么了，说话这么严肃？

你答应我吗？

嗯，好啊。

你父亲走了。下午四点多，你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她赶忙叫我们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你不是已经不想死了吗？我心里痛骂着父亲。

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从北京搭飞机到厦门，又转车到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父亲躺在厅堂前，还是那肥嘟嘟、一脸不满意的样子。邻居的家里，传来世界杯开幕式的欢呼声。这是四年一度全世界的狂欢，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一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见了。

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

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一跤就没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讲信用。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

亲戚走上来拉住我，不让我骂，她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的，“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已经不怪你，我知道你真的努力了……”

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火化后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不满地问我，为什么只烧给他小汽车，没给摩托车，“我又不会开小汽车”，梦里他气呼呼地说。

醒来告诉母亲，不想，她说她也梦到了。梦里父亲着急地催着：他打算自己骑摩托车到海边去逛逛，所以要赶紧给他。

“你那可爱的父亲。”母亲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