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赵队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蒋不凡母亲那，就算是枯井，也要下去摸一摸。烫伤事件里的母女，我们都已经排查过，没有嫌疑，女人是单身母亲，女孩儿成绩不错，两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女孩的恢复也比预想的好，两人既无作案的能力，也无更深层次的作案动机，和旧案也无瓜葛。在孙天博那里，有一定的收获，这让赵队振奋。收获就是没有收获。孙天博的诊所极其干净，一尘不染，病历、锦旗、沙袋、针艾、草药、床，都在恰当的位置，还有两盆一人高的非洲茉莉。病志是整齐的十几本，两个人的字迹，前一个写得比较凌乱，后面的则字迹清秀，工工整整，情况也写得详细。从里面出来，回到车上，赵队说，有意思，这个姓孙的好像一点毛病没有。我说，是，太利整了。他说，说说你的想法。我说，得把他妈找着。赵队说，是，找人，用不着咱俩，让局里落实。我打个电话。他把电话打完，我们俩坐在车里抽烟，我说，蒋不凡留下什么东西了吗？他说，有，他当时穿的衣服，他妈都留着，上面还有血，没洗。她说这是他儿子的血，不脏。搬了几次家，都带着。我说，赵队，我想看看。他说，走吧。

蒋不凡母亲跟大女儿一起住，在市西面的砂山地区，属于三个行政区域的交界，发展得比较缓慢，三个区都想管，最后都没管。有一片地方想开发，平房推倒，挖了一个大坑，一直没有盖东西。十年过去，还是一个大坑，所以那个地方也叫砂山大坑。她的大女儿在大坑边上开了一间麻将社，不大，六张桌子，有一个小厨房，麻友可以点吃的，炒饭或者炒面两种。我们去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去接孩子，蒋母自己看店，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边嗑毛嗑，一边和其中一个老头说话。老头说，今年退休金涨了一百五，真不错，死了能多穿一件裤衩。赵队说，大娘，没玩？她转过头说，小东来了。我把买好的水果递上，她说，老了，吃不了几个，下回别买了。赵队说，这是小庄。咱们后屋说啊。她说，咋的？人抓着了？桌子上的四个人马上抬眼看我们，赵队说，没有，说点闲话，有日子没来了。大爷，该和就和吧，别憋大的啦，五万对死了。几个老人笑了，继续打牌。

蒋不凡的衣服果然在这儿，一件棕色夹克，一件深蓝色毛衣，一件灰色衬衣，一件白色挎篮背心，一条黑色西服裤子，一条藏青色毛裤，一条灰色衬裤，一条灰色三角裤头。蒋母用一个包袱卷包着，好像一盒点心。赵队说，看看吧。蒋母说，我想了，我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今年小凡忌日，这些东西我就给他烧去了，要是我死了，怕是得让人扔了。赵队说，嗯，我们再看看。我把每件衣物翻检了一遍，没什么东西，血迹已经发黑，兜里的东西应该早就拿出去了。我说，我再看一遍。赵队说，你别急，都已经来了。第二遍我翻到裤子，发现右裤子兜是漏的，顺着裤腿，我摸下去，发现在裤脚，有个东西。裤脚扦过，是两层。我借来剪子，把裤脚挑开，里面有个烟头。我把烟头拿出来，举起来，过滤嘴写着两个字：平原。我说，大娘，蒋大哥当年抽什么烟你还记得吗？她说，大生产嘛，我给他买过，一天两包。现在买不着了。我回头跟赵队说，是吧。赵队说，是，我也抽大生产，后来这烟没了，换成红塔山，又换成利群。我把烟头递给他，说，那这烟头是谁的？

回局里的路上，我们俩停了一次车，去了烟店，买了一包新出的平原，打开一人一根抽上。我看着烟盒，觉得奇怪，上面有一个玩“嘎拉哈”的小姑娘，虽然图案很小，面目不太清晰，但是感觉很亲切。从烟标来看，做工是很好的。赵队说，挺好抽，当年也有这种烟，但是不好抽，后来没了。我说，不好抽？他说，是，还挺贵，抽的人特别少。我们可以查一下，95年，这种烟也许刚上市，抽的人更少。我说，那就明白了。他说，是，老蒋还是老蒋，可惜这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兜里头有东西。我说，不怪你，那兜漏了。蒋哥在车上管凶手要了一棵烟，他也发现抽这种烟的不多，所以抽完之后，就把烟蒂放在裤兜里。他说，幸亏老太太没把衣服烧了。要不然老蒋就白死了。我说，不会的，不会有人白死的。

第二天赵队主持开了个会，烟头的事儿他没有通报，因为涉及到过去的过失，等查出结果再说也不迟。他主要提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密切监视孙氏中医诊所，二十四小时不能断人；一个是尽快找到孙天博母亲的下落。盯了一星期，孙氏诊所没什么动静，没有可疑的病人，孙天博也没有逃跑的动向，但是孙天博的母亲找到了。她叫刘卓美，现在在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附近开了一家四川小吃店，卖面皮、麻辣涮肚、麻辣拌。老板是四川人，当年在本市走街串巷，推着一个两平米的小车，四面缝着塑料，里面有口锅，常年煮着漂着大烟葫芦的老汤，她常上他的车吃麻辣烫，后来孙育新下岗，她就跟着他推着车跑了。我和赵队马上连夜飞到北京，当时北京正在弄奥运，一片乱糟糟，我们两个外地警察，也被人反复查了一阵。到了那家小店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饭店里没什么人，几个服务员围着一锅面条，一边吃一边看墙角挂着的小电视，里面正在播盖了一半的鸟巢，一片狼藉，好像被拆了一半。我们拿着照片，看见刘卓美坐在其中一张靠里的桌子上点账，左手拿着一棵烟。每翻开一页纸，就用拿烟的手蘸一下口水，头发花白，其实已经焗过，但是在亚麻色中间，到处可见成绺的白发。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她没有惊慌，而是让服务员提前下班，说要和我们好好聊聊。她说，老乡啊，虽然我的口音已经乱套了，老乡还是老乡。她的丈夫从后厨出来，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穿着一双安踏运动鞋，鞋帮已经裂了。他给我们沏了壶茶，她说，他可以先回家吗？赵队说，可以，主要问你一些事情。她说，那你回吧。那个男人走出门去，却没有走，而是蹲在路边，背对着我们抽起烟。赵队说，你是哪年走的？她说，94年10月8号。赵队说，说说怎么回事。她说，老孙下岗了，第一批被裁了员，过去他在拖拉机厂当木工。下岗之后，他想开诊所，那时给了他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但是我反对，租房子，进东西，投入太大，而且他的手艺平常觉得好使，真开起诊所说不定哪天就让人封了。他不干，我就不给他钱，咱们家的存折在我这儿，他就打我，我和他一直关系不好，他老打我，手劲还大。那时候我和小四川很熟，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带我走，我有点钱。他说，你没钱，咱们也走。10月8号的上午，是休息日，老孙没在家，我给天博做好饭，看着他吃完，问他如果有一天妈不想和爸过了，你是跟妈走还是跟爸走。他说，跟爸。然后继续吃饭。下午我拿上存折，就跑了。赵队说，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说，95年12月24号，你已经不在老家了。她说，95年？那时候我们在深圳打工。赵队看了我一眼，说，他们现在的诊所开得不错，你儿子接班了，老孙去世了。她没有表情，说，从走那天开始，我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天博从小就是个心里有数的孩子。顿了一顿，她说，他结婚了吗？赵队说，没有。她说，嗯。这时我说，你当时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她说，是，连他买断的钱我都拿了，就给天博兜里揣了十块钱。我说，那他拿啥开的诊所呢？父母能给不？她说，不可能，他父母早没了，兄弟姐妹比他还困难。我说，那他从哪来的钱呢？她说，这我哪知道？我说，你再帮着想想。她想了想说，他有个朋友，一直很好，如果他能借着钱，也就是他了，他们从小就认识，下乡，回城，进工厂都在一起。那个人不错，是个稳当人，不知道现在在干啥。我说，他叫什么你还能想起来不？她说，姓李，名字叫啥来着？他有个女儿，老婆死了，自己带着女儿过。我说，你再想想，名字。她说，那人好像姓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他那个姑娘，很文静，能背好多唐诗宋词，说是一个邻居教的，小时候我见过她，那孩子叫小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