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数第二次看见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礼上。

东北的葬礼准确来说，应该叫集体参观火化。没有眼泪，没有致辞，没有人被允许说，死了的人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死了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死者的家属彻夜不眠，想着第二天都会来什么车，谁给车扎花，谁去给井盖铺纸，谁在灵车上向外撒纸钱。若死者有儿子，这个儿子就要想想怎么把瓦盆摔碎，一定要四分五裂才好，人才走得顺当。若是碎得不够彻底，亲戚们便瞪起眼，觉得你耽误了行程，让他误了一班车，还要捡起来，重新摔过。我便亲眼见过有人摔来摔去也摔不碎。有人在旁边说：你妈还有未了的心事。那人正被瓦盆弄得起急，捡起瓦盆朝那人扔去，那人一躲，瓦盆碎了个稀里哗啦。

参加的人也要起个大早，通常是凌晨五点左右。车队要排好，瓦盆一碎，灵车的司机就斜眼瞧你，你塞给他三百块钱，他就马上喊道：起灵！这种人通常声若洪钟，两个字在黎明里荡开去，好像要让街上漂浮的游魂让路。若是塞给一百，他好像突然困了一样，叨咕一声：起灵吧。之所以这么早就要出发，是为了赶那第一炉，其实早没有什么第一炉，不知道什么人正赶在焚尸炉建成那一天死掉，获此殊荣，之后的第一炉，无非是那天还没有炼过人罢了。这浅显的道理任何人都懂，可还是要争那第一炉，似乎凡事都要有个次序，然后争一争，人们才能安心。

我爸葬礼的前一晚，我的睾丸突然剧痛，不知道是不是那阵子一直在医院忙着，没工夫尿尿，憋出了毛病，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阉了才好。我安排人把香看好，千万不要灭了，自己披上大衣，钻进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走进我家对面我爸去世的医院，躺在一张发黑的床单上，脱下裤子，让大夫把我的睾丸捅来捅去，看看这两个一直带给我快乐的东西，这天晚上怎么了。大夫是个男人，手却很细，好像在挑水果，他说：大小一样，应该不是先天畸形，最近性生活正常吗？我说：不正常，家里有事，没过性生活。他说：之前正常吗？我说：听人家说不正常，时间有点长。他说：没事儿，我看。说着他又捅了捅。你是喝水喝少了，可能里面有点锈。他话音一落，我就不疼了，一点也不疼。诊室里的电子钟指着四点四十五分，我提上裤子从床单上跳下来，冲着大夫鞠了一躬，然后跑家里。车队已经就位，我从车队的尾巴跑向车头，亲戚们已经在院子里站好，我妈站在灵车边上，她从兜里掏出黑纱，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孝”字，戴在我胳膊上。瓦盆在地上，烧纸已经放好，我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司机及时拉了我一把，递给我一盒火柴，于是我用火柴把烧纸点燃，看它们冒出黑烟然后化为灰烬。我吸了口气把瓦盆举过头顶，这时突然忘了台词。我妈在我身边轻轻说：爸，一路走好。我喊：爸，一路走好！瓦盆摔了个粉碎，好像是见了风的木乃伊一样，灰飞烟灭。她塞给司机三百块，司机声嘶力竭：起灵！

然后，我看见安德烈，披着他初中时的那件灰色大衣，和初中时候一样，敞着怀，里面只有一件背心，手提着初中时的破书包，像是提着刚刚斩下的人头，在熹微中向我走过来。

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穿了一件背心，那是初一的第一堂课。班主任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姓孙，初中三年她一直陪伴着我们，在不得已的相互了解中，我们发现对她来说，生于和平年代是个不小的失误。当老师，对于她是屈才，对于我们是有点过头了。当时她擦了擦黑色小皮鞋上的灰尘，好像刚刚爬过几座大山赶到此地，说，你们应该能猜到，我今天能教你们，一定是我这些年教得不赖，我有办法治他们，我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回来看我的，我不难过，他们要是不怕我，早就完蛋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你们都是好学生，都是考上来的，我不想管你们，我太累了。然后她抬头看了看我们，好像在确定是不是听懂了她的话。大部分人都投去听得不能再懂的眼神，我也是。那是1997年，东北的教育体系中诞生出一种择校制度，堪称深刻洞察家长学生心理的伟大发明，即是在原本不错的初中内，设立至少甲乙丙丁四个班（基本上都是如此，为了和普通的一二三四等班区别开），叫作“校中校”，吸收小学毕业的考生。和后来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这种考试就算你考了第一名，也需要交纳九千块钱才能入学，所以又叫九千班。不过就算九千块钱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我家的这笔钱便是东拼西凑的），可几乎所有小学毕业生都会试图报考这样的学校，谁会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停下来看着别人从身边跑过去呢？我们当时的班级便是甲乙丙丁四个九千班里的丁班。

孙老师讲话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了把小刀，一直趴在桌上刻字，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孙老师指着他，说：你，起立！他用手撑着桌子站起来，脸上露出不可遏制的笑容，想捂嘴又似乎有些难为情。孙老师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安德烈。她说：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到前面来，把你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他走出来，我们都笑出声，不只是名字奇怪，他穿了一件极长的挎篮背心，下摆遮住了屁股，好像是穿了一件女人的套裙，两条光溜溜的细腿，脚上穿着一双旧球鞋。他走到前面，说：老师，没有粉笔。孙老师从讲桌里拿出一整盒，抽出一根递给他。他把粉笔掰断，一大半还给孙老师，留在手里的只有一小点，趴在黑板上写：安德烈。字极难看，却写得极大，结果把难看放大了，尤其是“烈”的四个点，好像黑板上爬满了肥硕的蚯蚓。写完最后一笔，粉笔刚好用完，“烈”字的最后一点是用手涂上去的。孙老师翻开点名册，说：名册上的安德舜是你吗？他说：那是我爸起的，和我没关系。孙老师的恼火已经装满了教室，安德烈却不以为然，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说：安德舜，你刚才在桌子上刻什么？他说：周总理。孙老师似乎吓了一跳，说：下课之前你要是不把课桌上的周总理划掉，我就让你父母来赔！以后考试，你要敢写安德烈，我就给你零分，以后你要是还穿背心短裤来上学，我就让你当着大伙脱掉，听明白了吗？我下意识在底下点头，这是小学时落下的毛病，老师问“听明白了吗”，无论如何是应该点头的。安德烈摇摇头说：没有。孙老师把黑板擦在讲桌上狠狠一拍，说：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在浮起的粉笔灰中慢慢地说：你让我把字划掉，是因为写字破坏了桌子，可如果划掉，桌子就破坏得更厉害了，而且周总理怎么是能够轻易磨灭的？你让我写那个我爸起的名字，是因为名册上是那个名字，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你已经把名字和我联系上了，我写哪个名字你都会知道是我啊？你觉得我穿背心短裤不对，可走廊里的校规没写不让穿，你不让穿是觉得难看，我穿是觉得凉快，如果你让我脱干净，那不是更难看，我不是更凉快了吗？

孙老师的脸在几秒钟之内已经变换了好几种颜色，最后定格为苍白，她说：你觉得你很有理是不是？他说：嗯，和你一样。她顿了一下说：以后我的课，你不要上了。他想了想，好像在算数，说：那你得退给我五分之一的学费。九千除以五，一千八百块钱。她知道今天没有胜算，当着这么多人动手打人又违背她刚刚说过从来不动手的话，就说：你回座位，晚上叫你父母来。他不置可否，笑嘻嘻地走回去，刚刚坐下，她说：全体起立。他又站起来，用手撑着桌子。她说：都到教室外面去，按大小个儿站好，今天排座位。于是我们呼呼啦啦出去，男女分成两列，一个个对好。这时孙老师把安德烈从队伍里拽出来说：你先等着。等大家全都坐定，她指着最后一排的最右侧，挨着教室的后门，对安德烈说：你把你的桌子搬过去，坐那。

安德烈在那里坐了三年。就算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开始搞座位轮换，也没有能够拯救他。刚上初三就有些家长反映自己的儿女长得个大就坐在后面不公平，个大本来是好事，这么一弄倒成了歧视。那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开始纷纷出了毛病，除了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先天就遗传父母的近视，其他生下来时正常的眼睛到了初三都模糊起来。一方面是课上的内容越来越多，黑板上的字也就越来越小，有些老师不会安排空间，上来先痛痛快快地写几排大字，写到第二块板子，发现写不完，字就骤然变小，到了最后，简直像趴在黑板上刻字一样，刻出白色的一小团，整个黑板自上而下就像一张视力表；第二方面是，大家越睡越晚，听说有几个女生经常熬通宵，第二天照常上课，还能站起来回答问题。这是孙老师告诉我们的，她说：睡那么多有什么用？不睡不也好好的？后来其中一个叫作于和美的，一天在课堂上突然把脑袋放在地上，老师开始以为她在捡东西，看她迟迟捡不起来，说：于和美，先听课。她轻轻地说：老师，我觉得，不是，我猜，我的脑袋缺血了，我要把血控上来，控一会就好了。老师觉得不妙，走过去把她拉起来，只见她的鼻孔喷出两道血流，好像要把她顶上天空一样。第二天孙老师告诉我们，她是先天脑供血不足，以前不知道。我们可不信这个，至少不信先天两个字。况且供血不足，血怎么还会从鼻孔汹涌而出呢？当然像于和美这样脑袋一度出问题的还是很少的，实在是太少的人会相信不睡觉也能好好的这种话。所以一些大个子的家长，当然是那些能和老师说上话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儿女看不清黑板了，而那些小个儿每天就在黑板底下听课，想不看黑板都不行，黑板就在眼前，只要不是垂直趴在桌子上，随时都在视野里，就提出班里的座位应该轮换，每周一次。对于这样的家长，老师通常还是民主的，马上就轮换起来。可安德烈从来没有轮换过，除了初一下学期，也从来没有过同桌，他就像一颗钉子，被老师钉在后门的窗户底下，然后锈在那里。

不但是老师希望他坐在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坐在那不要走。

初一上学期的一天下午，班里自习，大家正乱作一团，汪洋说马立业前几天从他那拿的一本《灌篮高手》一直没还给他，马立业说是被汪海拿走了，当时他告诉了汪洋，汪洋说知道了，可现在看来他不知道。汪海说他是从马立业那拿过一本《灌篮高手》，可不是他们说的第二十五集，而是第二十六集。汪洋把书包里的书倒出来，发现原来第二十六集也没了。他就说先不要说第二十五集的事儿，把二十六集还给我，汪海说在家呢，然后又加了一句，二十六集真没劲，也不知道三井的那个三分球进没进，马立业叫起来说，不对，这是第二十五集里的事儿。大家便开始热烈地讨论三井，大多数人认为三井是那套漫画里最有味道的人物。安德烈突然喊道：别说了，孙老师来了。大家正在愣神，班里出现了整个下午唯一一刻短暂的寂静。门开了，孙老师走进来，看见每个人尚未合拢的嘴，有的是因为话还没有说完，有的是因为惊讶，她也惊讶得把嘴微微张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高跟鞋，惭愧地笑了笑说：你们学会听声了。说完扭头走了。我们看向安德烈，他正拿着圆规在桌子上刻东西，那张桌子上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已经刻上了海豚，鹿，阿基米德，当然还有周总理，不知道这回他刻的是什么东西。也许是他的耳朵灵吧，我相信大多数人当时都这么想。

第二天，还是那个时候，大家正在谈论《神雕侠侣》里的尹志平是不是该死，马立业正在大讲守宫砂的科学依据，当时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播得正热，李若彤被尹志平侮辱那一集，是所有人心头的痛楚。安德烈说：别说了，孙老师来了。大家就好像听见长官说立正一样，马上用眼睛盯着眼前的书，桌子上没有书的就从抽屉里随便摸出一本盯上去，一时间大家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坐禅一样宁静。没有脚步声，门开了，孙老师穿了一双运动鞋走了进来。她这次看见的不是微张的嘴，而是一排排的后脑勺。我用眼角余光看见她有些茫然，好像正在回忆哪里出了问题，就像电影里被共产党员戏弄的特务。最后她说：把书包交上来，考试。看来她真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枪毙俘虏。

考完之后，我们向安德烈走过去，虽然他害我们多挨了一场考试，可我们更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像雷达一样神奇。他从桌膛里掏出一面镜子，已经破了，被人用透明胶粘起来，上面的人影好像脸上有疤。他说：这条走廊宽两米半。大家点头，好像都去量过一样。他伸手指了指头上的窗子，说：这块玻璃离地面一米六五左右，几乎和孙老师一样高，现在是十月份，下午两点到三点阳光和地面的角度应该是四十五度多一点，可以认为是四十五度。他看我们全部傻在当场，又掏出一张草纸，上面写着几个方程式，也是蚯蚓一般的模样。他说：我的书桌离地面八十三厘米，好，有了这些值，我把镜子放在距离我胸口三十五厘米，距离玻璃七十五厘米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教室在这条走廊的尽头。他抓起背心的下摆擦了擦鼻子继续说：所以孙老师要是想搞突然袭击，只能从东向西走过来，她又戴眼镜，你们知道她戴眼镜吧？我把镜子摆好之后，只要她不是故意贴着墙走，而是走在走廊的中轴线或者中轴线靠右，在她距离后面这块玻璃……他看着我们，没人回答，他失落地说：三米半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她的眼镜反射的光。我们惊讶了一会之后，汪洋说：真牛逼啊，真牛逼！然后我们像逃兵一样退去，把安德烈留在那个属于他的哨岗上。

不知不觉半年时间过去了，我的成绩越来越差。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同班的女孩儿，或者说，为了和这看不到边的苦闷生活作对，我选择爱上一个女孩儿，然后成绩就自然而然地差起来。现在我早已忘了她的样子，其实在当时我也经常想不起她的样子，那时却被一种爱的感觉彻头彻尾地征服。我挨了很多次打，当然是因为成绩的原因，我爸妈无法理解花了九千块钱把我送上一所我考上的好学校，我竟然成绩突然不行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一种诈骗。我对自己是很理解的，因为我知道小时候那些所谓的优异成绩，只是比同龄人更早地使用了大脑。而在其他方面我则更晚觉悟，而我现在已经觉悟，至于大脑，用不用是我自己的事情。为了那个我现在已经忘记的女孩儿，我做了许多的事情，很多我至今想起来都无法相信，其中一件就是在凌晨时分，爬过学校的围墙，用准备好的晾衣竿捅开窗户，跳进教室，为她整理桌膛。把她前一晚随意扔在桌膛里的书，分门别类摆好。然后坐在她的椅子上，想象再过几个小时她坐在上面的样子。这样的事情我不是每天都做，偶尔一次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整齐，她才不会起疑心。

就在这种爱最炙热的时候，或者说，就在这种爱冷却之前，我们开了政治课，那是初一下学期。

政治老师是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却还没有结婚，长得像是三十几岁，爱穿花衣服，脸也经常抹得如同墙皮的颜色，走起路来喜欢扭屁股，忽左忽右，好像在和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跳舞。她姓宋，我们都叫她“宋屁股”。听说她年轻的时候美得可以，不光是屁股，哪里都好看，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这是历史老师告诉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一个男人，是我们学校里唯一打着领带上课的老师。他上课的时候不爱讲历史，说历史书太脏，经常撇着嘴说：秽史啊，秽史。他专讲宋屁股，讲宋屁股的历史。他说宋屁股下乡的时候没有书看，身边只有一本字典，就天天背字典，吃饭睡觉下地干活都背，后来就精神出了问题，说简体字越看越不像字，这话传出去，她就成了那个公社里最年轻的反革命。但是也有人说她的精神病不是因为背字典，而是因为公社书记。我们问，公社书记？他说，你们不懂了，讲也白讲，反正她是她那一批里最晚回城的，回城之后，精神病就好了。因为中考不考历史和政治，历史课和政治课实际上是摆设，只有半学期，上完就可以把书卖掉。历史老师深刻地领会了他事业的精髓，把历史课变成了政治老师的历史的课，一到他的课，我们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那时候老师们都喜欢扮作上帝，我们也没有觉得如何不对，可突然有一个上帝愿意讲另一个上帝的八卦，我们便趋之若鹜，觉得没有任何一门课能和历史课媲美，就像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在我们的眼里根本不能和宋屁股的历史媲美一样。

一天我又早早到了学校，去给她整理桌膛。我把晾衣竿伸向窗户，却没有碰到玻璃，退后几步才发现窗户已经开了，一定是劳动委员隋飞飞前一天晚上忘记关了，我想。我扬手把晾衣竿扔进教室，做了一个简短的助跑，上了窗台，等我落在教室里的时候，我发现教室有一个人，在清晨的黯淡曙光里，我认出她是宋屁股。

她看见我的惊诧不次于我看见她的惊诧，我们面对面惊诧地站着，屋里像是没有人一样安静。她的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站在她的书桌边，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包着生物书的书皮。可我认识这本书，它十分容易辨识，除了厚度比生物书厚出三分之一，从侧面看，有一排书瓤已经发黑，那是描写尹志平迷奸小龙女的段落，上面留下了很多人手上的汗渍。从她的表情和姿势看，如果我没有突然跳进来，她应该会把《神雕侠侣》放进编织袋里面去。我突然想起来汪洋丢失的《灌篮高手》第二十五本，安娜丢失的《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之后马立业的《幽游白书》也不见了一本，许可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也找不到那本《血字的研究》了。这些书本来就不应该拿到学校来，如果向老师报案就相当于自首。她首先停止了惊诧，把“生物书”丢进了编织袋，然后她站直了身体，编织袋在她的手里显得有些分量，看来她是沿着走廊一路摸过来的，我们的教室是她今天的最后一站。她向我走过来，把编织袋敞开，说：挑一本。里面五颜六色，我想找到那本《神雕侠侣》，结果却抽出一本《第三军团》。她笑了笑，很自然的笑，好像是我做错事，她在施舍我，说：有点眼光，这本不错。我扔回去，把脑袋伸进编织袋，翻出那本《神雕侠侣》，放回她面前的桌膛。她把编织袋拉上，说：我这些书是要交到德育处的。我在椅子上坐下，没有说话，然后我听见她跳了出去，轻盈地落在地上，之后我一直在想，她是怎么跳出去的呢，穿了那么一件紧身的裙子，我当时真应该回头看她一眼。

上课铃响起的时候，刚才那会儿的沉默和狐疑已经过去，毕竟因为我，她今天没有得逞。也许我应该向班主任报告，可如果我告诉孙老师今天清晨在教室里发生的事情，首先要说清楚我大清早跳到教室里干什么。我来干什么呢？睡不着觉跳进教室来一场大扫除，还是我一直在暗地里调查我们班的课外书失窃案？况且宋屁股长得又不那么难看，曾经还因为书或者其他什么事得过精神病，只要她被我吓到，以后不偷就好了，而且一想到我要站在孙老师面前举报另一人，我就为自己感到恶心。我刚刚想到恶心两个字，孙老师走进教室说：李默，早自习不要上了，给我出来。

她进了办公室坐下，说：你书包呢？我一惊，想起来刚才在座位上，椅子怎么那么宽敞，可以动来动去，原来是书包没在屁股后面。她从办公桌底下的阴影里把我的书包拽出来，说：你小子真行，给我打开。我看见我的书包已经变了形，好像一只吃多了的胃，无须我动手，书包的盖子已经自己弹开，里面的书掉出来，教材都还在，只不过被压在最下面，上面的一层是《第三军团》《基督山伯爵》《窗外》《萧十一郎》。她说：捡起来。我把这几本捡起来，她拉开抽屉，我把它们放进去。她推上抽屉说：你要不是傻一点，我还真发现不了是你把这些东西带到班上的。她得意得好像眼睛要掉出来，说：你把书包落在走廊，我要是不捡，你说，是不是对不起你？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我跳进去的时候，书包落在走廊里，宋屁股跳出去的时候，发现我的书包，就把我们班的书放进去，她以为我马上会把书包拿回去。可我当时正在疑惑和恍惚中，完全把我还有一个书包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孙老师黄雀在后，我就进了她的办公室，书也进了她的抽屉。

宋屁股并不是要害我，她是希望我拿回属于我们班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早晨的事情忘掉，可她却真把我害惨了。

孙老师的处理方式除了把那几本书留在抽屉里，还让我把桌子搬到安德烈旁边。她说：从现在开始谁犯了大错，就去和安德舜同桌，什么时候你考了年级第一名，我再把你调回来。这明摆着是要我和安德烈一起坐上三年。我抱着桌子搬过去的时候十分沮丧，其实这样的发配和打击我早已经不放在心上，像我这样成绩不好又有些内向的学生，每天经受的侮辱和打击已经融进我的血液，铸就毫无廉耻心的免疫系统，就算我看不见黑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看见了不也和没看见差不多，还少了一个堂皇的借口。让我沮丧的是安德烈是我们班里最脏的学生，好像是一个年轻的乞丐溜进了我们的教室旁听。冬天他穿的棉衣上，有一层发亮的油渍，整个人像是一面镜子，走到哪里都有光线在他的身上折射到四面八方。他的身上有一种发霉的味道，不知道是衣服还是他的身体，总之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腐坏，经过他的身边就像是经过一个小型的垃圾场，尤其是在一个人的视力正在减退的时候，他的嗅觉就变得特别灵敏。

我搬过去的那天下午，第一堂课是政治课，安德烈并没有对我表示欢迎，也没有表示抗拒，只是把他的书桌向旁边靠了靠，使我能够有足够的空间趴下睡觉。我没有睡，而是坐直了等着宋屁股扭着屁股走进来，我没有胆量走过去告诉她，虽然你害了我，可还是感谢你把那些书留下，我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我只是想平静地看她一眼，也许她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可是走进来的却是打着领带的历史老师，他说：宋老师今天有事，她的课串到下周，大家把历史书拿出来，今天我们讲……他把自己的书翻开，试图回忆起他这门课的进度……第一章，人类的起源。我正在惊奇他为什么没有讲宋屁股的故事，他已经开始朗诵课文，“人类的曾祖父是一种相貌丑陋，毫无吸引力的动物。他五短身材，比现在的人类要矮小得多”。我无法集中精神听关于人类的曾祖父的故事，第一是宋屁股本人的和在历史老师口中的双重缺失让我很焦虑，我一直不知道原谅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原谅别人的权力，被原谅的对象又不见了，要下周才能出现，这一周的时间让我心头的原谅安放在何处？第二，安德烈一直在旁边小声说话，自言自语，我有几次差一点就听清了，可最终还是没有听清。在快要下课的时候，我终于忍无可忍，说：哎，你在那叨咕什么呢？他看了看我，说：他讲得不对。我说：他讲什么了？他把自己的书挪过来，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出油，竟然连历史书上都是油渍，他指着其中一段说：书上说，人，他指了指我俩，就是我们这样的，是从猿也就是一种大猴子进化来的。我说：啊，动物里也就它们和我们最像了。他说：你去过动物园吗？我说：没有，听说过。他说：我也没去过，但是里面肯定有猴子对吧。我说：对，咱书上画着呢。他说：动物园这玩意……他拿出一个小本，是一些报纸的碎片，用线缝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一沓钱。他接着说：报纸上写，动物园这玩意已经诞生了几百年，怎么没有一只猴子进化成人，不说动物园，有人类之后，森林里的猴子也没有跟着灭绝啊，那些猴子怎么到现在没有一只像咱们这样，能写能算，还能坐这儿听课呢？我顿时被问住，但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让他在猴子和人的领域遥遥领先于我，我问：那你说，人是从哪来的？他把报纸片放回他的灰色大衣里，说：有人说，人是上帝造的。但是这个问题无法证明，你既无法证明人是上帝造的，也无法证明人不是上帝造的，我也觉得人应该是被造出来的，但是不一定是上帝，谁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我忽然灵光一现说：人不是从宇宙里来的吗？我的意思是先有了宇宙，才有了人，对不对？他说：宇宙是谁造的呢？我投降了。我说：你赢了，我们是人造的。他摆摆手，说：不对，不对，我只是觉得，也无法证明，我只能证明他们不对，从逻辑上，可也无法证明自己对。我说：别跟我说逻辑和证明，上次数学考试我考了三十几分。他说：我也是，你三十几？我三十二。我说：比你多两分，你那镜子整得多牛逼，怎么数学考这么少？他听我问起，马上把那次的考试卷子翻出来，指着第二题说：这道题其实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定理，但是我在算的时候，发现这个定理有些不够，怎么说呢，有点啰嗦，我就想把它弄短一点，我又得证明短了之后的定理和原来的定理其实是一样严密的，你懂吧，严密。结果呢？他兴奋地搓着手，说：考试的时间就过去了。我看到他的卷子上，抬头处写着蚯蚓一般的“初一丁班安德烈”，第一题是满分，第二题的运算占满了卷子剩余的所有空间，结果是零分。看来，他是把还有其他三十几道题这件事情忘记了。我问：最后呢，你的定理怎么样？他高兴地说：错了。原来的表述，应该是最完美的。

我和安德烈真正成为朋友是因为足球。

初一下学期的冬天，迟迟没有下雪。就在那个冬天，雪把地面覆盖之前，我开始懂得了一点踢球的窍门。足球来到我脚下之间，我能听见自己兴奋的呼吸，我的所有神经都把灵感传导到脚上，髋和脚腕随时准备把这只皮球控制得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球的旋转，我发现要想让球听你的话，就要让它在你的脚底下旋转起来。只用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可以带球的时候不用低头看它，让它自如地在我脚下打转，然后观察我的队友正在什么地方奔跑，对手正在从什么方向向我赶来。我热爱带球，就像一个婴儿热爱妈妈的乳头那样，无时无刻不想把它衔在嘴里。我讨厌传球，就算是所有人都向我扑来，而我队友已经排列整齐站在对方的面前，我也会勇敢地选择独自把球从所有人中间带出来，绕过队友，送进对方的门里。这也许是我那时生活中仅存的快乐。可当时我忙着把球踢得更加精湛，根本没工夫想到这是快乐，在我的生活已经全面褪色的时候，足球成了我紧紧抓住的色彩，我妄想，在这个操场上重新成为英雄。

当时很多人讨厌和我踢球，因为他们会闲下来，除了向我吆喝着希望我把球传给他们，没有别的事可做，有几次我听见他们的声音已经近乎于哀求：李默，传啊，传给我！我无动于衷，继续让我和我的足球舞蹈。有一次足球从我的侧面飞来，我用脚内侧把球轻轻停在半空中，它像一只陀螺一样在那里旋转。两个人站在我的身边，他们同时伸出脚希望把球踢走，我把身体从他俩之间穿过，在他们以为我忘记了球已经在我身后的时候，我用右脚的后跟把球磕过两人的头顶，侧身把球抽进球门。我记得所有人都愣在那里，发出难以抑制的惊呼。

安德烈也是在那个冬天开始学习踢球，马上陷入痴迷。和我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后卫。可是他天生骨头僵硬，两条腿跑起来就像操场上谁在搬一条两条腿的凳子。而且他的运动神经明显不如他的理科神经发达，经常是球到了近前，露出惊讶的表情，好像是在想，咦，它是什么时候过来的？然后两条腿像是骑自行车一样，一通乱蹬，把球蹬出去。可他的脚却硬得像是石头一样，经常把球踢过围墙，如果你不小心被他蹬上，一定是一个疼痛难当的下午。他经常因为踢人惹事，因为他踢了人之后自己毫无察觉，对方在地上打滚的同时，他已经冲着球追过去，抬起一脚把球踢远，有几次不小心踢在倒地的人脸上，估计对方一时不知道腿和脸哪一个部分更疼。等人家爬起来揪住他，他还无辜地说：不是我，你弄错人了，踢了你，我一定知道的。

就在那次我把球从两人的头顶勾过之后，我坐在球门里，脱下鞋子，看着别人把手伸出围墙的栅栏买水喝，心里盘算着谁能让我喝一口。他坐了过来，也脱下鞋子，空气马上变味，他的袜子已经臭得发干，我相信如果脱下来，可以像两只靴子立在地上。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脚，我吓一跳说：你干吗？他说：你怎么踢得那么好？就是刚才，你怎么能，就是那么一踢，你怎么能想到那么一踢？我说：哪有工夫想，就是随便一踢呗，我还会别的呢。我把球抱过来，穿着袜子把球颠过头顶，等球快落到膝盖附近的时候，用脚把球在空中一带，球像被抽了一鞭子转起来，然后稳稳地落在我的脚面上。他瞪大眼睛说：你的脚上怎么像是有胶水？我把球踢给他说：你试试。不难。他站起来，我说：你踢球的底下，落下来的时候像我那么向旁边一带，画一个半圆。他照我说的，结果一脚把球踢过了围墙，落在一位卖水的老太太的车上。老太太马上在墙那边骂起来：谁踢的？是不是丁班那个傻小子？迟早有一天我得让你踢死。他抱着球回来的时候说：我不行，我的脚法不够黏。

从那天起，无论什么时候踢球，他一定要和我在一边，他说：你上去，上去，过他们，我给你当后卫。他给我当后卫的方式除了把球踢出围墙和把对方踢倒在地之外，就是一定要把球传给我。在他逐渐掌握了长传球的技巧之后，这一特点变得尤为明显。他不在乎我是不是已经陷入重围，或者根本没有准备接球，有几次我稍一溜号，球已经飞到我的脸上。同伴们后来也逐渐发现了他这一癖好，看他要传球的时候就喊起来：安德烈，还有我们呢。这样的话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的眼睛里只有我这一个队友，足球对于他来说不是十一人制的，而是两人制的，就像是乒乓球里的双打。最可气的一次是我已经坐在场下，我刚刚扭了脚，他的球还是朝我飞过来，我狼狈地趴在地上把球躲过，然后一瘸一拐地把他拉出来，说：你传给我之前，能不能先看我一眼？他说：我看了啊，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传到哪？我说：我的意思是你得看一眼我是不是方便接球。他说：我怎么能知道你方不方便？我想了想说：如果我也看你，我就是方便，你看我的眼色行事。他说：我听你的。从那天之后就变成，如果我不看他，他就把球踢到界外去。

在我和他成为朋友之后，政治课换了老师，来了一个嬉皮笑脸的胖子，走进教室之后的第一句话是：我这课没什么用，该睡睡会，都挺累的，但是我还是得讲，不讲不好，你们睡你们的，咱们谁也别耽误谁。上了初二，政治课取消，我还是记不住这个老师姓什么，我只记得那个宋屁股，她为什么不来了，没人告诉我们。我便说服自己，她一定是有了更好的出路，不用在这儿讲没人听的政治。我不敢相信她的离去和那个早晨有什么关系，我宁愿相信她根本不需要我这个孩子的原谅，她一定是早已经把我忘了。就在那一刻，我发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起我曾经喜欢过的那个女孩儿，也没再给她整理过桌膛，我竟然在对宋屁股的等待中不知不觉把她忘记了。永远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