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大瘟疫。

伴随瘟疫而来的，是不断腾空而起的“黑天鹅”。瘟疫、灾难，从来都是与人类的历史共存的，尽管最近三四十年来的承平可能让人忘记了这一点。人类必须面对临于头上的灾难，但是如何才不至于不断重蹈覆辙？条件之一便是，我们会如何记忆它们。

瘟疫初起之际，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教授在微博中写道：“一生所学，只为此刻。”我读到这八个字，马上就联想起好友、华东师大的邱立波教授多年前讲的熊十力的故事。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有人问他此时最重要的是什么，熊十力回答得简单铿锵：“读经！”

抗战最艰难之际，国运已到谷底，若想能重新站起来，除非这个民族有足够强韧的精神内核。熊十力意识到，精神内核已崩，倘不能重建，此族必亡。如何重建？从我辈重新读经、再造精神内核开始！读经，看似是柔弱无用之事，岂不知，在一个族群危急存亡之际，这恰是最为刚健之事。老子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对中国人这样的本就高度世俗化的人群来说，又是在一个已经高度祛魅的时代，“经”在哪里？它就在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里。关于历史的记忆，实际上就是一个族群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最深刻回答，是我们表达自己对尊严与价值的理解的具体载体。

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肥宅山姆，这个懦弱又善良的人，在北境长城的雪原中经历了各种生死之变，在绝望之际到学城来领受自己的召唤。他从荒蛮残暴的丛林世界中挣扎着来到学城，进入学城的图书馆时，突然看到无数排高耸的书架，瞬间感受到一种撼人心魄的威严。这里储存着世界的记忆，外面那些荒蛮残暴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这里的存在，但这里正是挣扎在血污当中的人们，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最终有机会获得作为人的尊严的希望所在。学城的大学士对山姆说：“在学城，我们活着有不同的目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记忆，山姆威尔·塔利。没有我们，人类只会比狗强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高耸入云的书架，能够带给人类真正的尊严。历史学家不仅要把“此刻”记录下来，还要在历史中找到那些构成记忆节点的“此刻”，为它们赋予统一连贯的意义，让它们构成我们的“历史”，构成“我们”；在灾难之时，为这个民族埋下他日能够精神涅槃的种子。对历史学家来说，每一个被经历的时刻都是“此刻”，转瞬即逝的“此刻”却又在记忆中绵延不绝。历史学家如何记忆，这个民族就会如何记忆。

历史学家的记忆，并不是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完美世界的描摹，而是要记录下真实世界的各种多愁善感，各种自生自发，各种无可奈何，各种不尽完美。生活的意义就在那种不完美、不整齐当中，倘若一切都是完美的，那就像一场永远都不可能输的游戏，意义也就干涸了。

在一个整齐划一的完美世界，其中的人也就没有了选择的必要与可能，人成了被规定的存在，丧失了自由。这会在事实上让人放弃对责任的担当，进而放弃对自己行为后果的承担，放弃对自己肆意欲望的节制，放弃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索。如果把这些都放弃了，人就是个“巨婴”，只要开心就百依百顺，一不开心就撒泼打滚。然而，真实的世界并没有义务惯着你。

所有这些，都对历史学家提出了严肃的时代命题：你当如何记忆？你当如何为这个民族保存记忆？你当以什么样的话语为这个民族保存记忆？

记忆不是为了活在过去，它恰恰是为了朝向未来。通过记忆，认清当下的我们是谁、我们的所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才能知道在一个波谲云诡、变动不居的时代，如何寻找通往未来的道路。通过记忆，一系列的“此刻”进入了历史，它们也就进入了未来。

这本小书留存了我和朋友们在这一年来的一些记忆。它们与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共同铺陈开我们对当下的理解，也勾勒出我和朋友们所构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