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台湾图书馆讲堂，《中央日报》“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我注意到上午十点二十分有朱西甯先生做讲评人。我第一次到台湾，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见一下心仪已久的朱先生，准时坐在下面。

虽见过照片，台上七位几乎都是七十上下的作家，要确认出谁是朱先生真不太容易。我尽力猜想，把心思随目光游，其中一位头发白得无一丝灰黑，面貌慈祥而平静，显得仙风道骨，我希望是他，希望。

散会了，簇拥这些老作家的人不断，我只好去餐厅吃盒饭。

通过信，未曾见面的痖弦先生在专心用饭，我没打扰他，择里桌坐下。这时那位头发全银的老先生进来，恰好就在我的桌边。我站起来，问他是不是朱先生，果然是！

他马上从随身包里取出四本书送给我，皆是朱家两辈人的。看来他早就准备好见到我，我也将事先备好的一本散文集送他。不必客套寒暄，像约好一样。

我喜欢地看着书和扉页上的签名，他叫我把书收好，免得人看见，孩童般笑着。

午餐后，一起去图书馆会议厅，台上在讨论中国戏剧，我们在台下轻声交谈。这时，我才仔细打量他：戴着眼镜，却遮不住眼睛里的光彩。我从未见过谁有他那种光力，吸引着我，使我思想放松，心情欢欣。我觉得好像到台湾见到一位失散多年家里的长辈，从小就亲炙教诲，慈爱关怀，今日突然重见，其乐何如。

二

朱先生年龄比我大三轮，同属虎。我想我们是有缘分，注定要见面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赵在伯克利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白芝教授（Cyril Birch），有长篇专文研究朱先生的《破晓时分》。赵读完白芝文，再读朱先生小说，再回头读白文，越读越高兴。朱西甯小说重读《错斩崔宁》，却用的是现代小说方式——白芝称为“压低故事，抬高叙述”。错判冤案的旧主题，成为一篇全新的小说。白芝文结尾说：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这是任何文学作品所能承受最沉重的主题。

击节赞叹之余，赵把白文译出，附上朱先生原作，一九八七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恐怕是大陆见到有关朱西甯先生作品的最早评介。我和赵都觉得朱先生此作，比他脍炙人口的小说《铁浆》更出色。到英国后，我就读了伦敦东方学院能找到的朱先生的全部作品，以及天文天心的全部作品，而且由于他们，进而偏爱他们家的好友胡兰成，虽然胡的狂劲儿，我不太喜欢。

由此，九五年我读到朱先生评论我在《中央日报》得奖小说《六指》的文章《才华与功力兼美》后，我立即给这位一直爱戴的作家写信致谢。没想到，立即收到朱先生回信，飘逸的书法，行间是对晚辈的鼓励和鞭策。

三

这就是他，写过吞吃铁浆而争霸道的民族灵性，写过为生存而助恶的民族弱质，写过横扫中原的战乱腥风。我总认为他是个刚烈汉子，至少是见过太多流血和残酷的硬心人。可是，此刻坐在我身旁，却是睿智、自然，而令我倾服的是他的安宁慈祥：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世上尚存极少数极少数的大慈悲者，是我多少年来都在苦苦寻找的那种人。

整个下午，我们违规地在图书馆会议厅后排椅子低声交谈，源源不断，那么多话需要说。他始终怀念家乡，曾带一家子去山东探亲，而这刻他正在编一个山东籍台湾作家集子。给我看长长的名单，其中有管管、马森、王鼎钧、初安民等人。工作量很大，费时还得费心。他眼光中有几分不安，或许有太多的对故土故人的念情，而在台湾已经太不“时髦”？

他从山东到南京，从南京又上溯长江，重新走旧时路，大江南北，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的记忆。我告诉他“文革”时，我还只是小女孩，一场大火后，在废墟中拾到一个瓷猫，想出了《六指》的故事。

他到过重庆，即带一家子回山东那一次，那时我与他已有书信往来。他吃到闻名的重庆火锅。他喜欢山，任何地方的山，还有水，那种没有污染、带潮湿的气味。

他喜欢熏干花草，清清淡淡的。谈到前些时期生病，良性肿瘤误会癌症，为一场“虚惊”。他喜欢动物，连无家可归的狗也收养。我知道若有一天我没有了家，他也会收留我。我未见他吸烟，他说以前抽烟不少。

那个下午，不时有人走过我们身边，向他悄声致意——研究生，更多的是朋友。大地出版社负责人姚宜瑛女士送给他一本刚出的《张爱玲与赖雅》，他看到我翻得爱不释手，知我肯定也是张迷，定要给我，说他在台湾能弄到这书。

于是，话是自然转向张爱玲。张觉得自己名字俗气，而我名字也如言情小说家，更何况字不吉利。《毛诗注疏》中说：“虹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故朝西而莫东也。此刺淫奔之诗。况女子有行，又当远其父母兄弟。”

他笑着看看我，说他家乡也有种说法：“东虹风，西虹雨，北虹出来动刀兵，南虹出来卖儿女。”

反正见虹无好事，哪个方向都不行。

他安慰我：“你和赵在教堂结婚，上帝会保佑。赵在哪儿？”

我望望巨大的会场，岂能轻易寻这家伙，从来参加会，我俩各有朋友。虽在一起，吃饭也分开坐，已成好习惯。

他始终微笑，我们谈话的内容从个人生活延伸开，从二·二八跨入八十年代末，从台湾新办的杂志到大陆作家。

那天，我们连续谈了几乎六个小时，言犹未尽。和朱先生告别时，我突然想起A. D. 霍普的诗句：

四

为了和朱先生一家见面，我和赵放弃会议安排的台湾中部观景之旅。二天后，即六月四日，朱先生特意让他的老朋友、作家舒畅，来六福客栈接我们。街道如棋盘格子的台北，不容易弄错。但电话里朱先生坚持这个安排。舒畅先生来了，一头白发，可以与朱先生比美，会说地道的四川话，爽直脾气，火爆言语。

我们在朱先生一家经常去的酒楼先喝茶。在舒畅先生离开的一会儿，朱先生对我和赵说，四十五年前舒畅来台湾时，只身一人，匆忙中只得把妻子和襁褓里的儿子留在武汉，此后音信全无。等了三十多年，允许访问大陆时，他赶回大陆，寻找亲人。妻子“文革”中跳楼自杀，已有十多年，儿子已过中年，有家有小，到台湾来住过，父子合不来，离台回去后几乎再无联系。等到的失望，比等待的希望更加残酷。舒畅这才发现，留在这世界上的本态，是单身一人。

我天生有个缺点：怕见生人，与人相处时间稍长就紧张。才间隔二日，从下午二点到晚上十点多饭余，我一直和朱先生在一起！先是天文来，后是天心、小盟盟和慕沙夫人来。从来没有说那么多话，许久没有那么打心眼里高兴。我很少真正能亲近一个人，对有的人是简单的喜欢，我心里清楚：对整个朱家不仅是深刻的喜欢，而是敬爱。

那一日别后，我们回伦敦，回大陆，彼此信件传真没断。我保留着朱先生的信：“一般所谓的‘一见如故’只是一种夸张渲染，你们伉俪与舍间的初晤，才是名实相符，真的是有缘。”

他这样的信，令我温暖，而心里最想的是，不久就会有一日再见。

五

果然，九七年年末，我在台湾的出版人、作家隐地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饥饿的女儿》获奖一事，在电话里与我商量去台湾的计划。说完，他却“顺便”告诉我：朱西甯先生患癌症，住了医院。

我特意去店里挑了张祈祷的卡片寄去，心情沉重，母亲重病已有些时辰，日日牵挂里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朱先生。我一心想早点有台湾再次行。

马上到了第二年，即九八年一月，收到天文在这月二十一日信和一册兰草小年历，说她父亲去年十二月中旬住院，元月上旬恢复顺利，出院。又说她父亲在医院得知我的书与天心的《古都》一起获联合报九七年最佳书奖，非常欣悦。

这封信，使我松了一口气：原来又是一个“误诊”！让朱先生知道他对我写作的一贯支持，并没有“看走眼”，也使我欣悦，还有些说不出来的安慰。

台湾再次行被搁浅，被其他事给隔开了。谢谢隐地先生，他说，有一张飞机票为我留着。

却不料三月下旬，隐地先生来传真，提及朱西甯先生已走。看着传真，我即刻呆了：整个台湾突然被削去一半，那个有位亲人长辈的一半；余下的一半，又重新陌生了。我真是非常非常明白，以后再去台湾，台湾已不再是有亲人长辈的台湾；我也不会有安全感，像以前曾想的，若有一日我没有家，朱先生会收留我。但朱先生现在不在了。

六

我就是这么来看待朱西甯先生。说实话，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我对台湾文坛完全不了解。想起那次临离开台北时，与初安民一起喝咖啡，说起与朱家的见面与长谈，他十分惊讶，说他们是隐士，受人尊敬，却太孤傲，不轻易与人来往。我想他们对我优容有加，只是对我的褒携。

现在回想，除了朱先生对我——一个热爱文学的大陆人，两次在《中央日报》隐匿姓名小说评奖中力争，并写评论，使我这个在大陆从不受赏识的作家无法不感慨，尤其是之后，他写了那连载《中央日报》整整三日的长文《写自己？还是写自传？——看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可能那时癌细胞已找上他。在他生命的尽头，寄来三页剪报，错排处一一朱笔修改。

如此长文，我读了之后，感动之余，可能反而觉得生分了。我给他写回信，写得很短，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但我总以为有机会再见到他，就像在图书馆第一次见到那样，而一切可能的“隔”，会重新消失。

而现在讲，已太迟。在伦敦的日子，与一个人相处，清静，淡泊，生活也逐渐简单。我坐在桌前，写作前想的就是朱先生文章里的话，事实上，那的确是朱先生在世留给我的最后的话。

他让我不要学“外在世界萎缩，不得不凝视内在，微观自我”的所谓“新生代”作家，而保持“广阔的宏观视野”。他对“新生代”的总结真是一语中的，我很庆幸我没有厕身任何一“代”。

他又说，“落叶自归落叶，落影自归落影，空里东飘，地上西移。”这几句禅语似的话，玄机极深。我想了一年，觉得是想通了。但禅语的理解，是不可言说的，只能放在心里。

七

重读作品，是对一个作家的最好纪念。我一直在读朱先生的作品，他在我的阅读里返回，不再走了，不再离开我。多好，有此妙方，就能常常见到他，与他说话，告诉他那些无法对人说的话，失去他的心，不再发出痛喊。

朱先生在评论我的书时，借用《神曲》中的例子说，如果心灵不能相通，“就那么老是错身，以至穿身而过，休怨缘悭一面。倒是这憾相逢相绝相浑而不相识，尤难相知。”

每想起朱先生时，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们见了面，相识了。而在作品中，我们真正相知了。

白芝当年研究朱先生的《破晓时分》时，开场用了一首当代诗人默温（W. S. Merwin）的诗，题为《挽歌》，只有一行：

我拿给谁看呢？

朱先生不在了，我这点文字拿给谁看呢？这么点犹疑，使这篇小文耽搁了一年多。这点文字不是给慕沙夫人和天文天心天衣看的，她们的悲痛终究要平复，而我这点文字只能使她们回想起痛楚。

是的，是给我自己看的，我的心路历程上，朱先生曾经给我指点一段路，谁再会指点我？在前面，那个岔路口，会是他吗？

---一九九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