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近二十副担架，如果继续随队行动，非把分区拖垮不可。必须来一个快刀斩乱麻，能够坚持行军者留下，重伤重病者无一例外，一律作“分散安置”——分散隐藏在可以信赖的贫雇农家里。一切费用都折成钱币，出具欠条，日后由地方政府加倍归还。

只有汪可逾，属于极个别的特殊情况，由“一号”拍板，留下她的一副担架，仍随军分区指挥部行动。

从苏维埃时代起，民团武装就把搜查“分散安置”的红军人员当作一种游戏，已玩得滚瓜烂熟了。无论你隐藏怎样巧妙、保密怎样严格，终逃不过他们的手段。被安置户出卖，也并非绝无可能。汪可逾明明知道会是凶多吉少，仍一再向领导要求分散安置。

司令员齐竞陷入深深的内心矛盾。那么多重伤员，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可以破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犹豫再三。决定汪参谋分散安置，岂不等于明白宣告，因为恼羞成怒，借此机会把人推出去不管了？

汪参谋争辩说：“首长！不要讲是我，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如此麻木不仁，情况这样危急，要四名担架队员抬着自己。”

“在你，当然会是这样想，不让我为难。在我，总不能显得那么自私、那么冷血！”

明白的这个话里有话。为汪可逾保留一副担架，显然这是出于齐竞个人的一种隐秘意图。借此平衡一下他给汪可逾造成的内心创伤，以便找到心安理得的感觉。

汪可逾更来气了：“首长！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把自己的任何图谋强加给我吗？你真的认为我只能接受你的特别关照，只能接受你的特别保护吗？”

“一号”沉重地说：“看来，不是什么安置问题，是你要尽快离开指挥部，尽快离开我！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