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成了例外?

千年一叹  作者:余秋雨

我考察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包括遗址边上的现实生态,心里一直在默默地与中华文明对比。

算起来,中华文明成型的时间,在几大古文明中不算早,应该是在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后吧,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早多少。但是,在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只有中华文明。

这个历史事实,以前当然也知道,但是这次把别人家的遗址全都看了一遍,才产生全身心震撼。不是为它们震撼,而是为中华文明。

这种震撼中并不包括自豪,更多的只是惊讶。那么漫长的历史,中断和湮灭太正常了,而既不中断也不湮灭,却是异数中的异数,很让人费解。

最直接的感性冲撞,是文字。那些斑斑驳驳地爬在种种遗迹上的古文字,除了极少数的考古学家能猜一猜外,整体上与后代已经没有关系。但是,世上居然有一种文字,本来也该以苍老的年岁而枯萎了,却至今还能让亿万民众轻松诵读。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什么“温故而知新”,什么“君子成人之美”……从词语到意涵,都毫无障碍地从两千多年前直接传导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没有地域界限地统一传导,这难道还不奇怪吗?

随着文字,很多典章制度、思维方式、伦理规范,也大多一脉相承,避免了解读中断。这与其他古文明一比,就显得更奇怪了。

为了解释这一系列的奇怪,我一路上都用对比的眼光,寻找着中华文明既不中断又不湮灭的原因。到今天为止,我的粗浅感受大致如下——

首先,在这喜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华文化在地理环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马拉雅山,往北,沿着边境,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又连接着难以穿越的沙漠,而东边和南边,则是茫茫大海。这种天然的封闭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古代避免了与其他几个大文明的恶战。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后败亡的。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中国。

各大文明之间的征战,既是文明的“他杀”,又是文明的“自杀”。这与同一个文明内部的战争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历来内战不少,但内战各方都只想争夺文明的主导权,而不会废除汉字、消灭经典,因此中华文明没有遭受到根本性的伤害。中华文明也受到过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但它们都算不上世界级的大文明,与中华文明构不成文化意义上的等量级对峙,更不能吞噬中华文明。最后,反倒一一融入了中华文明。

这就牵涉到了文明体量的问题。文明的体量,包括地域体量和精神体量两个方面。中华文明的精神体量,未必高于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边少数民族所承载的文明高得多;中华文明的地域体量,如果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加起来,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体量总和还要大很多倍。也正因为这样,它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没有陷于枯窘,还经常在域内进行大迁徙、大移民,躲过了很多毁灭性的灾难。

不同的环境,造成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历,造成不同的性格。多少年的跨国互侵,一次次的集体被逐,无止境的荒漠流浪,必然使相关的人民信奉征服哲学,推崇死士人格,偏向极端主义。相反,中华文明由于没有被其他大文明征服的危险,也缺少跨国远征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就满足于固守脚下热土而不尚远行的农耕生态。国土里边的内战又总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论指向着王道大一统,时间一长也就铸造了一种集体性格,保守达观、中庸之道、忠孝两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极端主义暴民肆虐的时期,但都不长,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极端主义,因此没有对中华文明造成严重灼伤。

说到宗教极端主义,就遇到了宗教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我以后还要认真地作专题考察,但这次一路对比,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性。不错,中华文明缺少一种宏大而强烈、彻底而排他的超验精神。这是一种遗憾,尤其对于哲学和艺术更是如此,但对于整体而言,却未必全是坏事。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保持着一种实用理性,平衡、适度、普及,很少被神秘主义所裹卷。中国先哲的理论,哪怕是最艰深的老子,也并不神秘。在中国生根的各大宗教,也大多走向了人间化、生命化。因此,中华文明在多数时间内与平民理性相依相融,很难因神秘而无助,因超验而失控。

宗教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走向伟大。但是,当宗教走向极端主义,又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蒙上杀伐的阴云。中华文明未曾在整体上享用前一种伟大,也未曾在整体上蒙上后一种阴云。它既然失去了连接天国的森严的宗教精神结构,那么,也就建立起了连接朝廷的森严的社会伦理结构。以儒家理性和法家权术为主导的有序管理,两千年来一以贯之。这中间,又奇迹般地找到了一千余年不间断地选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举制度。由于科举考试总是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核心,使得文化传承因为有无数书生的生命滋养而生生不息。因此,仅仅一个科举制度,就使社会管理的延续和文化体制的延续齐头并进。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概括了。中华文明能成为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粗粗一想,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赖仗于地理环境的阻隔,避开了古文明之间的互征互毁;二是赖仗于文明的体量,避免了小体量文明的吞食,也避免了自身枯窘;

三是赖仗于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避免了解读的分割、封闭和中断;

四是赖仗于实用理性和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

五是赖仗于科举制度,既避免了社会失序,又避免了文化失记。

上面这篇归纳性的粗浅感受,是在炉火旁熬夜写成的。今天白天,从清晨到晚上,我完成了一个重要旅程,那就是去蓝毗尼(Lumbini),参拜释迦牟尼的诞生地。

这条路漫长而又艰险,但几步一景,美不可言。

一边是碧绿的峭壁,一边是浩荡的急流,层峦叠嶂全是世界屋脊的余笔,一撇一捺都气势夺人。

可惜蓝毗尼太靠近印度,不让人喜欢的景象又出现了。要进入佛祖诞生的那个园地非常困难,真该好好整治一下。

一百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一个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释迦牟尼佛诞生于此”的字样。阿育王离释迦牟尼的时代不远,应该可信。现在,园地水池边立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尼泊尔文和英文写着:著名的中国旅行家玄奘到达这里后,曾经记述蓝毗尼所处的位置,以及见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礼拜台、佛塔。

可见,玄奘又一次成了佛教圣地的主要证明人。

我在相传佛母沐浴过的水池里洗了手,逐一观看了一个个年代古老的石砖礼拜台,又攀上一个高坡拜谒了红砖佛柱。然后,离开这个园子,到不远处新落成的中华寺参观。中华寺还在施工,很有气派。边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对佛教圣地的追溯性朝拜也就比较系统了。

为了拜访蓝毗尼,我们来回行车六百公里。因此在路上思考的时间很充裕。夜间所写的归纳性感受,就是路上思考的结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从博克拉返回加德满都,夜宿Everest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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