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方济各曾给鸟儿布道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是我的秘密,再没有人知道它。我只和一个朋友讲过。

我是电影摄影师。我去过那里。我们曾被教育:真正的作家出自战争。这话没错。我喜欢的作家是海明威,最喜欢的书是《永别了,武器!》。所以,我去了。可是我到了那里,看到人们在翻菜园子,田里有拖拉机、播种机。拍什么?我搞不懂。看上去没有什么地方爆炸……

第一场拍摄在村里的俱乐部。他们在舞台上放了一台电视机,召集村民过来。人们听戈尔巴乔夫讲话:一切都好,尽在掌控之中。我们拍摄的村子在清除放射性污染,就是清理房顶,运来干净的土壤。但是怎么清洗房顶啊,要是老人们的房顶漏水怎么办?土地得铲掉一锹,要铲掉整个肥沃层,下面只剩黄沙。一个老太太为完成村委会的指示,用铁锹铲走了土,却把厩肥扒拉出来。遗憾的是,我没有拍下这一幕……

不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啊,拍电影的。我们这就给你找几个英雄主人公。”主人公就是老头儿带着个孙子,他俩花两天时间从切尔诺贝利赶来了集体农庄的牛。拍摄后,畜牧工作者在带我去看巨大的深坑——人们用推土机把牛埋在了那里。但是,我不想拍这些。我背对着深坑,以国产纪录片的优良传统拍摄了片段:推土机手正在读《真理报》——标题字写得斗大:“灾难中的国家不会放弃。”甚至还更走运:我看见一只鹳落在田野里。这便是象征!无论什么灾难降临,我们最终都会胜利!生活还在继续……

乡村的道路上尘土飞扬,我已经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尘土,而是放射性尘埃。我把摄影机藏起来,以免落上灰尘,它毕竟是光学器材。五月的天气很干燥,我不知道我们吸了多少灰尘。一周后,我的淋巴发炎了。我们像节省子弹那样节省胶卷,因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要到这里来。事前谁也没告诉我们他会到什么地方,可我们自己猜到了。比如昨天,乘车在路上走的时候还烟尘四起,可今天正在铺柏油,好家伙,铺了两三层呢!于是我就明白了:那里正在等着高层领导呢!我后来就拍摄了这位高层领导,他们迈着方步走在新铺的柏油路上,一丝一毫也不偏离!这些都摄入了我的镜头,但没有放进片子里……

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才是最可怕的。辐射检测员说的是一组数字,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则是另一组。好吧,那里有些事我慢慢才弄明白。啊——啊——啊,我家有小宝宝,有我亲爱的妻子……我得多笨才会到这儿来啊!就算领到一个奖章……妻子也会出走……只能靠笑话缓解心情,用段子麻醉自己。有个流浪汉在废弃的村子里住下来,那里住着四个娘儿们。她们互相问道:“你家男人怎么样?”“这条公狗还往别的村跑呢。”要是你想试着认真到底……你已经在这里了。你已经明白切尔诺贝利……正在铺路……溪水还在流淌。可这事发生了。蝴蝶在飞……美女伫立河畔……可这事发生了。我亲近的人死了以后,我就是这种感觉……太阳照常升起,隔壁人家传来音乐声,燕子在房檐上打架……他却死了。天在下雨……他却死了。您知道吗?我想找到表达情感的词,告诉您我当时怎么想的。说到另外的层面了……

我开始拍摄开花的苹果树,嗡嗡作响的野蜂在周围飞来飞去……苹果花是白色的,那是婚纱的颜色……人们又在干活了,果园里鲜花盛开……我双手举着摄像机,但我无法理解……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曝光正常,画面漂亮,可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恍然大悟:我闻不到任何气味。果园开花,却没有香味儿!我后来才知道,在高辐射状态下身体存在某种生理反应,即某些器官的功能会发生阻断。我妈妈七十四岁,我记得,她曾经抱怨闻不到味。没想到这事现在发生在我身上了。我问组里的人——我们一共有三个人:“苹果树有味吗?”“什么味也没有。”……丁香也没味……丁香!我有一种感觉:周围的事物是不真实的,我在虚幻之中……我无法理解,真是不可思议!

我童年时候的女邻居,从前是一名游击队员,她讲述过战争时代他们分队突破重围的过程。当时她抱着一个月大的婴儿,走在沼泽里,四周都是伪宪兵……孩子在哭……他会招来敌人,他们整个分队都会暴露。于是她就把他掐死了。她冷冷地讲述这件事,好像这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女人所为,好像孩子也是别人的。她为什么会回忆这件事,我已经忘了。我清楚记得的是我当时的恐惧:她都干了什么啊?她怎么下得了手呢?我似乎觉得,整个游击队分队是为了保护那个婴儿才要冲出重围的,他们的责任是救他。可是,为了让健壮和正常的男人们活下来,他们却掐死了孩子。那么生活的意义何在?如果是我,我肯定不想活了。我当时还是一个小毛孩子,看那女人就非常不顺眼,因为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些……总而言之,我知道了人可怕的一面。她是怎么看我的?(沉默片刻)所以我不想回忆在隔离区的那些日子……我给自己寻找各种借口,我不想打开那扇门……我想知道,真实的我和不真实的我的区别在哪里。我也有过几个孩子。第一个是儿子。有了儿子,我就不再恐惧死亡。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一天夜里,我在酒店睡觉的时候……忽然醒了,窗外传来单调的噪音,还有莫名其妙的蓝光。我拉开窗帘:街上开来十余辆画着红十字闪着顶灯的汽车,除此之外万籁俱寂。我觉得有点儿震撼,脑海里闪过电影中的镜头……我仿佛瞬间回到了童年……我们战后的孩子很喜欢战争片。眼前的景象就像那些片子里的那些镜头,还夹杂着童年的恐惧……自己人都从这座城市离开了,只有你一个人留下来,并且要作出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决定?装死,还是别的办法?应该怎么做呢?

在霍伊尼基市中心有一块光荣榜,上面刻着地区优秀人士的名字。但是将污染区幼儿园的孩子带出来的却不是光荣榜上的人,而是一位酒鬼司机。在危急的处境下,人人都显出了他的本性,疏散也一样。孩子首先撤离,很多是坐大“伊卡鲁斯”[匈牙利生产的公交客车品牌。——译者注]走的。我发现我拍摄的场景就像军事电影见过的画面,并且我马上发现,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参与整个行动的人都在那样做。他们的举止,您知道,就像某一个时刻,就像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电影《雁南飞》里一样:眼里饱含热泪,简短的临别赠言,挥舞的手臂……原来,我们都想着我们已经熟悉的方式,并尽量使拍摄的内容与之相符。小女孩向妈妈挥手,就好像在说,一切正常,她会勇敢的。我们会取得胜利!我们……就是那样的……

我也想过要去明斯克,那里也在疏散。我们怎么与自己的家人——妻子、儿子告别呢?我想象身在其中的这个场景:我们会取得胜利!我们是战士。我记得我父亲穿军装的样子,尽管他没当过兵。想钱,那是小市民习气;惜命,就是不爱国。饥饿才是正常状态。他们,我们的父母,经历了大崩溃,我们也应该受这份罪。要不然,你就成不了真正的人。我们被教会了在任何条件下作战和生存。在军队服役之后,普通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变得平淡无常,于是我们就在夜晚成群结伙地走上街头寻求刺激。我童年时候读过一本好书《清洁工》——作者我已经忘了,情节是抓捕阴谋破坏者和间谍。刺激!就像狩猎!我们就是被这样教育的。如果每天都有工作和好的食物,便不能忍受,感觉不舒服!

我们曾和清理员们住在一个技工学校的宿舍里,都是年轻人。他们给了我们一箱伏特加——为了消除辐射。有一天,我们突然听说,在这个宿舍区里住着一个医疗分队,全是女孩儿。“走,看看去!”男人们说。有两个人跑过去了,但马上又瞪着那么大的眼珠子跑了回来……几个小姑娘走在走廊上……军服下面露出罩裤和裤带拖到地面的衬裤……她们聊着天,谁也不害羞。都是旧衣服,二手的(别人穿过的),不合身,就像挂在衣架上。有人穿着拖鞋,有人穿着哐当哐当的靴子。军服的上半部分还套着特种橡胶服,里面渗透了某种化学物质,那个味道啊……有些人半夜也不脱,看着很吓人……她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士,而是从军事学院,从军事研究所拉出来的。上面跟她们说的是就去两天,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她们已经待了一个月。还说,送她们去反应堆,让她们在那里诊疗烧伤的人,可是我只从她们那里听到过烧伤。此刻我仿佛又见到了她们——在宿舍里闲逛,好像梦游一样……

报纸上说,幸亏风往另一方向吹……没往城里吹,没往基辅吹……不过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想到的是它吹向白俄罗斯了……吹向我和我的尤里卡。那天我和他正树林里玩,采摘山酢浆草。上帝啊,谁也没告诉我呀!

我出差后回到明斯克,乘无轨电车上班。旁边传来聊天乘客的只言片语:切尔诺贝利在拍电影,有一位摄影师就死在那里,是被烧死的。于是我就想:“这是谁呀?”接着我又听到:是年轻人,有两个孩子。名字叫维嘉·古列维奇。我们有这么个摄影师,非常年轻的小伙子,至于两个孩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我们就去了工作室,有人纠正道:不是古列维奇,而是古林,名字是谢尔盖。天哪,这不就是我吗!现在想起来真可笑,但我当时正走出地铁去工作室,我害怕一打开门就看到我的告别仪式……最荒唐的想法:“他们从哪里弄到我的照片?是在人事处吗?”这个传言从何而起?因为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大规模死亡。就像库尔斯克大会战,数千人死亡……这很明确。而在这里头几天似乎就死了七个消防队员……然后又有几个人……然后,对我们的意识而言是太抽象的概念:“几代人以后”、“永远”、“不详”。于是流言四起:三头鸟在天上飞,鸡群啄了狐狸,刺猬掉了刺……

那么后来呢……后来需要派人再去一趟隔离区。有位摄影师拿来了假条,说他有胃溃疡,第二位跑去休假了……他们就把我叫去说:“你应该去!”“我刚回来呀。”“你知道,你都去过一次了,反正都一样。还有,你已经有孩子了。可他们还年轻。”我的天哪,我没准想要五六个孩子呢!他们开始施压,说是很快就要评定工资等级,你够资格涨工资……悲喜交加的故事。我记不清了……

我曾经拍过集中营的人。一般来说,这些人回避与集中营里的其他人见面。见面和回忆战争有某种反常的东西:需要回忆别人被杀和他们杀人。了解并经历屈辱的人们,这些人相互逃避。他们在逃避自己,逃避他们所知道的人……逃避因为他而浮出水面的事情。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切尔诺贝利……也有某种东西在那里……我也会感受到那些人们不想说出的话。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道主义概念都是相对的……人在极端情况下的本质上完全不像书里写的那样。我在书中没有找到过这样的人,我没有遇到过,一切都是相反的。人不是英雄。我们都是《启示录》的传播者。大大小小的传播者。各种事件的片段和画面在脑海中闪过:集体农庄主席想用两辆汽车将自己的家小和物件运走,党小组长给自己要了一辆汽车。公平在哪里?我可以做证,那时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已经好几天不能把孩子们运走了,一群托儿所的孩子。而这边的两辆汽车还不够运送家里的物件,包括几个三升罐装的腌菜。我看见他们第二天运走了这些东西。我也没拍……(突然笑起来)我们在商店里买了香肠和罐头,可是不敢吃。又觉得扔了可惜,就带在身边。(变得严肃起来)《启示录》恶的机制将会启动。我懂得这点。人们会在领导面前造谣中伤和阿谀奉承,为的是拯救自家的电视机和卡拉库里羔皮大衣。人在世界末日前与现在无异。永远如此。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没给自己的摄影队争取过任何优待。我们有位小伙子要住房,我就去找工会:“帮个忙吧,我们在隔离区蹲了半年了。应该享受优待。”“可以啊,”他们回答说,“拿证明来。证明要盖章。”我们就去了隔离区的工会,只有娜斯佳阿姨拿着拖把在走廊走来走去,大家都跑光了。但我们有个导演,他有一摞证明:去过哪儿,拍过什么。真是个英雄!

我的记忆中有一部宏大的长电影,有很多集。不过我没有真正把它拍出来……(沉默)我们所有人都是《启示录》的传播者……

有一次,我们和士兵来到农舍。这里住着一位大娘。

“怎么样?大娘,我们走吧。”

“走吧,孩子。”

“那您收拾东西吧,大娘。”

我们在街上等着她,抽着烟。这位大娘走出来了:她双手抱着一幅圣像、一只小猫和一个小包袱。这就是她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

“大娘,不能带猫。不允许。它的毛有辐射。”

“不行啊,孩子,没有猫我不走。我怎么能把它自己留下啊?这是我的家人啊。”

从这位大娘这里……从开花的苹果树这里……一切从他们这里开始……我现在只拍动物……我跟你说过了:我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

有一次,我把切尔诺贝利的故事放给孩子们看。有人指责我说:何必呢?别这样,没必要。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恐惧中,活在这些谈话中,他们的血液发生了变化,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我本来预计会来五六个人,结果观众塞满了整个大厅。他们提了不同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触动了我的记忆。一个男孩结结巴巴,羞红了脸,明显属于那种文静和寡言的孩子,他问道:“为什么不能帮助留下来的动物呢?”为什么?我自己的头脑里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没法回答他……我们的艺术都是关于人的苦难和爱情,而没有包括任何动物。只说人!我们并不屈尊垂顾它们:动物、植物……另一个世界……要知道,人会毁灭一切,杀死一切。现在这已经不是神话。有人告诉我,事故发生后的第一个月,刚开始讨论疏散的时候,就有了动物与人一起搬迁的方案。但是怎么实行呢?怎么全部带走呢?也许可以把地上的动物迁走,可那些住在地下的甲虫和蚯蚓呢?那些在天上的呢?怎么疏散麻雀或者鸽子呢?拿它们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向他们传递需要的信息。

我想拍一部电影……片名叫作“人质”……是关于动物的……您还记得《红岛飘在大洋上》那首歌吧。船要沉了,人们坐进了救生筏。马却不知道,救生筏没有马的地方……

这是一个当代寓言……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宇航员身穿密闭的飞行服。他从耳机里听到声音,然后看见一个庞然大物正朝他走近,庞大无比。是恐龙吗?!他还没有弄清是什么,就开枪了。瞬间之后,又有某物朝他接近,他也干掉了它。随即,又来了一群,他便实施大屠杀。核电站燃起大火,动物得救了,夺路而逃,路上却站着宇航员,也就是人!

至于我嘛……我跟您说,我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动物,看树木,看鸟儿……这些年我常去隔离区,会看到野猪从废弃的、被毁坏的住房中跑出来……母驼鹿也跑出来了……这就是我所拍摄的,这就是我所寻找的。我想拍摄一部新电影,用动物的眼睛看一切……“你在拍什么?”人们问我,“看看你的四周吧,车臣可正在打仗啊。”而圣方济各正在给鸟儿布道,就像跟普通信徒说话一样跟鸟儿们讲话。要是鸟儿用它们的语言跟他讲话,他懂得它们秘密的语言吗?

您还记得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人抽打马那双温顺的眼睛。疯狂的人!不打马屁股,而是抽马眼睛。

——谢尔盖·古林,电影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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