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书堆里……我在大学教了二十年书……

科学院的学者……他们是这样的人，为自己选择了历史，就在历史中生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之中。理想……理想，当然……因为哲学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的题目都是这样的：“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农业发展或处女地开发中的作用”。强调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作用……总之，这里不需要笛卡尔学派的思考。不过，我是幸运的……我大学时代的科研成果被送到莫斯科参加竞赛，而且那里发了话：“不要打扰这个年轻人，让他去写作。”而我写了那个想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来解释《圣经》的法国宗教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十八世纪是一个启蒙时代，崇信理性的时代，相信我们能够解释世界，就像我现在理解的……我是走运的……我没有落到打掉牙齿的机器里……没有落到混凝土搅拌机里……奇迹！在那之前，他们多次警告过我：对于大学生的科研著作来说，马勒伯朗士也许是有趣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于论文是必须思考题目的，这是严肃的。我们要把你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研室做研究人员……放在从前，你是要移民国外的……你应该明白……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了……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人们的表情立即开始改变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又冒出来另一些表情。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会看着对方微笑了，感觉整个社会有了生机。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我现在还感到惊讶，变化的速度竟然会这么快。而我……总算把自己从笛卡儿生活中拔了出来。我不再读哲学，看起了最新的报纸和杂志，焦急地等待着改革后的每一期《火星》杂志。一大早，人们就在“中央报刊零售”报刊亭前排起长队，这是以前从来看不到的现象，也是人们从来不敢相信的现象。信息像雪崩一般接踵而来……半个世纪以来保存在专门档案馆的列宁政治遗嘱公布了。索尔仁尼琴的书出现在书架上，紧接其后又有了沙拉莫夫、布哈林……就是不久之前，藏有这些书还是要被逮捕，会被判刑的。他们还解除了萨哈罗夫院士的流放。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第一次在电视上播放。整个国家，屏息静气坐在屏幕前面……我们说啊，说啊……大家在厨房里大声地谈论着那些不久前还要轻声耳语的话题。我们多少代人都是在厨房里说话！全都一去不复返了！全部苏联历史……就是这七十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啊……现在所有人都去参加集会，参加游行。可以赞成，也可以投票反对。我记得，一个历史学家出现在电视上……他带来一张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分布图……整个西伯利亚在红旗中燃烧。我们知道了库罗帕特森林惨案[库罗帕特森林惨案：1930年末至1940年初，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东北部库罗帕特森林里，苏联内务部杀害了数万当地人。——译者注]的真相。令人震撼！多么麻木的社会！白俄罗斯的库罗帕特，一九三七年的烈士墓。那里埋葬着数万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立陶宛人……两米深的壕沟中，堆着两三层尸体。这里本来离明斯克很远，后来划入了市区，通了电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长成了一片新森林，栽种的松树长高了，城里的人什么也没有去怀疑，“五一”假日在这里举行野外活动，冬天在这里滑雪。挖掘工作开始了……当局……当局在说谎，竭力为自己开脱。一到夜里，警察就去把挖开的墓穴填平，白天，人们接着再去开挖。我看到过纪录片的镜头：一排排擦掉了泥土的头骨……每个头骨后面都有一个孔……

当然，我们现在就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场革命之中，一场新的历史下的革命……

我没有脱离我们谈话的主题……你别担心……我想记住我们切尔诺贝利发生的那些事情。因为它们会一起留在历史上——社会主义崩溃和切尔诺贝利灾难，它们永远相伴。切尔诺贝利加速了苏联的崩溃，切尔诺贝利炸毁了整个帝国。

而政策就是对我们制定的……

五月四日……事故之后第九天戈尔巴乔夫才出面讲话，实在是怯懦。手忙脚乱。就像一九四一年战争刚开始的日子里，报纸上说这是敌人的阴谋和西方的歇斯底里，这是反苏活动和我们的敌人散布的挑衅性谣言。都是来自国外的谣言。我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惶恐不安，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在盼望，政府最终对我们宣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科学家……我们英勇的消防队员和士兵……再次征服了灾难，赢得了空前的胜利。宇宙之火被他们赶进了试管，恐惧没有出现，我们永远不会允许它出现。这一点确信无疑……是的！我现在理解了……我们的意识无法与和平的原子能联系在一起，与学校的教科书，与读过的书籍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概念里，世界的图景是这样的：军事的原子能，那是广岛和长崎上空不祥的蘑菇云，人们在瞬间就化成灰烬；而和平的原子能，那是无害的电灯泡。我们头脑里的和平就像是一幅儿童画。我们浑浑噩噩地活着。不只是我们这些人，整个人类在切尔诺贝利之后都变得更加聪明、成熟了，进入了另一个年龄段。

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这样议论：

“核反应堆在燃烧。但是在一个好远的地方，在乌克兰。”

“我在报纸上看到，军事装备在往那里去，还有军队。我们会胜利的！”

“白俄罗斯没有核电站。我们没事。”

我第一次进入隔离区……

我在车上想象，那里可能完全被灰白色的灰尘所覆盖，或者满是黑色的烟尘，就像卡尔·布留洛夫的《庞贝城的末日》里的画面。而等我到达目的地，才发现那里太美了，真是美不胜收！鲜花盛开的草原，春天嫩绿色的森林。在我最爱的这个季节，一切都生机盎然……万物在茁壮生长和歌唱……最让我惊叹的是美丽和恐惧的结合。恐惧不再与美丽分开，美丽不再与恐惧分开。一切都颠倒了……我眼前的景色带有了一种与死亡有关的陌生感觉。

我们组成一个小组前往隔离区……但没有一个人走过来打招呼。我们是一个白俄罗斯反对派议员小组。临时组合！就是一个临时组合！大家都在动摇。地方行政机关的人见面也不够友好：“你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你们还有搅动人心的权利吗？要提什么问题？有谁还会委托你们呢？”他们借口收到上面的指示：“不要挑动恐慌。等待指示。”意思是，你们要留意，别恐吓群众，我们还要完成上级的任务，谷物和肉类的生产任务。他们担心的不是人们的健康，而是生产计划。国家的计划，联盟的计划……怕的是上级领导。而那些上级怕的是链条上更高的上级，直到总书记。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决定一切。权力的金字塔就是这样建造的，领导就是国王。“这里的一切都被污染了。”我们解释说，“你们生产的所有食品都不能吃了。”“你们这是挑动生事。你们要停止敌视宣传。我们要打电话……打报告……”他们打了电话，应该也打了报告……

马林诺夫卡村。每平方米五十九居里。

我们去了学校：

“生活好吗？”

“人们都吓坏了，当然了。他们安慰我们：只需要清洗屋顶、用薄膜盖住水井、铺上沥青路面就行了。活下去是没问题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猫一直在抓痒，而马的鼻涕一直流到地上。”

学校的班主任老师请我们去她家吃午饭。她两个月前才办了乔迁新居的聚会。白俄罗斯语管这叫“进家”，就是说，人们才刚刚走进新房。房子旁边是一座气派的谷仓，还有地窖。这样的所谓富农家产，当年可是要被没收的。令人喜爱，令人嫉妒。

“可是，你住不了多久就要离开这里的。”

“我绝对不会走的！我们花费了这么多力气。”

“你来看看辐射剂量计……”

“他们都来了……那些科学家，妈的！就不想让人安安静静生活！”主人一挥手，就骑上马去草原了。连一句“再见”也没有说。

丘加努村……每平方米一百五十居里。

妇女在自家的菜园里干活，孩子们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男人们在村子那头还在修的壁框下面修整圆木。我们把车子停在他们旁边。他们围过来，找我们要香烟抽。

“首都那里怎么样？有伏特加吗？我们这里没有卖的了。他在卖自家的烧酒。戈尔巴乔夫本人不喝酒，还不让我们喝。”

“哈——哈——哈！这么说来，议员们……我们这里抽烟也要被禁了。”

“小伙子们，”我们给他们解释说，“你们很快就要被疏散，离开这里了。这是剂量检测计……你们来看：这里的放射性，就我们所在的地方，超过允许值的一百倍。”

“去你的……哈——哈——哈！谁信你的什么剂量检测计！你走吧，我们还得留在这里。让剂量计见鬼去吧！”

我看过几次电影《泰坦尼克号》，它让我想起了我亲眼看到的那些东西，它们仿佛一直就在我眼前……我经历了切尔诺贝利早期那些日子……那一切都像是《泰坦尼克号》，尤其是人们的行为，他们和电影里的人是完全一样的心理。我了解过，甚至比较过……巨轮的底部已经破了洞，海水淹没了底舱，冲得木桶和箱子四处漂浮……已经穿过了途经的所有障碍。而楼上灯火通明，乐声飞扬。香槟、红酒。家庭争吵在继续，浪漫的爱情刚刚开始。与此同时，海水在上涌……沿着楼梯漫上来……涌进了客舱……

灯火通明，乐声飞扬。香槟、红酒……

我们的精神状态，特殊的谈话……以及初次见面时的那些感觉，都带出一种气魄，一种我们生活的高度，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害。而对我们来说，合情合理的选择永远是不正常的。自己的行为由心来检验，而不是理智。你走进村子，进到院子里，就是客人了。应该高高兴兴的。他们感到为难，摇着头：“唉，没有新鲜的鱼，也没有别的东西。”或者“来一杯牛奶？我这就给你倒。”我们没让他倒。他们又招呼我们进家。有几个人害怕了，但我不怕，我进去了。坐在桌子旁边，我吃了被污染的面包片，大家都在吃。我还喝了一小盅酒。我甚至有一种自豪感：你们可以，我一样可以。我一样能做到！就是这样……我告诉自己：既然我无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那么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和他一起吃被污染的面包片，不要让场面难堪，一起分享命运。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生活的。我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我要对他们负责。我口袋里有一个剂量检测计……正如我现在理解的……这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十年前，我喜欢这样，我为此感到自豪；而今天，我喜欢这样，我为此感到惭愧。但是，我一样会坐在桌子旁边，一样会吃这个该死的面包片。我在想……在想，我们想过这些人吗？这个该死的面包片并没有从我的头脑中消失。应该用心，而不是用理智去吃掉它。有人写道，在二十世纪——现在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而教导我们的依然是十九世纪的文学。主啊！这个问题依然经常困扰着我……我和很多人讨论过……我们是谁？是谁？

我和我的前妻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她现在是已故直升机飞行员的寡妇。一个聪明的女人。我们坐了很长时间。她也想理解并发现她丈夫死亡的意义。她在忍受，但是她难以忍受。我在报纸上多次读到过直升机飞行员在反应堆上空工作的报道。一开始他们抛下铅板，但是铅板立即消失在洞里，当时有谁会想到，那里的温度有两千摄氏度，而铅在七百摄氏度就会变成蒸气。然后他们又抛下装着白云石和砂子的麻袋。漆黑的夜晚，烟尘飞腾。为了“投中”目标，他们必须打开驾驶室的窗口，探出头去用眼睛瞄准：向左向右，向上向下。他们受到的辐射剂量高得不可思议！我还记得那些报道的名字：《空中英雄》《切尔诺贝利猎鹰》。就是这个女人，她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疑惑：“他们写道，我的丈夫现在是英雄了。是的，他是英雄。但英雄是什么？我知道，我的丈夫是一个诚实、勤勉的军人。是一个守纪律的军人。他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几个月后就生病了。他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嘉奖，他在那里见到了战友们，他们也都生病了，但是大家都为了重逢而高兴。他们带着勋章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我当时问他：‘你们是不是就一定得受这么多痛苦？执行任务之后就不能保持健康吗？’他回答：‘也许可以，如果当时想的多一些就好了。需要很好的防护服，佩戴特殊眼镜和面罩。但我们既没有第一项，也没有第二项，也没有第三项。我们自己也没有遵守个人安全规则。我们没有多想……’我们当时很少去考虑这些……很遗憾，我们完全没想到……”我同意她的观点。从我们的文化上看，这么考虑自己是自私。是精神上的弱点。但总有一样东西对你来说是更重要的，那就是你的生命。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三周年纪念日。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三年了……人们被迁移到三十公里以外的隔离区，但仍然有超过二百万名白俄罗斯人生活在污染地区，他们被遗忘了。白俄罗斯反对派计划在那一天发动游行，而当局的回答是宣布当天为义务劳动星期六。城里到处悬挂着红旗，流动小吃亭推出了当时紧缺的产品：萨拉米香肠、巧克力、罐装速溶咖啡。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警车。警察穿着便衣……在拍照……不过，出现了新的现象：没有人去注意他们，也不再害怕他们。人们开始在切柳斯金采夫公园附近聚集……行进，行进。到十点钟，已经有两三万人（我使用了随后在电视上报道的警方数据），每分钟，人群都在增加。我们自己也不希望是这样的……一切都在上升……谁能够阻止这大海一样的人群？十点整，按我们的计划，队伍沿着列宁大道向市中心移动，将那里举行一次集会。一路上，不断有新的人群加入，他们就在旁边平行的街上、胡同里、门洞里等待着。传来一个消息：警察和军人巡逻封锁了通往市内的道路，阻止了运送其他地方的游行队伍的大客车和卡车，迫使他们返回。但是没有人惊慌，人们停下车，步行前往集会地点。他们用扩音器通知全体队伍。人群头顶的“乌拉！”四处回响。阳台上挤满了人……加入的人越来越多……阳台上挤满了，他们打开窗户，爬上窗台，朝着我们挥手，挥着头巾欢呼，挥着儿童的小旗子。我这时注意到，四周的人在议论……警察在后撤，包括那些身穿便衣、带着照相机的小伙子……我马上就想到：他们得到命令，退走了，回到盖着篷布的汽车里躲了起来。当局躲起来了……我们在观望……当局害怕了……人们边走边哭，大家手拉着手。他们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从恐惧中解脱了出来。

集会开始了……虽然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讨论过演说者的名单，但没有人记得住。这些来自切尔诺贝利地区的普通人，自己走到仓促搭好的讲台上，不用讲稿，就开始讲起来。他们排队轮流发言。这是证人的发言……证人在作证。发言人中的只有韦利霍夫院士一位名人，他曾经是事故现场清理总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的发言，我没有记住。我记得别人的发言……

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孩和男孩……

妇女带着两个孩子走上讲台：“我的两个孩子从小就不会笑。不会玩耍。不会在院子里跑跳。他们没有力气，就像老人一样。”

一名女性清理员……

她卷起衣服袖子给人们看，那是一双溃疡的手臂，上面满是疮疤。她说：“我的工作是给男人们洗衣服，他们在反应堆附近工作。我们都是用手洗，因为运到那里的洗衣机很少，要洗的衣服量又很大，机器很快就坏掉了。”

一个年轻的医生……

他先读了一遍“希波克拉底誓词”……他说，所有的病患资料都印有“秘密”和“最高机密”。他们让医学和科学卷入政治……

这就是切尔诺贝利的讲台。

我承认……我不会隐藏：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们最快乐的一天……我承认……

第二天，游行的组织者被传唤到警察局。警察指责我们人数众多的游行队伍阻塞道路，扰乱公共交通秩序。他们搬出了未经核准的规定，以“流氓行为”的条款判处我们每人十五天的监禁。对于审判我们的法官和押送我们到拘留中心的警官来说，这是耻辱。不折不扣的羞耻。而我们笑了……是的……是的！因为我们都很高兴……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能做什么？接下来该做什么？

在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村庄，人们听说我们来自明斯克后，一个妇女跪在我们面前：“救救我的孩子！你们带他走吧！我们的医生诊断不出他得了什么病。他喘不上气来，脸色发青。他会死的。”（沉默）

我来到医院……那是一个七岁的男孩，患有甲状腺癌。我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同他开玩笑。他却转身面对着墙壁：“不要告诉我不会死。我知道我会死。”

在科学院……我看到了被“热粒子”灼伤的人的肺部造影。那肺部就像星斗满天的天空。“热粒子”是非常小的微粒，来自燃烧的反应堆中充斥的铅和沙子。铅原子、沙子和石墨粘合在一起，被高高地抛到空中，然后微粒会散布到很远的地方……可达几百公里……它们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那些在田间犁地的拖拉机手，驾车行驶在乡村公路上的司机，大多都会因此而死。这些微粒沉降在机体中，造影的片子上就会看到“亮光”。数百个小孔，就像细筛子一样。人被它烧伤，甚至死去……人会死，但是“热粒子”不会死。人们死去，千年后变成尘土，而“热粒子”还活着，它们还会杀人……（沉默）

我旅行回来……带着满满的收获。我一直在讲述那些事情……我的妻子是一名语言学家，从来对政治、对体育不感兴趣，而现在总是要问我同样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能做什么？接下来该做什么？”于是，我们开始谈论那些从正常思维角度不可能理解的事情。人在动乱的瞬间，在内部完全解放的时刻，能够对这样的事情做出决定。而当时是那样一个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一个希望的时代！我们有信念！我们决定拯救孩子。我们向世界发出信息，白俄罗斯孩子生活在危险之中，我们请求帮助。我们敲响了所有的钟！当局在沉默，它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而我们不会再保持沉默。而且……很快……非常快……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马上就聚集起来。口令是：“你在读什么书？是索尔仁尼琴，普拉托诺夫？来我们这里……”我们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我们决定给我们的组织想出一个名字来。名字起了几十个，最后选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切尔诺贝利儿童”基金会。现如今已经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打消别人对我们的疑虑……不需要争论……不需要恐惧……像我们这样的基金会，今天已经不可胜数。但在十年前，我们是第一个。第一次民间倡议……没有经过上面的任何人核准……所有官员的反应都是相同的：“基金？什么样的基金？我们只有卫生部。”

正如我现在理解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解放了我们……我们学会了解放……

在我的眼前……（笑起来）它一直就在我的眼前……第一批载着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冷藏卡车驶进了我们家的院子。我从自己家的窗口就看见它们了，可是，这些东西怎么卸下来？放到哪里？我记得清清楚楚，汽车是从摩尔多瓦来的，车上装了十七至二十吨果汁，混合水果汁，还有婴儿食品。一种说法已经广为流传：要把辐射带走，就要多吃水果，多吃有果肉的食品。我打电话给朋友，有的人在乡下，有的人在工作。一对夫妻开始卸货，渐渐地，我们这栋楼里的人（这里是一栋九层公寓楼）鱼贯而出。偶然路过的人停下来问：“车上装的是什么？”“是给切尔诺贝利儿童提供的援助物资。”人们放下手里的事情，加入到卸车工作中来。到晚上援助物资卸完了，都分散放到地下室和车库里，而且跟学校方面也说好了。然后大家都笑起来……之后这些物资被送到感染地区，开始分发……通常情况下，人们都聚集在学校或者文化活动室。我刚刚想起来一个例子……在韦特卡区……一个年轻的家庭，他们得到许多婴儿食品，还有一大袋果汁。男人坐在那里哭了。婴儿食品和果汁不能拯救他的孩子，你可以手一挥——扯淡！但他哭了，因为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被世界遗忘，有人惦记着他们。也就是说，希望，还有。

整个世界都有响应……意大利、法国、德国已经同意接收我们的孩子进行治疗……汉莎航空公司免费搭载他们去德国。德国飞行员之间展开了一场比赛，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选拔，由最好的飞行员执行这次航班。当孩子们走进机舱，他们看上去都面色苍白，安安静静的。但没有必要不开心……（笑声）一个男孩的父亲冲到我的办公室，要求返回他儿子的资料：“他们那里要取我们孩子的血。他们要拿孩子做实验。”当然，人们对那场可怕战争的记忆还没有消失……人们还记得……但在这里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长时间生活在铁丝网后面，在苏联社会主义里。我们害怕另一个世界。他们不知道他们——切尔诺贝利的妈妈和爸爸——这时候已经有一个组织了。还是继续来谈论我们的心态……苏联的心态。轰然一声，苏联解体了……然而，许多人还在等待来自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大国、强国的援助。我的诊断是：你想要的是什么？是监狱和幼儿园的混合物——这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人把灵魂、良心、忠心交给国家，换得他的口粮。这里有些人是那么幸运——他得到一大份口粮，而另一些人却只有一小份。但他们得到的灵魂上的回报是相同的。最让我们害怕的是，我们的基金会也去分配这一口粮——我们不能分配切尔诺贝利的口粮。人们已经习惯了等待，而且在抱怨：“我是切尔诺贝利人。这是应当应分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正如我现在理解的……切尔诺贝利，这是一个对我们精神的重要考验，对我们文化的重要考验。

第一年我们把五千名儿童送到国外，第二年是一万名，第三年是一万五千名儿童……

你和孩子们谈过切尔诺贝利吗？不是与成年人，而是与儿童谈。他们那里会有你想象不到的议论。我作为一个哲学家，对此总是有兴趣的。例如……一个女孩告诉过我，她们班一九八六年秋天如何被送到田野，去收割甜菜和胡萝卜。她们到处都会碰到死老鼠，她们还在笑。老鼠、昆虫、蚯蚓都要死了，然后野兔、狼就该开始死了，它们之后就是我们了。人会最后死的。她们幻想着没有了动物和鸟类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了老鼠，即使苍蝇也不再飞了，世界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她们当时是十二岁到十五岁左右。她们想象的未来就是这样的。

我与另一个女孩谈话……她去了夏令营，在那里与一个男孩成了朋友。她回忆说：“多好的男孩啊，我们难分难舍，所有的时间都在一起。”后来，他的朋友告诉他，她来自切尔诺贝利，他就再也没有来见过她。我们甚至与这个女孩子通了信。她写道：“我想到自己的未来，我现在的梦想是中学毕业后就远走高飞，走到一个没有人知道我来自哪里的地方。那里会有人爱上我，我会忘掉一切……”

你要记下来，记下来……是的……是的！一切都会从记忆中清除，都会忘记的。我希望你记下来……还有一个故事……我们来到一个受污染的村庄。学校附近的孩子们在玩球。球滚进花坛，孩子们围着花坛，走来走去，但都害怕去捡球。一开始，我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理论上说，我知道，但我没有在这里生活过，我缺乏那种时刻保持的警惕性，因为我是从正常世界来的。我朝着花坛走去，孩子们就叫起来：“别去！别去！叔叔，别去！”三年了（这是一九八九年的事），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不可以坐在草地上，不可以摘花，不可以爬树。当我们把他们送到国外，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去森林里，要去河边。要去游泳，晒日光浴。”当时我看到，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走进水里……如何抚摸花草……到后来……后来……他们感受了快乐！他们去潜水，躺在沙滩上……他们随时都可以去采鲜花，用野花编花环。我在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是的，我们可以送他们去治疗，但是如何让他们返回他们原来的世界？如何让他们返回他们的过去，还有他们的未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是谁？不回答这个问题，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改变。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生活？对我们来说，什么是自由？我们知道的自由只在梦想中存在。我们曾经可能成为自由的人，但并没有成为自由人。我们不曾得到过。我们建设共产主义花了七十年，现在我们在建设资本主义。从前崇拜马克思，现在崇拜的是美元。我们在历史中迷失了。当你思考切尔诺贝利时，就会返回到这里，返回到这一点：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理解自己？我们如何理解世界？我们的军事博物馆比艺术博物馆要多。在军事博物馆里保存着老式枪械、刺刀、手榴弹，馆外场地上停放着坦克和迫击炮。学生们可以来这里游览，馆员告诉他们：这就是战争。战争过去是这样的……而今天已经不一样了……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又经历了一场战争。战争还没有结束……

我们……我们是谁？

——根纳季·格鲁舍沃伊，白俄罗斯议会议员，“切尔诺贝利儿童”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