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写日记……

我要记下那些日子……当时有许多新的感受。当然会有恐惧……我们一下子到了一个未知领域，就像到了火星一样……我的家在库尔斯克，一九六九年，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库尔恰托夫镇建了核电站。我们要从库尔斯克到那里去买菜，买香肠。那里给核电站工作人员供应最好的食品。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人们可以在那里钓鱼，旁边就是核电站……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我常常回忆这些，现在那种场景已经不可能出现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接到了通知，我是一个守纪律的人，我当天就到了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翻着我的档案，说：“你一次也没有参加过训练。现在我们需要化学家，你愿意去明斯克的一个营地待上二十五天吗？”我心想：“我为什么不能放下家庭，放下工作，去休息一段时间呢？在那里还可以操练步伐，呼吸新鲜空气。”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我带着一包行李和一支牙刷，准时来到集合点。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和平时期，我们竟然来了那么多人。我脑海里闪过一些回忆，是战争电影里的一些场面，我还想起六月二十二日是卫国战争开始的日子……一会儿宣布集合，一会儿又要我们解散，一直折腾到下午。天黑的时候，我们上了大客车。宣布：“有谁带了酒，现在就喝掉。夜里我们就要上火车，明天早上编入部队。出来时你们要像嫩黄瓜一样精神十足，别带多余的行李。”说得很明白。夜里我们上了火车，一整夜都是哐啷哐啷的震动声。

早晨，我们到了树林里，找到我们的部队。我们再次排好队，按照字母顺序点名，然后分发专业防护设备。发了一套，又发了第二套、第三套，我心想，看来事情不会小。接下来又发了军大衣、帽子、床垫、枕头，这都是冬天的装备。而当时还是夏天，他们答应说二十五天后就回去的。“你想什么呢？小伙子，”带我们来的队长对我说，“二十五天？！你就准备好在切尔诺贝利待半年吧！”我一下子懵了，这简直就是突然袭击。他们又来劝说我们：在反应堆二十公里处工作，可以拿到两倍工资；在反应堆十公里处工作，可以拿到三倍工资；在反应堆跟前工作更多，可以拿到六倍工资。有一个人开始算计，六个月以后他就可以开着自己的新车回家了；另一个人想逃掉，但军事纪律在那里摆着呢。

什么是辐射？谁也没有听说过。而在此之前，我刚好参加过一个民防培训班，他们讲的还是三十年前的老旧知识：五十伦琴就是致死的剂量。他们说，遇到冲击波要趴下，以免受伤。还有放射线、辐射热能的知识……但是，最危险的放射性污染，他们只字未提。带我们去到切尔诺贝利的那些军官也不是很懂。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多喝伏特加有助于抗辐射。我们在明斯克待了六天，六天都在喝酒。我研究了这些酒瓶子上的商标：他们开始喝的是伏特加，之后我就看到他们在喝一些奇怪的饮料，有洗洁精和各种玻璃清洁剂。我作为化学家，对这些很感兴趣。喝了洗洁精，你会腿软，但头脑是清醒的，你想让自己站起来，大脑下达命令：“站起来！”可身体不由自主就倒下了。

关于我，我是化学工程师、副博士[副博士学位，是苏联等流行俄式学制的国家颁授给研究生的一种学位，级别比硕士学位高，低于俄式学制的全博士学位。研究生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才能修读全博士。——编者注]，在一家大型企业当实验室主任。可他们又让我做什么呢？发给我一把铲子，这就是我手中唯一的工具。于是马上就有了一句俏皮话：用铲子对付原子。我们的防护设备就是防尘口罩和防毒面具，但是没有人带，因为当时的气温有三十摄氏度，戴上它们，人非闷死不可。作为配发的装备，我们都签收了。我忘记了。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出发后，从大客车换到了火车上，车厢里只有四十五个座位，而我们有七十个人。我们只能轮流睡觉。这是我刚刚想起来的……

切尔诺贝利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军事装备和士兵，是清洗站。这里就像战场一样，十个人住一顶帐篷。有的人家里有孩子，有的人妻子就快要生孩子，有的人没有住房，但没有一个人抱怨。职责就是职责。祖国在召唤，祖国有需要，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民……

帐篷周围是堆积如山的空罐头盒，简直堆成了一座勃朗峰！食品都是从存放紧急备用品的军用仓库里调来的。从标签上可以判断，它们已经保存了二三十年……还是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有牛肉罐头、大麦粥罐头、沙丁鱼罐头……引来一群群猫，就像苍蝇一样随处可见……村子已经疏散了，没有人了。围栏的门被风吹得吱吱嘎嘎地响，你一转身，以为是人来了，其实是一只猫……

我们把表层污染的土壤挖去，装上卡车，拉到“坟场”。我原以为“坟场”会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结构，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土皮堆场。我们把土层像地毯一样卷起来……绿色的草地，有花草、根须……蜘蛛、蚯蚓……一份疯狂的工作。土地是不能撕裂的，不能只剥除表土而分离与它在一起的任何生命。如果不是每天晚上喝酒抽烟，我真怀疑我撑不下去。也许，心理上首先就承受不住崩溃了。数百米被剥离的、荒芜的土地上，房屋、谷仓、树木、道路、幼儿园，还有水井，都赤裸裸地立在那里……在沙土中。早晨我刮胡子，很害怕看镜子里的脸，因为马上就会有许多想法冒出来……各种各样的想法……很难想象，如果居民再返回这里，怎么继续自己原来的生活。不过，我们还是换了屋面的石棉盖板，清洗了屋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但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做。说归说，做归做，我们每天早晨起来，还是要继续重复同样的工作。就是这么荒唐！一位不识字的老大爷对我们说：“别干了，孩子们，这是愚蠢的工作。来，坐过来，一起吃午饭吧。”风在吹，云在动，反应堆不是封闭的……今天除去上面一层土，一周以后下面一层又会被污染，工作又得重新开始。可是地里已经没什么好挖的了，只剩下飞扬的沙土……我能够理解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直升机洒下一些特殊溶液，以形成聚合物薄膜，阻止表层土壤继续流动。我很理解这个做法。不过，我们的工作照旧，还是每天挖土，挖土……

人已经疏散了，但在一些村子里还有老人留下来。还有……我们有时到普通的人家去，坐下来吃午饭——完全是出于礼貌——总共也就是半小时，这是在感受正常人的生活……只是，那里的东西都不能吃，这是被禁止的。不过，我们还是很想坐在餐桌旁，坐在老房子里……

我们离开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坟场”了。好像后来会用混凝土板把坟场盖住，再用铁丝网围起来。那里会留下许多作业时曾经用过的自卸卡车、吉普车、起重机，因为金属表面也会聚集放射性物质，也会吸收放射性物质。据说，所有这些机械设备后来都消失了，都被偷走了。我深信不疑：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一次出现了恐慌：辐射剂量检测操作员检测发现，我们餐厅所在地的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场所还要高！而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月。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民……用一些木柱子和只到胸口高的木板围起来，这就叫餐厅。大家都站着吃饭，在木桶里洗澡……而厕所，就是在干净地上挖的一长条壕沟……我们手中拿着铁铲……而一旁就是反应堆……

两个月后，我们慢慢有点儿觉醒了。有人问：“我们又不是死刑犯。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个月了，也够了。该有人来换我们的班了。”安托什金少将来和我们谈话，他开诚布公地说：“对我们来说，换你们的班一点儿也不合算。我们已经给你们发了一套衣服，第二套、第三套也发了，你们对这里也已经习惯了。换下你们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而且很麻烦。”他还一直说我们是英雄。我们每周进行一次表彰，会当着全体队员给挖土最卖力的人发奖状——苏联最佳掘墓人。这不是发疯是啥？

空荡荡的村子……只剩下鸡和猫。我们走进到谷仓，里面全是鸡蛋。我们就煎鸡蛋吃。一伙胆大的士兵还把鸡抓来烤着吃，就着烧酒。我们每天在帐篷里要喝掉三升自酿烧酒。休息时有的人下象棋，有的人弹吉他。人们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一个人喝醉了，倒在床上，对别人大喊大叫，然后动起手来。还有两个人喝醉了，开车出去，翻了车。我们使用气焊把车子切割开，才把他们从压扁的车里救出来。我没有和他们一起打闹，因为我在写家信，记日记。政治部的领导盯上了我，想知道我的日记放在哪里，写了什么。他安排我的邻床来监视我。邻床问我：“你在写些什么？”“我在写博士论文。”他笑着说：“好，我就这么跟上校说。你可要把东西藏好了。”小伙子们都是挺不错的人。我已经说过，我们当中没有一个爱抱怨的，没有一个胆小的。请你相信，谁都不会战胜我们，永远不会！那些军官就没有走出过帐篷，一直穿着拖鞋躺在里面，喝个没完。去你的吧！我们挖土，却让他们肩上再添一颗星！去你的吧！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在这里，辐射剂量检测员就是神。所有人都挤着要去他们那里：“喂，小子，我的辐射怎么样？”一个调皮的士兵想出个鬼点子：他找来一根木棍，把电线缠在上面冒充测量仪。他去敲开一户人家，拿着棍子在墙上比划一气。老奶奶在他身后问：“孩子，那里有什么？”“军事秘密，奶奶。”“你可以告诉我，孩子。我给你倒一杯烧酒。”“那好吧！”他喝了。“您这里一切都还好，奶奶。”然后他又去下一家……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他们终于给我们配发了辐射剂量检测仪，就是个装着晶体管的小盒子。有人又想出一个主意：应该早上把它带到“坟场”，留在那里，下午以后再取回来——辐射数量越高，越能提前休假，或者得到更多的酬劳。还有人把剂量检测仪用绳子挂在靴子上——那里离地面更近。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荒谬透了！其实这些传感器并没有启动，这东西必须先接触到一定的辐射剂量才会开始工作。也就是说，这东西只是个玩具，是为了让士兵们安心，是个心理治疗的玩意儿。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硅元件装置，已经在仓库里躺了五十年的玩意儿。在我们的任务结束后，每人的军事卡片上填写的都是一样的数字：平均辐射剂量乘以天数。他们填写的平均剂量是在帐篷里测得的，就是我们住的帐篷。

下面这个也许是笑话，也许是真事。一个士兵给他的女朋友打电话。她很担心：“你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决定吹个牛：“我刚刚从反应堆下面爬出来，洗了手。”电话里马上变成了蜂鸣声，对话中断了。克格勃在监听……

我们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我会躺在草地上，樱桃已经成熟，个头很大，我摘了一颗，很甜，我一口就吞掉了。还有桑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桑葚……

不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开车出去，在污染的土地上乱跑……疯狂一通！晚上，我们去看印度电影，是爱情故事片，一直看到凌晨三四点。早上厨师睡过了头，粥也煮得半生不熟。报纸送来了。上面写着，我们是英雄！志愿者！保尔·柯察金的继承人！报上还有我们的照片。我们真想见见这位摄影师……

离我们不远是其他加盟国救援人员的驻地，那里有来自喀山的鞑靼人。我看到他们用私刑。他们在队列前追赶一个士兵，他一会儿站住，一会儿又跑起来，他们就打他，用脚踢他。他爬回小屋，清理东西。别人在他那里搜出一包东西。立陶宛人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过了一个月，他们就闹事，要求回家。

还有一次，我们接到紧急命令：立即清洗一个撤离的村子。那里早没人住了，真是疯了！“为什么？”“明天那里要举行一场婚礼。”我们拿着水龙带冲洗屋顶、树木，刮清地面，还除去马铃薯的茎叶，清理了整个菜园和院子里的杂草。四周成了一片荒地。第二天，新娘和新郎来了。亲朋好友也坐着大客车来了。音乐响起来了……完全是真的，可不是电影里的新娘和新郎。他们已经在另外一处疏散地生活，但是别人劝说他们来这里举行婚礼，把它拍下来，来记录这段历史。这是宣传工作的需要。这里是一个造梦的工厂……守护着我们的神话：我们在哪里都可以生存，哪怕是死亡之地……

就在我离开之前，队长把我叫去：“你写了什么？”我回答：“给我年轻的妻子写信。”“那你自己注意点儿……”我遵守命令。

关于那些日子，我还有哪些回忆？就只有挖呀，挖呀……日记里记下了我当时的感触。在开头几天……我就明白了，化为泥土是多么简单……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日梅霍夫，化学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