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头说起……

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我甚至连地名都不是太清楚，离我们生活的莫吉廖夫很远的一个地方……我弟弟从学校跑回家，说孩子们都领到了一种药片，可见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哎呀！全完了。五月一日是我们家最盼望的日子，当然，是到大自然中去度假。我们晚上很晚才回家，当时我房间的窗户敞开着，透着风……这是我后来才想起来的……

我在环保部门的检验中心工作。我们一直在等待上级的指示，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们在等待……我们的同事中几乎没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尤其是领导们：大多是退休上校、党务工作者、退休人士或者没有地方安排的人。在其他地方受到处罚的人，也会来这里。他们整天就是坐在椅子上，翻翻报纸。直到我们白俄罗斯的作家阿列斯·阿达莫维奇去了莫斯科，敲响了所有的钟声，他们才动起来。他们恨透了他！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里生活着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但不是这些人，而是作家在向世界呼喊：救救我们！按说，他们的自我保护本能应该启动了。可是每次在党的会议上，在吸烟室，他们都在议论作家的事，指责他多管闲事。关他什么事？他太任性了！上级有指示！要服从上级命令！他懂得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有中央委员会，有总书记！当时，我也许是第一次意识到一九三七年是怎么回事。当时就是这样气氛……

当时，在我的意识里，核电站完全就是田园般的美好事物。在中学和大学，我们受到的教导说这是神话般的可以“无中生有的能源制造工厂”，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坐在那里，只要操纵按钮就行了。切尔诺贝利在人们毫无思想准备、对技术绝对信赖的背景下爆炸了，我们也没有得到一点儿警示的信息。一大沓盖有“绝密”字样的文件：“事故信息：机密”、“治疗结果报告：机密”、“清理人辐射污染情况报告：机密”……当时谣言四起：有人在报纸上看到了什么，有人在什么地方地听说了什么，有人对谁说了什么……图书馆一些事后发现很可笑的有关公民防护的所谓科学著作都不见了。当时还有人听了西方的广播，说要服用什么药片，如何服用等等。但是更多人的反应是这样：敌人幸灾乐祸，而我们一切如常。五月九日，老战士们照例去游行……还有铜管乐队。就连那些去反应堆灭火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同样也活在谣言之中。现在看来，用手去拿石墨是危险的……看来……

城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疯女人。她到集市上到处说：“我看见那个辐射了。它是蓝色的，一闪一闪的……”人们都不敢再买市场上的牛奶和奶酪了。老太太守着牛奶罐子站在那里，没有人去买。“你们别害怕，”她在解释，“我没有把牛放到田里去吃草，草是我自己给它弄来的。”你要是走出城镇，就会看到路边的一幅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奶牛披挂着一层透明薄膜，站在一旁的妇女也是一样打扮，包裹在薄膜里，令人哭笑不得。这时候我们已经被派出去进行检验了。我去了林区。林业工人的生产计划没有减少，与以前一样。我们在仓库里开始检测，辐射剂量高得吓人。板材似乎算得上正常，而旁边扫帚的辐射剂量却爆了表。“这些扫帚是哪里来的？”“从克拉斯诺波尔耶来的（后来查明，这是我们莫吉廖夫州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这是剩下的最后一批货，其他的都已经发出去了。”你能把这些散落各地的扫帚找回来吗？

对了，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怕我忘了……我记得，切尔诺贝利……突然，人们有了一种新的不习惯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在此之前，这是不需要的。现在人们在思考：该吃什么？该用什么来喂养孩子？什么东西对健康有害？什么东西对健康无害？是该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是留在这里？每个人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已经习惯了以前那种生活，怎么办？所有的村庄、社区，还有工厂、集体农庄，大家是一个集体。我们都是苏联人。譬如说，我就是苏联人。百分之百的苏联人！我上大学时，每年夏天都要跟着共青团组织出去。那是一个青年运动——共产主义青年学生团体。我们暑假就在那里劳动，把工钱都捐给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我所在的集体，就是给了乌拉圭……

后来，我们变了。一切都变了。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理解这种改变，从原来的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我是生物学家。我的论文研究的是黄蜂的行为。我在一个荒岛上待了两个月。我在那里培育自己的蜂巢。我和黄蜂待了一周，它们才接受我去它们家里进行观察的。它们从来不允许任何外人靠近蜂巢三米以内的地方，而我一星期后近到了十厘米。我用火柴棍蘸着果酱给它们喂食。“不要弄坏蚁丘，这是一种很好的异种生物生活形态。”这是我的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蜂巢与整个森林相关，而我也逐渐融入了这里。老鼠跑来就坐在我运动鞋的边上，那是一只林子里的野生老鼠，但是它已经把我当作这里环境的一部分了。我们就这样一直坐到晚上，我今天坐在这里，明天还会坐在这里……

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举行了一次儿童画展。其中一张画上，一只鹳行走在黑色的春天田野上……标题是：《没有人跟鹳说过什么》。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有自己的工作……我们去各地收集水样、土样，再送到明斯克。我们这儿的几个女孩子在抱怨：“我们带的才是真正的烫手山芋。”没有任何防护手段，也没有任何防护服。人坐在车子的前排座位，后座就放着这些发亮的样本。我们是按照编制好的程序处置这些放射性土壤的。我们把土埋进土里……一项全新的工作……谁也不会明白的一项工作……按照处置规程，掩埋前必须进行地质勘探，距离地下水层的深度不得近于四至六米，埋藏深度不大，凹坑的四壁和底部要铺塑料布。但是，这只是规程写的，实际操作自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往往是随便了事。根本没有什么地质勘探。手指一指：“就在这里挖。”挖掘机就开始挖了。“挖多深？”“鬼知道多深！等见到水，我就停。”“哗啦”一声就倒进了地下水里……

正如人们所说的：神圣的是人民，犯罪的是政府……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关于我们的人民，还有我自己……

我出过最长的一次公差，是去克拉斯诺波尔区，我已经说过的，是我最长的一次公差。为了防止地表的放射性物质冲刷到河流里，必须再次按照规程进行处理：双犁沟，隔开来一段，再来一次双犁沟，接着按同样的间距继续。我要沿着每一条小河巡查。我搭上当地的班车来到区中心，我需要一部车子来开展工作。我找到区委主席。主席坐在他的办公室，两手抱着头：没有人减少农作任务的计划，没有人改变轮作结构，该种豌豆，还是要种豌豆，哪怕大家都知道豌豆是所有豆类里吸收辐射最厉害的。而当地一些地方的辐射剂量已经达到四十居里以上。他没有搭理我。幼儿园里的厨师和看护都跑了。只剩下饿肚子的孩子们。如果要做阑尾炎手术，得坐急救车到临近的另一个区，在搓板路上颠簸六十公里。因为所有的外科医生都离开了。还谈什么车子？！双犁沟！他没工夫搭理我。于是我只好去找军队帮忙。那些小伙子已经在这里工作半年了，现在都病得很厉害。他们给了我一辆装甲运兵车，不，不是装甲运兵车，是配备机关枪的装甲侦察车。真遗憾啊，我没有站在车上照一张相。戴上头盔。那就更浪漫了。指挥这辆车的准尉不时同基地联系：“猎鹰！猎鹰！我们还在执行任务。”我们在前进……道路是我们的，森林是我们的，而我们开着装甲战车。妇女们站在围栏后面哭泣。卫国战争之后，这还是她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战车。她们很害怕，以为战争又开始了。

按照牵引犁沟机械拖拉机的规范，驾驶室应该进行辐射防护，完全密封起来。我看到的这台拖拉机，是真的密封过了。拖拉机停在那里，驾驶员却躺倒在草地上休息。“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他们没有警告过你吗？”他回答说：“我这不是头上罩了一件背心嘛。”人们根本就不明白。他们被吓坏了，一直是准备着对付核战争，而不是对付切尔诺贝利……

那里的风景特别美。森林还是天然的，古老的，不是人工的。蜿蜒的溪流，清澈透明。绿色的草地。人们在森林里相互呼唤……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再自然不过了，就像早晨走进自己家的花园一样……可你已经知道，这里的一切都是有毒的——蘑菇、浆果。松鼠在榛树林里跑过……

我们遇到一位老妇人：

“孩子们，自己家奶牛的奶可以喝吗？”

我们垂下眼睛，我们得到命令：只收集资料，不许与当地居民有接触。

准尉开口了：

“奶奶，您多大岁数？”

“已经八十岁了，也许还要老。我的护照在战争中烧掉了。”

“那您喝吧！”

村里的人更可怜，他们是无辜的，就像孩子一样，却要遭受苦难。因为切尔诺贝利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他们对待大自然有自己的态度，是信任，不是掠夺，千百年来一直如此。还是神圣的想法……他们不明白发生的事，他们愿意相信科学家，相信有学问的人，就像对待神父一样。而他们一直被告知：“一切都正常。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只要记着饭前洗洗手就可以了。”我意识到了，但不是当时，而是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参与了一切……那是在犯罪……（沉默）

你无法想象从隔离区偷运出来的救援食品有多少，那些都是政府送给居民的，有咖啡、肉类罐头、火腿、桔子。整箱的食品，装上货车就运了出来。当时这些食品哪里都买不到。当地的小贩，每个检查人，所有的中下层官员，都活跃起来。这些人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而我自己……也糟糕……我现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陷入沉思）我，当然，我承认……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再来举一个例子……在一个集体农庄，假如说有五个村子。其中三个是“干净的”，两个是“脏的”，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有两三公里。那这两个村子的人可以领到“棺材”钱，那三个村子没有。在“干净的”村子里要建牲畜综合养殖区。那么，我们就要把清洁的饲料运过来。可是，清洁饲料在哪里呢？风把灰尘从这块田上刮到另外一块田上。还是同一块土地。为了建设牲畜综合养殖区，需要写报告，经过委员会签字，而我就在这个委员会。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不能签字。那是犯罪！最终，我还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清洁饲料问题不是环境保护监察员的职责。我是一个小人物。我能做什么？

每个人都在给自己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发现，生活中可怕的事情总是不声不响中自然地发生……

——卓娅·丹尼洛夫娜·布鲁克，环境保护监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