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NIGHT in CHERNOBYL

随着螺旋桨缓慢转动的声音逐渐接近，黑色的鸟群飞起来，掠过普里皮亚季河盆地千里冰封的大草原，飞入珠链般纵横交错的河汊湖泊上空。远远站在下面没膝深的雪地里的，是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呼出的热气在铅云低垂的空中久久不散。他正等候着来自莫斯科的党政大员（nomenklatura）。

直升机终于着地，由各部部长和党内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艰难跋涉穿过雪地，刺骨的严寒穿透了他们厚厚的羊皮大衣和皮高帽。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内高官，与布留哈诺夫会合，那个大胆无畏的新计划就将从这里开始。只有34岁的布留哈诺夫，是个头脑灵活、雄心勃勃、忠诚坚定的党员。这之前，他带着命令来到西乌克兰，准备在这里建造一座将成为全球之最的巨型核电站——如果苏联中央计划制定者的宏伟蓝图得以顺利通过的话。

在河岸旁会合后，十二个在场者用白兰地为他们的计划举杯庆祝。一位国家摄影师拍下了他们手持长柄铁锹和经纬仪的照片，趴在一旁等候的直升机以一个尴尬的角度出现在背景中。他们站在雪地里，看着部长涅波罗日尼费力地将一根奠基桩一厘米一厘米地打进坚硬如铁的冻土中。

这是1970年2月20日。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量，苏联当局终于为这座有朝一日将令苏联的核工程技术闻名全球的新核电站选定了名字。他们曾考虑过几个方案，北基辅核电站，西乌克兰核电站，或者普里皮亚季原子能电站。最终，乌克兰共产党内大权在握的头号人物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拍板确认，核电站应当以该地区的中心城市命名，那是一个只有2000居民的古老小城，距离布留哈诺夫和他的上司此刻立足的这片冰雪覆盖之地，只有14公里。

切尔诺贝利城始建于12世纪。之后800年里，定居此处的农民在河里捕鱼，在原野上牧牛，在乌克兰西北部和白俄罗斯南部的茂密森林中采摘蘑菇。屠杀、掳掠、灾荒和战乱频频光顾。20世纪下半叶，切尔诺贝利终于迎来了和平。这里逐渐演变为一个静谧的地区中心，城里有几家工厂、一家医院、一座图书馆和一个文化宫，在不远处的普里皮亚季河与第聂伯河交汇之处，还有一座小船厂，为穿梭河上的拖船和驳船提供修理服务。环绕城周的，是一片无边无际、常年湿漉漉的泥煤沼泽和水生林，它们构成了第聂伯河盆地的一部分。在这个盆地中，32000多条大河小溪织成的密布水网，覆盖了乌克兰近半数的国土。从选定的新核电站站址顺流而下15公里，河流交汇后注入基辅水库，而由此向东南方向开车两小时，便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生活在那里的250万居民的饮用淡水，便靠这座大型水力发电站的水库提供。

维克托·布留哈诺夫是初冬时候来到切尔诺贝利的。他住在城里唯一的旅馆里，那是苏维埃大街上一栋光秃秃的平房。身材瘦长却矫健有力的他，长着一张严肃的橄榄色窄脸，一头浓密的深色卷发。他是家中四个孩子里的老大，父母都是俄罗斯人，但却在中亚群山包围中的乌兹别克斯坦长大。他的面相颇有几分异国情趣：一名当地克格勃官员终于与他会面时，居然认为这个年轻的厂长是个希腊人。

他坐在旅馆床上，打开行李箱，拿出里面的笔记本、一套项目蓝图和一把木制计算尺。尽管如今已是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负责人——当然，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员工——布留哈诺夫却对核电所知甚少。在塔什干的理工学院读书时，他学的是电气工程。他很快从乌兹别克水电站涡轮机组的低级岗位上脱颖而出，晋升为位于乌克兰东部工业区、该国境内最大的煤电站乌克兰斯拉维扬斯克（Slavyansk）煤电站的项目主管。然而在莫斯科的能源部，考虑高级管理干部人选时，知识和经验同忠诚和执行力相比，并没有那么重要；技术问题可以留给专家去解决。

20世纪70年代初，为满足激增的电力需求，追赶西方，苏联匆匆上马了一系列反应堆建造项目。1954年时，随着第一座商业发电反应堆落成，令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对手们震惊不已的苏联科学家，一度自居全球核工程的带头大哥。然而从那以后，他们却逐渐被远远甩在后面。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完成登月的最后准备，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发出了大力发展核能建设的号召。他设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苏联的欧洲部分将建起一个由全新的核电站串起的电网，从芬兰湾到里海，众多规模巨大、发电能力惊人的反应堆将拔地而起。

在20世纪60年代即将画上句号的那个冬天，能源部长把布留哈诺夫召到莫斯科，给他下达了新的任务。这是一个极其光荣崇高的项目。它不仅是乌克兰境内第一座原子能电站，也是能源与电气化部涉足的一个全新领域，该部门从来不曾从无到有地建起一座核电站。此前，苏联境内的每一座反应堆，都是由中型机械制造部负责建造的。藏在苏联原子武器项目身后的这个秘密组织，一举一动极其隐秘，连名字都用代号表示，以免勾起外界不必要的好奇。然而，不管即将面临的是怎样的挑战，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布留哈诺夫愉快地接过了这面红色原子大旗。

独自坐在旅馆的床上，这位年轻的工程师需要在一片空地之上，构想出一个造价约为4亿卢布的浩大工程。他一一列出动工建造所需的物资清单，使用计算尺计算出相应的成本。随后，他将估算结果上报给位于基辅的国家银行。他几乎每天都会坐着巴士进城，如果没有巴士，就在街头搭顺风车。因为项目还没配会计，也就没有工资表这回事，所以他根本领不到任何工资。

核电站主体动工之前，布留哈诺夫需要为其建造可以将材料和设备运到施工现场的基础设施：从附近的亚诺夫（Yanov）火车站需要分出一条铁路；在普里皮亚季河边，要建起一座装卸砂石和强化混凝土的新码头。他雇用了建筑工人，没过多久，一支由青年男女组成的规模不断扩张的建筑大军，便开着履带式挖掘机和大型BelAZ翻斗车，在密林中开出了一条条通道，把起伏的丘陵削成平地。为了让自己、刚刚走马上任的出纳和几个住在施工现场的工人有个栖身之所，布留哈诺夫还在附近清理出的一片林地上规划建造了一个临时生活区。几栋带轮子的小木屋挤在一起，每栋都配备有小厨房和烧柴火的灶台。新住客把这个居住点称为列斯诺伊（Lesnoy），在俄语中是“林中小屋”的意思。天气暖和一点后，布留哈诺夫还建造了一所学校，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一直读到四年级。1970年8月，他和他的家人——妻子瓦莲京娜、6岁的女儿利利娅和襁褓中的儿子奥列格——终于在列斯诺伊团聚。

瓦莲京娜和维克托婚后的头10年，全部奉献给了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电气化这一宏大梦想上。切尔诺贝利是这个小家庭6年内参与兴建的第三座电厂。瓦伦京娜和维克托是在位于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100公里外的安格连水电项目建造工地上认识的，那时他俩都是项目里的青年专家。瓦莲京娜是一位涡轮工程师的助理，刚刚大学毕业的维克托则在那里实习。他本来还打算重返大学完成硕士学业，但电厂的部门负责人鼓动他留下来。“等着瞧吧，”他跟维克托说，“你会在这里遇上你未来的老婆的！”1959年冬天，维克托和瓦莲京娜共同的朋友介绍他俩认识，他们打包票说：“她的眼睛肯定会让你一见倾心。”交往了不到一年，两人就于1960年12月在塔什干举行婚礼。1964年，女儿利利娅出生。

对瓦莲京娜来说，列斯诺伊是个神奇的地方。住在这些临时搭成的小木屋里的，只有十几户人家。晚上，当推土机和挖掘机的轰隆声隐去，林中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只有一只灯笼发出一缕亮光，偶尔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啼叫。每隔一阵，为了给工人们加油鼓劲，帮助他们早日实现建设目标，莫斯科便会派来各路苏联名人为他们表演，比如吉普赛大明星尼古拉·斯里琴科和他的巡回演出班子。维克托一家在林间小屋又住了两年。其间，劳动突击队员挖好了第一座反应堆坑室，在沙壤中开凿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那是一个11公里长、2.5公里宽的人工湖，未来会为运行中的4座巨型反应堆提供至为关键的数百万立方米的冷却水。

与此同时，维克托眼见着一座全新的城市——原子城，在河边拔地而起。按照设计者的计划，这座后来命名为普里皮亚季的城市，有朝一日将成为负责核电站运行的上千名员工及其家属的家。1972年，几座宿舍楼和公寓楼宣布完工。新城的发展速度相当之快。一开始，既没有铺好的道路，也没有为住宅楼供暖的市政热电厂。但这里的居民年轻且充满热忱。第一批开抵现场的专家，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是核未来的先锋队，急切地想要用新技术改变祖国的面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小事：为了在夜间保暖，他们全都穿着大衣睡觉。

瓦莲京娜和维克托是第一批搬进城里的居民。1972年冬天，他们住进了位于列宁大道6号的一间三室公寓，正对新城的入口。城里第一座学校完工之前，他们的女儿利利娅每天会搭乘卡车或小轿车返回列斯诺伊，在林间学校上课。

依照苏联的城市规划法规，普里皮亚季和电厂之间，应当隔着一个禁止兴建任何建筑的“卫生区”（sanitary zone），从而确保城里的居民不会暴露于低剂量致电离辐射的环境之下。但普里皮亚季和电厂的距离还是很近，路上开车只要不到10分钟——要是乌鸦从天上飞的话，直线距离只有3公里。此外，随着城市扩张，城里的居民开始在卫生区建造夏季度假屋。每个人都乐得对那些规定视若不见，以此换取一栋凑合着用的度假屋和一块小菜园。

维克托·布留哈诺夫最初接到的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指示，是建造两座新型压力管式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RBMK），也即高功率通道型反应堆。为了迎合苏联式的好大喜功，RBMK反应堆不仅体积巨大，发电能力也远超西方国家所有已建成的反应堆。每个RBMK反应堆理论上的发电能力为1000兆瓦，足以满足至少一百万户现代家庭的需要。莫斯科和基辅的上级领导设定的工期，要求布留哈诺夫必须以超人般的速度工作：根据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细则，第一座反应堆需要于1975年12月投入运行，接下来，第二座反应堆也应当在1979年底前入网发电。布留哈诺夫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进度表。

1970年，当这位年轻的厂长在切尔诺贝利开始工作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经济试验正在开倒车。长达数十年的中央计划经济、昏庸的官僚主义、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泛滥的贪污腐败，已经令苏联不堪重负，开始进入“停滞时期”（Era of Stagnation）。在几乎每个行业，都是一幕物资短缺、生产停滞、盗窃公物和挪用公款蔓延成风的衰败景象。核工程自然也不例外。从一开始，布留哈诺夫就缺乏足够的建造设备。关键的机械部件和建筑材料经常无法准时运到，甚至根本就付诸阙如。就算是运到的那些，也常常存在缺陷。在建造直通巨型反应堆中心区长达数里的通道和上百个燃料组件时，钢和锆都是必不可缺的原料，但却经常缺货。用于核用途的特种管材和强化混凝土常常质量低劣，只能扔掉。整个苏联制造业的工艺质量都是一团糟，国家电力系统内部不得不额外加入一个“预安装全面检修”的工序。从变压器、涡轮机到开关，每件新设备从工厂运到后，都需要拆开，检查缺陷，进行修复，然后再按照首次生产制造时的初始标准重新组装起来。只有这么折腾一番，才能安全地安装。这样的人力浪费令每一项建筑工程都面临长达几个月的工期延误和数百万卢布的预算超支。

从1971年底到1972年初，与工人们的反复争吵、与工程建设经理的意见不合以及不断从基辅传来的党内领导的批评指责，日益令布留哈诺夫疲于应付。工人们抱怨着食物的短缺和工地食堂里排起的长队；他总是没办法提供造价预算和设计文件；工期一次又一次地延误，严重达不到莫斯科下达的月度工作指标。除了这些，还有更多头痛的事接踵而来：普里皮亚季的新市民要求为他们建造面包房、医院、文化宫和商场，还有上百间公寓有待建造。

最后，1972年7月，精疲力竭、梦想破灭的布留哈诺夫开车前往基辅，约见他在能源与电气化部的上级领导。他在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站长的位子上已经坐了快3年，电厂却还是一片平地。现在，他打算撂挑子不干了。

在苏联停滞时期犯下的所有大错背后，是那些计划经济下的疯狂夺权、任人唯亲、人浮于事和铺张浪费……与单纯的社会主义（mere Socialism）不同，“真正的共产主义”（True Communism）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个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梦想。然而，当革命被政治压制所取代，实现这一精英统治下的香格里拉的最终日期，便被一再向后拖延。

几十年来，苏联已经建立了一套严苛僵化的干部人事制度，一系列重要岗位——“在册干部”（nomenklatura）的人事任命权，全部掌握在党的手中。此外，在每一个民营和军工企事业单位和部门中，都设有负责监督管理的党委领导：这些党政干部（apparatchiks）形成了苏维埃帝国里的影子政治官僚体系。尽管在表面上，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都由自己的部长会议和总理直接领导，但实际上，每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第一书记，才是真正的大权在握者。在他们之上，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是永远板着一张脸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是全苏联2.42亿人民的实际领导者。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有效运行而言，这种乱干预、瞎指挥，既令人困惑，又阻碍生产力。

入党的大门不是向所有人敞开的。想成为党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预备期，经现有党员考察合格才能转正，而且需要定期缴纳党费。到1970年时，每15个苏联公民中，才有不到一个能够被党接纳。但成为党员也会带来仅有少数精英才能享受的特权和实惠，比如进特供商店购物、阅读外国书报、享受特殊的医疗服务以及可能的出国机会。最重要的还是，想要升到任何高级职位，没有一张党员证都是很难的，破例的可能微乎其微。在维克托·布留哈诺夫1966年入党时，党几乎无所不在。在工作场所，他需要听命于两方面的领导：一面是直接业务主管，另一面则是当地的共产党委员会。在他成为核电站站长后，情况也没有半点不同。他会收到来自莫斯科能源部的指示，与此同时，也要服从于基辅地区党委的各种要求。

70年代前期，在勃列日涅夫和他身边那群老朽昏庸的小帮派的严密监视之下，意识形态日益成为装点门面之物。斯大林当政期间长达30年的大清洗已经结束，但全苏联境内，领导人和大型企业，比如集体农场、坦克制造厂、发电站和医院的负责人对待下级的管理手段依然是凌辱加恐吓。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皮尔斯·保罗·里德的话来说，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官僚“有着一张卡车司机的脸，却长着钢琴师的手”。日复一日地忍受领导们夹杂着污言秽语的尖声训话所带来的羞辱，在几乎每个工作单位都是司空见惯之事。这助长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溜须拍马之徒学会了揣摩领导的意图，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唯唯诺诺，同时又对自己的下级耀武扬威，百般威胁。当领导的提议需要投票表决时，他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每一次都能全票通过——暴力诚然战胜了理性。15

在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许多领域，只有那些压制个人意见、避免冲突、对上级领导表现出无条件服从的人，才有机会获得提拔。到70年代中期时，这种盲目服从在苏联国家机器中已经彻底压制了个体决策，不仅官僚干部深受其害，连技术人员和经济专家也在劫难逃。谎言和欺骗充斥于整个系统，在上下级之间双向传递：下属提交给上级的报告中充满虚假的统计数字和夸大的预测结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被圆满达成，不可能达到的定额被英雄主义地超过。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每一级的管理者不是将谎言层层上报，就是自己参与到编造谎言中去。

在莫斯科，主管经济的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就这样高高坐在摇摇欲坠的谎言金字塔之上，注视着那些一点儿准谱都没有的账目。作为“指令性经济”的大脑，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负责全苏联境内资源的中央分配，小到牙刷，大到拖拉机，要紧如强化混凝土，琐碎如高底皮靴。然而，莫斯科的经济学家们缺乏可靠的参考数据去估测在这个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中到底发生着什么。虚假统计数字满天飞，以至于克格勃一度将间谍卫星上的照相机转向了乌兹别克斯坦，试图获取这个加盟共和国准确的棉花产量。

一面是短缺，一面又是不可理喻的商品及物资滞销，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购物变成一种投机游戏，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个网兜，希望能碰巧赶上商店进了一批有用的货品，不管是白糖、厕纸还是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烩蔬菜罐头。到最后，庄稼白白地烂在田里，渔民眼看着打上来的鱼在网里发臭，然而苏联大大小小的商店里，货架上却是一片空空荡荡。

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相当自信的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和大多数苏联管理者都不一样。他性子很温和，深受许多下属的喜爱。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精明的头脑，他出色地掌握了工作中的众多技术环节，谈起化学物理来也是头头是道，令上级大为欣赏。开始时，他对个人意见的自信还让他能够公开向上级领导提出不同意见。因此，当切尔诺贝利项目的压力日益增大，沉重到令他无法负担的地步时，布留哈诺夫只想辞职算了。

然而，1972年7月布留哈诺夫赶到基辅，能源部的上级领导却在接过他的辞职信后当面撕成粉碎，然后告诉他回去接着干。这之后，年轻的厂长意识到，他根本无路可退。不管其他职责如何要求，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服从指示——用尽一切办法，执行党的计划方针。之后一个月，建筑工人向核电厂的地基上浇注了第一方混凝土。

13年后，1985年11月7日，布留哈诺夫静静地站在新建成的普里皮亚季文化宫前方的观礼台上，所有窗户都挂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绘画像。核电站的工人和建筑工人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列队走过下面的广场。在纪念十月革命68周年的领导讲话中，这位厂长的杰出成就得到大力表扬：他成功执行了党的计划方针，而且在普里皮亚季城和核电厂的领导岗位上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如今，布留哈诺夫已经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座白色强化混凝土建成的庞大帝国，一个拥有近5万人口和4座巨型1000兆瓦反应堆的城市。还有另外的两座反应堆正在建造中，预计将在两年内竣工。随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五号机组和六号机组于1988年投入运行，掌控于布留哈诺夫手下的，将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核电设施。

在他的领导下，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工作——那时候的正式名称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成为全苏联的核专家都抢着去的一个优差。许多人来自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MEPhI）——苏联的麻省理工学院。在计算机技术发展上严重落后的苏联，缺乏培养核工程师所需的模拟机，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只能在切尔诺贝利体验核电的实际操作。

为了欢庆普里皮亚季原子城的伟大创举，市执行委员会（ispolkom）专门用高光纸印刷了宣传册，里面充满了兴高采烈的市民愉快游玩的彩色图片。城中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超过1/3的人是孩子。这些年轻的小家庭，拥有5所学校、3个游泳池和35个游乐场，以及河边绵延的沙滩。城市规划者努力保留了这座城市的林区风味，每栋新的公寓楼都被葱郁的树木包围。以科学技术为主题的雕塑和马赛克壁画点缀着城里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和开放空间。尽管拥有众多现代设施，置身于大自然中的这座城市，依然提供某种动人的天然野趣。某个夏日，布留哈诺夫的妻子瓦莲京娜亲眼看见一对驼鹿游过普里皮亚季河，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然后又消失于密林中，完全无视河边目瞪口呆的戏水者。

作为一座原子城，这座城市及城中所有的一切，从医院到幼儿园，都是服务于核电厂的附属部门，直接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能源部的财政拨款。它存在于一个经济泡沫之中，在举国物资短缺供给不足的荒漠中，这里是一个丰裕的绿洲。城中食品商店的货品供应甚至比基辅还要充足，能够买到猪肉和小牛肉、新鲜的黄瓜和西红柿以及多达5种香肠。在彩虹百货商场（Raduga），甚至有产自奥地利的成套餐具和法国香水，而且购物者完全不需要先排上好几年队。这里还有一座电影院、一所音乐学校、一个美容沙龙和一个游艇俱乐部。

普里皮亚季是一个小地方，很少有楼房超过10层，花20分钟就能穿越整个城市。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内务部警察（militsia）和驻在城内、在市执行委员会大楼五层拥有一间办公室的克格勃负责人几乎无事可做。偶有麻烦，通常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破坏公物和公开酗酒。每年春天，普里皮亚季河解冻时，都会有在隆冬时节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失足落入冰下的倒霉鬼的尸体浮出来。

在西方人眼中，普里皮亚季的缺陷似乎一眼可见：混凝土地砖的缝隙里长着枯黄的杂草，小高层公寓楼千篇一律，风格呆板。但对于那些出生在偏远的苏联工业城市、成长于哈萨克斯坦的苍莽大草原或西伯利亚流放地的人来说，这座新的原子城不啻为工人阶级的天堂。在家庭录像和照片中，普里皮亚季的市民彼此留下的样貌，并不是了无生气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牺牲品，而是一群划着船、扬着帆、跳着舞、试穿着新衣服的无忧无虑的年轻人，而他们的孩子，则在巨大的铁制大象或五颜六色的玩具卡车上开心玩耍。这是一群生活在未来之城里的乐观主义者。

1985年底，回首过去一年，无论在家庭还是事业上，维克托和瓦莲京娜都收获满满。这年8月，他们的女儿利利娅出嫁了，婚后，她和夫婿重新回到基辅的医学院，继续学业。很快，利利娅就怀上了第一个孩子。12月，这对夫妻在俯瞰普里皮亚季中央广场的宽敞公寓房间召开派对，庆祝维克托的五十大寿和银婚纪念日。

与此同时，维克托荣幸地收到邀请，作为代表团成员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来自上层的重要政治肯定。这次代表大会对于全苏联来说，都将是一次重要活动。这是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主持大会。

戈尔巴乔夫上台是在1985年3月。他的掌权，结束了党内很长一段时期的僵化政治。在这之前，为了隐瞒高层领导人的健康恶化、酗酒无度和老迈衰颓，粉饰太平的对外宣传大军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54岁的戈尔巴乔夫看上去年轻气盛，充满活力，而且在西方追捧者颇多。他的政治观点形成于60年代，而且是第一个懂得利用电视庞大威力的总书记。讲话时，他常无意中流露出南方口音；在克格勃精心安排的大规模群众活动中，他并不介意投身于人流之中；此外，他也频繁出现在苏联官方电视节目《时代》（Vremya）中，每天晚上，都有近2亿观众收看这个节目。他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即“重建”（perestroika），并在1986年3月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开放政策”（glasnost），倡议政府活动公开。作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相信，苏联之前走上了一条歪路，但只要回到列宁的立国方针上去，便有可能继续向“真正的共产主义”进军。当然，这会是一条漫漫长路。在冷战的沉重财政负担下，经济摇摇欲坠。苏联军队在阿富汗深陷战争泥潭，而在1983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提出了名为“星球大战”的战略防御计划，将战场延伸到了太空。核打击看起来一触即发。而苏联国内，一切却似乎还是老样子，僵化保守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并未改变。

在一片与世隔绝的沼泽地中建造4座核反应堆和一整座城市的16年里，维克托·布留哈诺夫慢慢学会了面对官僚系统里的现实。遭到反复敲打，不断屈从于上级意志，昔日博学强记、直率坦诚的年轻专家，已经变成了党政大员们听话的工具。他完成了所有下达给他的指标，成功实施了计划，还因为赶超工期和超额完成任务，为自己和同事们赢得了许多奖章和奖金。但是，和所有成功的苏联管理者一样，要做到这些，布留哈诺夫学会了如何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从而以有限资源满足那些根本不切实际的目标。他不得不抄近道，做假账，在执行规章制度时做各种小动作。

当切尔诺贝利电站的建筑设计师们指定的建筑材料无法得到时，布留哈诺夫不得不凑合行事：规划要求使用防火线缆，但供应不上时，建筑工人们只能因地制宜。

当远在莫斯科的能源部得知，核电厂涡轮机大厅的屋顶居然是用极其易燃的沥青铺成的时候，他们命令他立刻返工。然而，为这座50米宽、近1000米长的建筑物重铺屋顶所需的特殊防火材料，在苏联境内根本造不出来，于是能源部只好特许他不按规章办事，沥青便留在了那里。

当该地区的党委书记指示他在普里皮亚季建造一个符合奥运会比赛规格的游泳池时，布留哈诺夫曾试过拒绝：这类设施通常只会建造在人口超过100万的苏联城市中。但当书记坚持说“要你建就建”时，布留哈诺夫只好服从。他虚报城市预算，骗过了国家银行，挤出了这笔建造费用。

此外，眼看着切尔诺贝利电厂的第四座，也是最高级的一座反应堆即将完工，相当耗时的对机组涡轮发电机的安全测试工作，却还未完成。布留哈诺夫静悄悄地推迟了这项工作，从而可以在1983年12月的最后一天按照莫斯科下达的指示正式竣工。

然而，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就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恋人，永远都无法满足。80年代头几年，苏联本已相当紧迫的核建设计划被进一步加速，争分夺秒地在整个西部的国土上建起一座又一座规模越来越庞大的核电站。按照莫斯科的计划，到20世纪末，切尔诺贝利将成为一个由巨型原子能电站组成的密集电网中的一部分，每个巨型原子能电站都将拥有多达12座反应堆。1984年，第五座反应堆的竣工时间被提前了一年。劳动力和供应问题依然大面积存在：混凝土有缺陷，工人缺乏电动工具。一群恪尽职守的克格勃特工和他们设在电厂里的情报员连续报告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建筑质量问题。

1985年，布留哈诺夫收到了建造切尔诺贝利二期项目的指示。这是一个独立的核电站，包括4个RBMK反应堆，使用一种全新的设计模型，而且比以前还要庞大。这个核电站会建在现有核电站几百米外，仅有一条河相隔。普里皮亚季也会辟出一块新的居住区，供电厂职工居住。此外，还会建起一座通向新核电站的桥，以及一座10层高的办公楼。厂长的办公室就在顶层，布留哈诺夫可以在那里俯视自己不断扩张的领地。

布留哈诺夫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的上级领导通常都能在核电站的某个地方找到他。如果电厂里出了什么岔子——这是常有的事——厂长就会经常连饭都顾不上吃，24小时连轴转，仅凭咖啡和雪茄提神。开会的时候，他总是谨言慎行，莫测高深，能用一个字说明白的事，从来不会用到第二个。总是独往独来、精疲力尽的他，没有几个朋友，也很少向人吐露心事，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例外。

布留哈诺夫的手下也换了一班新的人马。多年前，那支由青年专家组成的士气高昂的队伍，在冰天雪地的密林中开辟了第一块居住点，又齐心协力帮助第一个反应堆投入运行。如今，他们已经开赴其他的战场。取代他们的，是上千名新员工。布留哈诺夫发现，让这些人遵守纪律并非易事——尽管他在技术上颇有天赋，但却缺少管理苏联式劳动大军所必须的魄力。和厂长布留哈诺夫存在权力竞争关系的电厂建筑工程负责人，是个颇为盛气凌人的家伙，而且在党内颇有人脉，这人曾贬称他为“一块棉花糖”。

“停滞时期”导致苏联工作场所中的道德水准普遍下降，怀恨于心的劳动者对个人责任视若罔闻，即便是在核工业领域也不例外。苏联的经济乌托邦主义不承认失业的存在，人员臃肿和无故旷工成为慢性问题。作为电厂厂长和新城的负责人，布留哈诺夫需要为普里皮亚季的每个人提供一份工作。势在必行的建造工作解决了2.5万人的就业，筹建中的木星电子厂可以为城里的大多数女性提供工作岗位。但这并不够。切尔诺贝利电厂的每个班次，都有上百名男女工人坐着巴士从普里皮亚季来到电厂，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在那里闲坐，无事可干。这里面当然有来这里观摩专家工作的实习核工程师，每个人都怀抱着有朝一日成为被称作“原子人”（atomshchiki）的技术骨干的梦想。但另外也有来自其他能源工业的机械工和电工，即“电力人”（energetiki），这些人对核电厂一知半解，漠不关心。他们被告知，辐射没有危害，“你可以把它涂在面包上”，或是反应堆“就像是俄罗斯茶炊，比热电厂简单多了”。在家里，有些人用带有彩虹图案的玻璃杯喝水，他们吹嘘说，这是在核电站用过的燃料冷却池的放射性水中浸过才能产生的效果。还有一些人，则用看小说和玩牌来慵懒地打发当班时间。那些有真正重要的工作去做的人，被称为“有效控制组”（the Group of Effective Control）——这个称呼足够官僚主义，足够直白，也不失幽默。然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却会拖负有紧急任务的人的后腿，令电厂效率低下，弥漫着一股危险的懒洋洋的气息。

在上层，那支由拥有独立意志的核工程专家组成的经验丰富的团队，在监督核电站的第一个反应堆启动运行后，已经全部离开了，高级专家严重短缺。布留哈诺夫的副手、负责核电站每日技术运行的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以前是电厂的党委书记，生性傲慢无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派党棍。顶着颗锃亮的光头，经常敞胸露怀的福明，脸上常带迷人微笑，平日自信的男中音会在兴奋时陡然升高。他有着布留哈诺夫所缺乏的那种气势逼人的苏维埃魅力。身为一名电子工程师，他的任命是由莫斯科的党中央不顾能源部反对而下达的。他没有从事核电的经验，但政治上极为过硬，而且他的确通过函授课程尽力突击学习了一些核物理知识。

1986年春，切尔诺贝利已经正式成为全苏联表现最出色的核电站之一，有消息说，布留哈诺夫对党的忠诚很快就会得到奖励。根据上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这座电厂将可能获得国家最高荣誉：列宁勋章。员工们会拿到奖金，布留哈诺夫则可能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在能源部，将布留哈诺夫提升至莫斯科的决定已经做出，福明会接替他的位置，担任电厂厂长。这个消息会在五一劳动节那天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公布。

此外，布留哈诺夫也从一片平地上建起了普里皮亚季城，一个深受市民喜爱的美丽模范城市。尽管有市政府，但这座卫星城里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决定，都要经过他的批准。打从一开始，建筑师们就大声呼吁在城里多多种植不同种类的树木和灌木，如桦树、榆树、七叶树、茉莉、丁香、小蘖等。然而，布留哈诺夫情有独钟的还是花，他下令到处种满鲜花。1985年，在一次市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宣布了一个大手笔的工程，希望用5万丛盛放的玫瑰装点所有街道：城里男女老幼一人一丛。当然，有人反对。怎么可能找到那么多的花呢？然而，当下一个春天到来时，已经有3万丛重金采购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良种波罗的海玫瑰到位，种在列宁大道两旁杨树下的长条花坛中，以及中央广场的四周。

这个高高筑起的混凝土广场，紧邻库尔恰托夫街，正对风景如画的进城大道。按照规划，这里将树起普里皮亚季城自己的列宁像。在苏联，这是每一个主要城镇的必需建筑物。不过，永久性的纪念碑这时仍未建成。市政府宣布，将以竞标形式选择设计方案。在未来的纪念碑底座所在的地方，立着一个三角形的木箱，上面画着一幅激动人心的肖像、一把锤子和镰刀，以及“列宁的英名和使命万万岁！”的口号。

而且，维克托·布留哈诺夫还将一座纪念碑献给了古老的希腊诸神。那是一尊6米高的现实主义铜像，气势雄伟地屹立在普里皮亚季城的电影院前。铜像描绘的是泰坦巨神普罗米修斯，披风高高飞扬，全身赤裸，手中高擎着跳动的火舌。普罗米修斯，带着偷来的火，从奥林匹亚山上下到人间。与火一道带给人类的，是光明、温暖和文明——正如“红色原子”的火炬手们照亮了以往沉于黑暗之中的苏联的千家万户。

然而，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也有着阴暗的一面：因为诸神威力最大的秘密遭窃而勃然大怒，宙斯将普罗米修斯锁在一块岩石上，每天有巨鹰飞下，啄食他的肝脏，直到永远。

接受了普罗米修斯馈赠的凡人，也未能逃脱因此而来的惩罚。宙斯给人类送来了世上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她随身带着一个盒子，一旦打开，便会释放出永远无法再被收回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