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贼喜鹊篇 1 星期二的拧发条鸟、六根手指与四个乳房

奇鸟行状录  作者:村上春树

一九八四年六月至七月


在厨房煮意大利面条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我正随着调频广播吹口哨,吹罗西尼的《贼喜鹊》。这首乐曲特别适合用来煮意式面条。

听得电话铃响,我本想不予理睬。一来面条正煮在火候上,二来克劳迪奥·阿巴多正准备将伦敦乐团驱往乐章的峰巅。但终归我还是拧小煤气,去客厅拿起听筒。说不定有朋友打电话介绍新的工作,我想。

“十分钟,我需要十分钟。”女郎劈头就是一句。

我对于音色的记忆颇具信心。这却是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您这是打给谁?”我客客气气地询问。

“打给您呀!只需十分钟,十分钟就行。那样,就会相互明白过来的。”女郎道。声音轻柔柔、飘忽忽的。

“相互明白?”

“心情啊!”

我从门口探头看一眼厨房。面条锅白气蒸腾,克劳迪奥·阿巴多继续指挥《贼喜鹊》。

“对不起,我正在煮意大利面条,过会儿再打来可以吗?”

“意大利面条?”女郎惊愕地说,“上午十点三十分煮面条?”

“这不碍您什么事吧!什么时候吃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有点压不住火。

“那倒是的。”女郎以没了表情的干巴巴的声音说。看来感情稍一变化即会使其声调截然不同。“也好,过会儿再打就是。”

“等等,”我慌忙道,“您要是耍什么推销员手法,再打多少次也是枉然。我眼下是失业之身,根本没有购置新东西的余地。”

“知道知道,放心好了。”

“知道?知道什么?”

“不就是失业期间吗?知道的,那点事儿。还是快煮你那宝贝面条去好了。”

“喂喂,您到底……”没待我说完,对方挂断电话,挂得甚为猝然。

我一时无所适从,望着手中的听筒。良久,才想起锅里的面条,遂走入厨房。我关掉煤气,把意式面条捞进笊篱。由于电话的关系,面条多少有点儿过火,好在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相互明白?我边吃面条边想,十分钟能够相互明白对方的心情?我可是无法理解那女郎想说什么。很可能不过是捣乱电话,或许是一种新式推销招数。反正都与我无关。

话虽这么说,折回客厅坐在沙发看小说时,仍要不时觑一眼电话机,心里嘀咕:女郎说十分钟即可相互明白指的是什么呢?十分钟到底可以明白什么呢?现在想来,十分钟是那女郎一开始便掐算好了的,对这十分钟推算似乎相当充满自信:九分钟太短,十一分钟过长。恰如煮意大利面条的标准火候。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早已没了看书心绪,于是想熨烫衬衫。每次心慌意乱,我都要熨烫衬衫,老习惯。我熨衬衫的工序分12道,由(1)领(前领)开始,至(12)左袖(袖口)结束。我逐一数着序号,有条不紊地熨烫下去,也只有这样方觉得心应手。

熨罢三件衬衫,确认再无皱纹,挂上衣架。然后关掉熨斗,连同熨衣板放进壁橱,思绪这才有了些条理。

刚要进厨房喝水,电话铃再次响起。我略一迟疑,还是提起听筒。若是那个女郎第二次打来,只消说正在熨衣服挂断即可。

不料打电话来的是久美子。时针正指在十一点三十分。

“可好?”她问。

“还好。”我答。

“干什么呢?”

“熨衣服。”

“出什么事了?”声音里略带紧张感。她知晓我心情不佳时便要熨衣服。

“熨熨衬衫,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有事?”

“你会写诗吧?”

“诗?”我愕然反问。诗?诗是什么?到底?

“有熟人在的一家杂志社办了份面向年轻女孩的小说期刊,正在物色人评选和修改诗歌来稿,还要求每月写一首扉页用的短诗。事虽简单,报酬却不低。当然喽,也还超不出临时工标准。不过干得好,说不定有编辑工作落到你头上……”

“简单?”我说,“慢着,我要找的可是法律方面的工作。这诗歌修改却是从何而来?”

“你不是说高中时代写过什么的吗?”

“那是小报,高中校刊!什么足球赛哪个班踢赢了,什么物理老师跌下楼梯住院了,全是些无聊透顶的玩意儿。不是诗,诗我可写不来。”

“说是诗,不过是给女高中生看的。又不是让你写千秋传诵的名篇佳句,适当应付一下就行了。明白?”

“适当也罢什么也罢反正诗是绝对写不来。没写过,也没心思写。”我一口回绝。那东西如何写得来!

“噢——”妻透出遗憾,“不过法律方面的工作,可是不大好找的吧?”

“打过好些招呼,差不多到该有着落的时候了。万一不行,到时再作打算不迟。”

“是吗?那样也好。对了,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我沉吟一下回答。

“那,能去银行交一下煤气费电话费吗?”

“快要去买东西准备晚饭了,顺路去银行就是。”

“晚饭做什么?”

“还没定,买东西时再说。”

“我说,”妻一副郑重其事的语气,“我想了想,觉得你好像用不着那么急于找工作。”

“为什么?”我又是一惊。大约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打电话来让我不得心宁。“失业保险也快到期了,总不能老这么游游逛逛吧?”

“反正我工资也提了,兼职收入也一帆风顺,还有存款。只要不大手大脚,吃饭总没问题吧。或者说你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在家做家务?对这种生活不感兴趣?”

“说不清楚。”我直言相告。是不清楚。

“那就慢慢考虑好了。”妻说,“对了,猫可回来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全未想起猫来。“哪里,还没回来。”

“去附近找找可好?都不见一个多星期了。”

我含糊应着,把听筒又换回左手。

“我想可能在胡同里头那座空屋的院子里,就是有石雕鸟的那个院子。在那里见过几次来着。”

“胡同?”我问,“你什么时候去的胡同?这事你以前可一次都没……”

“对不起,电话得放下了。手头还有工作等着。猫的事儿拜托了。”

电话挂断。我又望了一会儿听筒,之后放下。

久美子何苦去什么胡同呢?进那胡同须从院里翻过混凝土预制块围墙,况且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费此周折。

我去厨房喝罢水,走到檐廊看了看猫食碗。碗里的煮鱼干仍是昨晚的样子,一条也未减少:猫还是没有回来。我站在檐廊里眼望涌进初夏阳光的自家小院。其实望也望不出什么赏心悦目的景致。由于一天之中只很短时间有阳光照进来,土总是黑乎乎湿乎乎的。园木也仅有角落里两三丛不起眼的绣球花,而我又压根儿就不喜欢绣球花那种花。附近树上传来规则的鸟鸣,吱吱吱吱,简直同拧发条声无异,我们于是称其为“拧发条鸟”,是久美子命名的。真名无从知晓,连是何模样也不知道。反正拧发条鸟每天都飞临附近树上,拧动我们所属的这个静谧天地的发条。

罢了罢了,竟忘了找猫。我一向喜欢猫,对这只猫也很喜欢。猫自有猫的生活方式。猫绝非等闲之辈。猫的失踪,不外乎意味着猫想去某处。等它饿得饥肠辘辘,迟早自然返回。不过,最终我恐怕还是要为久美子找猫,除此别无事干。

我是四月初辞去已做了很久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的。没什么特殊缘由,也并非工作内容不合心意。虽说内容本身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薪水不薄,办公室气氛也够融洽。

谈起我在法律事务所的作用,简言之只是个专业性差役。可我觉得自己干得有声有色。自己说来未免不够谦虚——就履行那类事务性职责而言,我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选。头脑反应敏捷,行动雷厉风行,牢骚一句不发,想法稳妥现实。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那位老先生也就是作为事务所主人的父子律师中的长者挽留说不妨加点工资。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那家事务所。倒也不是说辞职后有什么成竹在胸的鸿图大志,至于再一次闭门不出准备应付司法考试,无论如何都没那份心机。更何况时至如今也并非很想当律师。只不过是我不打算在那家事务所长此以往,而若辞职,正可谓此其时也。倘旷日持久,我这一生势必在那里消耗殆尽。毕竟已年届三十。

晚餐桌上,我开口说想辞去这份工作。久美子应了一声“是吗”。这“是吗”是何含义,我一时吃不大透。她则再无下文。

我也同样不语。

“既然你想辞,辞也未尝不可嘛,”她说,“那是你的人生,尽可随心所欲。”如此说罢,便只顾用筷子将鱼刺拨往盘边。

妻在一家专门介绍健康食品和天然食品的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也还过得去,而且有在其他杂志当编辑的朋友委托搞一点图案设计(她大学时代一直学设计,目标就是当一名不隶属于人的图案设计专家),故而收入相当可观。而我失业之后又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再说,我若在家老老实实做家务,诸如外餐费洗衣费等开销即可节省下来,同我上班挣钱相比,生活水准当没甚差别。

这么着,我辞去了工作。

食品采购回来正往冰箱里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在我听来响得分外急迫。我把塑料盒才撕开一半的豆腐放在餐桌上,去客厅拿起听筒。

“意大利面条可结束了?”那个女郎问。

“结束了。”我说,“不过马上就得去找猫。”

“推迟十分钟也不要紧吧?找猫,又不是煮面条。”

不知为什么,我未能一下放下电话。女郎的语声里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吸引我。“也罢,要是仅仅十分钟……”我说。

“那样,我们就能互相明白喽,嗯?”女郎平静地说。那气氛,很可能在电话机的另一头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且架起二郎腿。

“能不能呢?”我应道,“就十分钟。”

“十分钟说不定比你想的长咧。”

“真认得我?”我试探道。

“那当然,见过好几次的。”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某个时候,某个地点。”女郎说,“一五一十跟你细说起来,十分钟可是不够的哟!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对吧?”

“你得拿出个证据才行——认得我的证据。”

“例如?”

“我的年纪。”

“三十。”女郎应声回答,“三十岁零两个月。可以了吧?”

我默然。不错,她是晓得我。可是无论我怎么回想,记忆中都无此语声。

“那,这回你就对我想象一下如何?”女郎劝诱道,“根据声音想,想象我是个怎样的女人,如年纪多少,在哪里做着怎样的姿势……”

“想象不出。”我说。

“试试嘛!”

我觑了眼表:才一分零五秒。“想象不出。”我重复一句。

“那我告诉你就是,”女郎说,“我在床上呢,刚淋浴完毕,一丝不挂。”

得得,我想,岂不活活成了色情录音带!

“你说是穿三角裤好呢,还是长筒袜合适?哪种性感?”

“哪种都无所谓,悉听尊便。想穿什么穿什么,不想穿就光着。抱歉,我没兴致在电话中谈这个。一来有事等着我做……”

“十分钟即可。为我消费十分钟,你的人生也不至于蒙受致命的损失,不是吗?总之回答我的提问:是赤身裸体的好,还是穿上什么好?我嘛,应有尽有,带黑色花边的三角裤啦……”

“就那样算了。”我说。

“赤身裸体的好喽?”

“是的,赤身裸体的好。”我说。四分钟。

“下面还湿着呢,”女郎说,“没使劲用毛巾擦,所以还湿着。暖融融湿乎乎的,柔软得很咧。很黑很黑,毛毛茸茸,摸一下……”

“喂,对不起……”

“那里面要温暖得多哩,就像一块加热了的奶油糕,温乎乎暖乎乎的,不骗你。猜我现在什么姿势?右腿支起,左腿横放,用时针打比方,也就十时五分左右吧。”

从语气听来,显然她并非说谎。她真的是两腿开成十时五分角度,下部温暖而湿润。

“摸一下,慢慢地。再打开,慢慢地。用手指肚慢慢摸。对了,要很慢很慢。再用一只手抓乳房。从下往上轻轻抚摸,轻捏乳头,一遍又一遍地,直到我快冲顶为止。”

我再不言语,放下电话。随后倒在沙发上,望着座钟长吁了口气。电话中和那女郎大约谈了五六分钟。

十分钟后电话铃再度响起。这回我没提听筒。铃声响了十五次,止息了。止息后,冰冷的沉默深深地压将下来。

快两点时,我翻过预制块院墙,跳进胡同。说是胡同,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胡同,不过是别无其他称呼的代名词罢了。准确说来,连道路都算不上的。道路乃是一种通道,有入口有出口,顺其而行即可抵达某一场所。然这条胡同却一无入口二无出口,两头不通,甚至死胡同都当之有愧,因为死胡同至少有个入口。附近人们只不过姑且称其为胡同罢了。胡同飞针走线似的穿过各家后院,长约二百米。路面虽有一米多一点宽,但由于围墙外占,加之墙上放了诸多杂物,致使好几处须侧起身子方得通过。

听人说——说的人是我舅舅,他以惊人低的租金将房子租给我们——胡同也曾有过入口出口,作为捷径发挥过连接此路与彼路的功能。但随着经济起飞,原为空地之处建起了新的住宅之后,路面受压被挤,骤然变窄起来。而居民们也不喜欢别人在自家前檐后院出出入入,小径便被封死了。起始只是不甚起眼的掩体样的东西挡人视线,后来有户人家扩展院落,索性用预制墙将一端入口堵得严严实实,进而两相呼应似的另一端入口也被牢不可破的粗铁丝网封死,狗都休想钻过。居民们本来就很少利用这条通道,堵住两端也无人说三道四,何况又利于防盗。因此,如今这条通道已俨然被废弃的运河一般无人光顾,唯一作用便是作为缓冲地带将住宅与住宅分隔开来。路面杂草丛生,处处挂满黏乎乎的蜘蛛网。

妻是出于什么目的数次出入这种地方的,我全然揣度不出,连我以前也仅仅踏入这“胡同”两次。再说久美子原本就讨厌蜘蛛。也罢,我想,既然久美子下令去胡同找猫,找就是。较之守在家中等电话铃响,如此在外面四下游逛要快活许多。

初夏异常亮丽的阳光,将头顶树枝的阴影斑斑驳驳地印在地上。无风,树影看上去竟如生来便固定于地表的斑痕。周围阒无声息,仿佛草叶在阳光下呼吸的声音都可听到。天空飘浮着几片不大的云絮,鲜明而简洁,宛如中世纪铜版画上的背景。目力所及,所有物象无不历历然轮廓分明,竟使我感觉自家肉体似乎成了虚无缥缈的什么物件,且热得出奇。

我穿的是T恤、薄布裤和网球鞋,但头顶太阳行走多时,腋下胸口还是津津沁出汗来。T恤和裤子都是早上从塞满夏令衣物的箱子刚刚拉出来的,卫生球味儿直冲鼻孔。

四周房屋有的是原有的,有的是新建的,二者判然有别。新房一般较小,院子也窄,晾衣竿有的甚至伸进胡同,须不时在毛巾衬衣床单的队列中穿梭般前行。房檐下间或清晰地传来电视和水冲厕所的声响,或飘来咖喱的气味。

相形之下,原有老房则几乎感受不出生活气息,院墙为掩人视线而栽植的各种灌木和贝冢圆柏,搭配得恰到好处,透过间隙可以窥见精心修整过的舒展的庭园。

一家后院墙角孤零零地扔着一棵早已枯焦的圣诞树。还有一家院里摆着种类齐全的儿童玩具:三轮车、套圈、塑料剑、皮球、龟形偶人、小棒球棍,应有尽有,俨然若干男女以此来传达他们对少年时光的留恋之情。也有的院子里安有篮球架。还有的摆有花园椅和瓷桌。白色的花园椅怕是闲置了好些个月(或好些年),上面满是灰尘。桌上粘着被雨打落的紫色的木兰花瓣。

还有一家,可以透过铝合金玻璃窗一览居室内部:一套皮沙发,一台大画面电视,一个博古架(上面有热带鱼水箱和两个什么奖杯),一盏装饰性落地灯,俨然电视剧中一组完整的道具。另一院落里有座养大狗用的偌大狗舍,里面却不见狗,门大敞四开。粗铁丝网胀鼓鼓的,大约有人从里面凭靠了数月之久。

久美子说的空屋在这有狗舍人家的稍前一点。是空屋这点一目了然,而且并非空两三个月那种一般的空。其实房子式样颇新,二层,唯独关得风雨不透的木板套窗显得格外旧,二楼窗外的铁栏杆也生出一层红锈。院落不大,安放着显然是展翅飞鸟形状的石雕。石雕鸟坐在齐胸高的台座上,周围是气势蓬勃的杂草,尤其是高个子的“一枝黄花”,尖头已触到了鸟爪。鸟——是何种属我固然不晓——看上去是在为尽早尽快逃离这难受的场所而展翅欲飞。除此石雕,院里再无像样的装饰。房檐下堆着几把旧塑料花园椅。旁边,山杜鹃缀着色彩鲜艳但又无端地缺乏实在感的红花。此外便是满目杂草了。

我靠着齐胸高的铁丝篱笆把这院子看了好一会。院子看来的确符合猫的口味,却不见猫,唯见房脊电视天线上落有一只鸽子在向四周播送单调的鸣声。石雕鸟则把姿影投在茂密的杂草叶片上,于是影子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从衣袋掏出柠檬糖,剥开纸投进嘴里。烟借辞职之机戒掉了,结果这柠檬糖便不得离手。“柠檬糖中毒,”妻说,“几天就满口虫牙!”而我却欲罢不能。在我看院子的时间里,鸽子始终站在天线上犹如办事员给一叠账单打编号一般以同样的调门有板有眼地叫个不停。我已记不清在铁丝篱笆上靠了多久,只记得柠檬糖在口中变得甚是甜腻而被我将剩下的一半吐在地上。之后我重新将视线投回石雕鸟,这时,像有人从背后叫我。

一回头,见对面人家后院站着一个女孩,个子不高,头发梳成马尾巴,戴一副米黄框深色太阳镜,穿一件天蓝色无袖T恤,从中探出的两条细细的胳膊,梅雨季节未过便已晒得完美动人。她一只手插进短裤袋,一只手扶着齐胸高的对开竹门并不安稳地支撑着身体,跟我相距不过一米左右。

“热啊!”女孩对我说。

“是热。”我附和道。

如此寒暄完毕,她以同样姿势看了我一会,然后从短裤袋里掏出一盒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嘴很小,上唇有点儿肿。她以熟练的手势擦了根火柴,点燃香烟。女孩低头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耳形。耳很漂亮,光溜溜的,仿佛刚刚生成。短短的茸毛在单薄的耳轮边缘闪着光。

女孩将火柴杆扔在地上,噘起嘴唇吐了口烟,突然想起似的抬眼看着我。镜片颜色太深,加上有反光功能,无法透视里边的眼睛。

“附近的?”女孩问。

“是啊。”我想指一下自家方位,却又搞不准究竟位于哪个方向。来时拐了好几个弯,且弯的角度均很奇妙。遂虚晃一枪,随便指了个方向。

“找猫。”我在裤子上蹭着出汗的手心,辩解似的说道,“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有人在这边看见过。”

“什么样的?”

“大公猫。褐色花纹,尾巴尖有点儿弯曲,还秃了。”

“名字?”

“阿升。”我回答,“绵谷·升。”

“就猫来说,名字倒蛮气派。”

“老婆哥哥的名字。感觉上类似,就开玩笑叫开了。”

“怎么个类似法?”

“反正有点类似。走路姿势啦,惺忪的眼神啦……”

女孩这才好看地一笑。一笑,远比一开始的印象有孩子气,也就十五六岁吧。略微发肿的上唇以莫可名状的角度朝上翘起。于是我好像听到了那声“摸一下”。那是电话女郎的语声。我用手背揩去额头的汗。

“褐色花纹,尾巴尖儿有点弯曲,是吧?”女孩确认似的重复道,“可有项圈什么的?”

“有个防虱用的,黑色。”

女孩一只手仍扶着对开门,沉思了十至十五秒,随后将吸短的香烟扔在脚下,用拖鞋底碾灭。

“那样的猫嘛,有可能见过。”女孩说,“尾巴怎么个弯法倒没看清,总之是虎皮色,大大的,项圈大概也戴着。”

“什么时候见的?”

“呃——,什么时候来着?也就这三四天吧。我家院子成了附近猫们的通道,很多猫时常走来走去。全都从瀑谷家穿过我家院子,进到那边宫胁家院子去了。”

女孩说着,指了指对面空屋。石雕鸟仍在那里展翅欲飞,“一枝黄花”仍在那里受用初夏的阳光,鸽子仍在电视天线上单调地鸣叫不已。

“嗳,怎么样,不来我家院里等等?反正猫要穿过我家院子往那边去的。再说总在这里东张西望的,会被人看成小偷报告警察的哟!这以前都有过好几次了呢。”

我迟疑不决。

“不怕,家里就我一个,两人在院子里一边晒日光浴一边等猫不就行了!我嘛,眼睛好使,正派上用场。”

我看了看表。二时三十六分。今天未完成的工作,只剩天黑前将洗涤物收回和准备晚饭了。

我打开栅栏门进去,随女孩走上草坪。这时才发觉她右腿有点儿跛。每走几步,女孩就停下回头看我。

“坐在摩托车后头甩下去摔的。”女孩无所谓似的说,“前不久的事儿。”

草坪边上有一棵大橡树,下面并放着两把帆布折叠椅。一把靠背上搭一条蓝色的大毛巾,另一把上面杂乱地放着一盒未开盒的“希望”、烟灰缸、打火机、大收录机和杂志。收录机扩音器正以低音传出节奏强烈的硬摇滚乐。女孩把帆布椅上散摆着的东西移到草坪上,叫我落座,关上收录机。坐在椅上,可以从树木空隙看到一胡同之隔的空房。石雕鸟、“一枝黄花”、铁丝网全部映入眼帘。女孩肯定坐在这里监视我来着。

院子蛮大,草坪呈徐缓的坡面舒展开去,到处点缀着树木。帆布椅左边有个相当大的混凝土水池,大约水已放空很久了,变成浅绿色的池底兀自对着太阳。身后树木的后边可以看到一座旧洋房式样的正房。房子本身并不很大,结构也不显豪华。唯独庭院宽阔,修整得无微不至。

“这么大的庭院,修整起来怕是够辛苦的吧?”我环顾着问道。

“辛苦吗?”女孩说。

“过去我给草坪修剪公司打过零工。”我说。

“噢。”女孩似乎并无兴致。

“总是你一个人?”我问。

“嗯,是啊。白天总我一个人在这儿。早晨和傍晚有个帮忙搞家务的阿姨来,剩下时间就我一个。你,不喝点什么冷饮?啤酒也有的。”

“不,不必了。”

“真不喝?用不着客气。”

我摇摇头,“你不去上学?”

“你不去工作?”

“去也没工作。”

“失业?”

“算是吧,最近辞了。”

“辞之前做什么来着?”

“给律师跑腿学舌。”我说,“或去政府和中央部门收集各类文件,或整理资料,或核对案例,或办理法院事务性手续,尽是些杂事。”

“干吗不做了?”

“这个嘛……”

“太太工作?”

“工作。”我说。

对面房顶鸣叫的鸽子不知何时去了哪里。注意到时,已陷入沉寂——大约是沉寂。

“猫常从那里经过。”女孩手指草坪的那一端说,“看得见瀑谷家院墙后面的焚烧炉吧?就从那旁边冒头,一直顺着这草坪走来,再从木板门下钻过,朝那边院子走去。路线就这一条。对了,那位瀑谷先生,是位有名的插图画家呢,叫托尼瀑谷。”

“托尼瀑谷?”

女孩向我介绍起托尼瀑谷来:本名叫瀑谷托尼,专门画工笔插图,太太死于交通事故,只一人住在房子里,几乎闭门不出,同附近任何人都不往来。

“不是坏人,”女孩说,“话是没说过。”

女孩把太阳镜推上额头,眯细眼睛打量四周,又拉下太阳镜,吐了口烟。移开太阳镜时,见她左眼旁有条两厘米长的伤疤,很深,恐怕一生都难以平复。想必是为掩饰伤疤才戴眼镜的。脸形并不特别漂亮,但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大概来源于活泼的眼神和有特征的嘴唇。

“晓得宫胁先生?”

“不晓得。”我说。

“在那空屋里住过的,是所谓地地道道的人。两个女儿,都在一所有名的私立女校上学。户主经营两三家适合全家人聚餐的饭馆来着。”

“为什么人没了?”

女孩噘了噘嘴,像是说不晓得。

“怕是负债什么的吧。夜逃似的手忙脚乱地不见了,有一年了。杂草长得发疯,猫又多,怪吓人的,妈常发牢骚。”

“有那么多猫?”

女孩口叼香烟仰脸望天。

“好多种咧,秃毛的,单眼的……眼珠掉了,那儿成了个肉块。不得了吧?”

我点点头。

“亲戚里还有六根指头的呢。是个比我年龄大点儿的女孩,小指旁又生出一根指头来,活像婴儿指头。不过平时总是灵巧地蜷起,不细心发现不了。好漂亮的女孩呢!”

“唔。”

“那东西你说可是遗传?怎么说呢……血统上。”

我说不大明白遗传上的事。

她默然良久。我一边含柠檬糖,一边定定地注视猫的通道。猫一只也没露面。

“嗳,你真的不喝点什么?我可要喝可乐喽。”女孩说。

我说不要。

女孩从帆布椅上起身,轻拖一条腿消失在树荫里。我拿起脚下一本杂志“啪啪啦啦”翻了翻。出乎意料,居然是以男人为对象的月刊。中间一幅摄影图片上,一个只穿三角裤隐约可见隐秘处形状和毛丛的女子坐在凳子上以造作的姿势大大张开两腿。罢了罢了!我把杂志放回原处,双臂抱在胸前,目光重新对准猫通道。

过了好些时间,女孩才拿了可乐杯返回。这是个炎热的下午。如此在帆布椅上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脑袋不觉昏昏沉沉,懒得再去思考什么了。

“嗳,要是你晓得自己喜欢的女孩有六根手指,你怎么办?”女孩继续刚才的话题。

“卖给马戏团!”我说。

“当真?”

“说着玩嘛,”我笑道,“我想大概不会介意。”

“即使有遗传给后代的可能?”

我略一沉吟,“我想不至于介意。手指多一根也碍不了什么。”

“乳房要是有四个呢?”

我就此亦沉吟一番。“不知道。”我说。乳房有四个?看样子她还要絮絮不止,于是我转变话题:“你十几?”

“十六岁。”女孩道,“刚刚十六岁。高一。”

“一直没去上学?”

“走远了脚疼,况且眼旁又弄出块伤疤。学校可烦人着呢,要是知道是从摩托车上掉下去摔的,又要给人编排个没完……所以嘛,就请了病假。休学一年无所谓,又不是急着上高二。话又说回来,你是说同六指女孩结婚没什么要紧,但讨厌有四个乳房的,对吧?”

“我没说讨厌,是说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想象不好嘛。”

“六根手指就能想象得好?”

“总可以的。”

“能有什么差别?六根手指和四个乳房?”

我想了想,但想不出合适的说法。

“哦,我是不是问多了?”

“给人这么说过?”

“有时候。”

我把视线收回到猫通道。我在这里算干什么呢?我想。猫一只也未出现!我双手叉在胸前,闭目二十至三十秒。紧紧合起眼睛,觉得身体没一个部位不在冒汗。太阳光带着奇异的重量倾泻在我的身上。女孩晃了下玻璃杯,冰块发出牧铃般的响声。

“困了你就睡。有猫来我叫你。”女孩小声道。

我仍闭着眼睛,默默点头。

没有风,四下万籁俱寂。鸽子大概早已远走高飞。我想起那个电话女郎。莫不是我真的认识她?从语声和语气都无从印证。而女郎却对我一清二楚。活像基里柯[意大利画家(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画中的情景。女子唯独身影穿过马路朝我长长伸来,而实体却远在我意识之外。电话铃声在我耳畔响个不停。

“喂,睡过去了?”女孩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没有。”

“再靠近点可以?还是小声说话觉得轻松。”

“没关系的。”我一直闭着眼睛。

女孩把自己的帆布椅横向移过,像是紧贴在我的椅上,“咣”一声发出木框相碰的干响。

奇怪!睁眼听到的女孩声调同闭眼听到的竟全然不同。

“稍微说点什么好么?”女孩道,“用极小的声音说,你不应声也可以,听着听着睡过去也不怪你。”

“好的。”

“人死是很妙的吧?”女孩在我耳旁说,话语连同温暖湿润的气息静静沁入我的肌体。

“什么意思?”我问。

女孩一根手指放在我唇上,像要封住我的嘴。

“别问,”她说,“也别睁眼睛,明白?”

我微微点头。轻微得同她的语声同样微小。

女孩手指从我嘴唇移开,这回放在我腕上。

“我很想用手术刀切开看看。不是死尸,是死那样的块体。那东西应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像垒球一样钝钝的、软软的,神经是麻痹的。我很想把它从死去的人身上取出切开看个究竟。里边什么样子呢,我常这样想。就像牙膏在软管里变硬,那里头会不会有什么变得硬邦邦的?你不这样认为?不用回答,不用。外围软乎乎的,只有那东西越往里越硬。所以,我想先将表皮切开,取出里面软乎乎的东西,再用手术刀和刮刀样的刀片把软乎乎的东西剥开。这么着,那软乎乎的东西越往里去越硬,最后变成一个小硬芯,像滚珠轴承的滚珠一样小,可硬着呢!你不这样觉得?”

女孩低声咳了两三下。

“最近我时常这么想,肯定是每天闲着没事的关系。什么事都没得做,思想就一下子跑得很远很远。远得不着边际,从后面追都追不上。”

女孩把放在我腕上的手移开,拿杯子喝剩下的可乐。从冰块的声响可以知道杯已经空了。

“猫给你好好看着呢,放心。绵谷·升一亮相就马上报告,只管照样闭眼就是。这工夫,绵谷·升肯定在这附近散步呢,一会儿保准出现。绵谷·升穿过草地,钻过篱笆,时不时停下来嗅嗅花香,正步步朝这边走来——就这样想象一下。”

可我想象出来的猫,终不过是逆光照片般极为模糊的图像。一来太阳光透过眼睑将眼前的黑暗弄得摇摇颤颤,二来任凭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准确地想出猫之形象。想出来的是一幅画得一塌糊涂的肖像画,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特征虽不离谱,关键部位却相去甚远,甚至走路姿态也无从记起。

女孩将手指再次放回我手腕,在上面画着变换不定的图形。而这样一来,一种和刚才不同种类的黑暗和图形与之呼应似的潜入我的意识。大概是自己昏昏欲睡的缘故,我思忖道。我不想睡,又不能不睡。在这庭院的帆布椅上,我觉得自己身体重得出奇,如他人的死尸。

如此黑暗中,唯见绵谷·升的四条腿浮现出来。那是四条安静的褐毛腿,脚底板软绵绵厚墩墩的。便是这样的脚无声无息地踩着某处的地面。

何处的地面?

只需十分钟!电话女郎说。不止,我想,十分钟并非十分钟,而可以伸缩,这骗不过我。

睁眼醒来,只剩我一人。旁边紧靠的帆布椅上已不见了女孩。毛巾、香烟和杂志倒是原样,可乐杯和收录机则消失了。

太阳略微西斜,橡树枝影探到了我的膝部。手表是四时十五分。我从椅上欠身打量四周:舒展的草坪、无水的水池、石雕鸟、“一枝黄花”、电视天线。无猫,亦无女孩。

我仍坐在帆布椅上,眼盯猫通道,等女孩回来。十分钟过去了,猫和女孩均无动静。周围一切都静止了。睡过去的时间里,我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我站起身,朝正房那边望去。同样一片沉寂,唯独凸窗玻璃在西斜阳光下闪闪耀眼。无奈,我穿过草坪,走进胡同,返回家来。猫没觅得,但觅的努力我已尽了。

回到家,马上把晾的衣物收回,为晚饭做了下准备。五时三十分电话铃响了十二次,我没拿听筒。铃声止后,余韵仍如尘埃一般在房间淡淡的晚照中游移。座钟则以其坚硬的指甲尖“嗑嗑嗑”叩击着浮于空间的透明板。

蓦地,我想不妨写一首关于拧发条鸟的诗。然最初一节怎么也抓挠不出,何况女高中生们不至于喜欢什么拧发条鸟诗。

久美子回来是七时三十分。近一个月来,她回家时间一天迟于一天。时过八点已不足为奇,十点以后亦曾有过。也可能因为有我在家准备饭食而不急于返回。她解释说,原本人手不足,一个同事近来又时常请病假。

“对不起,工作老是谈不完。”妻说,“来帮工的女孩根本不管用。”

我进厨房做了黄油烧鱼、色拉和酱汤。这时间里妻坐在厨房桌前发呆。

“噢,五点三十分时你可出去了?”妻问,“打电话来着,想告诉你晚点回家。”

“黄油没了买去了。”我说谎道。

“顺便到银行了?”

“当然。”我回答。

“猫呢?”

“没找到。你说的那家空屋也去了,连个猫影也没摸着。怕是跑远了吧。”

久美子再没表示什么。

饭后我洗完澡出来,见久美子在熄掉灯的客厅黑暗中孤单单地坐着。穿灰色衬衫的她如此在黑暗中静静缩起身子,仿佛一件被扔错地方的行李。

我拿浴巾擦头发,在久美子对面沙发坐下。

“猫肯定没命了。”久美子小声道。

“不至于吧,”我说,“在哪里得意地游逛呢!肚子饿了就会回来的。以前不也同样有过一次吗?在高圆寺住时就……”

“这次不同,这次不是那样的,我知道的。猫已经死了,正在哪片草丛里腐烂。空屋院里的草丛可找过了?”

“喂喂,屋子再空也是人家的,怎么好随便进去呢!”

“那你到底找什么地方了?”妻说,“你根本就没心思找,所以才找不到!”

我叹了口气,又拿浴巾擦头。我想说点什么,知道久美子哭了,遂作罢。也难怪,我想,这只猫是一结婚就开始养的,她一直很疼爱。我把浴巾扔进浴室衣篓,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啤酒喝着。一塌糊涂的一天,一塌糊涂的年度中一塌糊涂的月份里一塌糊涂的一天。

绵谷·升啊,你这家伙在哪呢?拧发条鸟已不再拧你的发条了不成?

简直是一首诗:

绵谷·升啊,

你这家伙在哪呢?

拧发条鸟已不再拧

你的发条了不成?

啤酒喝到一半,电话铃响了。

“接呀!”我对着客厅里的黑暗喊。

“不嘛,你接嘛!”久美子说。

“懒得动。”我说。

没人接,电话铃响个不停。铃声迟滞地搅拌着黑暗中飘浮的尘埃。我和久美子此时都一言未发。我喝啤酒,久美子无声地啜泣。我数至二十遍,便不再数了,任铃声响去。总不能永远数这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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