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满洲是一九三七年年初的事，”间宫中尉开始说道，“我是作为少尉到新京[伪“满洲国”的“首都”，今长春市。]关东军参谋本部报到的。我在大学学的是地理，所以被分配到专门搞地图的‘兵要地志班’。对我这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受命负责的工作，坦率地说，作为军事勤务是相当舒服的那一类。

“而且，当时满洲的形势比较安稳，或者说算是稳定的了。‘日支事变’[我国称“七·七”事变。]的发生使战争舞台从满洲移往中国内地，投入作战的部队也由关东军变为中国派遣军。扫荡抗日游击队的战斗虽然还在继续，但大多是在比较边远的地区，总体上大的难关已经过了。关东军把精锐部队放在满洲，以便一边监视北部边境，一边维持独立不久的‘满洲国’的稳定与治安。

“虽说安稳，毕竟是战时，演习还是时常有的，但我没有参加的必要。这也是值得庆幸的。在零下四十度甚至五十度的冰天雪地里演习，可不是闹着玩的，演习中弄不好都可能没命。每演习一次，都有几百士兵冻伤，或住院或送往温泉治疗。新京虽说还称不上是了不得的大城市，但富有异国情调，很有意思，想玩还是可以玩得相当尽兴的。我们新来的单身军官住的不是兵营，而是集中住在类似公寓那样的地方，快活得莫如说是学校生活的继续。我天真地想，要是这样的安稳日子一直持续下去，平安无事服完兵役可就再好不过了。

“无须说，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和平。离开这块避风港马上就是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中国战场必然成为进退不得的泥沼——我想大多数日本人都明白这点，当然这里指的是头脑正常的日本人。纵使局部打几个胜仗，日本也是没有可能长期占领统治那么大的国家的。这点冷静考虑一下就不难明白。果不其然，仗越拖越久，伤亡数量有增无减，同美国的关系也像滚下坡似的急剧恶化。即便在日本国内也感觉得出战争阴影正在一天天扩大。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就是这样的黑暗岁月。然而新京的军官生活却过得悠然自得，老实说，甚至不知战争为何物。我们只管通宵达旦地喝酒，嘴里胡说八道，去有白俄姑娘的酒吧寻欢作乐。

“不料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四月末吧，我被参谋本部一个上司叫去，让我见一个叫山本的便服汉子。此人短发，仁丹胡，个头不怎么高，年龄三十五六岁，脖子上有一道刀砍过似的伤疤。上司介绍说：山本是民间人士，受军方委托正在调查‘满洲国’境内蒙古族人的生活习俗，这次要去呼伦贝尔草原同外蒙接壤的边境地带调查，军方准备派几名护卫随行，你也作为一员同去。但我不相信这番话。因为山本这个人固然身穿便服，但怎么看都是职业军人，眼神、说话方式和举止都说明了这一点。我猜测是高级军官，且是情报方面的，大概出于任务性质而不便公开军人身份。这里边已经透出了凶多吉少的预感。

“与山本同行的连我共三人。作为护卫来说未免过少，但若增加人数，势必相应引起边境附近外蒙军队的注意。看样子少而精，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唯一身为军官的我就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要说战斗力，只有浜野军曹[日本旧军衔，相当于中士。]一人。浜野是参谋本部下属的士兵，连我也很熟悉，可说是从行伍中滚爬出来的，还在中国战场立了战功。此人胆大，关键时刻能顶得住。但我不晓得一个姓本田的伍长何以也参加进来。本田和我一样刚从国内派来不久，当然也谈不上实战经验，看上去人很老实，沉默寡言，打起仗来不像能有多大用处。再说他属第七师，就是说，是参谋本部为执行此次使命特意把他从第七师选拔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具有这个价值，而真正明白个中缘由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之所以被选为这些警卫士兵的指挥官，是因为我主要负责满洲西部边境和哈拉哈河流域的地理情况，充实这方面的地图是我的主要任务，曾坐飞机在那一带上空飞行过几次，所以想必上司认为派我去多少方便些。此外还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在护卫的同时详尽地搜集该地区的地理情报，提高地图准确度，即所谓一举两得。我们当时手中关于呼伦贝尔草原与外蒙交界一带的地图，老实说是相当粗糙的，不过是把清代地图加加工罢了。关东军自满洲建国以来勘察过好几次，准备绘制准确些的地图，无奈那儿过于辽阔，加之满洲西部全是沙漠般漫无边际的荒野，边界线有也等于没有。况且那里原本住的是蒙古牧民，他们几千年来从不需要边界线，也没那个概念。

“此外政治上的原因也推迟了地图的准确绘制。因为，如果单方面擅自划定边界线搞正式地图，很可能引起大规模军事纠纷。与满洲接壤的苏联和外蒙对犯境极为神经质，以前就为边界线发生过几次激烈战斗。在当时那个阶段，陆军不愿意同苏联交火。陆军已将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没有分兵大规模对苏作战的余力。不但师团数量不足，坦克、重炮、战机数量也不够。军部认为当务之急是使建立不久的‘满洲国’国体稳定下来，而北部、西北部边界线的明确划分不妨推迟一步，目的在于暂且模糊着以争取时间。风头正劲的关东军也大体尊重这一见解，采取了静观姿态，于是一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搁置下来了。

“问题是无论用心如何，一旦打起仗来（实际上诺门坎第二年就打起来了），我们没有地图是无法作战的。并且普通民用地图还不行，需要作战用的专门地图，比如适合在何处构筑何种工事，重炮置于何处最有效，步兵步行到彼处需几日时间，何处可取得饮用水，马匹粮草需要多少——需要包括这些详细情报的地图。没有这样的地图，打现代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同情报部的工作有相当多的交叉部分，频繁同关东军情报部和设在海拉尔的特务机关交换情报，人员也大致相互认得。但山本这个人却是第一次见。

“经过五天准备，我们乘火车从新京去海拉尔，再从海拉尔转乘卡车经过有一座叫坎杜尔庙的喇嘛寺院的地方，来到哈拉哈河附近‘满洲国’军的国境监视所。准确数字记不清了，作为距离我想有三百至三百五十公里。一眼望去，真个是什么也没有的空荡荡的荒野。出于工作性质，我一直在卡车上拿地图同地形对照，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堪称标志的东西可以利用。长满篷篷荒草的丘陵绵延不断，地平线无限扩展开去，唯独天空有云片飘浮。在地图上根本没办法搞清我们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只能通过计算行进时间来大体判断方位。

“在这荒凉风景中默默行进起来，有时会涌起一股错觉，觉得自己这个人正在失去轮廓渐渐淡化下去。周围空间过于辽阔，难以把握自己这一存在的平衡感。明白吗？只有意识同风景一起迅速膨胀、迅速扩散，而无法将其维系在自己的肉体上。这是我置身于蒙古大草原正中的感觉。多么辽阔的地方啊！感觉上与其说是荒野，倒不如说更像是大海。太阳从东边地平线升起，缓缓跨过中天，在西边地平线沉下，这是我们四周所能看到的唯一有变化的物体。它的运行使我感觉到某种或许可以称为宇宙巨大慈爱的情怀。

“在‘满洲国’军的监视所，我们下了卡车改为骑马。除供我们骑的四匹马外，那里还另备了两匹马驮运粮食、水和装备。我们的装备比较轻便，我和那个叫山本的只带手枪，浜野和本田是手枪加三八枪，各有两颗手榴弹。

“指挥我们的实际上是山本，他决定一切，向我们下达指令。他公开身份是民间人士，按军队规则本应由我任指挥官，但谁也没对归山本指挥这点怀有疑问，因为无论在谁眼里指挥官都非他莫属，而我虽军衔是少尉，实际上不过是全无实战经验的科室人员。军人这东西一眼即可看出这种实力，他们自然而然听命于有实力人的指挥。况且出发前上级已再三交代我要绝对尊重山本的指示，总之就是要破例听山本的。

“来到哈拉哈河，我们沿河南下。雪化了，河水上涨。可以看到河里边很大的鱼，有时还可发现远处有狼。不是纯种狼，大概是狼和野狗的混血，但不管怎样无疑都有危险。夜里为保护马不受狼侵害，我们必须轮流站岗放哨。还有鸟，大多像是返回西伯利亚的候鸟。我和山本就地势交谈了很多，两人一边用地图确认大致的行军路线，一边把眼睛捕捉到的零碎情况一一记录下来。但除了同我交换这类专门情报之外，山本几乎不开口。他默默策马前进，吃饭时一人离开，睡觉时一声不响躺下，给我的印象是这一带他并非第一次来。关于这一带的地形、方位，他具有准确得惊人的知识。

“往南平安无事走了两天后，山本把我叫过去，说明天黎明过哈拉哈河。我大吃一惊：哈拉哈对岸属外蒙领土！我们现在所在的河右岸其实也是有边界纠纷的危险地带，外蒙宣称是本国领土，‘满洲国’主张说为‘满洲国’所有，不时发生武装冲突。但在这边我们即使被蒙军俘获，只要是在右岸，由于双方各持己见，尚属情有可原。加之正值雪融时节，一般没有蒙军过河而来，同其遭遇的现实危险不大。但若发生在河左岸，事情可就另当别论了。那边肯定有外蒙军巡逻队，一旦被其抓住，势必无言可辩。因为显然是犯境，弄不好就成政治问题，当场被击毙也无话可说。再说我并未接得上级可以越过边界线的指示，接受的是服从山本指挥的指示。但我一来无法当场判断这里边是否包含属于犯境这样的严重行为，二来刚才也说过了，此时正值哈拉哈河涨水，而且势头很猛，不易过河。何况又是雪水，凉得不得了。就连牧民们这时期也不愿过河，他们过河大多选在结冰期，或水流多少减缓气温上升的夏季。

“我这么一说，山本盯了我一会儿，随后点几下头。‘你对犯境的担心我很理解，’他以恳切的语气说，‘身为带兵的军官，你理所当然要表明自己责任的所在，将部下性命无谓地置于危险境地不可能是你的本愿。但这点还是请让我负责好了，我对这次行动负完全责任。因立场关系我不能告诉你更多情况，总之军部最上层都知晓此事。关于渡河，技术上不存在问题，完全有足以渡河的地点，想必你也知道的。以前我从那里越境过几次，去年也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进入过外蒙，不必担心。’

“的确，熟悉这一带地理情况的外蒙军即使在融雪期也曾往哈拉哈河右岸运送过几次部队，尽管人数不多。只要有意，哈拉哈河确实存在能以部队为单位渡河的地点。既然他们可以渡河，山本这个人当然可以，我们渡河便也不是不可能。

“看情形那是外蒙军构筑的秘密渡河地点，伪装得很巧妙，一眼很难发现。板桥沉在浅滩之间的水下，系有绳索以免被急流冲走。显而易见，如果水势稍缓，运兵车装甲车和坦克即可顺利通过。由于桥在水中，飞机侦察也极难发现。于是我们抓着绳索过河。山本先过，确认没有外蒙军巡逻队之后，我们接着过去。水凉得几乎使脚失去感觉，但不管怎样，我们终于连人带马站到了哈拉哈河左岸。左岸比右岸高得多，右岸横亘的沙漠尽收眼底，这也是诺门坎战役中苏军始终占据优势的一个原因，地势的高度差同大炮的着弹精确度有直接关系。这且不说，总之记得当时觉得河的这边与那边光景竟那样不同。在冰冷冷的河水中浸过的身体，神经久久处于麻痹状态，甚至声音都发不自然。但想到自己不折不扣置身于敌方阵地，老实说，早已紧张得忘了寒冷。

“之后，我们沿河南下。哈拉哈河像蛇一样在我们的左眼下弯弯曲曲流淌不止。走了一会，山本对我们说最好把军章摘下，我们按他说的做了。被敌人捉住时暴露军衔恐怕不合适，这么想着，我把军官穿的长筒靴也脱下换了绑腿。

“渡过哈拉哈河那天傍晚，我们正在做野营准备时，来了一个汉子。是蒙古人。蒙古人的马鞍比一般马鞍高，远远即可看出。浜野军曹发现后端起步枪，山本忙喝令‘不许打’，浜野于是不声不响慢慢放下了步枪。四人定定站在那里，等待那个汉子骑马走近。来人斜背着苏制步枪，腰间别一把毛瑟手枪，满脸胡须，戴一顶有护耳的帽子，衣服虽脏得跟牧民一个样，但其举止马上告诉我们这是个职业军人。

“来人跳下马，对山本说话。估计说的是蒙古语。俄语和汉语我都大致听得懂，而他说的两种都不是，所以我想定是蒙古语无疑。山本对来人同样讲蒙古语，这使我确信山本到底是情报部军官。

“‘间宫少尉，我跟他一道出去。’山本说，‘去多长时间还不知道，你们原地等着别动。我想这就不用交代了——一定得有人坚持放哨。如果我三十六小时后还不返回，就向司令部报告，派一人过河去满军监视所！’我说明白了。山本当即上马，同蒙古人一起向西跑去。

“我们三人做好野营准备，简单吃了晚饭。不能煮饭，不能生火。一眼望去，除了低矮的沙丘，再无任何掩蔽物。弄出烟来转眼就会给敌人捉住。我们在沙丘阴坡低低地支起帐篷，大气不敢出地嚼了饼干，吃了冻肉罐头。太阳落下地平线后，黑暗马上压来，空中数不清的星星闪闪烁烁。狼不知在哪里嚎叫，叫声随着哈拉哈河滔滔的流水声传来。我们躺在沙土上以消除白天的疲劳。

“‘少尉，’浜野军曹对我说，‘情况凶多吉少啊！’

“‘是啊。’我回答。

“那时我同浜野军曹、本田伍长已相当谈得拢了。我是个军历几乎空白的新军官，本应受到浜野这个久经沙场的兵油子的抢白愚弄，可是他和我之间却没发生这样的事。我是在大学受过专门教育的军官，他对我怀有类似敬意的心情；我则不介意军衔，有意尊重他的实战经验和现实判断力。而且他家在山口，我家在同山口相邻的广岛，自然有亲近感，说话投机。他向我讲起这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他虽然不过小学毕业，命中注定的小兵，但对在中国大陆这场无休无止的糟糕战争也怀有自己的疑问，并坦率地道出了这种心情。‘自己是个兵，打仗倒无所谓，’他说，‘为国家死也没关系，这是我的买卖。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打的这场战争，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地道的战争，少尉！这不是有战线、同敌人正面交锋的正正规规的战争。我们前进，敌人不战自退。退却的中国兵脱去军装钻到老百姓堆里，这一来，我们连谁是敌人都分辨不出，所以就口称什么剿匪什么收拾残兵把很多无辜的人杀死，掠夺粮食。战线迅速推进，给养跟不上，我们只有掠夺。没有收容俘虏的地方没有给他们吃的粮食，只好杀死。这是错的。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少尉，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大义，什么都没有，纯粹是互相残杀。遭殃的说到底全是贫苦农民。他们没什么思想，国民党也好张学良也好八路军也好日本军也好，都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就行。我是穷苦渔民的儿子，最懂穷百姓的心情。老百姓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到头来只能糊口，少尉！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个接一个杀死，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对日本有好处。’

“相比之下，本田伍长不愿多谈自己。他总的来说人比较沉默，总是听我们讲而不插嘴。但他的沉默不属于沉闷那一类，只是自己不主动开口罢了。所以，觉得这个人不好捉摸的时候的确也是有的，但并不因此感到不快，莫如说他那沉静之中有一种使人安然放心的东西。或许可以称为从容不迫吧，反正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几乎没有惊慌失措的时候。他老家在旭川，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小印刷厂。年龄比我小两岁，初中毕业后就和哥哥一起给父亲当帮手。兄弟三人没有姐妹，他是老幺。最上边的哥哥两年前在中国战死了。喜欢看书，有一点点自由时间也歪倒在那儿翻看佛教方面的书。

“前边说过，本田虽然没有实战经验，只在国内受过一年训练，但作为士兵却相当出色。每个小队里必然有一两个这样的士兵，他们吃苦耐劳，从不发牢骚，一丝不苟地履行义务。有体力，直觉也好，能够即刻领会上边交代的事情，做起来不出差错。他就是这样一个士兵。还作为骑兵受过训练，四个人中他对马最熟悉，六匹马照料得很好。那可不是一般照料，我们觉得他恐怕对马的情绪都了如指掌。浜野军曹也马上看出本田伍长的能力，不少事都放心托付给他。

“这么着，作为临时拼凑的小组，我觉得我们之间沟通起来相当顺利。由于不是正规分队，也就少了死板板的清规戒律。说起来，很有一种萍水相逢亦是缘的轻松感。所以浜野军曹也得以不受官兵间框框的限制而畅所欲言。

“‘少尉，你怎么看山本那个人？’浜野问我。

“‘大概是特务机关的吧，’我说，‘蒙古话都会说，可算是相当够格的专家，又很了解这一带的详情。’

“‘我也那么看的。一开始以为是讨得军部上层欢心的什么一旗组马贼或大陆浪人，但不是。那类人我很清楚。那帮家伙只会喋喋不休地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动不动就想露一手好枪法什么的。可是山本那个人没那种轻薄的地方，胆子好像很大，有股高级军官味儿。我也是稍微听得一点消息——军部这回大约是想网罗兴安军出身的蒙古人组建一支间谍部队，并为此招了几名专门搞间谍的日本军官。山本说不定和这个有关。’

“本田伍长在稍离开一点的地方拿着步枪放哨。我把勃朗宁手枪放在身旁地上，以便随时抓在手里。浜野军曹解开绑腿揉脚。

“‘这不过是我的猜测，’浜野继续道，‘说不定那个蒙古人是内通日军的反苏派外蒙军官。’

“‘有这个可能。’我说，‘不过在别处尽量别多说，弄不好要掉脑袋的。’

“‘我也没那么傻，在这里才说的。’浜野笑嘻嘻应道，随即神情肃然，‘不过，少尉，如果真是这样，眼下可就不是儿戏，说不定会捅出一场战争。’

“我点了下头。外蒙虽说是独立国家，其实完全是被苏联摁着脖子的卫星国，这点同实权掌握在日军手里的‘满洲国’是半斤八两。只是外蒙内部有反苏秘密活动，这已没什么好隐瞒的。以前反苏派就同‘满洲国’日军里应外合，搞过几次叛乱。叛乱分子的骨干是对苏军的飞扬跋扈心怀不满的外蒙军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地主阶级和数量超过十万之众的喇嘛。这些反苏派能够依靠的外部势力只有驻满洲的日军，而且较之俄国人，他们似乎更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怀有好感。前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大规模叛乱计划暴露后，反苏派在首都乌兰巴托遭到大规模清洗，数以千计的军人和喇嘛以通日反革命的罪名被处死。但即使这样，反苏感情也没消失，而在各个方面潜伏下来伺机反扑。所以，日本情报军官越过哈拉哈河偷偷同外蒙军官联系也就无足为奇了。外蒙军也加强了警戒，派警备队频繁巡逻，将距满蒙边界线十至二十公里地带辟为军事禁区。但毕竟边界地带广阔，没办法布下天罗地网。

“显而易见，即使他们叛乱成功，苏军也将立即介入镇压反革命。而若苏军介入，叛军必然请求日军增援。这样一来，作为关东军就有了进行军事干预的所谓正当理由，因为占领外蒙无异于给苏联西伯利亚战略从侧腹插上一刀。就算国内大本营从中掣肘，野心勃勃的关东军参谋们也不可能这样坐失良机，果真如此，那就不是什么边界纠纷，很可能成为日苏间真正的战争。一旦满蒙边境日苏正式开战，希特勒很可能遥相呼应，进攻波兰和捷克——浜野军曹所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天亮了山本也没返回。站最后一班岗的是我。我借了浜野军曹的步枪，坐在略微高些的沙丘上，一动不动凝望东边的天空。蒙古的黎明实在美丽动人。地平线一瞬间变成一条虚线在黑暗中浮现出来，然后静静向上提升，就好像天上伸出一只巨手，把夜幕一点一点从地面上剥开，十分瑰丽壮观。前面已说过，那是一种远远超越我自身意识的壮观。望着望着，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正这么地慢慢稀释慢慢消失。这里边不包含任何所谓人之活动这类微不足道的名堂。从全然不存在堪称生命之物的太古开始，这里便是如此光景，业已重复了数亿次数十亿次之多。我早已把站岗放哨忘到九霄云外，只顾忘情地对着眼前黎明的天光。

“太阳完全升上地平线后，我点燃一支烟，吸口壶里的水，小便。我想起了日本。想故乡五月初的风景，想花的芳香、河水的琤、天上的云影，想往日的朋友和家人，还想软乎乎的槲叶年糕。我其实不大喜欢甜食，但这时却想槲叶年糕想得要死。要是能在这儿吃上那年糕，我宁可花去半年津贴。想到日本，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彻底抛在了天涯海角。为什么要豁出命来争夺这片只有乱蓬蓬的脏草和臭虫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地，争夺这片几乎谈不上军事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不毛之地呢？我理解不了。如果是为保卫故乡的土地，那我万死不辞，可现在却是要为这片连棵庄稼都不长的荒土地抛弃这仅有一条的性命，实在傻气透顶。”

“山本回来已是第二天天亮时分了。那天早上也是我站最后一班岗。正当我冲着河发怔的时候，听得背后有马嘶声，慌忙回过头去，却一无所见。我朝传来马鸣的方向一动不动地架着步枪，咽口唾液，竟‘咕噜’一下发出很大的声响，大得自己都陡然一惊，钩住扳机的手指不停地发抖。在那以前我还没向任何人开过枪。

“但几秒钟后，摇摇晃晃地从沙丘上出现的，是骑在马上的山本。我仍手钩扳机环顾四周，除山本外没发现其他身影。没见到前来接他的蒙古人，也没见到敌兵，只有又白又大的月亮如不吉祥的巨石悬在东边的天空。看样子他左臂负了伤，臂上缚的手帕给血染红了。我叫醒本田伍长，叫他照料山本骑回的马。马大概跑了很远的路，大口大口喘着气，满身是汗。浜野代我放哨。我取出药品箱给山本治疗臂伤。

“‘子弹穿过去了，血也不再出了。’山本说。的确，子弹恰好利利索索地一穿而过，只在那里剜了一个肉洞。我解下代替绷带的手帕，用酒精给伤口消毒，缠上新绷带。这时间里他眉头都没皱一下，仅上唇上边那里细细地沁出一层汗珠。他用水壶里的水润润嗓子，然后点支烟，十分香甜地把烟吸入肺去，继而掏出勃朗宁手枪插在腰间。又拔出弹舱，单手灵巧地塞入三发子弹。‘间宫少尉，我们马上撤离这里，过哈拉哈河去满军监视所。’

“我们几乎没再开口，便匆匆收拾野营用品，骑马赶往渡河地点。至于到底那里发生了什么，遭到什么人枪击，我一句也没问山本。一来以我的身份不应向他问起，二来纵然我有资格问，他也未必回答。总之当时我脑袋里的念头只是争分夺秒撤离敌方地带，渡河去较为安全的右岸。

“我们只顾在草原上默默驱马前进。依然谁也没有开口，显然大家脑袋里考虑的是同一问题——果真能安全渡河么？仅此而已。倘若外蒙军抢先到达桥头，我们就万事休矣，无论如何也无望获胜。记得我腋下汗出得厉害，一直就没干过。

“‘间宫少尉，以前你遭过枪击吗？’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山本在马上问我。

“我答说没有。

“‘开枪打过谁吗？’

“没有，我重复同样的回答。

“我不知道对这样的回答他作何感想，也不晓得他问的目的究竟何在。

“‘这里有文件必须送交司令部。’说着，他把手放在马鞍袋上。‘万一无法送到，必须坚决处理掉。烧埋都行，千万不可落入敌手，千万千万！这是头等优先事项，你一定要牢记在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明白了。’我说。

“山本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如果情况不妙，首先朝我开枪！毫不犹豫地！’他说，‘自己能开就自己开。但我手臂负伤，情况可能不允许我顺利自绝。那时就要开枪打我，务必打死！’

“我默默点头。”

“日落前到达渡河地点时，情况证明我路上的疑惧不是没有根据的。外蒙军已在那里布置了小股部队。我和山本登上稍高些的沙丘，轮流用望远镜窥望。对方人数并不多，八个，但以边界巡逻队来说装备却相当可观，带轻机枪的一个人，稍高些的地方架一挺重机枪，旁边堆着沙袋。机关枪无疑是用来封锁河面的。看来他们在此安营扎寨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渡往对岸。他们在河边支起帐篷，打桩拴了十多匹马，估计不抓获我们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此外没有渡河地点了么？’我试着问。

“山本眼睛离开望远镜，看着我摇头道：‘有是有，但太远了，从这里骑马要两天整，而我们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就算冒险也只能从这里过。’

“‘就是说夜间偷渡了？’

“‘是的，别无他法。马留在这里。只要干掉哨兵就行，其他人恐怕睡得死死的。一般声响全都被水流声吞没了，不必担心。哨兵我来干。干之前没什么可做，趁现在好好睡觉休整。’

“我们的渡河作战时间定在后半夜三点。本田伍长把马背上的东西全部卸下，把马领去远处放了，剩下的粮食弹药挖深坑埋了。我们身上只带一天用的粮食、枪和少量弹药。万一同火力占绝对优势的外蒙军交火，弹药再多也绝对不可能获胜。接下来我们准备在渡河时间到来前睡上一觉。因为如果渡河成功，往下一段时间很难有睡觉机会，要睡只有现在睡。安排本田伍长放第一班哨，再由浜野军曹换班。

“在帐篷里一倒，山本马上睡了过去。大概此前他基本上没睡过。他把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放在了枕旁。一会儿浜野也睡了。我们都累了。但我由于紧张，久久没能入睡。困得要死，偏偏睡不成。想到杀死外蒙军哨兵以及重机枪朝渡河的我们喷吐火舌的情景，神经愈发兴奋起来。手心汗湿淋淋的，太阳穴一剜一剜地作痛。我已经没了信心，不知自己能否在危急关头做出无愧于军官的行为。我爬出帐篷，走到站岗的本田伍长那里，挨他坐下。

“‘本田，我们有可能死在这里。’我说。

“‘是啊。’本田回答。

“我们沉默片刻。但我对他那声‘是啊’所含有的什么有点不悦。里边带有某种犹疑意味。我不是直觉好的人，但也听得出他有所隐瞒而含糊其辞。我叮问他有什么只管说出，再不说怕没机会了，肚子里有什么说什么好了。

“本田双唇紧闭，手指摸弄了一阵子脚旁的沙地。看得出他内心有什么相持不下。‘少尉，’稍顷他开口道，眼睛紧紧盯住我的脸，‘我们四人当中，您活得最久，将死在日本，要比您自己预想的活得长久得多。’

“这回轮到我紧紧盯住他的脸了。

“‘您大概纳闷我何以知道吧？这我自己也解释不了，只是知道就是。’

“‘那就是所谓灵感什么的？’

“‘或许。但灵感这个说法不符合自己的心情。没有那么神乎其神。刚才也说来着，只是知道，如此罢了。’

“‘你这种倾向，以前就有？’

“‘有。’他声音果断，‘不过自懂事开始，我就一直向别人隐瞒这点，这回讲出来完全是因为处于生死关头，而且是讲给您听。’

“‘那，其他人怎么样？那你也知道吧？’

“他摇头道：‘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作为您恐怕还是不知道为好。您大学毕业，我这样的人向您说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话，未免有些犯上：人的命运这种东西，要在它已经过去之后才能回头看见，而不能抢先跑到前面去看。对此我已差不多习惯了，可您还没有习惯。’

“‘总之我不会死在这里是吧？’

“他抓起脚边一把沙粒，又从指间沙沙拉拉漏下。‘这一点可以断定：在此中国大陆，您不会死。’

“我还想说下去，但本田伍长就此缄口，似已沉入自己的思索或冥想之中。他拿着步枪，目不转睛地瞪视着旷野。我再说什么想来也不会传进他的耳朵。

“我返回沙丘阴面低低拉开的帐篷里，躺在浜野身旁闭上眼睛。这回睡意袭来了。我睡得很沉，就好像有人抓起我的脚把我拖进了大海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