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半月形井口已变成夜幕降临时分的黛蓝。时针指在七点半。晚间七时三十分。这么说，我在此睡了四小时三十分钟。

井底空气凉飕飕的。刚下来时，也许是兴奋的关系，没顾上什么温度，而现在则明显感到四下冷气袭人。我用手心搓着裸露的双臂，心想背囊里若塞进一件可披在T恤外面的衣服就好了。竟全然忘记了井底与地面的温差。

此刻，浓重的黑暗包笼了我，怎么凝眸也什么都看不见，连自己的手脚在哪都搞不清。我把手贴于井壁，摸索着抓到绳梯，拉了拉。绳梯仍好端端固定在地面。黑暗中我动一动手，都好像黑暗也微微随之摇颤。单单是眼睛的错觉也未可知。

无法以自己的眼睛看见自己应该位于此处的身体很有些不可思议。在黑暗中如此静止不动，自己存在于此的事实难免渐渐变得难以令人认同。所以我时不时干咳一声，或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脸。这样，我的耳朵便得以确认自己声音的存在，我的手便得以确认自己面孔的存在，我的面孔便也得以确认自己手的存在。

但无论怎么努力，自己的躯体都犹如水中流沙一般一点点失去了密度和重量。好比我内部正在举行激烈的拔河比赛，我的意识正将我的肉体步步拉入其自身地界。是黑暗将原来的平衡弄得乱七八糟。我不由想道，所谓肉体云云，归根结蒂不过是为了意识而将染色体这种符号适当重新编排而成的暂时性空壳而已。一旦这符号被再次重新编排，我便可能进入与上次截然不同的肉体。加纳克里他曾说她是“意识娼妇”，现在我可以顺利接受这一说法了。我们甚至能够以意识交媾而在现实中射精。的确，黑暗中所有怪事都将成为可能。

我晃晃头，力图把自己的意识重新收回到自己的肉体。

我在黑暗中齐刷刷地合拢十指。拇指对拇指，食指对食指。我以右手五指确认左手五指的存在，复以左手五指确认右手五指的存在，然后缓缓做深呼吸。别再想意识了，想更现实些的好了，想肉体所属的现实世界好了！我是为此而下到这里来的，为了思考现实。我觉得思考现实最好尽可能远离现实，譬如下到井底这类场所。“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本田先生说。我依然背靠井壁，徐徐吸了口带有霉味儿的空气。

我们没举行婚礼，两人经济上不具有那种实力，又不愿意父母帮忙。较之形式上的东西，我们首先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两人单独的生活。星期天早上去区政府周日办事窗口，按铃叫醒仍在睡梦里的值班干部，递交了结婚申请。之后走进平时不大敢进的一家高级法国餐馆，要了瓶葡萄酒，吃了全套西餐，权作婚礼。对我们来说有此即足矣。

结婚时两人几乎没有存款（去世的母亲倒是给留下一点钱，我决定不动用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就连前景也不够明朗。我不具备律师资格，在法律事务所干下去前途没什么保证，她上班的地方是家名字都无人知晓的小出版社。若久美子愿意，大学毕业时凭她父亲的门路不愁找不到理想些的工作，而她不喜欢那样，工作是靠自己力量找的。但我们并无不满，两人只要能活下去就别无他求了。

话又说回来，两个人一切从零构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具有独生子常有的孤独癖，要认真干什么的时候喜欢自己单干。较之向别人一一说明以取得理解，还不如独自闷头做来得痛快，即使费时费事。而久美子呢，自从姐姐去世以后便对家人关闭了心扉，也是差不多单枪匹马生活过来的，天大的事也不找家里任何人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两人可谓物以类聚。

尽管如此，我和久美子还是为“我们的家”这个新天地而相互将身心同化起来，反复训练两人一道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尽量将各自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为“两人的东西”予以接受和共有。自然，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我们莫如说将那些摸索过程中的差错视为新鲜事物而感到津津有味，其间纵使出现暴风骤雨，也能在两人的拥抱当中忘个精光。

婚后第三年久美子怀孕了。因一直小心翼翼注意避孕，所以对我们——至少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大概是哪里疏忽了。想固然想不出，但此外别无解释。问题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具有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久美子刚刚适应出版社工作，可能的话打算长期干下去。毕竟出版社很小，没有所谓产假那种堂皇的制度。若有人想生孩子，只有辞职了事。那样一来，一大段时间里必须靠我一人的工资养家糊口，而这在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噢，这次怕是只有人工流产了吧？”去医院问过检查结果后，久美子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我也觉得此外恐无法可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最稳妥的结论。我们还年轻，完全没有生儿育女的准备。我也罢久美子也罢都需要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打好两人的生活基础，这是当务之急，生孩子的机会以后多的是。

说心里话，我并不希望久美子做流产手术。大学二年级时我曾使一个女孩妊娠过一次，对方是在打工那里认识的比我小一岁的女孩，性格好，说话也合得来。不用说，我们互相怀有好感，但一来算不得恋人关系，二来将来如何也无从谈起，只是两人都很寂寞，不期然地需要别人的拥抱。

怀孕的原因很清楚。同她睡时我次次使用避孕套，但那天不巧忘了准备，就是说没有备用品了。我这么一说，女孩迟疑了两三秒，说：“唔，是么，今天不怕的，或许。”然而一发即中，她怀孕了。

自己是没有使谁“怀孕”的实感，但怎么考虑都只有人工流产一条路。手术费我设法筹措了，一起跟去医院。两人乘上电车，前往她熟人介绍的千叶县一个小镇上的医院。在名都没听说过的那个站下车，沿徐缓的坡路走去。一眼望去，到处鳞次栉比地挤满了商品住宅楼，是近几年为在东京买不起住房的较年轻工薪阶层开发的大规模新兴住宅群。车站本身也崭新崭新，站前尚剩有几片农田。走出检票口，眼前一泓大得见所未见的水塘，街道上触目皆是不动产广告。

医院候诊室果然全是抱着大肚子的孕妇。大半是结婚四五年好歹以分期付款方式在这郊区买得一个小套间，在里面安顿下来准备生孩子的妇女。平日大白天在这种地方转来转去的年轻男人大约只我一个，更何况是妇产科候诊室。孕妇们无不饶有兴味地一闪一闪打量我，很难说是友好的视线，因为在任何人眼里我的年龄都不会大于二年级大学生，明显是误使女友怀孕而陪着前来做流产手术的。

手术结束后，我同女孩一起返回东京。时候尚未黄昏，开往东京的电车空荡荡没几个人。车中我向她道歉，说是自己不慎使她受此委屈。

“没关系的，别那么放在心上。”她说，“至少你这么一起跟来医院，钱你也出了。”

那以后，我和她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没再见面，所以不晓得她后来怎么样了，在哪里干什么。只是手术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在不再见她之后也仍一直感到心神不宁。一回想当时，脑海便浮现出挤满医院候诊室的脸上充满自信的年轻孕妇，屡屡后悔不该使她怀孕。

电车中她为了安慰我——为了安慰我——详细地告诉我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手术。“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时间不长，又不怎么疼。只是脱去衣服，躺在那儿不动就行了。说不好意思也是不好意思，幸好医生是好人，护士也都客气。倒是告诫我以后可一定小心避孕来着。别放在心上！再说我也有责任。不是我说不怕的么，是不？所以嘛，打起精神来！”

然而在坐电车去千叶县那个小镇又坐电车返回的时间里，在某种意义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把她送到家门口，回自己住处一个人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望着望着，我豁然明白了我的变化——我认识到，位于这里的我是“新的我”，而再不会重返原来的场所。位于此处的我已不再纯洁了。那既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负罪感，也不属于自责之念。我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却又无意因此责备自己。那是超越自责与否的“物理性”事实，我必须冷静而理智地与之面对。

得知久美子妊娠时，我脑海中首先浮上来的便是挤满妇产科医院候诊室的年轻孕妇形象。那里荡漾着一股独特的气味儿。到底是何气味儿，我则不得而知。或者并非具体的什么气味儿，而仅仅是气味儿似的什么也有可能。护士叫到名时，那女孩从硬邦邦的塑料面椅子上慢慢立起，径直朝门口走去。起身前她瞥了我一眼，嘴角沁出想说什么而又中途作罢那样一丝浅浅的微笑。

我对久美子说，生小孩是不现实的这点自己当然知道，但难道就没有免做手术的办法么？

“这个我们不知说过多少次了，眼下就生小孩儿，我的工作也就干到头了。为了养活我和孩子，你势必到别的什么地方找工资更高的工作才行。而那样一来，什么生活上的宽裕等等可就完全破灭了，想干的事也统统干不成了。就算我们往下要做什么，成功的可能性也会被现实挤压得微乎其微——这样难道你也无所谓？”

“我觉得好像无所谓。”我回答。

“当真？”

“只要想干，工作我想总还是找得到的。例如舅舅就缺人帮忙，要开新店，但因物色不到可靠的人还没开成。那里工资估计比眼下高得多。同法律工作倒没了关系，可说到底，现在也并不是想干才干的嘛。”

“你经营餐馆？”

“也没什么干不了的吧！再说实在不行，还多少有母亲留下的存款，总不至于饿死。”

久美子默然良久，眼角聚起细细的皱纹沉思。我喜欢她这般表情。“你莫不是想要孩子？”

“说不清楚，”我说，“你怀孕这点我清楚，但没有自己可能当父亲的实感，实际有了孩子后生活上将有怎样的变化我也不清楚。你中意现在这份工作，从你手中夺走工作我也认为似乎不对。有时觉得我们恐怕更需要眼下这样两口人的生活，有时又觉得有了孩子可以使我们的天地变得更广阔。至于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不清楚，只是单纯在心情上不希望你做流产手术。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既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也没有一鸣惊人的妙计，只是心里那么觉得罢了。”

久美子想了一会儿，不时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肚子。“哎，怎么会怀孕呢？你可有什么预感？”

我摇头道：“在避孕上我始终很注意，就怕出事后这个那个烦恼个没完。所以我没有过预感，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没以为我跟别人乱来？没想过那样的可能性？”

“没有。”

“为什么？”

“很难说我这人直觉怎么好，不过这点事还是知道的。”

那时久美子和我坐在厨房餐桌旁喝葡萄酒。夜深了，万籁俱寂。久美子眯细眼睛，望着杯中约剩一口的红葡萄酒。平时她几乎不喝酒，但睡不着时往往喝上一杯，只一杯便能保证入睡。我也陪着喝。没有葡萄酒杯那么乖巧的玩意儿，用附近小酒店送的小啤酒杯来代替。

“和谁睡觉来着？”我蓦地警觉起来，试探道。

久美子笑着摇几下头：“何至于。怎么会做那种事呢？我只是纯粹作为可能性问题提一下罢了。”随后，她神情严肃起来，臂肘拄在桌面上：“不过，说老实话，有时候我有很多事情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什么是实际发生的什么不是实际发生的？……有时候。”

“那么，现在是那有时候喽？”

“……算是吧。你没有这样的时候？”

我思索一下，说：“一下子想不出很具体的。”

“怎么说呢，我认为是现实的同真正的现实之间存在着误差。有时我觉得自己身上什么地方似乎潜伏着一点什么，就好像一个小偷溜进家来直接躲在了壁橱里，而又时不时跑出来扰乱我本身的各种顺序和思路什么的，如同磁场弄得仪器失灵。”

“一点什么？小偷？”我问，旋即笑道，“你说得太笼统了啊！”

“是笼统了，实际上。”久美子说着，喝干杯里剩的葡萄酒。

我注视了一会久美子的脸。“那，你莫不是认为自己这次怀孕同那一点什么之间有连带关系？”

久美子摇摇头，说：“不是说有没有关系，而是说我有时候搞不清事物的顺序。我想说的只是这一点。”

久美子话语中开始渐渐带有焦躁。时针已过一点，是收场的时候了。我伸出手，隔桌握住她的手。

“我说，这件事让我拿主意可好？”久美子对我说，“当然这是两人间的重大问题，我也完全知道。但这次还是希望让我来决定。我没有办法明确表达自己所想的和感觉到的，我也觉得很抱歉的……”

“总的说来是你有决定权，我尊重你这项权利。”

“大概下个月内就必须正式决定怎么办了，我想。这段时间两人一直在谈论这个，你的心情我大体理解了，所以往下让我来考虑，暂时就别再提这个了。”

久美子做流产手术时我在北海道。原本我这种当下手的很少被派去出差，但当时人手奇缺，便安排我去了。由我把文件装进公文包带去，简单交代一下，再把对方的文件带回。文件至关重要，不能邮寄或托付他人。札幌至东京的班机甚是紧张，只好在札幌的商务旅店住一晚。久美子便在此时间里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夜间十点多给我住的旅店打来电话，告诉我下午做了手术。

“先斩后奏，是我不对。不过一来安排得较为突然，二来我想你不在时由我独自决定处理或许双方都好受些。”

“不必介意，”我说，“既然你认为那样合适，那就是合适。”

“还有话想说，现在说不出来。我想我是有话必须向你说的……”

“等回东京慢慢说吧。”

放下电话，我穿上大衣走出旅店房间，在札幌街头信步踱去。时值三月初，路旁高高堆着积雪，寒气砭人肌肤，行人呼出的气白白地泛起又消失了。人们裹着厚墩墩的大衣，戴着手套，围巾一直缠到嘴巴，十分小心地在冰冻的路面上行走。轮胎带有防滑链的出租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往来驶过。当身上冷得受不住时，我走进闪入眼帘的一家酒吧，干喝了几杯威士忌，尔后继续上街行走。

走了相当一些时间。时而有雪花飘零，小小的轻轻的，仿佛如烟的记忆。我走进的第二家酒吧位于地下，里边比门口给人的印象宽敞得多。酒柜旁边有个不大的舞台，一个戴眼镜的瘦男人在台上弹着吉他唱歌。歌手跷着二郎腿坐在铁椅上，脚下放着吉他盒。

我在吧台前坐下，边喝酒边半听不听地听他唱歌。间歇时歌手介绍说这些歌曲均由他自己作词作曲。他二十五六岁，一张平庸的脸上架着褐色塑料边眼镜，蓝牛仔裤，系带长筒皮靴，法兰绒花格便衫，衫襟露在裤外。很难说是什么歌，若在过去，大约近似所谓“日本土造西餐叉”。单调的和音，单一的旋律，不咸不淡的歌词，不是我喜欢听的那类。

若是平时，我怕不至于听这样的歌，喝罢一杯便会付款转身离去。但这天夜晚我简直冷彻骨髓，在彻底暖和过来之前，无论如何我不想出门。我喝干一杯纯威士忌，马上又要一杯。好半天我都没脱大衣，也没解围脖。侍者问我是否要下酒物，我点了奶酪，吃了一小片。我想思考点什么，但头脑运转不灵，就连应思考什么都把握不住。身体仿佛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音乐在里边发出空洞洞干巴巴的回声。

男子唱罢数曲，顾客噼里啪啦地拍手。拍得既不怎么热情，又不尽是应付。酒吧里不是很挤，顾客我想一共也就是十五人。那歌手从椅子上立起致意，说了一句类似玩笑的话，几个客人笑了。我叫来侍者要了第三杯威士忌，然后解下围脖，脱掉大衣。

“我的歌今晚到此结束。”歌手说。停顿一下后，他转身环视一圈，说：“不过，诸位里边可能有哪位认为我的歌枯燥无味，下面我就为这样的客人表演个小节目助兴。平日我是不搞的，今天算是特别表演。所以，今天能够在此观看的诸位可说是大有眼福。”

歌手将吉他轻轻放在脚边，从吉他盒里拿出一支蜡烛，蜡烛很白很粗。他用火柴点燃，往碟上滴几滴烛液立定，随后以俨然希腊哲学家的架势擎起碟子。“把灯光调暗些好么？”他说。于是一个酒吧里的人把房间照明调暗。“最好再暗一点儿。”于是房间变得更暗，可以真切看到他擎起的烛火。我一边把威士忌杯拢在手心里取暖，一边望着他和他手里的蜡烛。

“诸位知道，人生途中我们将体验多种多样的痛苦，”男子以沉静而洪亮的声音道，“有肉体痛苦，有心灵痛苦。以前我也经受了各种形式的痛苦，想必诸位也不例外。然而痛苦的实际滋味在大多情况下是极难用语言告诉别人的。有人说人只知晓自身的痛苦，难道果真如此吗？我不这样认为。举例来说，假如眼前出现某人深感痛苦的情状，我们也是可以感同身受的。这就是共感力，明白吧？”他止住话，再次转身环视一圈。“人之所以歌唱，就是因为想拥有共感力，想脱离自身狭窄的硬壳，而同更多的人拥有痛苦和欢乐。但事情当然不那么简单。所以我想在此做一个实验请诸位体会简单的物理共感。”

究竟要发生什么呢？众人屏息注视舞台。沉默当中，那男子像引而不发或像集中精神力似的一动不动凝视虚空。继之，将手心默默放在蜡烛火苗上，并一点又一点地向火苗逼近。一个客人发出既非呻吟又非叹息的声音。须臾，可以看到火苗在烧灼他的手心，甚至听得见“嗞嗞嗞”的声音。女客发出低促的惊叫。其他顾客僵挺挺地看着这光景。那男子急剧地扭歪了脸，耐受着痛苦。这到底算什么呢？！我心想，何必干这种毫无意义可言的愚蠢勾当呢？我感到口中沙沙拉拉干渴得不行。持续五六秒后，他将手慢慢从火苗上移开，把立有蜡烛的碟子放在地板上，之后将右手心和左手心贴也似的合在一起。

“诸位看到了，火烧人体是不折不扣的痛苦，”男子说，声音同刚才毫无二致，沉静、清冽而有张力，脸上完全没了痛苦痕迹，甚至浮起了隐约的微笑。“而诸位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了相应的痛苦。这就是共感力。”

他缓缓松开合在一起的双手，从中取出一块薄些的红手帕，抖给大家看，然后大大地张开双手对着顾客席。手心全然不见火灼痕迹。一瞬的沉默。旋即人们吁口长气似的热情鼓掌。灯光复明，人们从紧张中解放出来，开始唧唧喳喳交头接耳。歌手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将吉他收入盒中，走下舞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付款时我问酒吧一个女孩，问那歌手是不是常在这里唱歌，除了唱歌是否不时表演那把戏。

“不大清楚。”女孩回答，“据我知道的，那人在这里唱歌今天是头一回，名字都第一次听说。至于唱歌外还表演什么绝招奇术，根本就没听说过。不过真是厉害！里边到底有什么名堂呢？有那两下子，上电视怕都不成问题。”

“是啊，活像真在烧似的。”我说。

走回旅店，我倒在床上，睡意像正等着我一样涌来。即将睡过去的刹那间我想起久美子，但觉得久美子离我很远很远，而我又什么都思索不成。蓦地，烧手心的男子浮上脑际。活像真在烧似的，我想。随即坠入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