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赐福山——那个被我妈妈称为“庵子里”的地方，我只有七岁。妈妈带着姐姐、我和弟弟坐在运送毛竹的卡车车厢里，绿色油布搭成车篷，看不到天空，但车厢尾部是敞开的，顺着戳出去的毛竹，可以看见道路和两边的青山疾速朝后退去，无止无休。

路上的弯道相当多，一会儿一个急弯，我们被甩来甩去，在毛竹上东倒西歪，爆发出一阵阵惊呼与笑声。我们乐此不疲地数着究竟有多少个弯道，困了就在毛竹上睡一会儿，就这样被免费运到了湖南。

能够不花钱，这比什么都重要。该怎么描述我们那时的穷困呢？一天晚上，妈妈决定带我们去看电影，可是左算右算，怎么着都差两角钱。妈妈发动我们爬进床底下，搬开衣柜、碗柜，搜寻枕头下面、抽屉角落各处，期望会有不经意落下的两角钱。噢，没有，没有。最后，妈妈向邻居借了两角钱，我们高高兴兴去看了电影。

回想起来，妈妈那时大概三十多岁。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她已经一遍遍同我们说起：“等你们长大了，要读大学。”在那个小县城，连老师都不大知道大学这回事呢。

这本书是我妈妈写的，她就是文中的之骅。写好后我帮她录入电脑，起初在天涯社区连载，算起来那竟然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如她自序中所言，这是一部在厨房里完成的书稿。说来奇怪，我每次写点什么都非常困难，好像无时不在写作瓶颈中。但妈妈写起东西来就像拧开自来水龙头，随开随有，文字顺畅地从笔端流出。我想，那是艰辛生活给予她的馈赠。

书中的秋园是我外婆。外婆讲话柔软、缓慢，清爽文雅的外形也区别于大多数乡下婆婆。她早已认湖南是故乡，认庵子里是终老之地，可是到老她仍像一棵异地移栽的植物，带着水土不服的痕迹。

现在还留存在我脑海里的画面，是外婆穿着浅灰色立领偏襟棉布褂子，一手举起蒲扇放在额前略挡太阳，那双裹了又放开的脚咚咚咚走在乡村土路上，带着我们去走人家。每到一户人家，我们就饮上一杯豆子芝麻茶，豆子芝麻炒过后喷香，茶里还会加一点点盐。

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我三十多岁，已是一个女孩的母亲。外婆已八十八岁高龄，她依然清瘦文雅、头脑清晰，但活力明显减退，话变得很少，安安静静的。

庵子里就跟小说中描写的一样，并排三间平房，门前有个大晒坪，右侧是个小橘园，左侧挺立着一株高大的香樟树。

一行人离去时，外婆送我们到晒坪。那是五月，门口两棵树正繁花满枝，花朵粉白，花瓣繁复。

“好漂亮啊，这是什么花？”

“这是芙蓉。”一直安安静静的外婆显然很高兴回答我这个问题，她牵过我的手，指着不远处的山崖，语气中满满的遗憾，“如果你们早来半个月就好了，四月那崖上都是杜鹃花，好看得很。”

八十八岁，依然为我没看到山崖上的杜鹃感到惋惜。

“外公那个斯文劲啊、那个爱干净啊，我们出门，他都要拿把衣刷子追出来，从上到下把你刷个遍……”这是妈妈反复跟我们讲的细节。每当她讲起外公，我就觉得她变了——从一个操劳的、疲倦的妈妈变成了一个满怀崇拜与依恋的小女孩。

关于从未谋面的外公，我知道他爱干净，性情柔和，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一生没有做过恶事，写一手好字，不擅农事，是个书呆子，心地尤其良善……我没能见到他，因为他一九六〇年就死于饥饿，去世前后全身肿得亮晶晶的，肚子大得裤子都系不上，用书里的话说就是，像个“阔佬”。

然而，关于外公的印象毕竟是轻浅的，隔着死亡这一距离，我们安全地听着他的故事，多少像对待一个局外人。

后来，年近古稀的妈妈开始动笔写她的自传体小说。阅读小说时，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拉进一个家庭残缺不全的历史中，那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家在时代大浪中载沉载浮、挣扎求生的过程。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家是靠一位裹过脚的母亲和她不幸而早慧的女儿撑持起来的。

贫穷、饥饿、歧视、无望每天都在侵蚀着这个家庭，乡村在此时显现出残忍与恶意。之骅意识到这种生活的绝望，选择逃离乡村。依靠动物觅食般的本能，她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城，求学、落户、嫁人，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但生活的基调并未改变，她穷尽半生所追求的，依然仅仅是能够活下去。

外婆去世时，我去湖南参加了葬礼，陪伴妈妈把外婆生前喜爱的衣服一件一件放入棺木。在一件衣服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年份和地点——外婆记下的最简略的生平，最后两行是：

一生尝尽酸甜苦辣

终落得如此下场

她用这两句来形容自己的一生。我想起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里，艾迪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活着的理由，就是为了过那种不死不活的漫长日子做准备。”

我见过非洲大草原上的牛羚横渡马拉河的情景。对牛羚来说，它们的命运就是渡过马拉河，河水会让它们一再跌倒，只要意志力稍微退却，可能连求生的意念都会放弃。

外婆、妈妈这些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命运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力，仿佛随时会被揉碎。然而，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柔韧，她们永远不会被彻底毁掉。当之骅——我的妈妈——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