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闪电照亮了夜空，照亮了几个脏兮兮的阳台和楼宇之间的隔墙。雨还没开始下。对面阳台的落地窗开了，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出来收衣服。这一切发生时，我正坐在餐桌边，坐在我丈夫对面。我们已经沉默不语了很长时间。他用双手捂着一杯已经冷掉的茶，红通通的双眼依然坚定地看着我。他在等我说出我该说的话。但是，我觉得他知道我要说什么，正因如此，我反而说不出口了。他的毛毯扔在扶手椅下，茶几上放着两个空杯子、一个塞满烟蒂的烟灰缸和几块用过的手绢。我必须说出来，我心想，这是我应受的惩罚。我整理了一下用来包住湿头发的浴巾，又重新系好浴袍上的绳结。我必须说出来。我又对自己说。但这对我而言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这时，不知怎的，我的身体开始行动了。事情是一点点发生的，我还没能搞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就开始了：我将椅子向后一推，站起身来。接着，我往边上走了两步，远离了他。我必须说点儿什么，我想。与此同时，我的身体又前进了两步，我靠在碗柜上，双手扒拉着碗柜的木板以维持平衡。我看了看出去的门，但我知道他还在看我，所以，我只好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看门的方向。我深吸一口气，将注意力集中起来。我又朝前跨了一步。他什么也没说，于是我鼓起勇气又跨出一步。我的平底鞋就在这附近。我仍然抓着碗柜的木板，同时伸出双脚，把鞋朝自己身边拨，然后穿上了鞋。我的动作十分缓慢，从容不迫。随后我松开手，又向前踏了一步，踩到地毯上。我屏住呼吸，大跨三步穿过起居室，走出家门，关上了门。昏暗的走廊中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声。我把耳朵贴到门上听了一会儿，想听听屋里的动静，比如他推开椅子站起身来，或者朝门边走来的声音，但屋子里一片死寂。我没带钥匙，我心想，但我不确定是否应该为此担心。除了浴袍，我什么也没穿。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意识到了所有的问题，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刻这种异常的警觉状态反而令我舒了一口气。走廊里的日光灯闪了几下，随后整条走廊被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绿光中。我走向电梯，按下按钮。电梯立刻到了。门开了，一个男人探头朝外张望，一只手还停留在电梯按钮上。他热情地做了个手势，请我进去。电梯门关上时，我闻到一股薰衣草的香味，他们可能刚刚清洁过电梯。在离我们头顶很近的地方，电梯顶灯发出温暖的光芒，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

“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小姐？”

他严肃的声音令我感到迷惑，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问题，还是一句责备。这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身高只到我的肩膀，但他的年纪比我大。他可能是大楼的物业工作人员，或者是来做些专业修理工作的维修工，但我认识这栋楼的两个管理员，而这人我却是第一次见。他几乎没有头发，身上穿着一条很旧的工装裤，里面是一件熨过的干净衬衫，这让他看起来很清爽，或者说很有专业人士的样子。他摇了摇头，可能是在否定自己。

“我妻子要杀我。”他说。

我没有问他什么，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很高兴下楼时有他做伴，但我不想听他倾诉。我沉重的双臂无拘无束地垂在身体两侧，我忽然意识到，我现在很放松，从公寓里走出来的感觉真好。

“我不想告诉您。”那男人说着，又一次摇了摇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又笑了一下，生怕他以为我这句话有什么恶意。

“我不会告诉您的。”

我们在门厅点头告别。

“祝您好运。”他说。

“谢谢。”

那男人走向了停车场，而我则朝出口的方向走去。天色已晚，但我不清楚到底几点了。我走向街角，想看看科里恩特斯大街上还有多少人和车，几乎万籁俱寂。我靠在信号灯柱上，取下了包在头上的浴巾，把它搭在胳膊上，又把头发向后拨了拨。这周的天气又湿又热，但这会儿从查卡丽塔街吹来了一阵凉风，还带来一股香气。我朝那儿走去。这时，我想到了我妹妹，想到了我妹妹做的那些事，我想找个人一吐为快。会有人对我妹妹做的事感兴趣的，我很想把那些事告诉他们，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我隐隐盼望的事。可能是因为在听到喇叭声的一秒之前我刚好在想他，那个电梯里遇到的男人，因此看到他开车靠近，看到他的笑容，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愉快。我想：也许可以跟他讲讲我妹妹的事儿。

“需要我送您一程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说，“但夜色那么美，钻进车里错过一个美好的晚上，那也太可惜了。”

他点点头，我的说法似乎让他改变了原先的计划。他停下车，朝我走来。

“我要回家，我妻子要杀我，我得回家听凭她处置。”他说。

我点点头。

“这只是个玩笑。”他又说。

“当然，当然。”我说着笑了起来。

他也笑了笑。我很喜欢他的笑容。这时他说：

“但我们可以把车窗摇下来。把所有的车窗都摇下来，然后慢慢地开车欣赏夜景。”

“开得这么慢，不会影响到别人吗？”

他前前后后地打量着眼前的街道。他的后颈上有一些细细的汗毛，看起来几乎是发红的。

“不会的，街上几乎没有人。我们可以开得很慢，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好吧。”我说。

我转过身，坐进车里的副驾驶座。他摇下所有车窗，还打开了车顶的天窗。他的车很旧，但很舒适，散发着薰衣草的香气。

“您妻子为什么要杀您？”我问。为了讲我妹妹的事儿，首先，我得让别人说说他们的故事。

他发动了汽车，有那么一会儿，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离合器和油门上，汽车开始缓缓地行驶，直到他找到自己满意的行驶节奏，他才重新看向我。我点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们说好了，我八点去接她，然后和她共进晚餐。但是大楼的天花板出了点问题……这事就那么严重吗？”

风吹拂着我的后颈，穿过我的臂膀，不冷也不热。完美，我心想，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

“您是新来的大楼管理员吗？”

“唔，该怎么定义‘新’呢……我已经在这栋楼工作了六个月了，小姐。”

“您也负责修理屋顶吗？”

“其实，我是个管道工[Escapista，除了管道工，还有逃避现实者的意思。]。”

我们紧贴着人行道的边沿，慢悠悠地行驶着，我们前面有一位女士，手里提着空空的超市购物袋，她快步走着，不时狐疑地打量我们一眼。

“管道工？”

“我修理汽车的排气管。”

“您确定这是管道工该做的工作？”

“很确定。”

人行道上的女人恼怒地看了我们一眼，她有意放慢了脚步，逼得我们开到了她跟前。

“问题是，现在去吃饭已经太晚了，她已经等了我好几个钟头，而且这个时候，饭店应该都关门了。”

“您没有打电话通知她，您会迟一点到吗？”

他摇摇头，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您不想给她打电话吗？”

“不想。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

“可是，那就没有多少您现在能做的事儿了。您只能回家看看她的情况再做决定。”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看着前方。夜深人静，我却一点都不困。

“我要去我妹妹家。”

“我还以为您妹妹和您住在同一栋楼里。”

“她在这栋楼里工作。她的工作室就在我们家楼上两层。但她住在别的地方。您认识她？您知道我妹妹是做什么的？”

“抱歉，您介意我停会儿车吗？我很想抽根烟。”

他把车停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关掉发动机走下了车。到目前为止，一切进行得多么顺利啊，我对自己说，我现在感觉可真好！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正从我手中流逝。是什么呢？我问自己。我需要知道这一切是怎么运作的，这样才能留住它，控制它，让我在需要的时候重新进入此刻这个状态。

“小姐！”

管道工在杂货店门口对我打了个手势，招呼我过去。我把浴巾留在后座上，下了车。

“我们没有零钱了。我们俩都没有。”他说着，指了指杂货店老板。

我在浴袍口袋里摸索，他们等待着。

“您还好吗？”杂货店老板问。

我还在埋头寻找，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是在问我。

“您的头发都是湿的。像这样，”他吃惊地指了指我，“像是刚洗完澡。”他又看了一眼我穿的浴袍，但没说什么，“要是您觉得没问题，我们就继续找钱。”

“我很好，”我说，“不过我也没有零钱。”

杂货店老板满脸疑虑地点了点头，随后他弯下身子，在柜台后翻找着。我们听着他自言自语，说在某个角落，在某些箱子里总会有一些零钱的。管道工看了看我的头发。他皱起眉头，有那么一会儿，我担心此刻的这种理想状态会不可避免地被打破。

“要知道，”杂货店老板又一次探出头来，“我这儿有个吹风机。如果您需要……”

我紧张地看着管道工，不知道他会如何回应。我不想吹干头发，但我也不想拒绝任何人的好意。

“我们正在吹呢，”管道工说着，指指他的车，“看到没？我们把所有车窗都摇下来了，挂一挡，慢慢地开。现在那么热，用不了一会儿，她的头发就干得透透的了。”

杂货店老板看了看那辆车。他手里有几个硬币。他攥紧拳头又摊开，重复了好几次后，才重新看向我们，把零钱找给管道工。

“谢谢。”出门时，我说。

看起来，因为我的态度，杂货店老板对我们将信将疑，尽管他正向冰箱走去，但仍时不时回头看我们。我们出了门，管道工递给我一支烟，我对他说已经戒了，靠在车旁等着他。他点燃一支烟，抽了一口，朝上吐着烟圈，就像我妹妹常做的那样。我想，这可是个好兆头，说明一切又回到了正轨，我们能够捡起刚才在杂货店被打断的话头，重新开始。

“我们该买点儿什么，”我突然开口说，“给您妻子。买点儿她喜欢的东西，这样您就能证明不是故意要迟到的了。”

“故意？”

“买点儿花，或者甜点。您看，那边街角就有一家店。我们走过去吧？”

他点点头，锁上车门。车窗仍然开着，维持着我们刚开始兜风的样子。这很好，我对自己说。我们朝着街角走去。头几步我们走得很乱。他沿人行道的边缘走着，走得乱七八糟的，双腿互相绊了好几次，连他自己都对自己的笨拙感到惊奇。他还没找到合适的步子，我对自己说，需要保持耐心。我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免得他不自在。我看了看天空，看了看红绿灯，我转过身，看看我们现在离他的车有多远。我向他走了几步，好维持一个能够交流的距离。我放慢了脚步，想看看这样会不会有帮助，但我们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了，他走到了我前面，只好停下来等我。他有些懊恼地转过身来等着我。等到我们再次并排前进的时候，我们的脚步短暂地维持了一致，但节奏很快又乱了。于是我停下了脚步。

“这样不行。”我说。

他又走了几步，不知所措地绕着我兜着圈子，看着我们的脚。

“我们回去吧，”他说，“我们可以继续开车走。”

一列地铁从我们脚下经过，街道都摇晃起来，一阵热风从地面上的出风口朝我们吹来。我摇了摇头。在我们身后，杂货店老板探出头来看着我们。我们已经偏离正确的方向了，我心想，一切原本是那样的顺利。他忧郁地笑了笑。我缩了缩身子，觉得双手和脖子都僵了。

“这不是游戏。”我说。

“您说什么？”

“这很严肃。”

他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他说：

“抱歉，但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们失去它了，我想，它消失了。他看着我，眼中隐约闪烁着光芒。有那么一刻，我和管道工四目相对，看起来他似乎明白了。

“您想和我说说您妹妹的事儿吗？”

我摇摇头。

“需要我送您回家吗？”

“有八个街区的路，我还是自己回去吧。您可以打个电话给您妻子，这会儿您可能愿意打给她了。”我摘下几朵花，是三朵从一栋大楼的铁栅栏里爬出来的花，它们向上爬着，爬了好几米。“拿着。您一到家，就把花送给她。”

他拿着那几朵花，目光依然没从我身上移开。

“祝您好运。”我想起了他在电梯里说的话，便对他说。然后我转身离开了。

经过他的车时，我从后窗取出了我的浴巾。我穿过马路，朝家的方向走去。等待红绿灯时，我像服务员一样把浴巾搭在手臂上。我盯着自己的双脚，自己的鞋，专注于自己走路的节奏。我深深地吸气，长长地吐气，感受着自己呼吸的声音和强度。这是我走路的方式。我想。这是我的家。这是大门的钥匙。这是电梯的按钮，能送我去我住的楼层。电梯门关上了。再次打开时，走廊里的日光灯又一下亮起来。我站在家门口，重新用浴巾把头发裹上。门没有锁。我慢慢地推开门。家里的一切，起居室和厨房的一切，依然如故，令人毛骨悚然。毛毯还在扶手椅下，茶杯还在茶几上，烟灰缸里的烟蒂也还在那儿。还有家具。所有家具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里面的东西也都在，和我记忆里的分毫不差。他还坐在桌边，等待着。现在，他把埋在交叉的双臂中的头抬了起来，看着我。我出去了一会儿，我心想。我知道现在该轮到我说话了，但是，如果他问我，这就是我能给他的所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