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的春天，大学生运动会的选拔赛正在筹备中。室友们都鼓励老王参加拳击。

老王摇头，说没有兴趣。但我们说得多了，他改了口，答应考虑考虑。

过了几天，他从箱底翻出一双旧的红色拳击手套，挂在蚊帐钩上，很让人惊骇，仿佛挂了一双血肿的大手。

他比从前提前了半小时起床，摘下拳击手套，拉门而去。

老鲁忍不住，跟踪了一个早晨，回来告诉我们，老王在文史楼后边的杏子林中，时而蹦跳，时而飞快地滑动步子，猛一拳打在树干上！比打副队长还狠十倍，真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啊。老鲁又没忍住，热烈鼓掌。老王就把食指在嘴上一竖，嘱他：“不足为外人道也。”老鲁点头如捣蒜，一回寝室就啥都跟我们说了。

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在家跟父母吃了晚饭，坐公交车返校。

我家在明蜀藩王府故址北边的后子门，是一座机关的家属院。百来户人家，每家做父亲的，早上穿了中山装，提个人造革黑包包，捏个果酱瓶做的茶杯，去隔壁机关里上班。傍晚，再提着包包和茶杯走回来，包里多了份《参考消息》，白天没看够，晚饭后再看。顾家的男人，顺路还买把打折的菠菜、莴笋，提在手上，一甩一甩，脸上有舒展的笑。我父亲是他们中的一个，不过，他不买菜。他左手有时会提一把黑伞，手表则一直戴在右腕，走路时略微走神，可能在思考午休时没下完的残棋。我们一家都吃食堂，父亲吃机关食堂，我吃学校食堂，母亲在物资公司做会计，吃公司食堂，比我小9岁的两个双胞胎弟弟在公司隔壁念小学，跟着她一起吃。

我高二时，父亲调到金沙江畔、紧靠云南的渡口市工作，说是干部轮换，为期两年，结果现在也没有回来。

全家人难得聚拢了吃顿饭。吃饭，也是安静的，多是咀嚼声、碗筷的碰撞声。我童年被寄养在别处，与家人少有合适的话说。两个弟弟长得并不像，近似南瓜和丝瓜的区别，但都爱唱、爱跳、爱打架，属于手不停、脚不住的捣蛋鬼。不过，有我在，他俩都难得吭一声，只偷偷翻眼皮瞟下我。对他俩，我没打过、没骂过，感觉很无趣。父亲调走后，母亲星期天就带弟弟们回外婆家吃饭。外婆儿孙成堆，开饭要摆两桌，闹热得很。而我怕闹热，能不去就不去。家也难得回一趟，寒暑假除了做田野调查，多半时间也住校，吃食堂，读闲书。

这一次，是父亲回成都出差，我回家吃了顿团圆饭。父亲别无多话，送了我两个渡口的大石榴，送了俩弟弟一人一本《鲁滨孙漂流记》、少儿版《西游记》。他俩似乎都想跟我换，但没敢说。

我在九眼桥下了公交车，天已飘雨，幸喜不大，就顶了雨疾走回寝室。

学校今晚停电，寝室空空的，又黑又冷，室友不晓得跑哪儿耍去了。我放了石榴，摸到半根蜡烛点燃，泡了杯茉莉花茶，就着一点烛光，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读到“‘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潘逍遥诗也”，门嘎吱一响。我没理会，继续把那段文字念了两遍，心静了下来。继而听到了呼吸声和窗外的雨声，一抬头，老王站在桌前，定定地看我。

他身上有酒气，眼睛在蜡烛的弱光里，一片茫然。这是从未有过的。

“老王？”

“老七。”他指了指自己的脸。

我看不清，举起蜡烛凑近去，他左边颧骨上一大块瘀青。“打架了？”

“被打了。”

“好狠……拳头？铁棍子？”

“是脚。”

“脚？”

“光脚板。”

“输赢如何？”

“哪有输赢，我挨了一脚，躺了十分钟才爬起来。”

“他是谁？就是你说的可以教我的人？”

“是他。”

“做什么的？”

“人民公园鹤鸣茶社的幺师。”

“一个掺茶的，咋这么厉害啊？”

“年轻时候，做过四川军阀杨森的保镖。”

“我要去拜他为师。他姓程是不是？”

“他要收徒，我早就拜了。死了心，打你的国球吧。”

老王看见石榴，也不问来历，掰开了，大把抠了丢进嘴里去，用力地咀嚼。石榴是渡口特产，暴热、干旱的河谷天气，使之壮若牛头，且甘甜多汁。老王吃了几口，又抓一把放在烛光下看看，石榴米像半透明的红宝石，晶晶闪耀，也冷冽，又赤热。他叹了口气，默然爬上上铺，平躺了下来。

“他为啥要打你呢？”

“是我恳求他打的，如果我能挡得住三下，就去参加拳击赛。结果，他一脚就把我踢醒了。”说罢，老王放下了蚊帐。

我忽然想起啥，赶紧追问一句：“他操的武术还是西洋拳啊？”

老王没吭声，睡了。